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的艺术》中，米兰·昆德拉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他认为，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的所有关于存在的重大主题，在四个世纪的欧洲小说中被一一揭示。塞万提斯探讨了何为冒险，塞缪尔·理查森则开始审视“发生在内心的东西”（被视为意识流的前身），展示感情的隐秘生活，巴尔扎克探究了人如何扎根于历史之中，托尔斯泰发现了非理性在人类行为中的巨大作用，普鲁斯特则试图凭借记忆去抓住逝去的时光……昆德拉指出，“一个主题就是对存在的一种探询。……小说首先是建立在几个根本性的词语上的。”可以说，上述小说家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们用小说的艺术揭示了“冒险”、“心理”、“历史”、“非理性”、“记忆”等存在的不同方面，为描绘人类的存在地图作出了突出贡献。
福楼拜画像
由此观之，“现代小说之父” 古斯塔夫·福楼拜的贡献不仅在于叙事方式的革命（采用限制叙事彻底告别了巴尔扎克所代表的全知叙事的旧传统），也在于他以小说特有的方式，以小说特有的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一个为人忽视却极为重要的主题：愚蠢，或曰人类的愚蠢。（哲学一度被称为智慧之学，几乎没有人重视过它的反面——愚蠢）然而，正如昆德拉在他著名的耶路撒冷演讲《小说与欧洲》中的洞见：“十九世纪发明了火车，黑格尔确信他把握住了普遍历史的精神本质。福楼拜则发现了愚蠢。我敢说，这才是那个因它的科学理性而无比自豪的世纪最伟大的发现。”在那个科学高歌猛进的时代，福楼拜却惊见了同时水涨船高的人类愚蠢。他悲哀地发现，愚蠢是无法逾越的；它到处存在，既存在于愚人的思想中，也存在于天才的思想中，它是“人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包法利夫人》：愚蠢是欲望的一种形式
1856年，当18岁的芭兰诺芙丝卡于巴黎奏出《少女的祈祷》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在《巴黎杂志》上的发表惊动了文坛。福楼拜悉心五年，每日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当他笔下的包法利夫人死去时，他痛哭流涕地叫着“包法利夫人死了！包法利夫人死了！”那位在场的朋友不解地说，“既然是你写的人，不让她死不就是了。”福楼拜却坚定地回答，“可她必须死。”是的，按照福楼拜这部小说的逻辑（那种缜密的生活逻辑的推演，丝毫不亚于科学的严谨性），爱玛必须死。
电影《包法利夫人》（1991年）剧照
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福楼拜为他这部精心结构的小说小心翼翼地安放了一个副标题：《外省风俗》。这部杰作展示了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外省生活的工笔画卷，那是个单调沉闷、狭隘闭塞的世界，容不得半点对高尚的理想，乃至爱玛这样对虚幻“幸福”的追求，而以药剂师郝麦为代表的所谓自由资产者打着科学的旗号，欺世盗名，无往而不胜。是的，那是个科学爆炸式发展而宗教不断式微的时代。可怕的是，人性中的愚蠢没有丝毫的减少，反而随着科学的蓬勃发展而水涨船高。窃以为，爱玛与其说是死于欲望，不如说是死于愚蠢。或者说，愚蠢就是欲望的一种形式。
爱玛的悲剧在于，一种将虚幻与真实相交织（甚至演变到将虚幻凌驾于真实之上）的欲望逐渐吞噬了她。在此，福楼拜非常精妙地描述了一个关于爱玛的日常生活细节：沉迷于浪漫小说。是的，我们的包法利夫人沉迷在那些浪漫主义小说所勾画的幻象之中。19世纪中叶是浪漫主义文学兴起的时代，阅读浪漫小说成为一种风靡的时尚，爱玛的行为绝不是一个孤例。然而，她越是沉迷，就越是虚荣，越是抵拒现实。她要的浪漫爱情需要用金钱堆砌，可是他的乡村医生丈夫的诊费并不能满足她。于是，她就各种借钱，以满足她在生活上的虚荣和奢侈。莱昂也曾想让她明白，住在便宜的旅馆里并不影响约会，可是她总能找各种理由否认，继续奢侈的生活——浪漫爱情小说里从没有主人公被催债的桥段。
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数千年来，将虚幻与真实混为一谈乃是人类的一种固有的愚蠢，这种愚蠢一直隐藏在人性深处，随时等待着机会爆发。毫无疑问，浪漫主义小说为它提供了蔓延滋长的温床，一部部浪漫小说就像《红楼梦》里的一个个“太虚幻境”，让人在其中徜徉、驻足，流连忘返（今日的影视作品以其强大的感官效果和综合艺术手段而更甚于浪漫小说）。那些小说向爱玛描绘了爱情美丽的模样，却并没有告诉她这幻境背后的伤痕。她对爱情的理解就是篝火婚礼、私奔、无所不能的男人、奢靡的生活……然而她没有想到，她要的那些东西统统都需要金钱。这正是爱玛的愚蠢。透过爱玛这个悲剧人物，我们看到了人类普遍的愚蠢。
