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读鲁迅？

鲁迅与北京大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鲁迅当年对北大和北大的青年学生是寄以很大期望的。现在又过了大半个世纪，鲁迅和当今北大青年学生的关系又如何呢？这是很多人都关心的。我从1985年开始，给连续十届北大学生讲鲁迅，这门课始终是中文系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我想，这至少表明，北大学生至今仍对鲁迅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最近，我在课程结束以后，让每一个学生都写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之鲁迅观》，要求坦率地写出各人对鲁迅真实的看法。听课的学生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学校园里的一代，他们将是下个世纪中国的中坚；这一代青年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先驱鲁迅的看法，自然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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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把鲁迅“英雄化”

——很多学生对鲁迅的看法有一个变化过程

很多学生在文章里都谈到，他们对鲁迅的看法有一个变化过程。正像一个学生所说，“鲁迅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小学的课堂上时，就是一个全身披挂的‘思想神’”，长期错误的宣传和引导，曾使这一代青年对鲁迅产生隔膜，以至反感。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独立思考能力的增强，特别是进入北大，直接受到了浸透着鲁迅精神的北大传统的熏陶，再认真地阅读鲁迅的原著，就有了新的理解与感受。那么，他们是怎样去接近与看待鲁迅的呢？一个学生以《以平常心看鲁迅》为题这样谈到他的鲁迅观：“他个儿不高，一米六零差不多，瘦瘦的，眼窝深陷，留着一撇小胡子。他不是一生下来就会写杂文的神童，也没听说他脑后长了什么反骨。

他是个普通人，大家的朋友中的一员，他的大部分的特点，普通人也都有。”好几个学生以《回眸时看小於菟》为题，讨论鲁迅“怎样做父亲”，体味作为普通人的鲁迅的人情味。一个学生更以唐人诗句“野渡无人舟自横”来描述他心目中鲁迅人性的自然、自由与自如，并作了这样的发挥：“鲁迅是在有生之年就极负盛名的人中的一个，但他并不和大多数名人一样改变自己，约束自己，使自己更像名人，更像楷模，打躬作揖，衣冠楚楚，道貌岸然起来。鲁迅仍是我行我素，随心所欲。他是一个七情六欲俱全，嬉笑怒骂随时的人。鲁迅比起其他名人、伟人更像凡人，是凡人的伟大，伟大的凡人。”这或许是一个重要的讯息：这一代人再也不像前几代人那样，把鲁迅“英雄化”，作为自己人生的楷模，崇拜的对象；他们更愿意把鲁迅视为朋友，和他进行自由、平等的心灵的交流与对话，或赞同、默契，或反驳、争辩，他们十分尊重鲁迅的意见，经验，传统，但绝不会以鲁迅之是为是，以鲁迅之非为非；即使是在有着如此强大的思想力量与人格力量的鲁迅面前，他们也要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和思想选择的自由。应该说，这甚至具有一种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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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的真实”

——有些学生所概括的鲁迅精神

青年学生对鲁迅的下列看法也很值得注意：一个学生在他的文章里提到鲁迅在晚年所写的《我要骗人》里，公开宣布，“还不是披沥真实的时光”；并说自己正是从这里“实实在在领悟到了鲁迅的真正伟大之处。——敢于说自己‘不真’的人，才是最真的人。这无疑成为我开始亲近鲁迅的一个突破口。作为一个年轻人，最希望获得，也最易被感动的，便是这种精神上的‘最真’。沿着这一脉络，我找到了鲁迅的生命与我的心灵的通道”。这大概有一定的代表性：不少学生都谈到他们心目中的鲁迅是一个“真的人”“真的战士”。一个学生甚至用“抱诚守真”来概括鲁迅精神，他说：“鲁迅有一篇著名的杂文《论睁了眼看》，在某种意义上，我把它看成是鲁迅思想的精髓所在”，“中国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鲁迅这段话“实在是对身负的虚伪文化的最有力的批判”。鲁迅自己则始终“睁了眼看”，不恤“损害许多好梦”，断绝一切“奇妙的逃路”，粉碎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神话，而直面、正视民族的劣根性，革命的污秽和血，现实的不完美、不圆满，人生的缺陷与短暂，人性的偏颇，自我的局限，以至生命的虚无。很多学生都指出，鲁迅的“真”的彻底与可贵更在于，第一，他敢于公开说出“别人不敢说，不想说，不愿说，不能说”的这一切“真实”——一般人总是避重就轻，而鲁迅恰恰在人们因缺乏勇气而停止思考，满足于似是而非以自欺欺人时，把思想的探索进行到底，而从不顾忌会引出什么“可怕”的结论；“虽然人永远处于‘不能写，无从写’的境地，可鲁迅用了整整一生来写。一个‘写’字又增添了许多悲剧的崇高色彩。鲁迅的生命也因了这一‘抑’而‘扬’得更高”。年轻一代正是从这里找到、发现了他们心向往之的“大智”和“大勇”，以至“受到了震动”。

