陈胜前：中国文化基因起源何处？

【编者按】在追溯中国文化渊源的时候，一般都止步于孔孟时期。而随着史前考古的发展，这种追溯有了神话传说之外更切实的途径，因为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就在那里，遗存所反映的中国文明发展过程就在那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陈胜前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不是某一点的突破，而是一个体系的建立，其根源是以农业起源为基础的文化格局。中国与西亚的农业起源都始于一万多年前，两地都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后形成了文明，以西亚农业为基础的文明，还包括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印度河文明在内，都发展中断，而中国文明绵延不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有两大农业起源中心，有更加巨大的缓冲空间，农业结构稳定。上万年的农业生活给中国人留下了勤劳的美德，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给中国人留下了文化包容的优点，这些文化基因代代传承，融入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

在新著《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中，陈胜前进一步呈现了他对中国文化基因的探索与思考。首先溯源文化的演化过程，确立文化的三重结构；然后溯源中国文化形成的经济基础，分析中国文明形成的格局；最后深入到文化基因的层面，探索中国文化的渊源，结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探讨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问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对陈胜前教授进行了专访，谈及他的学术经历、中国的古国时代、中国的文化基因等问题。以下为访谈正文。

《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

澎湃新闻：请您谈谈求学经历，您是如何选择考古专业的？

陈胜前：我小时候对历史、地理比较感兴趣，特别爱看地图，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常常在谷歌地球上看地图，去全世界“溜达”。中学时代，我对考古的了解很少，看的只有《中华文物大观》《世界文化之谜》《历史大观园》之类的课外书刊。印象比较深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那时候它刚刚面世，我在县里的新华书店看到这本书。

我1989年参加高考，本来想报历史专业。那时候的招生简章就一页纸，我看见上面用钢笔字写着“考古2”，就问老师这是啥意思，老师说这是昨天新加的专业，我说我就报这个。他当时的反应似乎是觉得我“朽木不可雕也”，因为我考了学校的第二名，他希望我报法律、经济这一类，结果我选了这么一个冷僻的专业。

可能因为是学了比较感兴趣的专业，我学得还可以。1993年，我考到北京大学读硕士。在读硕士的时候，我考了GRE。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英文水平是不行的，新东方在短时间内把我们培训出来。刚开始做题的时候，只能考1200分，但几个月时间里就把分数提高到2000多分。那时候俞敏洪经常在中关村礼堂上课，几百人在一块儿，清华、北大、人大学生最多，学院路“八大学院”的学生也来了不少。现在想想，挺感谢新东方学校的，也感谢时代，给我们提供了留学机会。

澎湃新闻：您为何选择旧石器考古方向？在美国留学有哪些经历？

陈胜前：硕士方向之所以跟随北大的吕遵谔先生学旧石器考古，是觉得旧石器考古跟国际的接轨度更高一些，它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我始终有一个科学梦。1996年，我硕士毕业，去自然博物馆工作了两年，然后就申请去了美国。

我的运气不错，申请到温道夫（Fred Wendorf）门下。温道夫主要研究埃及史前考古，1984年时就是美国考古学会的会长，1986年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对学生很好，有君子之风，严肃、温暖。古今中外修养比较好的人，气质似乎都差不多，“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温道夫是做野外工作的，人缘特别好。不管是在中国考古界还是世界考古界，凡是经常做野外工作的人，其人缘一定很好，因为需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有些地方不让你挖，挖就坏了我们家风水；有些村子不让你挖，挖掘影响我们在这儿干活；还有镇里的、县里的、市里的各个部门，都需要去协调。所以能做野外工作的人都是人缘特别好的，他们得能和底层的农民、上面的官员打成一片。

宾福德（Lewis Binford）虽然在学术界的名望很大，但是他的人缘不是很好，他的个性在全美国考古学界都是很有名的，但是他跟温道夫是特别好的朋友。宾福德决定离开新墨西哥大学后，温道夫就把他引进到南方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温道夫在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特别有声望，当时是学校唯一的美国科学院院士。

