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龙—中国”计划（Project Red Dragon-China，以下简称“红龙计划”）又被称为“红龙密谋”（Red Dragon Conspiracy），是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中美革命志士联手秘密策划的旨在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府的武装革命计划。该计划从1908年开始酝酿，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爆发。其核心成员，包括民国缔造者孙中山先生、中国著名的现代化先驱和旅美华侨容闳及其二子容觐彤和容觐槐、美国革命志士荷马·李以及美国银行家布思和艾伦等人。该计划还将康有为和保皇会、袁世凯、唐绍仪、J.P.摩根及其财团、海外华侨组织致公堂和国内的革命党、新军以及三合会与哥老会等反清秘密会社牵扯入内。
孙中山致布思书信手迹
在“红龙计划”密谋者中，容闳的态度是最为复杂的，也因此受到其他参与者的误解和批评。这与他一生致力于中国进步的指导思想、行动和经历密切相关，亦充分反映了清末爱国华侨和华人在中美之间作为文化桥梁和现代化推动力的重要作用。以容闳为代表的爱国华侨们对晚清政局和国际形势的看法，及其对中国积贫积弱问题根源的剖析和对祖国未来的构想，均深刻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融合。拥有多元文化体验和世界眼光的国人在清末民初大变革时代对这些观念的分析、批判、选择、取舍、扬弃和改造，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老文明自我革新的旺盛的生命力。
容闳一生始终不渝坚持的事业，在于通过学习西方和西学东渐来实现中国的进步。自耶鲁毕业归国后，他并未按照资助人和导师们的意愿从事传教工作，也没有通过变身买办来发家致富，而是积极投身到晚清的现代化工作之中。为此，他先后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和湘军统帅曾国藩会谈，向两者提出军事、政治、财政和教育的现代化构想。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因中国军事自强的需要对容闳的工业和教育计划予以切实支持，委托其购买海外母机以筹建江南制造局，并筹备出洋肄业局。这使容闳深度介入晚清政治，并开始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
容闳在1868年呈递给江苏巡抚丁日昌和和总理衙门军机大臣文祥的“四条建议”中，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培养人才、开发矿藏、修建铁路和开办轮船招商局等实业救国理念，以及创办由中国人完全控制的企业和保持中国司法独立的民族主义主张。其后，实业救国和民族主义一直是指导容闳政治实践的核心原则，并深刻体现在他对“红龙计划”的参与和策划之中。
甲午战争后，容闳于1896年开始着手设立“中国国家银行”和建造铁路特许权计划，均失败。这使他深刻认识到晚清官场的腐败、政府外交的软弱和国家主权面临的严重危机。于是，进行政治改革的想法促使其参与到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维新运动中。戊戌政变时，在京的容闳亦被清廷搜捕通缉。他逃至上海租界，与保皇派同仇敌忾。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容闳于当年3月末到新加坡和康有为谋划在广东与长江中游的保皇会起事事宜。3月31日、4月2日和3日，他又在香港与谢缵泰和杨衢云密谈建立“由基督徒领导之政治联盟”起义事宜。按谢缵泰所说，当时容闳尚未与孙中山谋面，并认为孙过于鲁莽轻率。4月4日，容闳又由香港启程赴美联络。谢缵泰则在当日致信孙中山促其与容闳在日本会面。
容闳
不久，唐才常趁清廷与八国联军开战，于7月26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推选容闳担任“中国国会议长”（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之职，严复次之。通过唐才常的“自立会”，容闳和康梁继续合作，“尝试联络和利用长江一带的兵官及哥老会”。容闳和严复等人所拟之中英双语《中国国会宣言》可被视为容闳从自强和改良走向反清革命的转变起点。
