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新可能：院墙与媒体之外

文学批评如何连接读者和作者，如何唤起读者心中文学艺术有所触动却难以言说的部分，以及助使文学参与现实和精神的建构；院墙之外，媒体牵引之外，文学批评者如何找到更具有开放性的方式，保持思想主体真正的“独立”，同时面向广大人群，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大命题。

“批评行业的诞生是因为诞生了19世纪之前不曾存在的另外两个行业，即教授行业和记者行业”，法国人阿贝尔·蒂伯代将文学批评视作19世纪的产物。他在1922年做了6次有关文学批评的讲演，结集而成一本小册子《批评生理学》，他将批评分为三类：报刊记者的“自发的批评”、以大学教授为主的“职业批评”和出自作家的“大师的批评”。蒂伯代于上世纪初的观点，我们今天听来并不陌生，我们所说的“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很像从他那里拿来的，或许正如贺桂梅的考证，1989年译入国内的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暗示并启发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划分和界定。

90年代初，王宁、杨匡汉、谢冕、陈平原等学者先后提出了“学院批评”的设想主张，他们期冀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学术生产具有自律、独立和非政治的秉性，既摆脱传统意义上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约束，又远离90年代拔地而起的市场喧嚣。无论是学院内关于学术史、学术规范和文学史的热烈讨论，还是大量的西方理论引进、翻译、阐释和移用，90年代之后，伴随着中国大学制度的日益完善，“学院批评”成为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主流。我们如若不通过文字尝试回到90年代的起始处，就无法理解那一代学者的选择，无法体认汪晖所言“必要的沉默”与“理性的激情”。

然而，任何一种文化主张，若不在小心翼翼地历史化和自反式思考中展开，便容易转为过犹不及的文化策略。在9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学院批评”所饱受的质疑和指责大概朝向两重困境，一则是作为舶来品的西洋理论的在地适用度，二则是理论话语与文学审美、直观阅读经验的隔阂。20多年后的今天，“学院批评”越来越显露出90年代始料未及的缺憾，很难说任何一种研究和批评是“非政治的”，如果说“一体化”文学的批评的政治性是“非黑即白”、宣布非法的批判，试图“非政治”的学院依然难以摆脱体制以另外的方式所施与的影响，何况，恰如施米特所说，“将自己的对手定为政治的，而将自己定为非政治的（即科学的、公正的、客观的、无党派性的等等）这种做法，事实上是一种典型而非常有效的从事政治的方式。”政治的概念和内涵需要不断历史化和再阐释。需要注意的是，“去政治化”的主张影响着学院内外的文学批评，有意无意之间，被放逐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只是窄化的理解与记忆，文学批评同样放逐的是探究鲍德里亚不算新奇的提法——“意识形态腹语术”（《生产之境》），他指的是意识形态表面并不直接言说或强制观众接受，但实质上却如此，成功的意识形态是掩藏起了言说的机制和行为，成为某种不被感知的讲述和言说，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包含着某种或不止一种的意识形态，放逐对其关注和探讨的结果，是文学批评越来越放逐对变动不居的现实的参与感，以及应有的反身作用于作家和文学之上的力量。

更大的难局是批评的接受向度。文学批评者在学院训练中获得完全自足的理论阐释时，却常难于将文学审美、现实体验等感性因素纳入其中；而丧失可感性的文学批评，也就势必失去了批评作为连接作者、作品与读者桥梁的作用。哪怕思想的行走是渐次向下沉淀的旅程，我们也不得不意识到，年轻一代的学院研究者、文学体制的工作者、文学编辑、批评家甚至作家（尤其“80后”、“90后”作家）大多都是从学院中走出来的，我们的思维方式是越来越坚固的“学院式”的，那么，我们如何面对那些现成话语无法覆盖的对象和问题？又如何在既定理论框架之外思考问题？文学编辑出身的批评家李敬泽遇到新鲜的作家或作品时，发现了既定批评话语的格格不入——用他的话说，那是文学让批评家们“沉默的地带”，老虎吃天，无处下口。与精研中国传统批评的现代学者一样，因与个人审美和心性的恰切，李敬泽欣然接纳了传统批评的思维方式。