宾福德更像一位哲学家，思辨性很强。虽然他很有名气，但听说他的学生很难毕业，所以我一开始没敢申请他。我跟着温道夫上了一年课以后，他要去埃及发掘，但是我的课程没修完，不能去埃及，不去埃及也就做不了埃及考古，写不成博士论文。我觉得我还是对中国的东西更感兴趣一些，于是他们一商量，就把我转到了宾福德的名下。

宾福德长得像苏格拉底，轮廓的立体感很强，白胡子。我跟他谈话时会觉得很累，因为西方学者思维的逻辑性是非常强的。英语有着复杂的从句，这跟汉语不一样。反复的限定从句加上逻辑性的思维，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印象中本科生好像基本不上他的课，他的课主要面向研究生。第一门课程我就跟得很累，那个课主要是讲农业起源的，宾福德把复杂系统理论融入了课程里，听得我一愣一愣的。听考古就已经很费劲了，然后又要学习最新的研究理论。当时How nature works：The Science of 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这本书出版不久，他就把它作为学生的阅读材料了。

这本书的作者当时做了一个很前沿的研究，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他在书中讲到沙堆模型，就是一堆颗粒高度均匀的沙子，从上面往下让沙粒均匀地往下掉，形成了一个沙堆，这个沙堆往上加高，但不可能无限加高，加到一定程度就会崩塌。崩塌不是一粒沙一粒沙地崩，而是会产生雪崩效应。实际上，沙堆模型讲的就是一个开放系统，就跟堵车一样，你不知道哪一辆车突然停了一下，然后整个城市随之瘫痪。书里的这个观点，被称为“自组织临界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一些文化现象。

澎湃新闻：宾福德对您有哪些影响？

陈胜前：主要是在理论方面，包括他著名的“中程理论”。中程理论其实很好理解，原来的人类行为系统都不复存在了，必须要通过“物”来推断当时人类的行为，推断当时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用静态的东西推测出一个动态的系统，两者之间有一条鸿沟。

如何跨过这个鸿沟呢？现在我们国内考古学基本上是用一种办法：先发掘，把整个空间完整地揭露出来，然后送实验室进行鉴定、分析，再推断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对“物”做了很多材料分析，包括化学分析、物理分析、生物分析等等，但这些信息是零碎的，从物质遗存到整个人类行为系统之间的距离还是太远了。

就好比你要修一座大桥，必须先修一座辅助的桥梁，中程理论就是那座辅桥。宾福德跟我们讲过自己的经历。1960年代末，他跟法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博尔德（F. Borde）合作，研究法国的一个莫斯特遗址。法国人做旧石器研究是世界知名的，他们的工作非常精细，每一件东西出自哪里，都记录得非常好，这个遗址的保存也非常好。当时，宾福德做了很多精细的测量，资料装了两个大铁箱子，没法坐飞机，只能坐船回纽约。在船上的时候，宾福德心里就在想：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时间，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吗？器物有多大、多重、什么质地，统统都能测量出来，但无法从中“测量”出古人。我们能得到的是具体的“物”，而不是它们背后的古人。这种认识让宾福德感觉很挫败。

宾福德本科是学自然科学的，他当时研究考古学的一个想法是，通过大量材料的定量分析，就能得到一个有关古人的定性的结论。但后来发现行不通，因为考古学不是研究当代社会，而是一个早已经消失的社会，而且考古学家研究的可能只是这个社会里面百分之零点几的信息，考古学家想了解整体，但统计到的那点资料相对整体来说还是九牛一毛。

宾福德就想，我能不能找个地方去看一眼，哪怕只是近似的。法国的莫斯特时期大概是个冰原环境，跟阿拉斯加很相似，然后他就去阿拉斯加，观察爱斯基摩人是怎么利用这些宏观空间、微观空间的，还发掘了一些他们历史时期的遗址。宾福德前后在阿拉斯加工作了三年，收获非常大——相对于莫斯特，阿拉斯加就是一个“中程研究”——考古居然还可以这么干，他的研究方式震撼了很多人。

