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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笔下“天才女生”张苏生的真实人生

许渊冲先生的《西南联大求学日记》,有“天才女生”张苏生的记述,说她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几乎所有课程考试都是最高分,使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

许渊冲先生的《西南联大求学日记》,有“天才女生”张苏生的记述,说她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几乎所有课程考试都是最高分,使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 大一英语比杨振宁还高十分……”这位姓张名苏生的女子,网上可查的信息都是和西南联大相关的,而联大毕业后的经历似泥牛入海,罕有音讯。她有着怎样的家世背景?后来的发展造诣究竟如何?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历程?相信许多关注西南联大历史的读者会有兴趣知道。作为她的姻亲后辈,我在整理家族女性史时,于不经意间走近姨婆张苏生的真切人生,心绪如过山车般忽高忽低,震荡不已,这位联大才女跌宕起伏的一生经历,让人唏嘘感叹。

家世:出身名门自小爱读书

我的外婆徐河珍与张苏生姐妹俩是姻亲姊妹——太外婆(镇江人称老祖)柳兰徵家族,与张家是亲上加亲的亲戚关系。

外婆出生那年,她的舅舅柳诒徵夫妇亦添一女,可惜不满周岁而殇。也因此,舅妈吴素鸾对这个外甥女视同家人。吴素鸾有个妹妹叫吴季鸾,嫁给了籍贯扬州的中学数学老师、表兄张从之,育有两个女儿,大的张复生,小的就是张苏生。

张家是清末扬州城里的大户人家,张从之这辈五兄弟加一个小妹妹,他行四。张家唯一的小女儿,也就是小妹妹大名张静宜。姑娘从小受宠,裹小脚怕疼,裹了一半就不裹了,父母也随她意。长大了,看哥哥们外出念书,也闹着要去上私塾。时值晚清,虽说西风东渐,中国女学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苏南地区初露端倪,可女子不能抛头露面,男女授受不亲还是传统人家恪守的规矩。外出不被允许,可父母觉得,女儿要识字还是可以的,五个哥哥在家轮流教,结果顺利扫盲了,写得一笔好字。

父母不允小妹妹外出求学,四哥哥印象从小深刻,他拿定主意,将来自己的女儿不走老路,她们要接受新式教育。

张苏生父亲张从之和外孙外孙女。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张苏生父亲张从之和外孙外孙女。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张从之很有数学天赋,从小喜算术爱下棋,满清末年,考取三江师范学堂(国立中央大学前身)读数学。毕业后当中学老师,也曾在苏工专和浙江大学先修班(预科)教过课。娶妻生女后,给宝贝女儿取的名字亦不寻常:大的叫复生,小的名苏生,蕴含着父亲的一份期待。偏偏复生、苏生姐妹打小就是读书种子,聪慧灵巧,能解诗书经文之妙。姐姐理科见长,1933年以优异成绩获得民国上海味精大王吴蕴初创立的清寒教育资金委员会全额奖学金,考上浙江大学化学系 。妹妹喜好文科,尤爱英语,高中就读英文原著,《少年维特之烦恼》《莎士比亚文集》等等,厚薄不一的英文书被她捧在手上读得津津有味,似乎书也都被她读“薄”了,慢慢的,当一名著译家的梦想植于少女的心底。

张复生(左)张苏生(右)姐妹,摄于1960年代初期八达岭长城。

张复生(左)张苏生(右)姐妹,摄于1960年代初期八达岭长城。


求学:才女名声在外师生赞

民国苏州女子中学名闻遐迩。她的前身是江苏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创立于1911年,1927年改称为苏州女子中学,位于苏州新桥巷,以管理严格著称于东吴。校长杨诲玉很有眼光,经常邀请胡适等社会名流来校演讲。办学宗旨是德、智、体三育并进。校训:诚朴。课程设有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音乐、体育、美术、修身、家事、缝纫、手工等。

张苏生和姐姐都是苏州女中的尖子生。她们的校友,后来享誉全球的“核物理女王”吴健雄女士,和她们的表姐,柳诒徵女儿柳定生同级、同寝室但不同班,两人均为那个年段里数一数二的好学生。1929年,吴健雄和柳定生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保送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读书的资格。这是学校该年度仅有的两个保送名额。此后一个攻物理,一个读历史,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学术人生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镇江、南京相继沦陷,南京大屠杀、镇江惨案波及苏州,张从之一家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落脚江西吉安,其时,大女儿复生已经入读浙江大学,小女儿随父转校继续高中学业。

