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难以真正体会另一个人的苦痛。这时,生命有一点点变形,会觉得痛处自己将自己打开了。熟的果子与生的果子,漫长的感情与急促的感情,都会令人迷惑。
那天,在四川北路走累了,坐在昆山公园的长凳上小憩,金黄的叶子在淡淡的微笑。突然接到老母亲的电话,儿子,你有空带我去附近的公园走走。离她最近的就是昆山公园。
昆山公园
沉默的背后都有一件礼物,触及了,再放下。
人生,既是流水,又是两岸。有一种折磨,就是你始终明白你的一切都是流水。人与人之间,真的很残酷,永远有对峙。
昆山公园,是北四川路的一只伸出去的手掌,有着袖珍的美。现在的这里,恢复了英式花园的样子。它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最初是一座名叫虹口的儿童公园。鲁迅不喜欢逛公园,在他日记里,唯一记载逛的公园就是昆山公园,那是1932年10月9日,“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并游儿童公园。”
早期的昆山公园(图片来自网络)
早期的昆山公园(虹口档案馆提供)
昆山公园附近的地图(图片来自网络)
从前的后花园,今天成了见证四周纷繁变化的幽静空间。昆山公园四周有昔日的教会学校、教堂、书店、电影院等旧址。在它的南端是浦西公寓(原名披亚斯公寓),先后入住过俄侨和日侨。还有一条传奇的小街,昆山公园西侧的仅仅一百米长的昆山花园路。
浦西公寓
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虹口档案馆提供)
1933年的上海,因为一年前的一二八事件,蒙上了阴森莫测的诡谲。施蛰存的新感觉派小说《梅雨之夕》抓住了那种慌乱感,这是小说里在北四川路桥上的男人的内心独白:“刚走到桥头,急雨骤然从乌云中漏下来,潇潇的起着繁响。看下面北四川路上和苏州河两岸行人的纷纷乱窜乱避。”
四川路桥(图片来自网络)
1933年2月至5月,丁玲在失去了爱人胡也频整整两年后,不是乱窜乱避,也似飘摇的小舟,租下了昆山花园路7号的房间,和她的第二任丈夫冯达一起住了进去。丁玲,早年是非常敏感而多变的,是红色的历练使她不断地克服天性里的脆弱与孤独。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尽管是虚构,但还是透露出她自己。丁玲骨子里的狷傲出于她过早地体会“残酷之人性”,父亲的离世又令幼小的内心一直缺乏安全感。她很早熟,23岁就创造了莎菲这个个性解放的形象。
丁玲(图片来自网络)
“别人说我怪癖,他们哪里知道我时常在讨人好,讨人喜欢。”《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第一人称——莎菲的自述,便是丁玲外冷内热的性格的真实写照,她对新鲜事物的热衷与好奇,又驱使她在成功的道路上布满真诚与渴望,包括对异性的渴望。但她追求身心合一的要求屡屡让她陷在苦闷中。
丁玲晚年在谈到早年上海大学上学时,有过这样的描述:“同学有戴望舒、施蛰存、孔另境、王秋心、王环心等,这些同学对我们很好,我们则有些傲气。”施蛰存于1988年看到《新文学史料》上登载了录音整理稿《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提及了上述的情景,就写了一篇《丁玲的“傲气”》。作为笺释,施老回忆了这位女大学生的傲气,她还指出丁玲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傲气,她自负是一个彻底解放了的女青年。”
1924年暑假后,丁玲离开上海大学到了北京,在北京认识了胡也频和冯雪峰,写就了轰轰烈烈的爱情篇章,在她后来的秘书王增如的著述中有详细记载。丁玲在晚年回忆中还说了这样一句:“在北京时,我是左的,胡也频是中间的,沈从文是右的。”
丁玲和胡也频(图片来自网络)
《莎菲女士的日记》里有一句十分绝妙:“幸福不是在有爱人,是在两人都无更大的欲望”,意指美满爱情是精神上互为融合的。而丁玲在这段感情里确实不时向外张望,“不禁又可怜苇弟,我祝祷世人不要像我一样,忽视了蔑视了那可贵的真诚而把自己陷在那不可自拔的渺茫的悲境里。”丁玲笔下的苇弟是一个心理年龄未及格的青年,“但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把眼泪一颗颗掉到我手背时,却像野人一样在得意的笑了。”