宾福德还有很强的提炼能力，他能从民族志里提炼出模板来。提炼模板是很重要的，举个例子，我讲过考古和刑侦很像，我们到一个地方，都会“保护现场”，然后全面介入，不要动那里的东西，然后拍照记录、测量、送实验室，这些步骤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刑侦比考古做得好，刑侦工作者会提出假说，他提出假说的时候，并不是说这里有个杀人现场，全中国14亿人就都有嫌疑了，刑侦是有几个模板的，凶杀案有可能是劫财、劫色、仇杀，也有可能是变态杀人等。然后，根据分析所得证据，确定模式，再去寻找嫌疑犯，这样做会极大地提高效率。

但对于考古而言，我们的模板太少了。在国内，考古工作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挖了一些器物之后进行测量、照相、分析，出具一个考古报告，把多学科的东西放在背后做个附录，更深一步的研究很难做。所以有学者戏言，搞旧石器考古，初中生就够了，会拍照、会画图、会发掘，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因为我们没有建立起模式，这些模式是需要通过中程理论以及其他理论研究来实现的，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些模式。

宾福德的贡献不仅仅是中程理论，他还提出考古不能只靠归纳，而还要演绎，要从上往下把那些大的理论演绎下去，这就可以弥补归纳法的不足。归纳法当然很重要，但归纳法是完全依赖材料的，材料就这么多，很多学者之间又互相打埋伏，你不告诉我，我不告诉你。这个时候演绎法就很有用，我可以从很多理论，比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理论入手，材料还是同样的材料，但是解释视角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做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跟宾福德是一样的，比如研究理论、农业起源、遗址形成过程等等，这些都是他感兴趣的。所以，这是师生之间的一种缘分，老师对学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之所以选择这位老师，因为自己跟他比较相似，不知不觉间你读他的书、上他的课，再一起讨论，然后你就受了影响，我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后来，我更多研究石器，而宾福德在美国有更多民族考古的机会，方向就有所不同了。

宾福德（左）与温道夫（右）

澎湃新闻：考古推理也好，历史推理也好，您能接受多少想象的成分？

陈胜前：这个问题很好，这其实是考古学很难解决的“古今一致性”问题。某些方面的古今一致性是很好解决的，好比说我们研究石器，石头在古代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你打下去裂了，古人打下去也是会裂的。比较难的是研究社会形态、意识形态，但如果说我们只对社会形态做一般性判断的话，还是可以的。

比如说某个地区只有狩猎采集，我就知道当地不可能发展出民主制度，因为民主制度是跟工商业时代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当地也不会形成城市。我之所以做出这些推论，是因为存在一个“大框架”的古今一致性，但如果要具体到当地社会形态里一些更细微的差别，可能就做不到了。

所以，宾福德的理论后来遇到了困难，一些比较浅层次的古今一致性，比如经济方面的、生存方面的，还可以得到解答；一旦涉及人的能动性方面，比如精神性的东西，就很难解释了。这也是为什么考古学从“过程考古”转型成“后过程考古”。

在推理的时候，大家经常质疑的也是这个问题，从民族志得到的信息跟古人实际的状态差别很大。再拿石器来说，石器的制法可能是古今一样的，但用途的差别就太大了，无法用今天的生活跟古人的生活做类比。

澎湃新闻：考古学家常说“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胜前：我觉得这个问题取决于情境。得看这句话针对的是什么，如果针对的对象不合适时，就是一种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能证明什么？什么东西都证明不了。按照波普尔的话，你只能证伪，不能证实。无论用多少材料，都不可能证实什么东西，更何况考古能挖到的东西是非常少的。

目前来说，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中，60平米就是大型发掘了，挖60平米就要反映古人完整的生活，你觉得这里有多大的可信度呢？即使像庞贝古城那种遗址，也并非保存了当时整体的面貌，有机物烂掉了，很多东西由于地层的挤压改变了。原来我们都认为庞贝古城是“凝聚的一刻”，其实它是“扭曲的一刻”——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真实。

很多时候，考古就像盲人摸象，都只摸到了一块皮，如果你心中没有象的话，摸到的那一块皮几乎什么都说明不了。所以考古学家首先得知道这儿有头象，而且知道皮跟象是什么关系，这是特别重要的。“考古在田野”，当然，考古学家要去田野挖实物材料，但是仅仅靠实物材料是不行的，所以也可以说“考古不在田野”，考古学家需要去了解很多背景性的知识。