说到底，何为真实？何为虚幻？或者说，真实与虚幻的边界何在？这或许是人类永远也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在如今这个移动互联无处不在的时代，真实和虚幻的边界被进一步模糊。换句话说，人类的愚蠢在当今时代被进一步放大了。据说，福楼拜有一次曾语出惊人的说到：“我就是包法利夫人”。这是福楼拜的犀利，也是福楼拜的谦卑。事实上，每个阅读《包法利夫人》的读者，都能在爱玛的身上或多或少看到自己的影子，如果他足够诚实的话。当所有人都在为科学的威力目眩神迷，都在为人类的智慧顶礼膜拜时，只有福楼拜清醒地看到了人类的愚蠢——越来越被放大的愚蠢。
在福楼拜之前，18世纪的英国小说家菲尔丁对愚蠢在生活中的作用十分敏感，但他只是将之视为一种例外，一种偶然，一种不可能深刻改变他的世界观（可憎或可笑的）缺陷。在福楼拜那里，愚蠢不再是例外、偶然和缺陷；它不是一种量的现象，只是缺少了几个智慧分子，经由教育就可治愈；它是无法逾越的，它无处不在。以至于福楼拜曾这样感慨：“大地有其边界，人类的愚蠢却没有尽头。”这与中国圣贤孔子的格言“智可及，愚不可及”几乎如出一辙。我们看到，这种人类的愚蠢将在这部小说问世之后的150年间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大到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小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更多的人死于愚蠢——这正是《包法利夫人》这部杰作最令人玩味之处。
《布瓦尔与佩库歇》：现代愚蠢的百科全书
毫无疑问，《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最著名的作品，但他晚年的未竟之作《布瓦尔与佩库歇》才是他最伟大的作品。前者是扎根于日常生活土壤之中的愚蠢开出的花朵，后者却是关于现代愚蠢的百科全书，它包含了福楼拜的全部智慧和野心。在这部巅峰之作中，福楼拜对愚蠢这一人类存在的基本境况展开了历史上最详尽、最深刻的勘探，令人叹为观止。极为反讽的是，百科全书作为现代知识体系的象征，可以追溯到作为现代性起源的启蒙运动。然而，经历了科学与理性启蒙的人们并没有摆脱蒙昧的状态，反而陷入了科学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困境。于是，一部关于现代愚蠢的百科全书诞生了。
《布瓦尔与佩库歇》
1875年，在一封写给子爵夫人的信中，福楼拜透露了正在准备的创作计划：“我夜以继日地阅读，为一本大部头抄写笔记。它得耗费我五六年的时间，它将成为一本现代愚蠢的百科全书。”这一宏大计划的产物便是《布瓦尔与佩库歇》。小说的主人公是年近五旬的公文抄写员布瓦尔与佩库歇。在布瓦尔继承了一笔财产之后，他们决定放弃无聊的抄写工作和乏味的城市生活，去乡下买一个农庄，探索百科知识，穷尽各类科学。他们从农业开始入手，但是当他们严格按照农业书籍上的说明去耕作之后，却颗粒无收。他们又尝试了有机化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哲学、宗教和教育学，但结果却发现罐头腐烂了、历史扑朔迷离、文学无法评判、政治无理肮脏、哲学枯燥乏味、宗教虚伪愚昧、教育事与愿违。每一次学习和实践的结果都令他们更加困惑和失望。
19世纪中后期（这部小说的创作时代），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进步主义正发展到顶峰。然而，福楼拜吃惊地洞见到愚蠢并没有随着科学和理性的发展而减少，反而随之增长。如果说《布瓦尔与佩库歇》是现代愚蠢的百科全书，那么抄写员就是福楼拜眼中现代愚人的典型。抄写的特点是重复性、机械性与去思想性，现代人的愚蠢也表现在持守固有观念而缺乏思想性。布瓦尔与佩库歇看似学习探索了百科知识，其实只是机械地重复书本字句、照搬他人理论、囫囵吞枣地将未经理解的知识强塞到实践中去，正如《包法利夫人》中那个口口声声“进步”、“人文”和“科学”并成为“人生赢家”的郝麦医生。
于是，惊人的讽刺出现了：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却也是最缺乏科学精神的时代。可悲的是，这一幅描绘人类愚蠢的巨幅画卷，一直铺展到今日的世界。事实上，科学只是人类认识宇宙、世界和自身的方式之一，其他的方式还有宗教、艺术、伦理等等。小说的第一卷中，布瓦尔与佩库歇以实证主义的眼光质疑《圣经》中的叙述，其实是以科学之名行体系之实，企图用一种学说或一个体系来一统人类对宇宙的解释，这正是愚蠢的本来面目。事实上，每个学科有自己的逻辑与标准（划分学科已是人类的无奈之举），用一个学科的标准去评判另一个学科的价值，正是缺乏科学精神的表现。然而，这种愚蠢却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即使是在标榜科学精神的大学校园里。