容闳在该《宣言》中声称：清廷必将覆亡，希望八国联军重立光绪帝。若光绪驾崩，中国国会将筹办临时政府、推举临时主席，物色适当人选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以便进行全面社会改革。正如其所说，推翻清廷、筹建临时政府和实行君主立宪是1900年后容闳海内外政治行动的总目标。于是，除了实业救国外，是否应以政治革命的方式来实现中国的进步，开始成为容闳思考和计划的核心问题。“红龙计划”较为清晰地展现了容闳关于这两大问题的态度和构想，以及他与中国内地哥老会等会党组织的联系。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容闳遭到张之洞的通缉，于1900年9月1日从上海经日本避居香港和澳门。赴日途中，他与积极参与自立军事务的族弟容开（星桥）和孙中山同乘“神户丸”号轮船。9月3日抵达长崎后，化名“泰西”的容闳投宿南山手町库利夫旅馆，并立即与同日抵达长崎的唐才常胞弟唐才质联系见面。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所载日本密探报告，容闳在海上和长崎旅馆里与孙中山及其日本支持者密谈多次。9月4日，容闳接受九州日之出新闻社记者采访，批评英国政府对清廷的态度不明确。其后，容闳于9月7日由长崎乘船赴香港，容开则随孙中山赴东京拜会犬养毅，最后在9月17日从长崎赴香港。
这是容闳着手支持反清革命的开端，可能也是他与孙中山合作的开始。在港澳滞留期间，他与保皇会和革命党均保持联系。1901年春，容闳赴台湾与时任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会面。有学者认为他造访日本总督的目的可能与1900年9月孙中山赴台会晤儿玉商讨购买军火之事有关。此说虽未经直接史料证实，但容闳当时的确参与到谢缵泰、李纪堂和洪门会党首脑洪全福的广州起义准备之中。谢缵泰在1901年9月26日与李纪堂会晤策划夺取广州并建立临时政府，拟以容闳为总统，以洪全福为军事统帅。1902年初，容闳住在澳门，容星桥暂居香港，两人联络紧密。同年5月16日，容闳从香港出发，经横滨赴美。他在横滨与梁启超和冯镜如会晤，6月5日抵达檀香山，6月11日到旧金山，6月14日到洛杉矶，6月21日到达哈特福德。他在美国与梁启超、叶恩和徐勤等保皇派人士保持书信联系，并继续与在香港的容开和谢缵泰筹划起义，还同刚从耶鲁工程专业毕业的次子容觐槐一起物色适合野战的新式枪支。
1902年8月13日，谢缵泰致信容闳，请他在美国组建反清革命军政府（junta），并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与支持。容闳则在9月21日回信说：“我在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将尽我的能力满足你们在中国的需要。请尽早将暗号和密码寄来。这对于我们的联络是不可或缺的。”11月17日，容闳收到谢缵泰寄到哈特福德的挂号信，内附密码本。11月20日，容闳用挂号信回复谢缵泰。虽然谢缵泰和洪全福的广州起义最终因泄密失败，但谢缵泰请容闳在美国建立反清军政府的建议，对容闳参与“红龙计划”的态度和策略产生了直接影响。
经过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和庚子事变等一系列军事失败和政治挫折的冲击，20世纪初的容闳愈发认为以实业救国的现代化努力应优先让位于政治变革。通过对自身数十年洋务工作的经验总结，容闳已经意识到，没有政治制度的进步，中国军事和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改革缺乏坚实依托，即使开展亦难以维系。这是他对光绪皇帝表示深切同情并支持康、梁维新和保皇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国会宣言》即表达了容闳等先进行政治改革，再推动法律、社会、经济、财政、文化和教育改革的构想和实践路线图。
不过，在帝党和维新派尽数被清洗的世纪之交，反对后党实际上就是反对被保守的慈禧太后和满洲勋贵们把持的清廷。欲扩大反清力量来源，就必须团结所有对清廷不满之人。于是，容闳继续保持与谢缵泰和孙中山等主张“排满”的革命派之联络。盖因当时革命派骨干多有华侨和留学的跨文化背景，受到新思想、新观念和国际局势的感召与影响，并不局限于传统政治思维，而对中国前途的思考有较为广阔的视野和前瞻性。他们与容闳的经历有较多契合之处，因此在政治主张上亦颇有交集。这是容闳愿意了解和支持革命者的主要原因。
学者容应萸认为：“直到1900年左右，中国国内仍未出现‘革命派’、‘立宪派’的区分。”这是由于当时清廷的反对者中阵线并未分明。提倡反清的未必赞同革命；赞成勤王的也未必否定革命。因此，她将两者统称为“改革派”。容闳即是“改革派”的典型代表。