这里已经涉及鲁迅精神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他不仅敢于追究生命（人生）的“本原”以求“彻底的真实”，而且敢于反抗来自本原的绝望。青年学生这样描绘鲁迅的形象：“他没有在认知了现实的真实以后采取明哲保身、安身立命的处世哲学”，“他看穿一切而激情犹存”，“他‘进得去’，在纷乱的世态人情中洞察真相；又‘出得来’，从不迷恋玄远、虚缈、颓唐的精神故园，永远活在、挣扎在人间”。一个学生说得好：“真正震撼我的，是鲁迅真的生存态度所导致的强大的生命意志和生命直觉中的反抗意志。鲁迅对生命的极端重视，使他坚决地反抗一切妨害生命、妨害人类生存的东西，坚决地反抗一切使生命趋于麻木、沉沦、愚昧的势力”，“以一己之躯去反抗这些存在了几千年的黑幕”，鲁迅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他是民族的灵魂，民族的极物，从而成为民族的叛徒”，他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精神的重压，“敢于在灵魂上摆开战场，并承担后果”，“他是以自己的生命和血肉作为历史进步的代价和祭品”。年轻一代又在这里找到，发现了鲁迅式的理想主义：“他终身与孤独为伴，以悲慨自适，其痛苦与悲凉无人堪及；然而他又始终张扬理性，高歌理想，其坚毅与昂扬同样无人能望其项背。”一个学生称之为“悲剧理想主义”：“即把悲剧意识纳入理想主义的内涵，以悲剧与理想的二元冲突为本位，追求一种‘绝望的抗战’的人生境界”；另一个学生用“‘过客’的理想主义”来概括：“他所相信和追求的并不是如多数启蒙主义者所宣扬的那样，是一种终极的真理，或乌托邦世界，他总是在看到终极意义（目标）的同时，看到它终将归于虚无的命运；他的理想（信仰）正表现在一种执着的追求，不在于追求到什么，而在追求本身，他的生命价值体现在‘走’的‘过程’中，他是永远为‘那个声音’（信仰）召唤的过客”。当年轻一代从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里发现了鲁迅“自觉地直面真实”“自觉地维护自我”“自觉地承受重负”时，他们对鲁迅的认识就有了一个飞跃。正像一个学生所说的那样，“当揭开层层面纱看清他的脸的时候，我大吃一惊：这是一个现代人，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不是有了现代消费就自以为是‘现代人’的那种‘伪现代人’，而是真正的现代人——达到了人性、人格上的自觉，独立承担着现代人的困惑与痛苦，并在其创作中充分表现了一种超前现代性的现代人”。正是在促进中国“人（与文学）的现代化”上，鲁迅显示了他的独特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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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自己”与“鲁迅”的关系

