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师生情，被讨论了半个多世纪。研究者也早已从简单的不伦师生恋，上升到对两人情感的哲学阐释。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主体性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家塔吉娜·奈奥米·特梅尔（Tatjana Noemi Tömmel）的《意志与激情》（Wille und Passion）就把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放在古典时期奥古斯丁的思想里讨论，他们俩都是奥古斯丁的追随者。
日前，德国记者菲利普·盖斯勒（Philipp Gessler）对塔吉娜·奈奥米·特梅尔做了一次访谈，比较了这三位哲学家对爱的理解，尤其讨论了奥古斯丁的思想如何把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连接到了一起。
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
对上帝之爱与对人之爱的明显差异
菲利普·盖斯勒（以下简称盖斯勒）：二十世纪的两位伟大知识分子的爱情一直都吸引着人们：一位是反犹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一位是海德格尔早前的学生——后来至少与他齐名的伟大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他们俩都被四、五世纪之交的生于北非的主教奥古斯丁吸引，几乎没有人可以像奥古斯丁一样对西方思想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海德格尔曾讲授过关于奥古斯丁的课程，而阿伦特写过一篇关于奥古斯丁爱观的博士论文，将近八十年之后塔吉娜·奈奥米·特美尔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分析了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爱观和他们与奥古斯丁的关系。奥古斯丁最著名的一句话：“爱是——做你想做的事。”难道这不是一句很冒险的话吗？
塔吉娜·奈奥米·特梅尔（以下简称特梅尔）：如果人们把这句话当作一种特许状（Freibrief）去理解，是的，这自然非常冒险。要是我们这么看的话，就是说无所谓我爱什么，无所谓我爱谁，只要是我想做的事，都允许我去做。但是奥古斯丁却并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爱指的是圣爱（对上帝的爱），即一种惯常的道德立场，一种与上帝的关联，这种关联可以将我从律法之中解放出来。奥古斯丁这里针对的是圣徒保罗及保罗书信，而保罗书信中或多或少都有上述的观点。
盖斯勒：当人们去比较信息给出者和信息本身的时候，就总会有些冒险的意味，对于奥古斯丁也是如此。我们纵观奥古斯丁的生平会发现，他有过一个持续了一年半的情人，关于其人我们还不曾确切了解她的姓名。而奥古斯丁还想为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离开她，但他必须再等两年才能娶这个女孩。后来这个所谓的情人惊骇地离开了奥古斯丁，因为奥古斯丁要求她在他等待将那个女孩明媒正娶的两年里仍应与他保持性关系。您听了这些，又能否仍旧完全严肃地看待奥古斯丁的风流韵事呢？
特梅尔：奥古斯丁的爱观既现实可感又在理论上充满烦难（problematisch）。他非常清楚地区分了对上帝之爱和对人之爱，并且对人之爱贬低了对上帝之爱，在奥古斯丁眼中人不能够既爱上帝又爱世界，人必须在他的爱里作出对上帝与世界的抉择。我们当然可以说，尽管在理论上将世俗贬低之后把作家与其作品置于等同位置不够恰当，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我们也还是可以以自己的行事方式解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盖斯勒：您对奥古斯丁非常熟悉，以致于您的博士论文也是关于汉娜·阿伦特和马丁·海德格尔以及这两个人的爱观的。并且由于汉娜·阿伦特自己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奥古斯丁和爱的观念的，也让您有了研究奥古斯丁的想法，那您的初始的主题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是不是因为阿伦特和马丁海德格尔本身就是情侣呢？
特梅尔：我写这些的想法当然与我所读到的书信往来有关，如果他们不是一对的话，这些书信也不会存在。但我的想法首先是针对这种平常的传记性研究加入一些哲学的东西，已经有一系列的对于爱情充分考证过的传记或双传记了。实际上我们知之甚少，而我感兴趣的是，爱的背后究竟是什么？爱到底是什么意思？并且此前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最重要的并不是这两个人的对话。
盖斯勒：我们可以这么看吗：汉娜·阿伦特沉浸于奥古斯丁的爱观——海德格尔的爱观，他也同样读过奥古斯丁，这样一来您就会在某些层面从他们的恋情出发对海德格尔从根本上做出哲学性的鉴定和加工？
特梅尔：这是一种我们经常读到的理论，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在一个年轻女士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她恨不得把全世界都写进去，这是很典型的，殊不知她只须在自己的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但这样，就会是不能独立思考，也就是没有个人核心的女性。
他们总是在写给对方的信中引用奥古斯丁的话并且也通过奥古斯丁谈及他们的爱以及他们对爱的理解。而就这一点来说，阿伦特的博士论文不仅对奥古斯丁艰深的爱观作出了阐释，也恰恰对海德格尔的爱观进行了解释。由于二人早期的书信往来只有海德格尔的得以保存，一部分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对话不免缺失，所以我们并不知道阿伦特是如何答复海德格尔的。我们只能从他的回信中寻找答案，为了不被他的妻子发现，海德格尔将阿伦特的信毁掉了。
奥古斯丁
对世界（俗世）的轻视深刻影响了奥古斯丁的爱观
