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再造金山》：“移民环境史”的新尝试

《再造金山：华人移民与澳新殖民地生态变迁》，费晟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472页，78.00元

传统的移民史研究往往从两个层面展开：移入地的研究者偏向关注移民政策，涉及移民准入、同化等，也关注移入地环境和国际局势对移民的冲击；移民来源地的学者则更加重视探讨移民认同，移民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组织及移民对母国的多维影响。虽然这两种研究旨趣间的藩篱并非牢不可破，却也很少跨越彼此的界线。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超越“民族国家”书史范式为目标的跨国史兴起以来，移民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跨国移民网络及其构建的“跨国社会空间”成为移民史领域的显学。这事实上是将以往两种研究传统的特点结合，规避二者的偏颇，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审视研究对象。相对而言，虽然环境史旨在探求历史上各种形式的人与除人以外的自然环境的互动（John M. McNeill,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42, No. 4 (Dec. 2003), p. 6.），然而移民作为特殊的人群，其对移入地自然生态的影响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事实上，生态环境的变迁多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自十五世纪末哥伦布大发现至二十世纪，旧世界移民对“新大陆”的生态影响尤为剧烈。其原因至少包括：首先，工业化的旧世界对前文明时代的新环境在生产力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其次，新旧两种生态的差异以及移民生态文化适应性的惯性；再次，移民的多样性与对所在地生态改造能力的叠加；最后，移民之所以剧烈改变生态，也跟移入地生态体系相对简单脆弱有关。移民因素理应纳入环境变迁的思考之中。而且，移民史与环境史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二者皆带有跨国、跨地区乃至全球属性，它们在视角与方法上可以多有借鉴，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更是值得深入探究。

环境史学在近三十年的飞速发展，其研究锐气令人惊叹，研究的领域与视角创新迭出，将移民史与环境史相结合进行研究，由环境史学者率先介入，既是其研究的旨趣使然，亦是环境史进一步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山大学费晟教授的《再造金山：华人移民与澳新殖民地生态变迁》（后文简称《再造金山》，下引此书，仅标注页码）一书，便是国内世界史领域关于移民环境史的尝试性著作。关于何为“移民环境史”，该著所下的定义简单而明确：“即以移民为中心的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它不仅讨论环境因素在迁徙过程中扮演的作用，也关注移民适应并改造新环境的行为、思想与后果。”（13页）由于笔者专注于研究移民历史，且尚未涉及移民对在地生态的影响，对环境史了解较少，无法从自然生态史的角度对该著进行深入评价，只能更多从移民史和华人史的角度来分析本书的特点，所论难免挂一漏万，恳请同仁和作者指正。

中国学者选择海外华人移民环境史作为研究主题，理由是可以想见的：一方面不仅是同为华人的人文关怀与同情心理，更是因为华人遍布全球的移民特征；另一方面，华人在世界多处有较大规模的分布，对移入地造成了包括自然生态在内的全方位影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殖民地恰属早期华人移民的典型区域，华人对自然生态本就相对脆弱的澳新所造成的生态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再造金山》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性研究。该著试图跳出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史学，把人作为自然的诸多要素之一，将澳新殖民地华人移民视为“一种生物群落的流动”，阐述他们如何“应对新环境的挑战”，及如何“适应并改造新环境”（自序第3-4页）。该著通过阐述华人在澳新殖民地的经历，展现其适应和改造自然生态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再造金山》基本以时间为序，分为逻辑相继的九个章节来展现“中国市场、移民及其资本如何影响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殖民地社会与生态的变化”（32页）。这九章内容总体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序章”，通过对相关学术史的梳理，引出研究问题，认为目前研究澳新华人移民环境史的最大意义在于提醒学界，“同一向度的生物交流与同一块资源边疆的创造中，包含着多元文化移民的努力”（17页）。该部分对本书使用的文献材料进行了概述与说明，并简要介绍了澳新的自然地理环境，以便后文对比移民所造成的自然生态变更。同时，本部分也对澳新殖民地自然生态变化的动力进行了分析，涉及中国因素在这种自然生态变化中的作用。移民将移入地拖入工业化与全球化，开启了对移入地“主动”与“被动”并存的生态改造进程。最后，该部分还简要归纳了其他章节的主要内容。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至第六章的内容，主要论述中国市场对海参、檀香木、海豹的需求，华人淘金者及其独特的生产方式，华人所建立的多样化混合农业对澳大利亚殖民地生态的影响，指出：“海洋贸易最终会造成特定生物种群数量的严重损失甚至局部灭绝，进而刺激资本家与殖民者去开辟新的资源边疆。这也成为西方列强在南太平洋地区建立殖民地的动因之一。”（47页）同时，该部分旨在说明华人如何被动和主动适应澳大利亚的新环境。随着新航线的开辟，中国与南太平洋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这也标志着“中国对大洋洲地区的生态影响从低纬度的热带海域向高纬度的温带及寒带扩大”（58页）。这一部分进一步阐释华人移民与当地环境的相互作用，借此表明华人移民在建立澳大利亚殖民地移民新生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该部分同时也强调英帝国的殖民政策和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等因素对澳新殖民地环境的影响，分析了欧洲移民如何使用生态焦虑和生态危机话语，来达到排斥限制华人移民的目的。

