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中的治理之道

【编者按】

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邵永海教授做客清华“学堂开讲啦”，围绕《韩非子》中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观点，讲述了在古代中国的社会权力架构下，君主如何利用“势”“术”来统驭整个官僚体系，并通过具体案例对君王“道术”的三大要点，即守虚静、合形名、正赏罚进行了解读，从而把握整个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基本逻辑。以下讲座内容摘编自主办方提供的现场录音稿，经邵永海本人审定并授权发布。

邵永海教授在讲座现场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曾说：“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我们活在当下，但同时也活在历史当中。我们无法割断与历史、与传统的联系，我们如何思考，如何看待事物，以及我们所习惯的生活方式，都需要在历史中才能找到解释。

韩非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末期，正当“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他批判性地吸收前代思想家的全部思想成果，构建了以 “任法、用术、重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被后世视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秦国君主以韩非学说作为治国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建立了完善的君主专制制度。其后两千多年，韩非的一整套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始终为历代统治者所奉行。可以说，韩非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过去，解决现实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 一则故事的启示

关于韩非子，我们先从一个小故事讲起。

晋平公与群臣饮，饮酣，乃喟然叹曰：“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于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坏于壁。公曰：“太师谁撞？”师旷曰：“今者有小人言于侧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师旷曰：“哑！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请除之。公曰：“释之，以为寡人戒。”（《韩非子·难一》）

这则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绝对权力带给人的快感和满足感是巨大的。在心理学上，人类对安全感和成就感的诉求带来了占有欲和控制欲。晋平公的话虽是酒后之言，但却是内心的真实感受。权力给人的快感与酒喝到高潮的酣畅一样，那种肆意地放纵欲望，个人意志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实现，这样的满足正是由权力带来的。

其次，古人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清醒地意识到，权力是充满巨大风险的事物，因此，古代明智的政治家对权力的运作始终保持足够的警惕和谨慎。在《诗经·小雅·小旻》中形容为政时应有的心态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几句话在先秦典籍中的引用率非常高。古人意识到有权力不滥用是一种智慧，掌握的权力越大，越是应当小心谨慎、谦恭自律，否则对国家、对民众、对君主自身将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师旷的劝诫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其三，我们注意到在这个故事中师旷使用了极谏的方式向晋平公进言，目的是要让晋平公猛然醒悟。所谓极谏就是用极端的劝谏方式，包括兵谏等。古人认识到权力本身就带有专制独断的特性，但个人的认识和水平毕竟是有限的，凭借一人的智慧决策重大事物，一旦有失误的话，必将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因此，为了防范权力滥用带来的风险，需要对权力进行一定程度的制约。古代权力运行中的纠错机制，主要是设立谏官制度，同时规定所有的官员都拥有进谏的责任和义务。

古代车轮示意图

其四，拥有权力，意味着掌控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包括对他人的支配权和个人享有的地位、财富等。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出发，许多人都会想方设法接近权力中心，这样自然会形成一种辐凑的格局，在《韩非子》中多次出现“群臣辐凑”这样的表述。在这个比喻中，“毂”代表君主，“辐”代表他的臣民。关于如何获得权力中心的赏识和信任，从而进入到可以享有更丰厚资源的位置，韩非由人的普遍心理总结出“同取同舍”的原则：“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未尝闻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奸臣就是靠迎合、顺从君主的心意取得君主的亲信和宠幸，从而染指君主的权力资源。在这个故事中，晋平公身边的人义愤填膺地纷纷请求严惩师旷，他们真的不明白，平公的话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会给晋国的政治带来严重的隐患吗？他们真的不明白，师旷的进谏是正确的吗？他们都是聪明人，只是在用这样的方式讨取晋平公的欢心。

其五，我们从师旷采取的进言方式和群臣的表现，可以知道古代的权力纠错机制存在严重的弊端。因为在整个权力架构中，君主和臣下处于完全不平等的地位，君主掌控了生杀予夺的巨大权力，所以进言劝谏对于臣下而言就成为一件高风险的事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韩非专门写了两篇文章，即《难言》和《说难》来研究臣下在向君主进言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困难。《说难》中说，“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意即向君主进言最大的难处在于真正了解君主内心的真实想法，这样才能够用自己的进言去适应君主的心思；“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意即进言的要务在于你懂得如何去美饰、美化君主内心中引以为傲的东西，同时确保君主内心里引以为耻的在整个谈话过程当中不会出现。即便如此，“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但最终的结局依然是情况严重的会被杀掉，情况轻一点的也会遭到君主的疑心，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难言》中说，“虽贤圣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则愚者难说也，故君子难言也。且至言忤于耳而倒于心，非贤圣莫能听。”之所以圣贤之人也会进言失败，就在于进言对象非常愚蠢，只有智慧达到很高程度的君主才能够听明白，但如果用贤圣的标准去要求君主实在是太难了。因此，历史上冒险进谏的臣子最终身死家破的也是常态。