传统批评精神的现代转换，是学界多年探求和争论的命题。中国传统批评的泛整体性思维特征，它倚重于整体的、模糊的、具象的、隐喻的描述性把握。在中国古代文人的观念中，文章至美至妙之处是无可言说的，在那里，老庄哲学发挥了原初的启示意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于是，古人评点艺术的高低，最高超绝妙之境界一定是不可言说的。至高至妙的美，不可言说不意味着一种虚无的不可知论，而是不便以语言和理性加以分析和阐释，而是忧虑过分理性分析会破坏以语言构筑的完整艺术世界。那么，批评者会心即意，寥寥数语，引得读者心领神会，便完成了批评的全部过程。这种企盼心与心跨越媒介的递减效应而直接传递艺术讯息的方式，在中国传统文论中俯拾皆是，古人大多抱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看法。在古人那里，言意关系之不妥帖，言之害意，不要说论者的多语，即便是作者自身，尚且忧惧语言折损了天地之间的真理性“道”的存在。然而，艺术的机心相通是需要一些前提的，传递首先是在分享共同阅读、价值、审美和趣味的士子文人之间的，征夫思妇，贩夫走卒，大概难以领会。依赖印刷媒介而兴起的现代文学无疑是有大众性的，当我们认可批评仍然有连接读者和作者的作用时，我们不得不寻找使超过传统批评指向对象的大多数读者机心焕发的方式。

同样有趣的是，批评界的朋友见面时的寒暄，免不了玩笑一句，最近在朋友圈拜读了你的文章哦。批评文章与文学新闻、话题一样，正越来越依赖于“公众号”、“朋友圈”的传播，批评文章是庞大浩荡的网络信息量的细小支流。文学批评、文化出版、话题讨论、会议活动等一系列文化实践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不同层次的媒体组织和推动的，正如我们的舆论热点、大众兴趣、知识获取大多来自媒体一样。于是，文化界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即时性”，一部新作品问世后，在一段时间内大家都来即兴谈论，热度过后，可能再不会有人愿意去谈这些问题，谈论会显得十足过时，而自媒体的特性是拒绝深度模式的讨论，因而，由媒体主导的文艺批评越来越即时性、话题性、时尚性，那么，批评最多是由生产到消费不可缺少（或可有可无）的步骤——一个生产线或链式反应中的环节，从业者自然会产生依附感和被牵着赶路的疲惫——过分忙碌充实的批评家们的怨声载道，自何时起，我们就没了主动为作家、作品或现象行文批评的热情呢？尚且不必说，各个层次媒体背后的资本以及其他力量的左右，这些都使得批评者无法真正自主或独立地实践批评，这也许是批评饱受浮皮潦草、语焉不详、左右逢源的诟病的结构性因素。

事实上，“纯文学”和学院批评不无巧合地选择了相似的“自律”、“独立”的姿态，当然问题从不会纯粹单一，在复杂合力的文学场上，文学越来越远离了红尘滚滚和红尘中的面目“模糊”的人群，越来越失去了参与公共事务和形塑精神世界的愿望以及那种艺术能力。这从来不是中国文学的伦理意义。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渴求一种解释、表达、抒情和故事去安放自己的焦虑和愿景，不断上升的电影票房数字，网络文学数以亿计的点击量，连带文学界呼唤的“中国故事”，这些文化现象表征的正是社会心理中暗流涌动的诉求。文学批评如何连接读者和作者，如何用一种中西结合也好，回到传统找寻与现代对话的路径也好，以便唤起读者心中文学艺术有所触动却难以言说的部分，以及助使文学参与现实和精神的建构；院墙之外，媒体牵引之外，文学批评者如何找到更具有开放性的方式，保持思想主体真正的“独立”，同时面向广大人群，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大命题。（文/李蔚超）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7年7月5日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