1938年秋,张苏生作为江西女状元,以第一名成绩考进西南联大外文系。从当年外语系统一招考录取分发新生成绩前20名来看,前三名同为18岁,是20名中年龄最小的:张苏生,女,18岁,江苏江都人;许渊冲,男,18岁,江西南昌人;吴琼,男,18,江西南昌人。对这位来历“不凡”的女同学,许渊冲先生一直记忆犹新,百岁之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有提及。他在“联大一周”的日记里写道:“西洋通史考试成绩最好的是外文系的张苏生,她和我同在江西考入联大,她考第一,我考第二,吴琼考第三。来联大后,她几乎所有课程考试都是最高分……但大二时上吴宓教授的‘欧洲文学史’,我的考试成绩居然比她高出两分,这就增加了我学好外文的自信心。”

西南联大是一所在炮火硝烟中诞生的传奇大学。师生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八宝饭”(混杂稗谷、糯米、糠壳、沙粒、小石子、老鼠屎等),但才子佳人,济济一堂,名师荟萃,灿若星辰。授课“欧洲文学史”的吴宓教授就是其中一员。《1939-1940吴宓日记》第7册,多处提及张苏生,有一回是吴老师再三向“张同学”表明:“愿以资助其学膳费。伊言, 现节俭足用, 无需。乃以《欧洲文学史》课中之大纲授之抄读,而去。”(1939年7月13日), 1940年3月20日记录:“张苏生来言, 以头痛未上诸课,独上宓(欧史)课。宓悦其娴淑温雅, 拟介绍与宁。” 娴淑、温和、文雅,是张苏生最初留给老师的美好印象无疑。所以,师生交往较多,就在写这则日记之前数月,一个雨声霖霖的夜晚,吴宓教授“偕宁6:00至护国路柏庐菜馆”赴宴,坐中十来人,有张苏生和王曼明两名女生。由此可见张苏生同学蛮受人欢迎。宁不知何许人也,大教授的牵线也无下文。

许渊冲回忆录里还有与张苏生打桥牌的轶事:

“有一次我和她合作打桥牌(潘家洵教授音译为“不立志”),本来是一副‘大满贯’的牌,她却‘不立志’,只叫到‘三比大’就刹车了。这似乎预示了我们后来不同的命运。1942年,她和杨振宁同时考入清华研究生院(那时叫研究院)。我因为应征到美国志愿空军,直到1944年才入研究院。”

我是在大致了解姨婆“文革”期间遭遇,感慨命运弄人时读到这段记录的,反复读了好几遍,一字一句地琢磨着,忽的哑然失笑,心头一松:但愿她的“泯然众人矣”,是因了她的“不立志”。

联大求学期间, 无疑是张苏生的人生高光时刻。

还有一桩逸事可以一说,那就是吴宓教授某日有悟: 一切男人女人,可分为(甲)善、(乙)恶二类。(甲)类有 a simple& nature heart(单纯的和自然的心地),(乙)类无之,而矫揉造作。他认为这个分法,与人的“年龄、学识、美丑、贤愚无关,但确有此根本分别”。他在日记里发挥说,如今外文系四年级女生中, (甲)类一金丽珠、何梅生、郭楚丽、李云湘; (乙)类——张苏生、蒋铁云、林同梅是。读之不免让人失笑并浮想联翩。哎,有着古典主义的外表,却包含着浪漫主义内心的吴教授,当时暗恋的女学生琼,也被数遭冷遇的他归类于(乙)类而非(甲)类。我想,苏生姨婆的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

这帧缺了一角的旧照,有姐姐张复生和表姐妹柳定生、吴泗璋,中为父亲张从之,消失的一角或是妹妹张苏生。

这帧缺了一角的旧照,有姐姐张复生和表姐妹柳定生、吴泗璋,中为父亲张从之,消失的一角或是妹妹张苏生。


运动:悲欢离合多云诡波谲

据 《1939-1940吴宓日记》注释, 张苏生1948年从香港回到北京,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60年转入商务印书馆,  1989年退休。

我手头掌握的资料是,张苏生毕业后赴香港,在美国新闻处香港分处做翻译。

二战后,基于对亚洲的冷战宣传政策,宣扬美利坚文化并输入价值观,美国陆续在多国建立美国新闻处。香港这个工作站,肩负沟通中外、发布新闻、文化交流等重任。其中有项内容是:“付出高于当时本地媒体所能负担的稿酬”,招聘台港名家翻译“美国文学名著”。据说,当年张爱玲的“重要经济来源就是‘美新处’的稿酬”。按作家陈纪滢的说法,她的小说《荻村传》由张爱玲译为英文,“美新处”支付的“翻译费一万多美金”,的确属于天文数字。而“美新处”的工作人员,优秀如张苏生这样的高级译员,自然也薪资不菲。