第三部分包括第七章和第八章，集中论述华人移民及华人资本对新西兰自然生态所造成的影响，认为“华人移民改造原生态的活动并不仅仅停留在粮食作物的种植上，他们很快就尝试利用投资来发展大规模的单一农业种植园盈利”，而香蕉种植与销售领域是资本活动最为集中的。（365页）该部分不仅阐述华人对新西兰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关照到华人对故土城市生态的改造，指出“在昆士兰香蕉种植与销售业中发家致富的中山移民并没有停止他们资本运作的脚步，而这对中国现代城市商业景观造成了异常醒目的影响”。（375页）同时，该部分阐述华人不仅参与新西兰南岛移民社会与生态的建设，也在昆士兰极北地区开垦疆土，进一步证明了华人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和改造力。尽管这一部分集中论述新西兰，但是也涉及到澳大利亚及其与新西兰之间的对比。

“终章”为本书的第四部分，重申《再造金山》旨在表明华人移民改造澳新殖民地持续而全面的能动性，强调近代海外华人移民是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澳新“殖民者”是包括华人在内的多样群体，华人移民也并非全然是“内敛、封闭且缺乏自主选择性”，而是积极地适应并改造澳新自然生态，是澳新“新移民生态”的积极参与者。（411页）

《再造金山》作为一部移民环境史的新著，其特点颇为鲜明。首先，该著一反当前移民史研究“跨国转向”的潮流，将澳新华人历史视为澳新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在自序中坦承，“本书基本上不关心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华人移民社会内部的组织、生活与文化，不讨论华人移民的认同，也没有关注华人移民对侨乡或母国历史的直接影响”，而是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华人移民的历史作为当地历史的一部分来加以分析”。（自序第5页）尽管该著在论述中也有跨国参照，但这一方法并不居于中心地位。

其次是该著论题宏大，视野开阔。这一特点从其书名中便可窥视一斑。本书“从一种生态体系整体演化的角度来思考华人移民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总体可见华人移民与澳新环境变迁的画卷。（自序第5页）鉴于华人移民的跨国属性，要尽可能充分地理解澳新华人社会，就需要将之放到更广的语境之下，观察其广泛的联系。羁旅异邦的华人，面对人地两生的全新自然生态，不可避免地对之加以适应和改造，而这也离不开他们在故土的经验。尽管该著将华人移民视为移入地的历史，但并不是全然无视移民与故土的互动及中国因素的影响。例如，该书论及四邑移民“在海外的环境改造经验基本源于其在故乡的农业活动传统”。（256页）的确，天生具有跨国特性的移民，如果不从跨国史的视野来考察，是很难看清历史真实的。