澎湃新闻：您能否描绘一下古国时代中国的社会图景？

陈胜前：这些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是有很大收获的，我们对古国时代的整个脉络已较为了解了。我比较赞同考古所王巍老师他们的说法，即把古国时代分为前后两段。后段大家现在都比较清楚，像石峁、良渚、石家河，实际上都称得上是文明，规模很大，大型的城址、水利枢纽都开始出现了。在古国时代之前还有一个阶段，像崧泽文化就属于这个阶段，当时社会已经开始分化了，我们把这个阶段叫古国前期。

以前我们的历史书常说人类社会存在一种原始共产主义，认为旧石器、新石器时代是原始共产主义的，但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不能一概而论。进入农业社会之后，有的社会就不是那么平均，比如贾湖遗址。贾湖遗址里有丝绸，考古学家从土壤里提取出了蚕丝蛋白，还有酒。这些东西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消费的，只有部分人有权利享受这些东西，说明存在身份的分化。这些人会利用自己的身份，用龟甲进行占卜，通过神来彰显自己的地位。

《天真的人类学家》有个故事我印象特别深刻。作者当时在非洲的喀麦隆做田野调查，结束后，他觉得很开心，就买了一头牛请当地人吃，结果所有人都说牛肉不好吃，但明明牛肉做得很好。后来他才明白，是自己体现出来的优越感引来了当地人的反感。但这种优越感若是冠以神的名义，就能摆脱约束——不是我优于你，而是神让我优于你——这就能让人接受了。代表神的这个人，还能借神性建立威望。早期的权力基本上都是跟威望、神性联系在一起的。

即便是古国时代后段的那些王，比如良渚文化中的王，也不是依靠军事权力，他凭借的也主要是一种神权建立起来的威望。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把神与自己的血统结合起来，这是一种突破，意味着权力可以世袭，我儿子的血统实际遗传的是我的神的血统。神以前是我们这个族群的共同祖先，后来就变成我一家的祖先了。人类学家在缅甸高地调查时就发现了这样的例子，神一开始是属于大家的，后来慢慢就变成一家的。

古国后期时，一种较稳定的、中心化或者叫集权化的政府出现了。像良渚这么大的水利枢纽，必须依托这样的政府体制才能实现。那个时候社会已经分层了，有人从事手工业，有人专门进行祭祀，也有农民，甚至可能有专门的武士。

古国时代是一个讲究品德的时代，武力上的强制暴力在这个时代并不占主要地位。古国时代以玉为代表，但青铜时代就不一样了，青铜器有特别强烈的炫耀性、威慑性。而以玉为代表的古国时代，是中国史前文明发展的一大特色，持续了1500年至2000年。可以想见，它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多么深刻的影响，后世一直将玉视为君子德性的象征。

现在我们不太清楚的是，古国前期为什么社会一开始还挺平等的，慢慢就变得不平等了。或许有了生产剩余之后，就开始有社会控制。不同社会的情况不一样。塞维斯在《国家与文明的起源》里强调了再分配，就是一群人每年生产这么多东西，尤其是粮食，都需要储存、分配，关键是谁掌握分配权，塞维斯认为掌握分配权的人逐渐就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力。但我们从考古中几乎没有看到过这种分配生活资源的情况，更多看到的是分配那种象征威望的物品。这也很好理解，根据当时的交通运输水平，大规模分粮食很困难。但分配一些仪式化的东西是可以的。你跟我混，我就分配你一块玉，你拿着玉，就有身份了。这种仪式化是一种有效降低社会控制成本的手段。

我们现在更多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而不是塞维斯所认为的大规模的生活资源的分配。并且，不同地区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比如中国和西亚。中国社会有很强的社会整体性，因为要控制水利，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毕竟洪水来了，无论你在上游还是下游，谁都躲不过，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能一起努力把洪水控制住。因此，中国社会强调整体的利益。而西亚地区就不是这样，西亚地区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作物种植跟畜牧业是分开的，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者的交换，所以其个体性的发展要更强一些，因为商业交换是以个人为单位的。