盖斯勒：现在说说奥古斯丁，您已经提过，在奥古斯丁的理解里，对上帝的爱比对世界的爱有更高的价值，阿伦特对这一点在某些方面进行过批判。您已经介绍过尘世之爱了，也就是对世界的爱。对您而言哪一个更近于此呢：是奥古斯丁所说随波逐流地出世，还是阿伦特入世的智慧？
特梅尔：对我来说无论如何都是阿伦特更加接近。我可以从心理上对纯粹的厌世感同身受，因为这个世界并不总是让人好受。但奥古斯丁已经把它提升到了轻视世界的层面，我觉得这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事实上阿伦特已经颠覆了奥古斯丁的尘世之爱（Amor Mundi）的概念,她以相反的角度对待这一概念并从中看到了很积极的一面。奥古斯丁说，当你们爱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们便不能爱上帝，于是你们便从根本上失去了永恒的救恩，而阿伦特竟令人难以置信地从中找出了一些非常有效力的东西，我认为这也是对批评奥古斯丁作品无须再读等等的论调的一个有力还击。
盖斯勒：奥古斯丁还有一句非常美的话：“我对你的爱愈是加深，你的美便愈是增长，因为爱是灵魂本身的美。”奥古斯丁这么说的，并且我相信，这其实是一句诗，人们应该诗意地去解读奥古斯丁的作品吗？
特梅尔：是的，我同意您的观点，这是一个很美的句子，很美的之一，而且奥古斯丁无疑不只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神学家和教会导师，还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作家，在原作中我们可以注意到那些绝美的拉丁语句子的韵律。我认为人们可以毫无问题地去把奥古斯丁的著作直接当作文学作品阅读，就像圣经里的许多章节一样,他作为世界文学第一位传记作家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盖斯勒：我最近了解到，奥古斯丁的著作一直很受人们的喜爱，人们很热衷于读奥古斯丁的著作，每年都有20部关于他的学术性作品出版。也就是说，一个去世了一千七百年或者说接近一千七百年的人还在一直让这个世界为其思考，您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特梅尔：这一现象当然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正如您刚刚所说的一样，他当然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一位伟大的作家，然后在某种程度上他才是第一位真正的伟大的心理学家。我们几乎可以说他是第一个现代人，尽管如此——我们当然不能去夸张这一点，不管怎么样奥古斯丁当然是古典时期的人，但是他在《忏悔录》中恰到好处地用深度和敏锐度拆解了人性里最微小的冲动，还有他对于孩童般单纯的人的观察，这些都让人们印象深刻，但是在那个时代人们通常就不会有这样的态度。也许这种吸引力的一部分就在于一个离我们很久远的人物所拥有的一种既隶属于古典同时又让人感到非常现代的结合。
盖斯勒：现在说说汉娜·阿伦特，这也是您的专业领域，我们可以说汉娜是一位犹太知识分子，我不知道汉娜是否给自己贴过这样的标签，但是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她。同时她也沉浸于研究教会导师，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两个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人无论如何都会走到一起呢？
特梅尔：是的，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阿伦特也研究过新教的神学，不只是哲学和希腊语，还有神学，而且至少在这一早期阶段，她的基督教神学肯定是比犹太教神学要好的，在这一时期之后她才阐释了德国犹太教的复杂，由此她才产生了兴趣。阿伦特说过：“在二十年代，犹太文化更多是美学上的东西。”而阿伦特吸引我的地方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样，她真的可以对每一个人都做出论证式的分析，就像对奥古斯丁，与此同时他又被认为是她的挚友与守护者。我们去读阿伦特博士论文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会觉得她完全拒绝他说的一切，但他的思想一直伴随到她最后的作品，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关于意志的思想还通过爱观渗透着意志的分裂与愈合（Heilung）。
《意志与激情》（Wille und Passion）
爱总是一个令人愉悦的美学对象
盖斯勒：我可以向您提一个有些私人的问题吗：您现在研究奥古斯丁、汉娜·阿伦特、马丁·海德格尔的爱观，您对爱的理解是否有所提升？您的爱观又是否有所改变呢？
特梅尔：如果没有改变的话，会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那这么多年不管怎么说都显得毫无意义。人们可以将私人生活与哲学紧密联系，这也是哲学之美的所在。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奥古斯丁的一句话：“我的爱是我的重心或者说焦点，不管我被招往何处，都被她所牵引。”这就是说，构成我自身的核心是我的所爱或者我爱的种种事物。我认为这句有着一千六百年历史的话时至今日仍可以被很好地使用，比如说如果我们想知道怎么变得幸福的话，就得审视自己内心所想，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可以从奥古斯丁学到的东西，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得接受他对世界的轻视。
盖斯勒：虽然您现在非常专注于从哲学角度去研究爱，但是爱对您来说仍是十分私人的，那么不管怎么看爱都是一个谜吗？
特梅尔：一个谜？有人问过我，我在理论上对爱研究了这么多，是否还能坠入爱河。而我相信事实正好相反：人在思想上对某个东西投入得越多，情感也就越深。就这一点来说我对“迷”这个表述并不怎么感到高兴，但这也不是说，不管怎样我都要把一切讲个明白或者什么都要去揭发，因为这样一来就毫无乐趣可言了。它是一个对象，一个人们可以一直思考，研究，使人在自己的生命中感到愉悦的美学对象，人们对其心怀感念，而这一对象并不能被简单地解释，这样才不会让其变得无趣。（文/菲利普·盖斯勒，译/郑涵，陈国俊 ；校译/归伶昌 ）
（原文刊登于Deutschlandfunk Kultur网站。）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