柳诒徵二孙柳曾典清楚地记得,1948年一个晴朗的秋天,他跟父亲柳屺生从租住的上海市海防路海防村8-A号门口,坐车到龙华机场接张苏生姑姑。一路上,他听父亲说,这位在香港工作的“了不得”的姑母辞职了,要去北京的广播电台工作,心里面还有几分疑惑。

时值民国末年,通货膨胀厉害,局势扑朔迷离,明眼人知晓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当时,从香港到繁华大上海,有不少英资、日资的轮船公司和国民党轮船招商局的班线,坐轮船是绝大部分人的出行之选。在钱锺书撰写的《围城》中,男女主角就是从法国乘坐轮船直到菲律宾,转到香港然后开往上海。但张苏生选择了民航飞机,她归心似箭。自然,优渥的经济条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亲戚间曾有传闻,她会出去,去欧美国家定居,却原来是回归祖国。

据说这事或与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与她的江苏老乡、清华校友乔冠华有关。1946年10月19日,国共和谈破裂前夜,乔冠华、龚澎夫妇二人离沪前往香港,乔被任命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张苏生正好任职美国新闻处香港分处译员,工作上多有交集。有人猜测,她毕业赴港,解放前回大陆,可能就有同乡、校友的建议和暗中推力。据多个史料披露,抗战八年及之后,共赴国难是主流,但国共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其中,争夺青年就是影响最为深远的暗涌之一。乔冠华临终前的身世自述,就提及当年的美国新闻处,说中共组织“有意引进一些人”,成为“革命的火种”(见《我和乔冠华》章含之著)。

“我和父亲去龙华机场接她,第一印象就是玻璃丝袜、高跟鞋,非常摩登的一个女子。长得好看,双眼皮大眼睛,灵动泛光,肤色白皙,身材颀长。” 柳曾典回忆,那时的张苏生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满脑子的专业,就是要做事情。“在我家安顿数日后,就飞北京——后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到了。”

不承想,这段香港经历,就像时代的“红字”烙印,让她成为建国后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可查半天,又查不出什么东西来,丢一顶特嫌“帽子”内控,不予重用。可怜的苏生如惊弓之鸟,从此背了包袱……

1956年6月,22岁的曾典从大连调到北京,单位一机部通用机械研究所距张家不远。放下行李,他登门拜访的第一家就是张从之老人和姑母张苏生。

上海一别,北京再聚,柳曾典从初中生长成一米八的大小伙子,那个神采飞扬的苏生姑母却仿佛换了一个人, “整个人闷闷的,很压抑的样子”。 

外在的变化显而易见:没有了旗袍,取而代之的是深蓝色卡其布列宁服——那个时代的统一服装;没有了民国风的卷发,梳的是齐耳短发“干部头”;最主要的是,她的眼神变了——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只是柔和,少了光泽;语音也变了,她是软语温言的苏州女子,现在音量更低了一度——轻声细语的似乎是在提防着什么,害怕着什么,有时近乎耳语。

那年“镇反”刚过,“肃反”进入大张旗鼓的尾声,知识界处于人人自危的不安状态。据柳家七侄曾修补充回忆:姑姑“文革”挨整,怀疑她是CIA特务。

张苏生被迫离开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去一个中学教书,后调商务印书馆审读英文古籍”,柳曾典说,她思想包袱很重。她爱人张志三也有包袱,不能搞原子能了,转做纯理论工作,搞激光(光谱)去了。

柳曾典在北京的通用所一呆13年,成家之前,他的星期天基本都去张苏生家,后面经常出差北京,每次来必去看望姑母。“她是我在北京最亲的人”。

她也喜欢这个外甥。“文革”前夕,运动一个接一个,知识分子的个人社交几近绝迹,知根知底的亲人间的走动,是她生活的一抹亮色。

“苏生阿姨给我介绍女朋友,第一次见面约在大栅栏那边一个老戏院看京剧,是同仁堂对门。”曾典记得,苏生姨欢喜软糯、细腻的“水磨调”昆曲——那是她家乡苏州的戏;她也喜欢有生、旦、净、丑行当,唱、念、做、打技艺的京戏——那是诸多艺术元素被用作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符号的国剧。“文革”开始后,那些老戏就销声匿迹了——惟剩八个样板戏。