再次，该著对比较方法的使用，也张弛有度。多维历史的呈现，离不开比较研究。《再造金山》事实上也用到跨国对比，包括将澳新华人移民同美国加利福尼亚华人移民进行比较。该著指出，“相比于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移民，澳大利亚淘金者的幸运之处是，原住民生态并没有对移民的生产生活造成重要的困扰”，而“生产力水平还处于石器时代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不可能像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那样对淘金者造成妨碍”。（134、135页）同样，该著对澳新华人移民同欧洲移民的经历及对自然生态造成的影响也有比较。《再造金山》在分析华人淘金移民与欧洲淘金移民在入境澳大利亚所面临的截然不同的境遇时指出，“所有欧洲裔淘金移民都可以从墨尔本等枢纽港口城镇出发，相对便捷地前往三大矿区。然而对于华人移民而言，维多利亚殖民地短暂的自由开放在1855年戛然而止，从南澳殖民地出发进入这三大矿区就成为艰难的跋涉”。（141页）通过这种对比，既能呈现华人移民的特殊经历，也能展示华人在有限空间中所表现出改造自然的能力。《再造金山》并未将澳新的论述割裂，而是通过对比的方式将二者的历史紧密相连，从而呈现出一部整体的澳新自然生态变迁史，使得该书更为自洽。

乘坐圣文森特号前往澳大利亚的英国移民

此外，《再造金山》突出华人移民在澳新自然生态适应和改造过程中的能动性和主动性，这也是本书的主旨之一。该著强调华人移民对“旧生态”的改造及对“新生态”的型塑，认为“华人移民蔬菜种植业的兴起是矿业边疆生态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华人面对采矿业的种族排斥时积极找寻出路的产物”。（274页）来自中国华南的华人移民，能够在与其故土自然生态反差巨大的澳新扎根，“正说明了他们超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与改造力”。（289页）华人的这种能力，不仅是因为其坚韧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也在于他们对中国华南地区传统技术的掌握与运用，包括耕种技术与水利技术。这些传统一方面加强了华人移民的适应力，同时也增强了他们改变移入地自然生态的能力。华人移民甚至在昆士兰极北部地区，因其自然生态与珠三角颇为类似，而“率先确立自己的生态优势”。（332页）总体而言，该著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呈现给读者“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华人持续而全面的能动性”（406-407页），进而证明华人移民是澳新殖民新生态重要且积极的参与者。

最后，《再造金山》也极力避免历史“宿命论”和“环境决定论”的观点。该著对偶发事件对历史进程所造成的影响给予充分重视。1855年尤里卡暴动，可以说改变了澳大利亚淘金矿区的“政治权力格局”，“这看似跟华人移民没有直接关系，却导致了华人移民命运的剧变”。（230页）它直接导致了欧洲移民生态中心观在澳大利亚的确立，而华人移民逐渐遭到排斥，日益滑向殖民地生态的边缘。同样，1851年澳大利亚突然爆发的淘金热，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西兰的发展进程，打乱了其吸收英国移民的节奏。该著也明确指出，强调自然生态因素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对文化性与制度性因素的轻视”。（17页）华人移民的命运也不完全决于生态，而更受东西方文化势能的差距和权力结构的影响。该著对技术与资本在移民与环境变迁中的作用也颇为重视。作者在论及华人在澳大利亚三大矿区浅层沉积金矿所获得的成功时，认为华人“能够主动地吸纳外来经验与装备，及时掌握先进的技术发明”。（152页）

由于《再造金山》是“移民环境史”领域的新尝试，自然也不乏值得深入思考之处。作者在其自序中指出，“宏大叙事”在今日的学界已是带有“贬义色彩”。（自序第5页）其实，宏大论题并不等于宏大叙事。后者更加强调视野的开拓以及对研究对象多维立体网络的解读。如此说来，宏大叙事不仅不带“贬义色彩”，反而应当是学术研究中竭力提倡和追求的一种状态。而宏大论题则往往因牵涉问题过多，涉及材料过广而难以为研究者驾驭。虽然《再造金山》也用到了跨国视野和比较的方法，但要更为深入地理解澳新华人的经历，恐怕还需从更大范围来理解和思考华人。如此，跨国史的视野和比较的方法或许需要强化。例如，该著在谈及澳新排华的话语建构中，如能充分考虑美国排华因素的影响，或可使其论述更为饱满。澳新永久禁止华人的立法和时代，其原因并不简单，生态因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事实上，美国的排华堪称是整个太平洋排华运动的滥觞，其建构的排华话语和排华政策，对以澳新为代表的太平洋地区影响尤深。