昆德拉将小说视为最高智慧的综合，福楼拜的写作则堪称高度科学性和深度文学性的完美融合，这一特质在《包法利夫人》中得到了美妙的呈现，而在这部未竟的杰作中达于巅峰。为了写作《布瓦尔与佩库歇》，他查阅了1500本专业书籍，集成厚达20厘米的参考资料。这一过程中他对人类的愚蠢了解越来越广，认识越来越深，以至于写完这部“现代愚蠢的百科全书”变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类的愚蠢没有尽头”！大约半个世纪之后，爱因斯坦以一种更加意味深长的方式，说出了那句著名的格言：“只有两种东西是无限的：一是宇宙，二是人类的愚蠢。对于前者，我不太肯定。”
愚蠢，就是下结论的欲望
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福楼拜仍然在为《布瓦尔与佩库歇》的写作做实地探访和材料收集，他要用最准确细致的笔触描写两位抄写员的宏大知识历险。后来，人们在作者的遗稿中发现了小说最后两章的提纲：布瓦尔与佩库歇探索了种种学科却一一失败，最后这样总结：一切知识都是蠢话。与此同时，由于他们做实验闹出了一堆笑话，村民们怀疑他们是疯子，警察要逮捕他们。两人对一切知识都失去了兴趣，也失去了生活的热情。他们决定回到抄写的老本行，不思考，不感受，专门誊写了一本《固有概念词典》（大陆译作《庸见词典》）。这种持守固有观念的无思想性状态，在这本精彩绝伦的词典中展露无疑，为法国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所激赏，它正是现代愚蠢的真实写照。
《庸见词典》
事实上，早在写作《布瓦尔与佩库歇》的20多年前，福楼拜就已经有了编写这部词典的想法。1852年12月17日，福楼拜在给女友露易丝·高莱的信中写道：“我又回到一个老想法：编一部《固有概念词典》……我将把伟人送给所有笨蛋去糟践，把殉道者送到刽子手的刀下，而且用一种极端夸张的、火箭喷发一般的文体。比如说，在文学领域，我将证明——这很容易做到——平庸因为是所有人都能够得着的，才是唯一合法的。因此需要排斥任何种类的创新，认定它是危险的、愚蠢的……对于所有可能遇到的话题，人们将能在词典里按字母顺序，找到为在社会上做一个体面的、可亲的人而必须说的话。”好一个“火箭喷发一般的文体”！这部词典就像一个快板乐章，与之前两人在如此之多的学科中的漫长知识冒险（犹如一个长长的慢板乐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此，我们看到了作为文体大师的福楼拜向我们所展示的高超的小说技法。
所谓词典，无非是现成的见解，是多数人的看法，是老生常谈。甚至许多时候，是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谬误。然而，正如鲁迅先生的名言：“从来如此，便对么？”为此，福楼拜曾毫不含糊地写道：“愚蠢，在于下结论的欲望。”无论是人性，还是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包含着深刻的复杂性。愚蠢却意味着想要把所有这些复杂性化约为一个简单的结论，甚至简单到一个句子、一个词语。从“暖男”到“渣男”再到“普信男”，从“萌女”到“渣女”再到“田园女”……凡此种种，无不包含着贴标签、下结论的快感，却也在这种冲动的欲望中将人性所有的复杂一笔勾销了。如今，整个互联网就是人类愚蠢的巨大镜像，充斥其间的无数影像、图片和文字仿佛都在注解着人类漫无边际的愚蠢。
和愚蠢的内核截然相反，小说的精神正是复杂性。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或许，今天的人们读完《包法利夫人》会直接将爱玛斥为“渣女”，而福楼拜却勇敢地自白：“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同样地，当人们看完《布瓦尔与佩库歇》之后，会将这两个平庸之辈称为“普信男”，福楼拜同样勇敢地声称：“布瓦尔与佩库歇充斥着我的头脑，以至于让我变成了他们！他们的愚蠢就是我的，是我引爆了愚蠢。”其实，任何有阅历的人都明白，生活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人性更是如此。如此看来，福楼拜以其无与伦比地精确、冷峻和坦诚（加上绝妙的文体艺术），对浪漫主义小说做了彻底的清算，“现代小说之父”真是名不虚传。
在米兰·昆德拉的第三部随笔集《帷幕》中，他谈到了有一天发现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的小说《毁灭者阿巴顿》时的感受：“他（萨瓦托）几乎逐字逐句地说：在被哲学遗弃、被成百上千种科学专业分化了的现代世界中，小说成为我们最后一个可以将人类生活视为一个整体的观察站。”是的，在这个高度学科化和碎片化的世界里（越是学科化和碎片化，匆忙下结论的欲望就越强烈），小说成了维持人类生活整体性最后的庇护所，而这个所的创始人正是古斯塔夫·福楼拜。
或许，这是我们今天纪念福楼拜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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