其六，韩非对这个故事的评论是“平公失君道，师旷失臣礼”，即平公作为君主，师旷作为臣子，他们的做法都是不对的，在政治上来讲他们的行为都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先说“臣礼”，在韩非子看来，君主犯了过错，臣子只能用进言的方式善谏，假如君主不接受的话，臣子最好先暂时避开，忍气吞声也好，请辞官职也罢，但无论如何都不可以用极谏这种手段。韩非的这一结论来自对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观察总结，历史上许多奸臣正是借用极谏的名义弑君篡位。再说“君道”，也就是作为君主应该遵循的原则和道理。当臣下出现违背常理的言行时，“平公喜而听之，是失君道也”。

讲完了这则故事，我们大致可以了解《韩非子》这本书的内容和特点。简而言之，《韩非子》一书围绕着怎样做君王展开；他最关心的主题，就是作为君王如何利用臣下，同时防范臣下弑君篡位的野心。《韩非子》一书作为一部君主政治学典籍，其思想核心始终是君臣关系，而君臣关系的主旋律是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这样说，当然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韩非子》包含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可以说，古代权力运行中的各种细节，韩非都考虑到了，而且都提出了很具体的解决方案。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自秦代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韩非的一整套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始终是历代统治者奉行的政治策略。可以说，《韩非子》一书是今天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的必由门径。

二，君主道术的三大要点

何谓“君道”？首先就要明白君主在整个家国天下的权力体系当中，应该居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韩非所论述的君主采用的各种统治策略和手段有更清晰的理解和认识。在传统的权力架构中，君臣构成相互依赖又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君主是一国的主人，拥有国家的全部所有权，包括土地和人。不过，以君主一人之力显然无法对一个国家实施有效的治理，所以他需要代理人，也就是官僚阶层，并且需要让渡出治理权给官僚阶层。如此一来，君主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督官僚阶层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基于这样的思考，韩非提出君主的道术有三大要点：一，守虚静，二，合形名，三，正赏罚。

韩非借用了老子的“虚静”概念，主张“虚”是要君主处在暗处，仿佛虚空一般，令人不可琢磨，以自己的“虚”掌控臣下的“实”；主张“静”则是要君主以静制动。在韩非子看来，既然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么凡事首先为个人私利考虑是人的常态，臣下也必然会寻求一切机会捞取更多的私利，所以君臣之间的矛盾先天就是不可调和的。韩非认为君臣之间既然要合作就需要有沟通，在这个过程中，君主应该以绝不对臣下表露任何真实情感为原则，而臣下则以获得君主的信任和喜爱为目标，无论是奸臣还是忠臣都应如此。在这样的背景下，韩非就要来设计君主如何通过掌控官僚体系从而治理一个国家：

田子方问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对曰：“鸟以数百目视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谨周子廪。”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国。”郑长者闻之曰：“田子方知欲为廪，而未得所以为廪。夫虚无无见者，廪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在这则故事中，田子方问唐易鞠：“射飞禽的人要慎重对待的事情是什么呢？”唐易鞠就回答道，“鸟儿是用数百只眼睛注视您，您是用两只眼睛来防备它们，所以您不可能是把防备每一只鸟来偷吃粮食作为目标，而只要严密地守护好您的粮仓就可以了。”田子方对此表示赞同，并表示：“您把这个道理用在射鸟上，而我把这个道理用在治国上。”

君主以一人之身去对付千千万万的臣下，如果采取铲除奸臣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地位，那么当君主全力对付一个奸臣的时候，其他的奸臣就会有机会侵夺君权，所以田子方认为君主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谨慎地守护好自己的权势。郑长者听闻这件事后指出：田子方知道应该要守护粮仓（权势），却不懂得守护粮仓的办法。当君主以防卫的姿态对付臣下时，臣子则会采取相应的对策。守护粮仓唯一的正确途径就是虚静无为，不要显露自己的想法和态度，这样臣子也就无从下手了。