不过，此时容闳对中国未来政治制度的构想及其民族主义思想仍不系统。他认为清朝势必覆亡，中国新政府当施行立宪帝制；政府行政却又要成为“公民政府之典范”，成就“民有、民治、民享的伟大宗旨”。这种过于理想化的目标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以及西方的专制、立宪与共和的政治理论与实践均有较大出入。同时，他和严复等人虽有爱国情怀，但尚未参透列强殖民主义本质，仍然对英美等国政府存在较大幻想，寄希望于通过外力干预使清政府转变立场，从而延续中国的维新运动。上述问题不仅遭到英国驻沪署理总领事霍必澜（Pelham L.Warren）的批评，称“容氏知识渊博，但为人不切实际，满脑子幻想”，更造成容闳政治思想的内在矛盾，最终体现在他对“红龙计划”态度的反复以及给艾伦造成的深刻误解上。
谢缵泰筹划“广州起义”事败后，容闳滞留美国哈特福德并继续与保皇会和革命党保持联系。根据现有史料，他在1903-1907年间的政治活动与保皇会北美活动和康有为对美国的访问有关。
荷马·李
由于参与戊戌变法和庚子国会的关系，容闳一直支持康梁和保皇会的涉外活动。据学者高伟浓研究，1898年戊戌政变后，康有为赴日本向大隈重信内阁求救。不久，山县友朋组阁，迫使康有为离日。“康乃由容闳任书记和翻译，于1899年3月22日由横滨乘‘和泉丸’下太平洋赴加拿大。”1901年，康有为致信谭良（谭张孝），抱怨荷马·李和容闳不了解保皇会筹款情形。他们所提的计划难以施行：“孔马哩（即荷马·李）及容纯甫（即容闳）辈皆纯乎西风，开口辄问我会千数百万，某军械宜买几百万，某轮船宜买几百万。不知我会大如蚊血，小若蚁旋，即汝所经各埠所捐，多则千数，小乃数百。以从蚊之血而供大象之一啖且不足矣，如孔马哩所言，不类于梦话乎？”估计当时因荷马·李参与保皇会活动之事，容闳即已通过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与之结识。
虽然康有为对容闳筹款购买军械勤王的建议并不认同，1902年12月11日，他在印度决定命康同璧游学美国后，仍然请容闳照料康同璧。根据2013年新出之康同璧1904-1906年旅居美国康涅狄格州时遗留的《康同璧南温莎旧藏》披露的信件，容闳在三年期间与康同璧和康有为保持联系，并参与了保皇会的会牌制作、筹款以及康有为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会面事宜。康有为1905年访美时，曾想请容闳将其自传翻译成英文，以备宣传之用。1905年6月16日（另有资料说为15日），康有为、容闳、荷马·李、周国贤与谭良在十二点半首次拜见罗斯福总统。6月24日，容闳陪同康有为再次拜见罗斯福总统。同年7月15-19日，康有为父女与荷马·李等人又到哈特福德访问，并参观柯尔特公司和耶鲁大学，购买了2000多发的长短枪子弹，价值高达3万多美金。这应该是容闳与北美保皇会关系发展的蜜月期。
不过，由于北美保皇会和革命党在宗旨和华侨筹款等诸多方面存在矛盾，康有为对孙中山和革命党非常忌惮。1904年12月4日，在美国各地进行革命宣传、筹款和洪门注册的孙中山访问哈特福德。次日，筹备访美的康有为即因孙中山在纽约而叮嘱康同璧对其美国之行保密，并购买防弹衣甲，以防孙中山暗杀。同时，他还让康同璧与其弟子，纽约《中国维新报》负责人汤铭三密图暗杀孙中山。当时，蔡元培主编的上海《警钟日报》也在1904年9月8日和10月17日引用日本新闻发文报道康、孙两党矛盾，说“孙现创立报馆三间，己身则以鸟约（纽约）为本部，凡前为康有为保皇会员者，今殆尽化为革命党。康党之领袖大生嫉妒，谋暗杀孙，事未发而其谋已显，孙幸得免于祸云。”“今日致公堂与维新会冲突甚激烈，康同璧女士及欧某至各埠游说运动，务以拒绝革命党为事。而孙逸仙医士亦遍游各埠，意在解散保皇会，并欲筹饷五十万金云。”
康有为知道容闳与孙中山和革命党的关系，1905年10月20日，康有为致信康同璧，命其利用容闳约见孙中山以便遣人刺杀之：
顷得铭三电，云孙文复到纽约。前得卓如书，言孙文因吾会难，势运东学生（入京）谋害皇上，我已电北京泄之。宁我事不成，不欲令彼事成也。此人险毒已甚，今复来此，必专为谋我。我还纽本无事，不过为开银行耳，然立于险地，实非宜（且拒约事泄），故决不东还，即入墨矣。今拟到新藟约铭三或季雨来一见，授以事乃行，到时或电汝来一见，亦未定。此人不除之，（与我）必为大害。已授意铭、雨，并复呼岳崧出也。惟铭、雨二人皆胆小而多疑，又不能出手，恐败事。趁其来美（美律甚宽），最好除之。幸文愓有财权，可任大事（波利磨敢死部四十余人皆其至交）。岳崧与汝甚好（或汝令纯甫密约此贼，而彼等伏而去之），汝可与岳、文密谋勉厉之，最我财力，必除之。如不在纽，则跟踪追剿，务以必除为主，皇上与我乃得安。铭、雨有他疑，汝密主之可也。余待后命。此与次女。两浑 九月廿二日。
容闳夹在康、孙两党之间，对勤王和反清的宗旨均有所了解。他同情光绪皇帝，但知道不推翻清廷无法寻求中国之进步。对他而言，无论是保皇还是革命，只要经过改革的中国政府能够保障国家主权免遭列强侵蚀，能够发展实业振兴国民经济，他均乐意助力之，但绝不愿意陷入康、孙之间的个人恩怨和党争之中。其后，真正促使他与康有为决裂并向布思等人推荐孙中山者，是受到康有为将华侨捐款挪为私用和保皇会财政丑闻频出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
