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施塔姆：小说的终结

【编者按】

《曼德尔施塔姆文选》是俄罗斯诗人、诗歌理论家曼德尔施塔姆一部全面的文选，由翻译家、诗人黄灿然历时二十多年精心翻译而成。全书共分为四辑，收录五十多篇文章，内容既有关于诗人但丁、维庸、普希金等的阐释，也有关于哲学家恰达耶夫、音乐家斯克里亚宾、生物学家达尔文等的评价，还有关于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论述，以及关于一般文学、文化和社会现象的剖析。本文摘自该书。

也许可用这个事实来区分小说与中篇故事、编年史、回忆录或任何其他散文体裁：小说是一种封闭的组织性叙事，幅度长但完整自足，处理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命运。《圣徒列传》虽然关注情节的发展，却不能被视为小说，因为它们主人公的命运缺乏一种世俗兴趣；它们反而是集中于阐明一种共同理想。希腊中篇故事《达佛尼斯和赫洛亚》被视为第一部欧洲小说，是因为这种世俗兴趣第一次以独立的动机力量出现在该部小说里。小说作为引起读者对个人命运感兴趣的艺术形式，是在一个极其漫长的时期里逐渐完善和巩固的。此外，这个艺术形式是在两个不同方向上完善的：组织技巧把传记变成情节，也即变成一种辩证地富有意义的叙事；同时，小说的另一个方面，在本质上对情节起辅助作用的心理动机，则得到发展。十五世纪意大利讲故事者和《新十日谈》把动机局限于外部情景的并置，赋予故事一种特殊的干燥、一种微妙的优雅，并注重消遣娱乐。另一方面，心理小说家例如福楼拜和龚古尔兄弟则牺牲情节，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心理逼真性。他们很出色地执行这个任务，把一个辅助工具变成一种自主的艺术形式。

直到最近，小说不但是欧洲艺术的一个重要的、组织严密的形式，而且是一种中心的、不可或缺的需要。《曼侬·莱斯戈》《维特》《安娜·卡列尼娜》《大卫·科波菲尔》《红与黑》《驴皮记》和《包法利夫人》既是艺术事件也是社会事件。两个有趣的现象同时出现：凝视小说之镜的当代人大规模的自我认识，以及当代人对小说典型形象的广泛模仿或适应。小说教育了一整代一整代人；它是一种流行病，一种社会风气，一所学校，一种宗教。在拿破仑时代，一大批次要的、模仿性的传记旋涡似的围绕着拿破仑的传记发展。它们以各种风格的变体复制这个历史中心人物的命运，当然，都没有把它带到它的历史终点。在《红与黑》中，司汤达向我们讲述了这批旋涡似的模仿性传记的其中一个。

如果说小说中的人物最初是非凡的、有天赋的人，那么可以说随着欧洲小说的衰落，便出现了相反的现象：普通人变成小说主人公，社会动机变成重心，即是说，社会开始作为一个实际角色参与到小说中，例如巴尔扎克或左拉的小说中。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小说的命运与某一特定时期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这个问题的状况之间存在着联系。在这里，与其谈论个人在历史中的角色的实际浮沉，倒不如考量大众在特定时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来得重要，因为后者毕竟教育并形成了当代人的心智。

十九世纪小说的兴盛必须被视为直接地依赖于拿破仑史诗故事，该故事引起个人在历史中的股票价值暴涨，并通过巴尔扎克和司汤达而丰富了后来法国和欧洲小说发展的土壤。波拿巴，这个篡位者和命运主宰者的典型传记，散见于巴尔扎克数十部所谓的“成功小说”中，其主要动机已不再是爱情，而是事业，也即努力突破中下层社会，进入上层社会。

很明显，当我们进入强有力的社会运动和有组织的大众行动的时期，无论是个人在历史中的股票价值还是小说的力量和影响便都下跌了，因为获普遍接受的个人在历史中的角色，起到了某种压力表的作用，显示社会气氛的压力。小说的单位是人类传记或一个传记体系。很早的时候，新小说家便意识到个人命运并不存在，于是试图把他所需要的社会植物连根拔起——整个根茎系统，包括胚根等。因此小说总是向我们暗示一个现象体系，被传记的联结控制着，用传记的衡量标准衡量；此外，小说在组织上的维持，有赖于我们太阳系的离心力保持内部活力，有赖于向心力也即把边缘拉至中心的力量没有完全压倒离心力。

我们可以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视为欧洲离心力传记小说的最后范例；它是欧洲传记的天鹅之歌，其壮丽的流畅和对综合技巧的高贵掌握令人想起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约翰·克利斯朵夫》完成了小说的圆圈。虽然它具有现代性，却是老式作品。德国和拉丁民族的离心力蜜糖聚集在它内部。创作这部小说，需要这两个民族融合在罗曼·罗兰的人格中，甚至这个也还不够。《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由同一种赋予欧洲小说灵感的拿破仑革命的强大震荡启动的——通过贝多芬式的克利斯朵夫传记，通过与诞生于同一股拿破仑历史洪流的强大音乐神话人物联系起来。

小说未来的发展将不亚于传记作为一种个人存在形式的原子化的历史；更有甚者，我们将目睹传记的灾难性崩溃。

人为了行动、征服、死亡、爱而拥有的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定下欧洲小说的基调，因为，让我重复：小说的组织单位是人类传记。一个人类生命本身不是传记，也没有为小说提供骨干。一个在旧欧洲小说的时间系统里活动的人，能起到成为簇拥在他周围的整个现象系统的支点的作用。

今天，欧洲人被剔出他们自己的传记，如同球从台球桌的袋子里被拿掉，适用于台球相撞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他们行动的规律：入射角等于反射角。一个没有传记的人不能成为小说的主题支点，而小说如果缺乏对个体的、人类的命运的兴趣，缺乏对情节及其所有辅助性主题的兴趣，也就毫无意义。此外，对心理动机的兴趣（而衰落中的小说是如此熟练地寻求逃避心理动机，因为它早已经嗅到即将来临的末日）正被心理动机在面对现实力量时的日益无能所大幅削弱和损害声誉，而现实力量对心理动机的报复行动则日益残酷。

因此，现代小说既被剥夺了情节，也即被剥夺了个人根据其时间意识而采取的行动，同时又被剥夺了心理学，因为心理学再也不能支持任何类型的行动。

《曼德尔施塔姆文选》，[俄罗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著，黄灿然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