“那天我们是三个人去的,我对京剧一窍不通,云里雾里的,对姑娘也没感觉,剧名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姑母喜欢老戏。”

柳曾典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30岁已是单位里的副总工程师。张苏生不时到单位找他,“人家叫我‘柳总’,她说我‘不得了,不得了’,她说陈毅副总理人称‘陈老总’,你小家伙居然是‘柳总’了,玩笑也开得轻声细语。” 柳曾典说,就没见过她真正开心的样子。

她有心病。她的问题,亲戚眼里是近乎抑郁。

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36号的商务印书馆是张苏生职业黄金年代的供职单位,但我在查找相关资料时,却找不到多少她在其中的“蛛丝马迹”。

1966年“文革”开始,商务印书馆突变“封资修,大洋古”黑窝,先后有70多人沦为“牛鬼蛇神”专政对象(见《出版史料》刊物2002.3)。造反派要彻底砸烂这家名噪一时的出版机构,在《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1966年到1976年里,留下了近乎十年的空白。

1969年,“商务”全体干部到湖北咸宁参加文化部“五七干校”, “特嫌分子”张苏生也在“受教育”队列。

“夫妻双双离京参加‘四清’,家里只留四公公(张从之)一个老人,我就住她家里,住了三个月。” 曾典说。

商务印书馆同事胡企林在追忆恩师陈翰伯纪念文《勇者的风范》(见《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年》p57、58)中描述翰伯总编:“参加围湖造田劳动,刨土、挑泥,为筑成坚固大堤挥洒一身汗” “那时十五连还没有牛,他同群众一起拉犁松土,平望秧田,毫不惜力。” 文中所说的群众,算张苏生一个,时年五十周岁。五十周岁,是女性生理上的更年期,也是女性厚积薄发实现梦想的黄金职业期,张苏生和她的同事们,却这样一天又一天,一月再一月,一年复一年,在田间刨土、挑泥、插秧、收割,挥汗如雨地打发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时间。

“我姨妈,原本那么漂亮一个女子,性格那么开朗,简直像换了一个人,特别谨小慎微,树叶掉下来都怕砸了头......” 张复生儿子张小平告诉我。

知天命之年的张苏生平白无故地成了“美国特务”嫌疑犯,还百口莫辩,她,害怕到了极点。“这么说吧,我们有时候聊天说一些话,我们自己很不以为然的话,她会吓得不得了,一个劲儿说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好像就是怕别人听到似的那种状态,她这简直就是被人打怕了……” 张小平回忆。

1973年,张苏生还在湖北咸宁的干校参加劳动,柳曾修从长沙回上海时抽空去干校想见一见姨妈,终是没有见到她。

1973年前后,张小平记得家里会给姨妈寄点包裹,“寄些东西都要思前想后的,不敢‘超标’,比方给她寄什么吃的,怕人批判资产阶级小姐不能吃苦了。姨妈下农田劳动没有雨鞋,请我妈买个雨鞋,这是可以的,但要说给她寄点奶粉,寄些吃的东西,她都不让……”

在张小平眼里,苏生姨妈是多么优雅、秀美,心性又多么骄傲的一个女子,后来变得逢人赔笑脸,处事极小心,太不可思议。

多次运动对她的身体也造成很大损伤。张苏生在人生后期双耳失聪,生活极其不易。小平回忆,姨妈耳朵聋的厉害,“我给你讲个例子,比方上商店买东西,她都是准备个大票,因为她问什么东西多少钱,人家的回答她都听不见。后来,不论上街买什么东西,她都掏个五十或百元大票,任凭人家找零,人家愿意找多少找多少。”小平喜欢无线电,爱装搭个半导体收音机,他给姨妈做过一个助听器,她也不适应。

张苏生1969年下放到咸宁五七干校,从北京巿岀发报到那天,是让外甥张小平送的。“去的是西直门那边儿的一个单位,是文化部的一个集合点。我当时帮她拎着行李,还给她打了个大背包,我记得离那个集合点还老远的,她就催我:你快回去吧,小平,你快回去吧,她是担心叫别人看着,这个小伙儿是张苏生的什么人,生怕牵连到我。唉呀,这个印象特别深,她身体柔弱,大包小裹儿的东西,她一个人背着拎着非常吃力,回想起那个场景,真是离集合地点还很远,她就坚持让我走,不让我再往前送了,生怕我到他们单位粘上什么倒霉气儿……”