陈胜前在湖北屈家岭进行野外调查

澎湃新闻：您提到中国社会的这种整体性，能否进一步谈谈中国“满天星斗”式的文明为何没有发展成多个城邦？

陈胜前：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中国社会的农业的基本形态跟西亚不太一样，这是决定性因素。在西亚，人们作为一个城邦的小群体，保持各自特色，然后互相交换，大家就都能获得好处了。希腊半岛是地中海气候，不适合农业生产，但那里岛屿众多，航海便利。航运的成本低，运量可以很大，这种气候和地理条件，使得当地人通过交换，就能实现互通有无。但在中国，要是各自为政，大家的日子就都不太好过。如果我们选择合作，就能过得更好，这样的合作更多为了应对天灾。东西方都做出了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并没有优劣之分。

我们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各地农业的收成有时是不平衡的，看天吃饭，这个时候就需要社会调节。在农业时代，中国就实现了对粮食的调配，这是几乎全世界其他文明都没有实现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人口密度这么大，欧洲为什么人口密度这么小。

澎湃新闻：那么中国各个地区性文明，是如何逐渐整合到一起的？

陈胜前：我们从考古材料里可以看到，在进入农业时代后，中国就开始形成若干个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区，每个文化区都有自己的脉络，且都是一脉相承形成的。为什么这些文化区最后会整合到一块？这其实就是中国的由来。

我曾经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早期的都城，最西不超咸阳，最东不过开封，中间点差不多是洛阳，其北面就是北京。若以洛阳到北京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基本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中华文明的核心区。谁占领这个核心区域，就意味着能以最短的半径控制最大范围。

对于整个东亚而言，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但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与别地有互动，这种互动此后还逐渐复杂化。各个区域其实是需要互相进行交换的，所以形成了相互作用圈。像李新伟老师就提出，上层人物必须通过交换仪式化的物品来维护自己的威望，他认为至少在社会上层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交流圈。上层人物若是没有这些物品，其威望就崩塌了。

那么在很早的时候，一个文化上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虽然这并不是真正的统治层面上的中国，但精神层面上的相互认同已经出现。早期相互依赖的共同体是通过一些比较仪式化的交流形成的，后来就逐渐变得实质化了。

我们常常说游牧群体、农业群体，前者实际上是后者分化出去的。游牧经济有个特点，就是它并非自给自足，而是必须要和农业群体交换，不进行交换，游牧群体的日子就很难过下去，所以，他们的文化中交换和劫掠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个群体有一种共生的关系，一起生活在从东北到西南的生态过渡带，随着气候变化来回波动。这种共生关系也促成了中国的整合。

澎湃新闻：是不是有了一个“他者”，才会有“我者”的认知？如果没有他者，也不太会认为“我们”是一群人？

陈胜前：我倒不这么认为，因为像“他”跟“我”这个概念，其实是很现代的。在民族志里面，我们就发现很多族群并没有“我”这个词，所谓的“我”实际上是由很多个部分组成的，你是谁的弟弟，你是谁的儿子，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我”的概念。“我”这个概念跟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个人有明晰的产权，个人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责任，这一概念也就深入人心了。

我们经常把当代“我”的概念直接推到史前阶段去了，实际上史前阶段并没有那么强的“我”的概念，尤其是早期，作为个体的人是很难在那个世界里生存下去的，无论是狩猎还是务农，都离不开别人的协作。个人只能是这个社会里的某个部分、众多社会关系的一个节点。

澎湃新闻：那么在中国的融合过程中，其实也形成了一些基因上的或者说是精神上的共性，并延续到了现在？

陈胜前：对，前不久我看梁鹤年先生写的《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我觉得很受启发。他讲西方文明主要有两个基因：一个是“唯一的真”，另一个就是“个人”，所以就体现出一种很强的“独断性”。许倬云先生称之为“独断”。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aggressive”，这个词在英文里不仅仅是侵略性的意思，也是一种咄咄逼人、特别强势的意思，你必须跟我一样，你必须信我所信仰的上帝。中国人对宗教是很宽容的，龙王、佛祖、祖先都可以在一个庙里面供奉。但是西方文化圈有很强的排他性，我们当下遇到的一些困难，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文明的冲突。

