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佐藤慎一在比较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进程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知识分子对近代文明接受的迟缓在于他们无法像日本一样坦然提出“文明开化”这样的口号。“与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胆输入西方制度的明治日本的指导者相对照，中国士大夫们对西方长处的认可只有机械技术和自然科学，但是他们之所见均难以视为对文明本质性的构成因素”（《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pp. 2,10）。换言之，与晚清士大夫们迷信技术相比，日本人领导者更相信制度，而这才是文明的本质所在。
在对明治日本体制的建设方面，伊藤博文（1841-1909）无疑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不仅是明治宪法的制定者、政党制度的设计者，还是帝室制度的改革者，以及朝鲜殖民地体制的建立者。他与中国亦有深刻的渊源。除了在《马关条约》签订之际与李鸿章的种种逸闻以外，伊藤博文还觐见过光绪帝，享有与之同坐的高规格待遇，差点成为戊戌变法的顾问。变法失败后，他又庇护过康梁二人去日本，随后又与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展开了广泛的经济合作。可以说，这种经历又反过来作用于他对日本制度的改革。
左：伊藤博文；右：中文翻译版与日文原著
与以往学界把伊藤作为“无哲学的政略家”、“无思想的现实主义者”，“二流的政治家”的负面人物相反，在新著《伊藤博文》（张晓明，魏敏，周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引用页数略）中，泷井一博先生从知识论的角度勾勒出一幅“热爱知识、渐进改革、限制军权”的伊藤博文形象。
泷井一博早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学部，最开始的研究对象是19世纪的维也纳大学国家学学者劳伦斯?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早在其博士论文《德意志国家学与明治国制：施泰因的国家学轨迹》（『ドイツ国家学と明治国制：シュタイン国家学の軌跡』，ミネルヴァ書房，1999年）中，他就专门谈到过施泰因的国家学说是伊藤博文制定明治宪法的主要知识来源。因此，泷井对伊藤的研究也可谓是其博士论文的延伸。据泷井回忆，这种学术发展路径源自于他在京大求学期间，其导师河上伦逸的比较法律史和伊藤之雄的人物史观念的强烈影响（魏敏，《专访泷井一博：作为日本式立宪国家之父的伊藤博文》，《澎湃私家历史》，2021年5月11日）。因此，若要深入研究自我标榜为“广求知识于世界”的明治维新，施泰因与伊藤博文两人之间的影响与互动无疑是非常好的选择。
二
佩里来航的前12年，即1841年，伊藤博文出生于周防国（废藩置县后改为山口县）的一户农家。如果不是后来各种因云际会，很难想象他后来可以荣登第一任总理大臣的宝座。在他出生前不久，其父亲林十藏因为贫困带着全家做了主君伊藤直右卫门的养子。尽管伊藤家也位于德川体制的权力末端，但不管怎么说，林家总算跻身统治者阶层了。
幕末时局动荡，伊藤博文很快投奔到“尊王攘夷”派的吉田松阴门下。据说，他纵火焚烧过英国使馆，还刺杀过佐幕学者塙次郎，成为历代总理大臣中唯一有杀人经历的人。松阴曾这样评价伊藤：“他是个小差役，却很愿意跟着我的弟子一起玩。虽才劣学稚，然朴实无华。”伊藤也回忆过导师：“他太过激了。令政府头疼。据说有些事情政府已经很清楚了，松阴却浑然不知。”不久后，松阴在安政大狱中被处死，是伊藤与木户孝允一起前往江户收尸。如果松阴看到伊藤日后的成就，想必会有另一番感慨。而伊藤对他导师的评价，也是真正成为权力者以后对形势的重新认识。
吉田松阴
1863年，伊藤博文前往英国留学成为其人生的转折点。一方面是因为他开拓了眼界，亲自感受到了鲜活的西洋文明。另一方面是因为萨英战争爆发后，他敏锐地把握到了时机回国，谏言藩主避战。这一点事后得到了藩主的赏识。日后的伊藤博文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技术官僚，而是一个政治家的原因，就在于他对形势的敏锐判断。明治维新以后，他被任命到“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神户担任知事，主持了一些货币改革工作。时人评价有褒有贬。对此，伊藤并不在乎。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的基本制度要远比具体的经济政策重要。