韩非通过这则故事来说明，对于君主而言，“好恶见则下有因”，当君主的喜好情感表现出来，臣下马上就有了依据，官吏便会加以利用而适应君主的心理，继而“人主惑矣”，最终人主一定会被臣下的言行所迷惑。“辞言通则臣难言，而主不神矣”，当君主把听到的话泄露出去，那么下面的臣子就难以进言，继而使君主耳目闭塞，也就不神明了。在《二柄》篇中韩非说：“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这同样是在强调君主应当以虚静无为作为主道、君道，任何时候都不能流露内心的情感和想法。在《八经》篇里面，韩非又说：“明主其务在周密”，对于明主来讲，他的要点、他的关键在于周密，“是以喜见则德偿，怒见则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见”，当君主让臣下看到自己喜爱什么的时候，他的“德”，也就是君主用于控制整个官僚机制的赏赐就会被臣下所利用：

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试勿衣紫也？谓左右曰：‘吾甚恶紫之臭。’于是左右适有衣紫而进者，公必曰：‘少却，吾恶紫臭。’”公曰：“诺。”于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这则故事让我们联想到孟子的一句名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身居上位的人喜好什么，下面的人必定会做得更过分。在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里这是常态，当权利不仅垄断了全部社会资源，还垄断了人们的认识，垄断了审美的定义。君王的喜好就是社会时尚的坐标和指南。因此，孔子和孟子都充分重视在上位者的德性。孔子强调，如果在上位者一心向善，“而民善矣。”他把在上位者的德性比作风，把民众的品性比作随风而倒的草，因此，在上位者贪婪成性，物欲横流，无法无天，就不能期待社会是向善的、有序的。《管子》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也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管子·法法》）

同样是重视君主的表率作用，管子更倾向于君主的言行需要受到法制的约束，这种思想在先秦诸子中灵光一现，石破天惊，但也转瞬即逝。韩非讲述这个故事时，便将故事的指向改造为对君主“躬亲”的批判。韩非指出，法制是君主用来御下治民的工具，君主是超越法制之上的。自此，法律开始规定各种特权，包括服饰。按照韩非的思想，齐桓公完全不必如此这般地麻烦做作，只需颁行一条法令：“紫色乃寡人专用颜色，其余人等概不得服紫，违者杀无赦。”一批人头落地，不必等三天，便足以做到境内莫服紫了。

在韩非的整个思想体系当中，除了上面所谈到的“重虚静”，还有“合形名”和“正赏罚”。在韩非子看来，君主掌控臣下有两张王牌，即赏与罚。韩非反复强调君臣之间没有什么恩谊可言。对于君主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严格遵循法律办事，做到赏罚得当。对臣下来说，根据赏罚原则衡量自己的功过就不会对君主有私怨和私恩。所谓赏罚得当就是君主按照臣下的功劳，以爵禄的形式进行赏赐。假如把臣下对君主的许诺，包括根据他的官职规定他应该做的事情看做是“名”，而把臣下实际做的事情看作是“实”，那么需要君主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看这两者是不是完全一致，只要是一致就赏，不一致就罚，这就是所谓的“合形名”。再进一步来讲，臣下获得任何利益都必须通过为君主尽心尽力的做事、建功，从而得到相应的物质奖赏和社会声誉。这样韩非就给我们勾画出君臣之间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对于社会而言，君主是绝对的核心，就如同车轮中心的轮毂，一个国家的荣华富贵都集中在君主的严密控制之下，由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而人们追求利益的欲望像辐条一样投向君主，由此一来整个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客观上就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授予机制。按照韩非所设想的社会权力架构，整个官僚体系就像一张大网笼罩在社会之上，有效地掌控全体百姓；君主则是牵引总纲、操纵大网的人。君主所使用的主要工具就是权势和权术。韩非认为权势的核心无非就是赏和罚，并将其称为“二柄”。君主假如能牢牢把握住这两个权柄，那么自然是安然无恙；如果失去其中任何一柄都可能造成无穷的后患；如果二柄俱失，那君主即使不被除掉，也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下面我们用两则故事具体阐发韩非关于“二柄”的思想：

齐王问于文子曰：“治国何如？”对曰：“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这段话的大意战国时期齐国的君王向文子请教：“治理国家该怎样做？”文子回答：“赏罚作为治国的方法是非常有力的，君主必须要牢牢掌握，不能与人分享。至于那些做臣下的，就好比是鹿一类的走兽，只要有肥美的草，就会马上跑过去。”

在韩非看来，人类追名逐利就如鹿追逐肥美的水草，都是受本能驱使。人类在自然界处在劣势，不像鸟兽那样有毛羽可以御寒；不能像飞禽那样可以翱翔天空，不能像走兽那样奔驰隐伏于丛林旷野，因而在获取食物的能力方面受到很多局限。人类以衣食为生存的条件，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现象与问题都与此相关。因此，当个人的身份地位和名声决定了自己所能获得的物资份额的多少，人们自然会追求名声和地位。关于这一点，韩非在《五蠹》中有过系统的论述：