布思
如高伟浓所说，康有为等人从1903年起正式以“振兴中国之商务，挽回外溢之利权”为名组建“中国商务公司”，希望通过集资和投资的方式逐利商场。他的集资对象是支持保皇会的华侨，集资方法是以认领股票的形式“招股”。而所有活动，均打着“保皇救国”的旗号。保皇会的商业集资活动一度受到北美各阶层华侨的大力支持，筹得巨款用于实业和投资。然而，随着叶恩香港经商失败诸案、康有为在墨西哥炒地亏空案、兴办银行破产案和振华公司在美招股案引发保皇会内讧甚至自相残杀，该会内部腐败情形逐步为世人所知。这使康有为和保皇会在海外华侨心目中的形象遭受沉重打击，全面破坏了华侨社会对保皇会的信任和支持。
作为与康有为有密切联系甚至可能曾参与北美保皇会组织和筹款活动的容闳，由于一贯热心实业，对保皇会的集资和投资活动必然非常关注，也能够较早得知其内部运作的问题和财政丑闻。同许多美国华侨一样，他对康有为的信任和支持，在1908年末因保皇会投资失败告终。这是他在“红龙计划”中坚持不愿与康有为合作并对其为人大加叱责的主要原因。
不过，容闳本人对在华投资和兴办实业的兴趣始终未有削弱，因此在“红龙计划”中向艾伦、布思与荷马·李提议对“苎麻转丝”和“广西银矿”两项业务进行融资，造成艾伦对他参与革命意图的误解。
对保皇会活动失去兴趣后，容闳于1908年9月底接到荷马·李发自加利福尼亚长滩的书信。荷马·李向容闳介绍了布思，并告知布思将于10月5-10日间赴哈特福德与其会面。10月中旬，布思抵达哈特福德，并于18日离开。他受荷马·李委托与容闳商讨两件事情：一是有关中国抵制美货运动问题。荷马·李认为该运动在广东地区使美国的棉花、棉纺织品和跨太平洋运输行业遭受沉重打击，有意通过容闳来影响粤商集团。他则趁此机会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谋求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职位，以便实现其中国革命理想。二是关于联合中国各反清会党力量发动革命的计划。在此方面，荷马·李需要容闳帮助他获得会党领袖和南方实力派的信任与支持。因此，他请布思与容闳面谈，希望说服容闳他的构想和行为“旨在为中华帝国谋取终极利益”。同时，他还想通过布思了解容闳的态度，即：如果荷马·李能够成功筹集革命资金或者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的职位，容闳能否助其一臂之力，促使广东乡绅支持革命。
在哈特福德，布思向容闳详细介绍了荷马·李的革命构想。其中包括荷马·李有意组建负责起义事宜的“军政局”（Grand Council）、负责筹款和统合参与各方政治活动的“资政会”（Advisory Board），以及革命成功后组建的“临时政府”等组织。这些组织有意吸纳活跃于中国内地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反清团体，尤其是成员众多的会党组织，以壮声势和力量。其基本运作模式，有似于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了解到这些信息，容闳与布思一拍即合，积极投入联络和邀请各会党领袖的工作中。
荷马·李佩剑像
1908年11月中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该消息在美国侨界引发轰动，也给“红龙计划”的密谋者们注入一针兴奋剂。容闳在1908年12月初，拟写了邀请保皇会、革命党、哥老会和自立会领袖来美国洛杉矶协商组建反清革命联合会的函稿，并发给布思与荷马·李。函稿主旨是整合反清力量、筹资组建财团、成立组织机构和开展民族革命。容闳认为布思与荷马·李有能力组建财团并可立即从美国资本家处筹集数百万美元贷款以开展革命。革命成功后，由各会党成员组建的临时政府将以岁入和关税来偿还贷款和利息。美国资本家还将拥有在中国开设铁路、银行、铸币、矿业的特许权。容闳本人有意担任临时政府总统，并希望荷马·李成为联合军统帅和陆军总长，布思担任临时政府的资政会主席和财政总长。同时，容闳还建议派次子容觐槐作为代表赴华逐个拜访各会党领袖，以便考察这些人对革命的价值并说服合适的人参加。
容闳致会党函稿
布思与荷马·李收到容闳函稿后，进行了会商。他们认为当前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说服美国资本家接受他们的革命方案并提供贷款。原因有二：首先是美国资本家们对中国的局势变化缺乏深入了解，因此非常谨慎；其次是他们还没有制定能够让出资者满意的投资保障方案。于是，他们指派布思的密友、居住在纽约的金融咨询专家艾伦作为融资代表与容闳进行合作与磋商。艾伦有筹资组建古根海姆勘探公司的实操经验，与纽约和伦敦的一些大金融世家保持联系，可以和容闳一起在美国东部向英美企业家和资本家融资。同时，荷马·李有信心说服康有为和保皇会投资支持革命。布思还向艾伦保证，因计划组建的资政会是由抵制美货运动的发起者和负责人构成的，一旦资政会成立，抵制美货运动自然终止。美国企业家和资本家的贷款将能够在实际行动开始后6个月内获得回报。这样一来，布思与荷马·李在美西，容闳和艾伦在美东，4人可以协同为反清革命寻找财政支持。