“她不擅家务,不知俗事,是书呆子,姨夫也是书呆子。你知道林黛玉的性格变化,就能理解她的变化了。”柳曾典这样说。

在曾典眼里,她是林黛玉一样的人,绝世聪明,满腹才华,敏感细腻,多愁善感。她像芙蓉林黛玉一样,面对命运摧残,只能“何处避芳尘”了。

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

婚姻:患难夫妻的丁克家庭

张苏生的先生也姓张,大名志三,业内知名的光谱学家。两人是西南联大前后届同学,一个读外语,一个学物理,张志三比张苏生低一届,也比她小一岁。

张志三身世蛮传奇。他1920年6月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后在北平读高中时,因无法忍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只身逃到昆明, 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3年大学毕业后,应严济慈之聘,张志三进入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昆明),参与制造光学显微镜。1946年,张志山回到北平,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推算与张苏生“私订终身”,大约也在这个时间段。两人结婚时间约在1950年代初。

当年西南联大的物理系汇集了一批绝顶聪明的年轻人,正是二十左右的年纪,喜欢纵论天下、互相辩论。比张志三高一届的黄昆、杨振宁和张守廉三人被称为“物理系的三剑客”,是同班同学还同住一间宿舍,分别师从吴大猷、王竹溪和周培源先生。 “正是这些争论,使我找到了科研的感觉”,杨振宁回忆说。或许也正是这些“纵论”和“辩论”,加上张志三儒雅帅气,精气神十足的相貌气质,深深吸引了才女张苏生,她被爱情天使丘比特之箭射中了。

搜索百度百科人物可知,张志三(1920.6.22一 2003)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多次参加制定我国光学的发展规划,曾任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光学学会副理事长,是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他和联大学长,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黄昆同为中国科学研究院同事,黄昆在半导体所,张志三在物理所。他负责建立的红外吸收光谱实验室,同喇曼光谱相结合,成为较完善的研究分子振动的实验手段,为中国光谱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上班的张小平回忆:“当年哈工大著名的激光专家马祖光老师,开课题学术鉴定会都邀请我姨夫过来当评委会主席,证明姨夫在那个行业里地位还蛮高的。”

我在网上搜到一张西南联大43级毕业同学20周年聚会合影。是张黑白泛黄的小照,摄于1963年8月11日。相片上,前后三排18人,其中男同学14人,女同学2人,家属2人。前排左起,为何炳昌、胡日恒、张志三、沈克琦、陆以信。宽额高鼻,国字脸的张志三,鼻架一副金丝边框眼镜,风流倜傥,一表人才。一众同学或坐或立,一个个风华正茂,一个个意气风发。

他们是患难夫妻。解放初期,夫妇俩工作还算顺利,苏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译(又说兼国际台播音员),志三也是组织重视的技术专家。 1950年代初,上级交付张志三一项紧急任务,要求检查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投掷的细菌弹各组成部分的元素成分,他利用光谱分析技术完成了这项任务,为此,得到了卫生部的奖励。运动来了,苏生成了靠边站的“特嫌”,志三受到影响,手头许多事被迫中断,工作也改弦更张。那些藏在峰峦背后的阴云,并非一介书呆子透过书斋的窗口可以观察到的。

他们是丁克家庭。两人没有孩子,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的命运,不得而知。张小平回忆说,因为张苏生夫妇没有孩子,张复生和家人曾想把自己过继给苏生当儿子,当时双方都说好了的,小平也改父亲卢姓为张姓,但具体操作一直拖着(不顺),“‘文革’后期知识分子一点儿地位也没有,这个事情无从谈起,也无从办起,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结婚后,张苏生夫妇租住在朝阳门外的烧酒胡同,房东是两位老姑娘,人称“杨大先生”和“杨二先生”,她俩有一个安静的三进院子,每进之间有开阔的天井,植有红花绿树。二进住着房东,三进有三间房,一个厨房,他们夫妇租其中两间。“文革”开始,造反派强占这处院子,把房东和租客都赶到隔壁一个老旧、嘈杂的四合院,东南西北十来间房,住了五六户人家,中间是一个大院子,堆着各种生活杂物,张苏生租南向两间房,与邻居合用厨房,挤挤挨挨直到“文革”后落实政策,夫妇俩搬家到中关村的高知宿室,住上了小四居。张小平一家每次回北京,都要去姨妈家住上几天。每次去,都要事先约好时间。那时张苏生耳聋的厉害,平常的敲门声她是听不见的,她要在约好的那个时间从书房案头——她总有忙不完的编审工作,抽身跑到客厅门口候着,开门迎客。张小平不时见到来家里谈稿子的作者——姨妈真是一位兢兢业业、认真细致的专家啊,但他一直没弄明白,姨妈究竟是商务印书馆的审读还是编辑?她的专业技术职称倒底是什么?