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韩非子·五蠹》）

从这一段论述我们大致可以理解韩非政治学术的基本出发点是人性恶，他继承了荀子的观点，并由对人性恶的论证引申到关于社会政治的见解。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因此君主治理国家应当最大限度利用人的本能、本性。但是，趋利避害的本性是人性中的弱点，在国家治理的层面上，假如只信奉实用主义哲学，毫无限制地利用人性的弱点，也就等于在整个社会无限张扬人性趋利的弱点，如此一来只能把整个社会引领到原始丛林的状态。成王败寇不仅会主导官场，同时也会主导整个社会。韩非放弃一切信任和情怀，在人性绝对恶的基础上设计制度，对权力的逻辑做了最全面深入的探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韩非的思想构筑了中国两千多年权力的逻辑架构，也造就了我们看待权力的逻辑。再看第二个故事：

中山之相乐池以车百乘使赵，选其客之有智能者以为将行，中道而乱。乐池曰：“吾以公为有智，而使公为将行，今中道而乱，何也？”客因辞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劝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夫从少正长，从贱治贵，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乱也。尝试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斩其首，何故而不治！”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出在韩非的思想当中，无论是治理一个国家还是管理一个团队，关键都在于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对于一个数百人的使团来讲，一名被临时指定的负责人虽然既年轻且身份卑微，但是只要掌控了赏罚大权，向团队成员申明赏罚的规定，然后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就可以把这个团队管理得井井有条。同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通过完备的法律严格规定赏善罚恶的具体条文，以赏利为诱饵，以罚害为威慑，人们自然会竭力为统治者效力以趋利，同时也不会犯上作乱以避害。韩非反复强调，假如有这样的一套治理体系的话，即便是一位平庸的君主，也一定能够治理好国家。

不过，管理一个数百人的团队跟管理一个国家毕竟是不一样的，这不仅是体量的大小有别，更在于社会的复杂程度，恐怕是这个法律所难以覆盖的。法家之法的基本精神是君主意志在全社会的体现，韩非将其高度概括为：“（君）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这其中没有情感，因为“爱多者，则法不立”；只有威权，因为“威寡者，则下侵上”；任何人触犯了君主的法禁（君主本人除外）都必须严惩不贷，因为“行法不必，则禁令不行”。总之，韩非的政治理想就是通过法令的形式建立一套崭新的社会秩序，用刑罚严格控制全体臣民的思想和行为，以此来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这样一套理念和体系看起来简明实用，但是韩非没有考虑到，在这样的立法精神下，无论将法网编织得如何细密，总不能达到完全密不透风的程度，更何况法是需要具体的人来执行的。

三，“信赏必罚”

在传统的家国政治模式下，法的功能是维护家国的统治和权威不受侵犯。韩非所强调的法被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概括为“信赏必罚”。信赏必罚是君主用以控制整个官僚机器以至整个社会的基本手段。

在论述赏劝的作用时，韩非强调了三条原则。一是信赏，即言明要奖赏的必须落实，绝不可以口惠而实不至，更不可以变来变去，把这个奖赏政令弄得在百姓心目当中没有任何权威，尤其不可以根据跟自己的亲疏远近搞同功不同赏。二是厚赏原则，既然要奖赏，那么力度应该足以打动人心，否则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三是名利契合的奖赏原则，即奖赏应该跟社会声誉相一致，不能让人受到君主奖赏却遭到社会的非毁。

在处罚方面，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思想，极力主张重刑。韩非反复表明重刑不意味着残暴，轻刑也不是爱民，而在本质上是害民。因为在韩非看来，刑罚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处罚，而是威慑，所以只有重刑才会有足够的威慑力，使臣民不敢轻易触犯。韩非同时强调重刑起到应有威慑力的前提必须是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在专制体制下，无论是君还是臣，信奉的都是成王败寇的政治哲学，整个官场就如同是原始丛林，胜利者不可一世，睥睨群生；而失败者则俯首称臣、山呼万岁。尤其是在权力的交接过程中，更是充满血腥。韩非认为君主最危险的时刻就是“主上不神”，以至于臣下“有因”，即君主的性格特点和思想轨迹完全被臣下掌握，从而给臣下利用君主实现个人私欲提供了依据。无论品性、才学、还是智慧，君主不一定能够超过臣下，君主只是靠地位和权势使臣下为自己效力，所以一定要抓住一个要点，就是让自己变得神秘起来，由神秘而生威严，如此便可以充分运用赏罚手段对臣下恩威并施，做到“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也就不会发生劫杀君主的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