荷马·李军事方案手迹
容闳和艾伦对布思与荷马·李的撮合建议均报以积极回应。艾伦研究1903-1907年美国外贸出口数据后，认为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对美国的粮食、棉花、红铜、包装业务和石油等制造业出口影响不大，这与荷马·李的判断颇为不同。艾伦于是认为他们的筹款对象不应该是美国的制造业企业家，而应该集中于依靠资本投机盈利的银行家。
得到双方许可，布思开始着手安排容闳和容觐槐与艾伦会晤。他同意容闳派容觐槐赴华联络的建议，要容闳向艾伦提供保证，以便筹集容觐槐履行任务所需资金。他还告诉容闳，艾伦忠诚守信、头脑冷静，但性格“相当直率，喜欢单刀直入而非以外交官的方式循序渐进”。同时，他向艾伦介绍了“红龙计划”的进展状况，还建议艾伦与容觐槐共同赴华，尽早获得资金保障。此外，他特别告知艾伦，容闳的性格与艾伦截然不同，尽管其思想行为受到美国文化影响，但本质上还是中国人，举止有些拘谨，喜欢循序渐进；虽然名扬中外，但从不轻易显山露水。与容闳交流，艾伦需要稍具耐心，理解东方人的沟通方式。
容闳致布思书信手迹
1909年1月初，美国报纸报道了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的消息。容闳、艾伦、布思与荷马·李均感震惊。容闳认为拉拢袁世凯参与“红龙计划”的机会到来，遂有意与其他密谋者见面会商，并认为应当将康有为排除出“红龙计划”。1月12日，他派遣居住在纽约的容觐槐拜访了艾伦，向艾伦提交了一份由容闳撰写的《建议备忘录》。容觐槐同艾伦商讨了当前形势，以及反清革命胜利后中国的国体问题。艾伦认为共和制度不适用于中国。1月16日，容闳致信布思，详细说明了他对新形势的看法。他认为拥有政治和军事实权的袁世凯被清廷罢黜，给反清计划创造了一个空前契机。“红龙计划”应当从联络康有为和保皇会以及与其有关的会党组织转向与袁世凯和北洋集团合作。容闳判断遭罢官的袁世凯必然怨恨清廷，可能同情甚至加入反清革命。他们正好利用袁世凯的影响力来策动北洋新军反清。于是，容闳推迟了与艾伦会晤的时间，写信给曾是留美学生且为袁世凯亲信的唐绍仪。唐绍仪当时正奉袁世凯之命作为特使出访华盛顿，谋求美国政府和商界的财政贷款。容闳请唐绍仪到哈特福德会晤，讨论反清事宜。同时，容闳也给袁世凯发了一封信，请袁世凯以送孩子到美国留学为名携家眷赴美协商。布思同意容闳的想法，并告知，美国公使柔克义正因袁世凯被罢黜一事与清廷交涉。尽管他不赞成美国公使的做法，但这无疑有利于容闳的新构想。
1909年1月18日，容闳赴纽约和容觐槐一同到莫雷山宾馆拜访了艾伦。此前，容闳一直在哈特福德等唐绍仪。结果唐绍仪到哈特福德后刻意回避容闳，稍做停留便离开了。容闳遂决定赴纽约会见艾伦。他们会谈了一个半小时。容闳给艾伦一份中国政界重要人物和会党组织的名单。他们详细研究了“红龙计划”可能争取的合作对象，包括袁世凯、康有为和孙中山。
孙中山
容闳认为袁世凯是诚实能干的改革者和睿智的政治家，他被罢黜使清政府失去国之栋梁，将导致中国政局不稳、列强对清廷失去信心。摄政王主掌的政府崇满抑汉、保守反动，不获人民支持。作为清政府改革派领袖的袁世凯，下野后面临朝廷和政敌的双重威胁。袁世凯对北洋新军有绝对控制力，设法使其离华赴美则可能促使他加入反清事业。
关于康有为，容闳则认为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论家、狂想者和纸上谈兵的改革者”。康有为自私自利，并不在乎中国的变革，只关心自己的政治权力。他不仅出于嫉妒而诬陷袁世凯毒杀光绪帝，以便确保自己在中国改革派里的领导地位，更从槟榔屿给北京发电报，策划刺杀袁世凯。此外，康有为以保皇和维新为名从美国华侨处筹集了80万美元资金，却为个人目的将之侵吞，用于在墨西哥投资置地，还把资产挂在康同璧名下。他的所作所为使人心尽失。
孙中山则是三人中最可靠的反清合作者。他多次起义，有两次几乎攻占广州，是反清革命力量的象征，在广东和南洋颇负盛名。不过，容闳认为孙中山不够稳重，总是在准备就绪前仓促举事，因此屡遭挫败。
艾伦基本同意容闳的判断和评价。但他审慎看待袁世凯罢官的后果，认为影响还没有充分显现。对于康有为，他认为可能在另一个方向上与之结盟。