1975年,18岁的章以娴高中毕业,闲在南京家里等候发落“通知”。母亲柳定生为她安排了一趟北京行,用意一是到首都开开眼界,二是跟阿姨张苏生学学英语。她在张家一呆就是两个月。

第一次出远门的她,觉得北京话太好听了,尤其是从轻声细语的阿姨口中吐出来,相比之下,生硬的南京话显然太土了。她惊讶于苏生姨的语言表达力,上海话、苏州话、扬州话可以随意切换,脱口即来。姨夫张志三,儒雅学者,气度不凡,她几乎被这对夫妇迷住了。

北京之行让以娴弄清楚了自己的外公——柳诒徵是谁,做过什么事情——父母从来不提过去的事;柳家和张家的亲戚关系——张苏生专门给她画了一张血缘关系图,解说一个个名字背后的关系。她忽然觉得,长这么大,脑子里有一扇窗户被推开了。

她记得,她见到的1970年代的苏生阿姨和复生阿姨很不一样,妹妹身板柔弱,眼神忧郁,而姐姐多么阳光、爽朗。“她经常一个人待书房里看书,或编(审)稿,是英文稿。” 小姑娘走路带风,碰着屋里什么物件了,苏生会说:“张志三,你看她走路……”她不直说,但小姑娘听懂了。

北京之行走了很多地方见了许多人,独独没有学英语。直到家里来信说75届学生政策下来了,要插队务农,这才想起要学习。张苏生让以娴念了一段英文,没有说啥,只是让她多背单词,“现在想想,当时‘四人帮’还没下台,苏生阿姨是不敢说要教英语的。”回南京时,姨夫送她一本自己译的书《人类认识的自然界》,阿姨借她一本吕叔湘的《中国人学英语》,一本《许国璋英语》。

奇怪了,物理学家张志三的译作网上可查,联大外文系“天才学生”张苏生的作品却杳无痕迹。不止一个亲戚告诉我,看到她在家时总埋头伏案,校稿编稿,还经常约人上门谈稿,她不是“不立志”,她总是兢兢业业。令人不免猜度:

她是小心谨慎起见,用了笔名而我至今没有找到?或是个人劳动成果集体署名了?倘若是真,有点残酷。还是干脆就没有署名?

1994年,一场感冒,让张苏生几天出不了门,没有送医,数日后溘然而逝,享年75岁。

张复生给柳定生表姐写信,说气死了:一个感冒,人没了,也没送医,这算什么事?!

不久,张志三续弦。对方是留欧的一名钢琴家,“他们两个人,估计是生活不到一块儿去,钢琴家,搞艺术的,可能和这种老学究共同语言不多,听说生活一段时间后就离婚了。” 张小平感慨:“我姥爷和我的姥姥是姨表亲,就是两姐妹的儿女通婚,但我妈和我姨妈身体都挺好的,我妈妈活到92岁,我姨妈75岁寿终,要不是叫历次运动打击的话,她也会长寿的。” 

为了寻找与张苏生有关的信息,我这个夏天回温州时,专门约了同事到白鹿影城观看大象平台点播的纪录片《九零后》, 16位西南联大的优秀学子,历经风雨硕果累累的九旬老人,影片定格了他们这一辈子走过的路。这群“眼中有火,心中有梦”的“九零后”,他们都是才女张苏生的联大同学,有的同班,有的同系,有的同校。唏嘘无限。

回家再读许渊冲先生人物小传,看到许先生说: “全世界能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法文,再把法文翻译成中文,并且出一百多本书,我是第一人”。

2014年,中国翻译协会把许渊冲译的《诗经》中“千古丽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英、法译文作为译例送报国际译联,他得到了国际译联的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许先生说,这超越了他的梦想。

我情不自禁遥想那个雅名在外,让学渣望尘莫及叫学霸奋起直追的大才女——表姨婆张苏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当年的她英姿勃发,对前程满是绮丽的梦想;“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故人己去,徒唤奈何,不由人思绪纷飞……    

(注:关于张苏生的生平,还有不少待解谜团,期待知情者能提供更多详细信息。具体请联系作者邮箱:27820240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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