读者能从《再造金山》中获得诸多方法、思想上的启迪，对其使用包括实地考察所获得的多种材料也印象颇深，然而该著还是给人意犹未尽之感。在笔者看来，之所以产生这种感觉，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对“生态”的理解不同，导致读者对该著的期待与作者写作该书的核心观念形成落差。该著多次谈论“生态”“生态观”“新生态”等此类词汇。但其所说的“生态”究竟是什么，读者似乎很难从该著中找到明确答案。显然，从作者的论述来看，其所言的“生态”仅指“自然生态”。但华人移民对澳新自然生态的改造也并不局限于矿区或农场，乡村乃至新兴的城市，也留下了他们的身影。由于该著并未明确其“生态”所指为何。读者完全有理由发散想象，期待该著对华人移民在澳新殖民地不同“生态”适应和改造的多重面向。另一方面则可能在于该著历史细节相对缺乏。除该著的主旨外，笔者更期待关于华人移民有血有肉的具体故事。一部历史著作要立体丰满，除论题、架构、方法、材料、逻辑等方面之外，还需要有打动人的细节。而细节的描述不仅能为一部好的著作锦上添花，也是丰富论著的必然选择，是其可读性与接受度的重要因素。早期华人的故事曲折感人，其在故土和异乡的经历也很能说明问题。当然，这类故事的阙如，跟资料的局限存在密切关联。《再造金山》坦承，“材料方面最大的遗憾在于缺乏华人自己的历史记录”。（19页）该著虽对华人陈达枝等人也有集中论述，但其引注稍显集中，想必也是受资料所限。这是研究早期华人移民史通常会遇到的问题。

1870年，数千名中国人在昆士兰开发金矿。

此外，《再造金山》对华人的部分论述似乎也有值得推敲之处。例如，该著在谈及华人在淘金过程中用水过大时指出，“虽然华人的工作更加耗费水源，但对于提高淘金生产率来说，它是有利的行为”。（168页）字里行间能看出著者为华人的辩护或情怀。事实上，澳新殖民地华人多来自水源丰沛的华南。他们恐怕很难在异域缺水的环境中迅速养成节约用水的习惯。这部著作对华人移民适应和改造澳新殖民地自然生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恐怕也有放大。该著提及，“华人不会放弃反击甚至很早就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根本不是被动消极的，但都难以取得成功，也得不到舆论理解”。（170页）在澳新总体的排华语境下，华人对生态的适应和改造，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迫的求生策略，甚至本能，跟“积极主动”的能动性似乎还存在不小距离。该著还提及，“淘金热带来了如此多的华人移民，他们也要分享澳大利亚的自然财富，甚至可能稀释移民社会新生态的欧洲元素”。（203页）华人对澳新移民新生态的冲击未必有欧洲殖民者所描述的那般巨大。他们更可能是因为华人快速增长的前景所带来的恐惧，进而表达对华人改造新生态夸张论断。这反映出该著在使用欧洲移民论及华人的材料时带有倾向性。一方面该著不信任他们贬抑华人的材料，另一方面对其关于华人优点、贡献的论述则多有采撷。需要明确的是，肯定欧洲移民对澳新殖民地新生态的主导性影响，同所谓的“欧洲中心论”完全是两回事。此外，究竟是资本还是华人改变了澳新的自然生态？华人同资本又有怎样的关联？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再造金山》对少数其他问题的处理亦有可商之处。例如，该著在多处将1850年的加利福尼亚称为“州”，而加利福尼亚州在1850年方得以成立。此外，将注释安排在每一章的结尾，似乎是受西方同行的影响，又或者是为了阅读的流畅。但是对于专业读者来说，这种处理相比脚注确是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另外，本书有附录、参考书目而无索引，这事实上也不利于对特定论题感兴趣的读者进行选择性阅读。

毫无疑问，《再造金山》是一部颇具雄心的学术著作。尤其是著者要完成这样一部论题宏大的著述，除却历史学的训练之外，也需要具备生物、生态、地质、地理等方面的知识，难度不小。概言之，《再造金山》是颇具学术价值的移民环境史著述。其视野开阔，材料丰富，对澳新“殖民者”是包括华人移民在内的“多元文化背景的复杂的拓殖者群体”的论述总体上也是成功的。（411页）其学术规范也多有值得称道之处，局部的细致描写也令人印象深刻，前后文的逻辑接续和起承转合也使该书晓畅可读，值得移民史与环境史的研习者品味。或许在该著的启发与推动下，我们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关于东南亚或美国华人移民环境史等相关著作的问世。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亦具有开拓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