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就能感受得特别清晰。拿戴口罩来说，西方人认为“我的身体我做主”，戴不戴口罩是我的个人自由，你不能干涉，满大街的抗议，中国人觉得他们难以理喻。其实他们就是这么一种文化，个人高于一切；而我们把整体性放在前面，国家不好个人也就不会好，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这么一种认识。

中国文化非常强调整体的利益，对个性的宽容度有时不够，但西方相反，这跟文化传统是有很大关系的。往前追溯的话，为什么基督教能从西方文化里形成，其实也是有原因的。西亚的经济形态直接影响了欧洲，畜牧农业跟作物农业分开，形成了交换关系。交换关系多，个体性也更强。当然，没有哪种文化绝对优越，不同文化之间应该相互借鉴、学习。

文化基因跟生物基因最大的不同，就是文化基因可以习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提文化基因。比如“科学”某种意义上是西方的一个文化基因，但是我们可以学习，让它变成我们的。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基因中的勤劳、包容、平和（中庸），也是非常值得其他文化借鉴、学习的。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中国的农业社会一定会发展出“天人合一”吗？

陈胜前：中国农业从一万多年前就开始逐渐发展，在全世界的农业文化中，中国发展得最为系统完整、最为充分。中国农业旱作、稻作的两大形式一直绵延不断，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进而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然后在此基础上相应地形成了稳定的意识形态。

小农经济特别强调要准确把握农时，是否准确把握农时决定着能否生存下去。在这个基础之上，就逐渐形成了一种人和自然协调的观念：你必须顺应农时，顺应自然的气候，顺应土地；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给予作物合适的照顾，它才可以生长。因此，农业生产追求天时地利，形成了一种天与人的协调关系。

中国农业真正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农业文化生态系统，是在距今六七千年左右。比较典型的南方农业生产方式，几乎形成了一种物质的封闭循环。山上烧的灰可以运到田里变成肥料，稻田里养鱼，鱼粪可以肥田；收割稻子的时候，部分稻子留在田里，用于沤肥……所有物质一遍一遍的循环，几乎没有垃圾。南方的很多稻田在长期耕作、精细管理之后，并不会出现肥力耗尽的情况，反而会变得越来越肥。这种良性的循环催生了“天人合一”的观念，整个经济方式都在诠释什么叫自然、什么叫天道。

中国因为农业社会的持续时间非常长，且农业发展得特别系统，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实际就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但农业时代存在一个问题，即不能过度生产。哪怕某个地方生产粮食再好，也不能过多生产，生产多了就烂掉了；而在商业时代，生产多了就可以卖掉，用卖掉的钱再去买其他东西。长期以来，中国的君主相对来说比较抑制商业，因为商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会破坏中央权力的整体性。

陈胜前在山西襄汾大崮堆山做打制石器的实验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考古学家，运用考古学的眼光，对日常生活会有怎样不同的解读？

陈胜前：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以前跟别人说起过打石器的例子，古人从几百万年前就开始打石器了。你要想得到最终成品的话，得先观察原料合不合适，在哪个地方打比较好，思考应该做哪些准备；打的时候必须要集中全部精力，一击必中。人类演化的一大特点就是逐渐对事物有了更长远的思考，最开始，人的状态可能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后来就想到四季的安排，想到接下去几年要怎么过；再后来甚至要考虑到下一代。

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做一件事时，前期必须做很多准备，在真正开始行动的时候，就全力投入。我在指导学生写论文的时候，会建议他们在动笔前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并做好相应的准备；开始行动的时候，就必须全力投入，不要分心。在任何行当里做出一定成就的人，都需要这种全神贯注的精神。打石器也是这样，会打石器的人在打石器时通常有很强的节奏感，每一次击打都能很精准，很少做浪费的动作。把节奏掌握好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一种审美的体会。打制石器如此，生活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