三人继而估算发动反清起义的开支和筹款事宜。他们估算容觐槐赴华联络需要6000-10000美元经费，“红龙计划”则需要筹集至少500万美元资金。其中200万美元用于购买重达4000余吨的军械弹药。还有相当部分资金要用于游说和策反活动。艾伦最后估计所需资金可能高达900万美元，并将900万美元作为筹款目标。事后，他咨询了一位美国从事起义和颠覆活动的专家，认为“红龙计划”的难点是筹集资金，于是根据会谈内容在容闳《建议备忘录》基础上撰写了《筹款计划》。容觐槐也提交给艾伦一份《财团回报方案》。艾伦提出为筹款组建“联合辛迪加”，由中外两个辛迪加构成。其一为“海外辛迪加”，主要是美国财团，负责筹集革命所需5/9的资金；其二为“华人辛迪加”，主要由中国各会党组成，筹集剩余4/9的革命资金。这一主张获得容闳赞同。
不过，针对容闳1月12日提交的《建议备忘录》所述内容，艾伦认为辛迪加的筹款活动需要秘密开展，以防列强干涉。革命成功后利益分配也应秘密进行。因此不主张在华盛顿、伦敦和东京组建游说团体。此外，他和容闳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容闳认为革命应先从广东发起，在广东建立共和政权后将革命扩展至全中国。艾伦则认为应当进行充分准备，时机成熟后在中国各地全面起事，一鼓作气推翻清朝。
第二，容闳认为推翻清政府后，应当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巴拿马共和国的共和政权，由参与革命的会党领袖任职。艾伦则强调中国不适用共和政府。他认为君主立宪制更适宜当时的中国。
关于美国财团投资的保障和回报，容闳提出以广州关税作为抵押和还债基金，同时以一定年限在革命政府控制地域内独占性地开办银行、铁路和采矿特许权作为回报。艾伦则将其细化，建议用中国岁入作为偿还“联合辛迪加”900万美元革命投资的保障，年利率为10%。此外，“联合辛迪加”还拥有在中国“覆盖全部领土并含有可分配权”的铁路特许权、银行特许权、铸币特许权，以及煤矿、贵金属和半贵金属之采矿特许权。利润按照辛迪加成员资本入股额度进行直接比例分配。最为重要的是，艾伦强调“联合辛迪加”中的“海外辛迪加”应具有所开展全部事业的控制权。只有中方向“海外辛迪加”购买其成员的全部和每一份股份、充分保障其权利和利息后，“海外辛迪加”才会解除控制权。同时，“海外辛迪加”成立后，中方“不得与任何他人、财团、公司或国家缔结誓约或协议”，“联合辛迪加”任何时候不得采取行动以任何方式削减任何个人、财团、公司或国家合法获得之权利。
1909年1月28日，容闳、容觐槐和艾伦再次会面，共进午餐并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进一步协商。艾伦与容闳父子见面前夕，制作了“红龙计划”的《筹款计划（1号修订案）》，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革命成功后“联合辛迪加”获得的回报，意图垄断中国的铁路建设和经营权39年、中央发行银行和各省会及口岸分行建设运营权数年、特许铸币权和经营权25年，以及一定年限的对数省的煤矿、贵金属和半贵金属的采矿特许权。艾伦在会谈时将此修订案的副本提交容闳父子审阅。
容闳和艾伦回顾了太平天国起义造成的严重破坏，认为起义组织者必须对占领区的保障、控制和管理等问题制订预案，可以利用会党来开展此类工作，还可以通过会党来筹集革命经费。同时，由于曾在华推动“金元外交”的美国铁路大亨哈里曼（Edward Henry Harriman）1905年投资开发和经营南满铁路的计划失败，美国资本圈对在中国进行风险投资持审慎态度。“红龙计划”所需900万美元的融资工作开展困难，还可能面临唐绍仪赴美借款的竞争。
会谈中，容闳向艾伦提出，开展革命的同时可以在中国投资实业，一来可以成为革命活动的掩护，二来可以为革命提供资金。容闳提出了两条投资渠道：一是在广西兴办银矿；二是购买美国某人发明的“苎麻转丝”技术，在中国投资生产“高仿丝”和“混合丝”以谋取暴利。容闳希望艾伦为他筹集10万美元开展这两项业务。
通过这次交流，艾伦对容闳的动机、能力和影响力产生怀疑。他给布思写信，认为去国八年的容闳年事已高、体力有限，与国内反清力量没有保持系统联络。他相信容闳对中国局势并不十分了解，其能动员的力量也仅限于开办留学教育时的门生故旧。
干城学校华人学员合影
特别重要的是，艾伦对容闳参与革命的意图产生了怀疑。他用“开明自利”来概括容闳的品格，认为容闳只具备“有限的爱国主义”，并把这一论断推广到对华人民族性的评价上。他描述容闳节俭、精明、异想天开，自认为有“帝王之气”，想要飞黄腾达。因此，他决定修改《筹款计划》，其宗旨是防止他筹集的资金被容闳或其他中国人挪用。他说，“我不变的目标是：如果我受命筹集所需数额款项，就由我来使用，除非我找到某个我认为更加诚实的人，那时，我才会以最慷慨大度的方式将责任交付给他”。其根本原因乃是受到当时西方社会流行的种族主义影响，艾伦不相信中国有真正的“爱国主义”存在。
容闳对艾伦在《筹款计划（1号修订案）》提出的投资回报条款并不满意，尤其是“海外辛迪加”对反清革命全部事业拥有控制权的规定。艾伦觉察到了容闳的反应，遂请容闳亲笔写下对他们谈论各事的总体看法。事后，他将所有文件随1月29日和2月1日两封信寄给布思作为汇报。容闳也在1月25日致信布思，告知争取袁世凯的重要性，并再次强调康有为不可信赖。
