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群臣为何选择在左顺门前哭谏

嘉靖皇帝一入皇城，就因本生父兴献王的尊号问题，开始了与大臣们的分歧与争执，称为“大礼议”。争到第三年（1524）的时候，从先秦到宋代，再到本朝的礼制问题，论战双方能动用的老底子学问也用完了，是到了该突破的时候了。七月十五日那天，上完早朝之后，首先有两个官员冒出来说，我们的评论都发不出来了（奏疏留中），看来皇帝是要一意孤行了。又有一个说，这个有先例，宪宗朝时争皇太后葬礼，大家在文华门哭谏，皇帝立刻就认错改正了。这时首辅杨廷和之子，后来著名的文学家杨慎站出来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伏节死义，正在此日！”提出言论被压制的现实，又举出成功的先例，再加以道义的鼓动，一场风暴的台风眼迅速形成。在这当口，就有王元正等几人出来站在金水桥南，拦住退朝官员的去路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不力争者，共击之。” 台风眼的力量，就是能裹挟周围的一切，以成其风暴中心，这时候想要做井底水的，也得先去漩涡里转一圈了。

于是二百二十余人，一起跪伏在左顺门前哭谏，大喊高祖皇帝，孝宗皇帝。嘉靖派司礼监劝说三次无效后，于傍晚时分，下令逮捕一百三十四人，打四十杖，打死十七人，是为左顺门事件。这应该是明朝大臣与皇帝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硬刚，万历五年争张居正“夺情”，也不过打了艾穆、邹元标等五人，也是打四十杖，但都没打死。不过臣子们也没弄哭谏这一套，只是不断发帖（上疏）而已，双方都弱了不少。当只剩下崇祯一个人天天换内阁时，据说最后那晚兵临城下，只有太监守着城头，没个人敢去告诉他实情，第二天也没几个人去紫禁城探看。写《甲乙汇编》、《甲申传信录》之类的遗老们，想起亡国之痛，不免要恨“士林无羞恶之心”。但对于士林大多数来说，经过左顺门一打，他们与紫禁城就断舍离了，简直就是：“前夫家的事，我管他做甚？” 明朝往事分明应了一句世俗谈：CP们还是要小吵怡情，吵三年没吵出个结果，看似效率低，但你们还是CP啊。一棍子下去，效率是高了，但没死的也得装死了。

嘉靖皇帝

不过我感兴趣的是，群臣们为何选择在左顺门前哭谏，而不是奉天门？那才是通往正殿的正大门，况且还是早朝的地点。这可能与明代的早、午朝制度有关。洪武、永乐两位创始CEO比较勤劳，于是有了这个制度。开始时，也就是上午办不完的，下午接着办而已。但在它的设计里，有良好的因素。地点移动，礼节简化，各部堂官，拿本向皇帝面奏，就是进门说事。内阁、公、侯、伯等侍立，会议讨论、现场办公。不像早朝那么正式，但效率高，有针对性地解决具体政务。好比一个学院开会，上午在大会议室举行，各种条幅、摆位、主席台、嘉宾席，礼节繁琐。发言有主持人、院领导、院系大牛，都挺重要，其实啥事没干，上午的会就这么完了。下午才到院长室办公，院长、副院长、学科带头人都在，各系主任进去说事。大到学科建设费、项目费，今年晋升名额，与其它院校怎么对刚；小到多要一间办公室，某老师的情绪问题怎么解决，都可以一并说了解决。

这个制度有精勤的本意，开放的设计，但并没有得到好的执行。正统时停了午朝，景泰年间才重新开始；成化时有时无，弘治重开，武宗朝又废。即使是有午朝的时节，也是一月开不了几天。就像美好的理想，总是若隐若现。一般都是皇帝新上任，臣子就会上一道疏：请正常午朝。但是否执行，得看皇帝的个性，以及皇帝与大臣间的博弈。后来的大臣们，不断地试图往这个框架里加进理想的成分，到了万历十四年姜士昌的奏疏，他的理想午朝，就有几分近似现代议会议政的思想了（《万历疏钞?直陈关系治体四事以仰禆圣明万一疏》）。

左顺门是奉天门左侧廊庑正中的门，现在故宫协和门的位置（本文多从整个左顺门廊庑意义上讲）。据《弇州史料》：“东阁在左顺门廊，接史馆。虽有大学士官，其职在文渊阁，而司诰勅官多坐东阁，为待从之长，故总谓之阁老。”左顺门廊东头的东阁，制敕诰官在这儿办公，且东阁也与史馆相连，是办公集中地。官员也在此处上交奏本，接收批覆。同时，左顺门也是“大经筵”（月讲）后宴请讲官、侍读等人的所在。可见，在象征“家天下”的紫禁城内，左顺门是一块小小的公共领域，大臣们在这儿办公，表达意见，接受旨意，参与讨论，感受荣誉。左顺门是分权与臣下的一种记忆与象征，参与感让人产生使命感（或者说“错觉”），所以大家选择在此哭谏。就如同广场，因为曾经参与其中的历史记忆，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现故宫协和门

这十七人《明史》中有传，虽然有的只半行字，但总归还有姓名。也有几位，有著名的师友为其作传，比如湛若水为臧应奎，邹守益为王思，邵宝为杨淮（胡吉勋《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迁》“杖卒官员”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7）。这些人里，既有温和的孝子，也有爆脾气的愤青；有砥厉名节的名士，也有经常请病假的才子。不过也有一个共同点，几乎都有与中官或豪强斗争的经历，而且大多于嘉靖元年，被从基层起用。进士履历多不长，以正德十二年进士的最多，次则正德九年。杨廷和等一班老臣，经过正德皇帝荒唐的十多年折腾，感觉新朝来了，起用了一批生猛的新鲜血液。无奈好钢易折，遇上嘉靖这把大铡刀，也只能叹时兮、运兮了。

读诸种传记，看到这些人的友人，委托著名人士为他们的朋友作传，记下他们的生平言笑；以及徐阶在嘉靖皇帝死后，借遗诏先为左顺门事件平反，感觉遗民们可能是骂自己人的缘故，下嘴狠了点。要知道，当我想了解某件我未曾经历的事，翻开那几天的报纸，看见谴责小贩在车站兜售假地图，市民向副市长写信，反映在北京的一个公厕遭三只老鼠围攻，屁股被咬破，问题得到重视的报道时，我有多惊慌。不是惊慌屁股被咬破，而是惊慌要是明遗民们看到了，岂不是害他们失去骂的标的，真是罪过。

不过杨慎《升庵集》中，似不及这十七位死者只字，可能是“情何以堪”的回避吧。另有一位户部员外郎申良，任山东招远知县时，帮助县民御盗战守，做了不少好事。招远县民们为他立了生祠，春秋两季仲月“望碑而祭”（《顺治招远县志》《光绪登州府志》《济南金石志》等）。申良调离招远后，职位仅是知县、知州，进京后不久被杖而亡；后来又经历平反，改朝换代。但县民们似乎于这一切都无所耳闻，也无所关切，祭祀并未变动，只是在光绪年间，才自然停止。（文/徐美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