“丁玲女士自己既生成一个充满生活幻想的头脑,”沈从文在《记丁玲》长文里写了丁玲的早熟,以及胡也频在两性认识上的稚嫩,“她待人只是那么不可形容的爽直,故朋友相熟略久,就似乎极容易忘掉了她是个女人。”沈从文的《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是在1933年大家都以为丁玲死于国民党屠刀后写的纪念文章,写尽了他与当事人的私人交往与看法。这两篇长文日后引起了当事人的不满。
1933年5月14日中午,身为左联党团书记的丁玲在昆山花园路7号家里被捕,现在基本确认是她丈夫冯达的软弱造成的,丁玲被捕的时候,冯达和特务一起出现在现场。当日下午,湖畔诗人、革命志士应修人来到丁玲昆山花园路的家,和特务发生了搏斗,从过道的窗户坠楼身亡,消息登载在《申报》5月15日第12版上。
昆山花园路
早年的昆山花园路(图片来自网络)
《申报》登载的消息(图片来自网络)
关于丁玲住的楼层有各种说法,有说朝南的三楼,也有说朝南的四楼,那么应修人坠楼也有三楼和四楼北窗两种说法,还有说他直接坠楼在昆山路上。其实,根据我实地查看,昆山花园路的房子有条后弄堂,走出去才是昆山路。丁玲在回忆录《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中,提及应修人是急忙跑到她家的楼上才遭遇不测的。我个人倾向于丁玲住在昆山花园路7号三楼,另外,过道的窗户并不高,在窗前发生搏斗存在着危险性。
昆山花园路7号2-4楼
丁玲旧居的楼梯
丁玲旧居,应修人坠楼的窗口
丁玲旧居后弄堂
丁玲的《魍魉世界》是可信的,她坦陈国民党在软禁她时,逼冯达和她住在一起软化她,她也在这段软禁期间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丁玲曾这样描写冯达:“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关心人的方式让丁玲无法拒绝,尤其在胡也频遇难后那样一段空白期。
在丁玲的感情世界里,有热又有光的是冯雪峰。
冯雪峰(图片来自网络)
丁玲被捕后,鲁迅密切关注,写了七言绝句《悼丁君》。沈从文也在5月和6月先后发表了《丁玲女士被捕》和《丁玲女士失踪》,女作家庐隐在《丁玲之死》中写道:“她不大说话,我们见了她只点头微笑……后来我也到上海做事,有时很想看看丁玲,但听说她的行踪秘密,不愿意有人去看她……只就她的天才而论,却是中国文艺界的一大损失。”
庐隐十分欣赏丁玲的才华,她是在北京认识胡也频和丁玲的,她也说胡也频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丁玲和胡也频在那段时间一起写稿投稿,但平和的生活没有锁住一颗向往自由的内心。待人处事,进退失据,的确应该放在时代与环境中考量。在昆山花园路的3个多月里,丁玲写过小说《奔》,和早期的文艺才女的风格很不同。真正的改变开始于1931年的《水》。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她接受着一次又一次考验,她秉性中的浪漫与躁动不安,也在不屈的命运中深藏了。
对于某些人来说,人生,只是苦难的此岸。
1933年,对命运的进击,是否给这里洒下不幸的预兆。历史的沉默,必定被下一个时代的风浪抹去。当我在昆山公园驻留的那个瞬间,我曾想像丁玲住在这,会在周边的什么地方闲逛。
历史往前推,林乐知1882年在昆山路上建造了景林堂,那就是他扩建的中西书院。这位传教士提倡中西并重的教学理念,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所谓海派文化,就是中西文化的融合,昆山公园一带,就是最好的例子。
林乐知(图片来自网络)
今日景灵堂南立面
我们无法复原历史洪流中的所有细节,但我们能与它最鲜活的部分共同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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