布思了解到艾伦与容闳交流产生的问题。他与荷马·李协商后，在2月3日致信艾伦，再次点明容闳性格非常含蓄低调，不宜用美国人惯常的开门见山的方式打交道。布思认为容闳有能力把中国各个反清派系团结在一起。他说，容闳虽然年迈，没有中年人的体力，但精力充沛，已经通过行动证明其具备非凡的勇气。他还告诉艾伦，容闳的爱国主义是博大而非“有限的”。从青年时期开始，他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了爱国主义思想，会根据中国的需要放弃自身利益。容闳对提及反清运动、信息来源和会党领袖非常谨慎是源自在生死存亡之秋保护相关人士的警觉。他从另一个角度评价了美国投机商在中国买卖铁路特许权之事，告知艾伦，荷马·李对“红龙计划”所需款项的估算为150万美元。同时，他建议艾伦利用唐绍仪奉袁世凯之命与J.P.摩根协商借款之事，设法和容闳一同会见唐绍仪，以便与袁世凯建立切实联系。
稍后，布思在1909年2月2日和13日致信容闳，希望容闳设法与袁世凯建立联络。同时，他告知容闳，有关广西银矿事宜应与保皇会骨干欧榘甲联络，一同到洛杉矶处理。欧榘甲等人在1907年12月曾到广西拜见张鸣岐，设立振华实业公司以开采贵县天平山银矿，并于1908年在美招股筹集300万美元开发费用。容闳则回信说他并不认识欧榘甲，但是他在古巴工作的长子容觐彤则被振华公司邀请到广西进行矿脉勘测。不过，容闳对受到康有为和保皇会影响的振华公司非常警惕，不愿布思向欧榘甲等人提起他。
容闳进而向布思提出了他认为一箭双雕的计划。首先，他建议利用振华公司聘请容觐彤担任采矿总监的机会组织一个包括容闳、荷马·李、艾伦和容觐槐在内的考察团，以采矿事业为掩护到广东和广西联络反清势力，并在中国各地进行为期3个月的周游考察。其次，他希望将“苎麻转丝”技术引入中国，在广州和上海办厂。其盈利可以为反清事业提供资金。上述计划共需要资金10万美元，容闳希望布思能够筹集。
同时，容闳按照见面协商的约定在1909年2月10日前向艾伦提交了他对会谈内容和艾伦所撰《筹款计划（1号修订案）》的文字意见，作为备忘录并冠名为《中国之所求》（Wants of China）。
在《中国之所求》里，容闳阐述了艾伦有关中国政体的意见，认为中国悠久的帝制及其专制主义传承与道统难以通过改朝换代来打破。美国的民主制仍属小众，处于试验阶段，无法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可靠先例。为保障新中国的团结和政治凝聚力，民主制和独裁制妥协的产物——英式宪政君主制或许可以用于东方。虽然中美在国土面积、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国家潜力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中国不适用美式民主。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民缺乏现代科学教育；二是中国没有类似美国的宗教——基督教。因此，在中国建立共和政府，需要具备上述与西方国家相同的要素。
布思对容闳所提广西银矿和“苎麻转丝”两件事进行了调查，发现以广西开矿为名在美国资本界筹资非常困难，盖因当时美国的资本家们对在遥远、陌生和难以掌控地区的投资非常谨慎。而“苎麻转丝”技术仍不成熟，很有可能是当时美国流行的一个骗局。他在3月6日写信将相关信息告诉容闳，并说在美西这边许多保皇会员因康有为的问题转而投向支持革命的致公堂。布思、荷马·李与致公堂领袖们保持联系。他希望容闳能够加强与艾伦合作，并按照“红龙计划”最初方案，与会党领袖们共同推进反清事宜。
其实，早在1909年2月2日，艾伦在纽约就为“红龙计划”拜见了美国大资本家J.P.摩根。他力图说服摩根为“红龙计划”提供财政支持。然而，摩根否决了艾伦的提议，清楚表示：“我准备与地球上任何已经建立的政府打交道，但我不能着手创造一个用来打交道的政府。”2月4日，艾伦又找到他曾约谈的美国颠覆专家。该人士在美国资本圈打探消息后，也发现没有融资机会。针对此，艾伦反思，认为美国资本界对支持中国革命冷淡的原因有二：首先，是“红龙计划”缺乏一位在中国有足够政治影响力和资源的合作者，容闳不具备革命必需的影响力和资源，如果能拉拢袁世凯就可以改变现状；其次，当时的美国商界，尤其是运输和包装业界正投入全力以控制南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市场，无暇顾及中国。因此，艾伦建议将合作重点放在中国的反清会党力量方面，利用华人本身的力量来开展反清革命。不过，艾伦仍坚持必须由美国人来掌握“红龙计划”和反清革命的总体指挥权。他在2月13日给布思的信中向荷马·李和布思强调他们需要谨记自己在《筹款计划》《筹款计划（1号修订案）》中提出的方案，由美国资本财团提供200万美元，中国各组织筹集200万美元。他认为这样的比例可以巩固美国财团对中国革命的掌控权，中方参与者则可以分享利益。