——年轻一代在思考这个时代

青年学生对鲁迅的看法并非、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如果说有比较多的学生（不是全部）对鲁迅的思想、人格表示敬佩与欣赏，那么，在“鲁迅于当今中国社会的意义”的认识上，则出现了比较大的分歧，在“如何处理‘自己’与‘鲁迅’的关系”上，更有着各种不同的选择。一个学生在文章里提出了他称之为“十分有趣而又蕴含了深刻象征意味的假设”：“当鲁迅突然面对这个以消费解决、对待一切的当代社会，以源源不断的快餐式文学、音乐、影视剧来充斥人们的心灵与头脑的信息社会，他将作何反应？面对这样一个追求实利的时代，面对因无知而嘲笑思考者的大众，面对因深知故而也在嘲笑，进而毫不留情地批判、解构思考者及其现代式的思考的某些知识界精英，鲁迅及鲁迅式的思考者，怎能不因这种主客体的背离而显出令人可悲、可叹、可思的可笑与尴尬来？”这个学生接着又发表了这样的意见：“但与此同时，这种可笑与尴尬也正是思考者的价值与伟大之所在。面对不再严肃的外部世界，却偏要坚持已被视为可笑、虚妄与过时的思考，将‘可笑’与‘伟大’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评判与状态结合在一起，这或许是我们身处时代的一大特异现象。”

显然，年轻一代在思考鲁迅的意义时，实际上也就是在思考这个时代以及他们自己的选择。一个学生这样描述他所感到的困惑：“似乎这个时代应是物资、精神双向充足的年代，但偏又出现了新的怀疑，仿佛一切追求都归于虚幻，或者在追求的半道中，突然认为那原本认为理想的目标竟没有一点价值，或者追求的结果到来时，一切理想都破灭了。那么人到底是应该有追求呢，还是落入平淡，过一生平庸的顺其自然的生活？”问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我们还需要鲁迅精神吗？”一个学生回答说：“从个人立场来说，我极钦佩鲁迅的见解和精神，可我不赞成他为社会理想而投入斗争的方式。因为历史太庞大，太混乱，太复杂，它淹没我们，我们却无能为力。想把握历史就如同想把握我们正在做的梦。对强大的现实去认真、去生气、去抛洒热血是不理智，没必要的，即使我们改变了它，它还可能变得更坏。在这个意义上，鲁迅错了。”

北大鸟瞰图

另一个学生则表示：“我是个平凡的人，我希望自己活得轻松，我不能承受生命之重。伟人有伟人的高明，巨人有巨人的高大，我不喜欢围绕着他们打转。我只愿意听到伟人说话的余音，巨人笑声的绵延。对鲁迅也如此。他在北大任教，我以此为自豪。我愿意看到欢笑的，抖掉包袱的鲁迅。”还有一篇文章发表了类似的观点：“我们不愿意深刻地活着，因为负担太多的责任，承受太大的压力，忍受太多的痛苦。我们何苦那么残酷地拷问自己和别人的灵魂，那么认真地追究良知和道德，给自己一种近乎自虐的精神痛苦？”另一个学生做出了相似的选择，却这样写道：“也许对于鲁迅，我们最终只能表示沉默。普通人在他面前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压迫，焦灼，无所适从。这是凡人的悲哀。”一篇文章如此描述他和他的同学和鲁迅的关系：“年轻人在感到寂寞、孤独，受到挫折时，会读鲁迅。当他感到并追求轻松、愉快时，就会忘却鲁迅，回避鲁迅，回避深思与沉重。”另一篇文章则深入地分析了这一代中国年轻人挣扎、徘徊在当代特定社会背景之下，身处两种思想交汇、过渡时期中的精神状态：“他们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确有某种终极价值存在，尽管这‘价值’在现实中被判定是虚幻的，但他们相信在精神界中是确实在场的，他们也因此而肯定这虚幻之物的意义与作用。然而当他们真的去追求这种虚幻之物时，却又无法克服自身心灵产生出来的，对信仰的深刻怀疑、批判，与自觉可笑的种种折磨。他们的灵与肉，在这个意义上分裂了；他们的情感与渴望去信仰的热望，同他们的理性与清醒的怀疑精神对立了。明知其无却无法不去渴望与追求，深知其有却又在探索的过程中无时不在深深地嘲笑和否定自己，这双重的矛盾带来了难以解脱的重负。”那么，这一代人又确实难以摆脱鲁迅了。

1994年1月21日写于未名湖畔

1994年2月25日整理、补充于南郊

本文作者钱理群老师，本文摘自《鲁迅与当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