而容闳对艾伦的方案一直暗持异议。这严重妨碍了他与艾伦的沟通合作。他从纽约返回哈特福德后，便将主要精力用于撰写回忆录，并希望通过布思将美国资本引入中国实业并赴华进行调研。然而，布思并不能提供相关资金。经过将近3个月的沉寂和思考后，容闳在1909年6月9日致信布思，阐述了对武装革命造成巨大破坏的担忧。因此，他主张先到中国对清政府实施新政的情形进行实地调研，之后再决定是否发动革命。他说：
经过对此事进一步思考，我认为不经过详细研究、了解全部情况则本人难以承担之。该事业牵涉巨大但难以言表的责任。一旦启动，数百万人的生命安全会因此面临危险。在现代社会，革命也许能够在不把整个国家卷入无政府混乱漩涡的情况下得以推行。就中国而言，在当前情况下，以和平手段解决有关国家变革和重建的整个问题，也许可以不通过极端暴力手段达成，那些手段无一没有掺入比罪恶本身更难以根除的社会和政治恶行。
容闳有关反清武装革命态度的反复固然与清廷的新政有关，更出于他对革命导致中国内乱，进而引发列强瓜分的忧虑。他在1909年10月20日致信布思说：
我希望中国不需要另一次革命，从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变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而不必经历火与剑的考验。然而，这并不可能。如日本、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和俄罗斯那样不断扩张且咄咄逼人的国家，就像猛禽扑食那样紧紧盯着伟大的中华帝国以寻找机会下手。满洲已经落入日本的魔爪。美国想要抗议最近签署的《中日协定》，但除非抗议有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作为坚强后盾，否则毫无用处。
这时，他对清政府的无能和腐朽已经绝望，宣称正是清政府的腐败阻挡了中国向伟大国家的进步。“因此，摧毁该政府成为必需——这是最高使命在道德上的必需。”
1909年12月22日，容闳给布思发电报，告知孙中山已经抵达纽约。他还按照布思的建议安排艾伦与孙中山会晤。纽约会谈后，他让孙中山赴洛杉矶与荷马·李和布思继续协商“红龙计划”筹款事宜。急需革命资金的孙中山如容闳所愿，在洛杉矶与艾伦、荷马·李和布思进行了会晤。容闳给予孙中山需要筹集至少350万美元革命经费等四项建议后，便退居幕后，让孙中山与美国人继续推进“红龙计划”。
不过，举荐了孙中山的容闳并没有彻底脱离“红龙计划”。他仍然非常关心孙中山与美国资本家商讨的贷款方案。有了与艾伦交流的经验，他担心孙中山与美方缔结的贷款协议过于损害中国利益，于是在1910年3月28日致信布思，提出了自己拟定的《贷款方案》。其中，容闳建议向美方借贷5笔、每笔200万美元、总额为1000万美元的10年期贷款，年利率为15%。补偿方式为任命财政辛迪加成员担任海关专员，征收占领省份的进出口关税15年，并可发售债券。此外，财政辛迪加还拥有在中国的苎麻贸易、云山木浆、石油贸易和电报站业务的为期15年的垄断权。临时政府可以每年拨出某省全部岁入的固定比例作为国债来偿还贷款，在10年内或贷款到期前任何时候选择部分或者全额偿还。容闳一并提出了共和制临时政府架构建议，并推荐荷马·李担任陆军部长、容觐槐担任财政部长。其余的总统和副总统等职位则由外国顾问指导下的中国代理人担任。
不过，容闳对共和的态度并不坚决。在1910年11月10日给布思的信中，他对清廷预备在1913年召开国会的承诺予以评价。他认为民主制度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中国不适用共和政体或宪政政府和国会，而应采用“有限君主制”。最重要的是通过良好的设计来改革中国的财政、行政和考试制度，从而为政府选拔“最能干和道德纯粹之人”。贸然施行共和制度可能如同法国大革命那样使中国陷入混乱。
容闳的上述观念及其矛盾亦体现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给谢缵泰的书信和致民国各党派的公开信里。1911年12月下旬，他告诉谢缵泰和革命党各派系，要小心袁世凯集团篡夺革命成果，民国各派必须团结以防止列强干预中国内政，同时要警惕党争把中国带入内战深渊。
1912年2月，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孙中山致信容闳，请其回国襄助建设。容闳虽有意报效国家，却于同年4月21日病逝于美国，享年84岁。谢缵泰评价容闳是“真正的爱国者”，但“生不逢时”。
（本文摘自恽文捷著《红龙—中国：清末北美革命史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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