今人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帆风顺的印象完全是误读。事实上，正如坂野润治所指出的一样，维新以后很长时间，围绕是先“富国”（殖产兴业），先“强兵”（扩军备战），还是先“民主”（开设议会），各派势力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因为在其初期，日本是没有能力同时全面开展现代化建设的。因此，既爆发了反对殖产兴业的“西南战争”，也爆发了反对征兵制的农民起义。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等各路人马为了自己的信念左右逢迎、尔虞我诈（《近代日本的国家构想（1871-193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p.1-38）。然而，就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中，伊藤博文做了一个令人觉得奇怪的决定。他独自前往欧洲去调查宪法制度去了。
明治维新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
三
1882年8月，伊藤博文在维也纳大学拜会了著名的宪法学者施泰因。在听完施泰因的讲义后，他发现国内争执的宪法不过是“一张废纸”，真正重要的是行政改革。这里当然蕴含着马克思·韦伯所谓的“理性的官僚制”命题。施泰因告诫他，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并非源自于一些抽象的理念，而是产生在其具体的历史之中。施泰因的国家学说反映了整个欧洲的学术思潮的转换。19世纪末的欧洲，社会契约论等假设型社会理论已然衰退，逐渐被揭示具象性的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取代。这种新方法的意义不是对个体的进一步抽象化，而是将各种具体的社会要素看作认知对象。整体性的知识体系（哲学）逐步瓦解，历史学、经济学等社会学各学科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学问取向。即所谓的从“自然法”到“历史主义”。
卢梭与施泰因
伊藤指责国内的在野党们以18世纪卢梭式的理论为依据构想的宪法，是“置自国之国体历史于度外，无人之境地创立新政府，不过一般之陋见”。这些人一般在权力斗争中被排挤出决策层。例如大隈重信，由于无法在政府高层内一展宏图，便去设立私立学校早稻田大学，企图以舆论之力与政府分庭抗礼。不仅如此，他与创设庆应私塾大学的福泽渝吉合作，反政府势力的“再生产装置”已然完整齐备。这些私立大学的老师与学生们有一个共同特点，热衷于“政论”而鲜谈“科学”。伊藤感叹道，“此非国民之幸”。按照施泰因的看法，大学是培养帝国行政官僚的机构，因此要“训导高等学生，宜向科学推动之”，“使其成为稳固政体之基础”。抱着这种希望，伊藤开设了东京帝国大学。
那么伊藤就认为“民智”不重要吗？显然不是如此。“置人民于愚昧，有碍于增进国力”，“与他国竞争，以保独立之地位，不令国威受损，须提高人民之学力”。他苦口婆心地劝说贵族阶级放弃一些特权，接受包括立宪政治在内的各种民主建设。“设宪法，开议会，产生党派，是人类群集之上不可免之事”。这一点反而有悖于他在德国的经历。德皇威廉二世曾因为议会的掣肘无法征税而向伊藤抱怨，劝说他不要开设议会。但伊藤并未采纳德皇的意见，而是从一开始就抱有开设议会的决心。他很早就意识到，立宪制度之妙处，就在于确保国家机构“不陷入专横”。
政治是平衡的艺术。伊藤对议会政治施加了种种掣肘，一方面载明议会对预算的议决权。另一方面也规定政府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增加预算。在富国强兵政策下，萨长藩阀政府不断地强行增加税收和支出，为了使预算案得以通过，有时不得不对政党屈服。尽管最开始政党政治不是伊藤所追求的，但它的发展也是《明治宪法》固有的逻辑上的结果。
明治宪法
三谷太一郎曾指出，《明治宪法》的特点在于，“在权力制衡制之下，任何国家机构都不能单独代行天皇的权力”，“包括天皇本身”。因此，《明治宪法》“具备与近代宪法共通的实质”。三谷也注意到了“超然主义”对政党政治的否定。但事实上，这是因为强大的藩伐势力，即元老制度的存在所以宪法制度得以平稳运行。大约在甲午战争以后，双方开始接触，政党政治逐步走向正轨（《日本的近代是什么？问题史的考察》，曹永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pp. 37, 60-75）。
在以上背景下，伊藤博文于1900年成立了政友会。日本经历过甲午战争以后，政治社会环境已然改变。事实上，政党政治是“将1880年代后半期经过改革、整顿的日本行政、官僚制度大幅修正为适应1900年前后经过产业革命的新情况的形式”。伊藤鉴于宪法实施后地方名望人士政治意识的提高、工商业者社会影响力的增加，而意图促进他们参加政治，实现立宪政治。
早在“超然内阁”时期，伊藤就想通过修改选举法和税制来扩大公民权，进而推动国家构造的转换。他提出降低选举权资格（由直接国税每年15日元以上的纳税者放宽为地租5日元以上或所得税、营业税3日元以上），以谋求大幅扩大有选举权者的范围。这样一来，“随着商业工业等的发达，有必要特别增加市的代表者”，他提议选民由现在的44万～45万增至200万人。伊藤此举旨在拉拢受甲午战争后，被产业发展影响的都市里的工商业家。
明治宪法颁布图
四
在明治宪法实施近20年之后，国内外形势都有变化，一方面，政党的势力日渐抬头，议会政治在这期间也日趋稳定。但另外一方面，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陆海军的势力进一步增强，加上获得对中国台湾、朝鲜等海外地区新的控制权，造成了国家的统治权力的分化。
1903年，伊藤就任帝室调查局总裁职位，从事专门的改革研究。其初衷在于强化以内阁为主的统治权，防止国家体制的分化，即俗称的“大宰相制”。例如，与此前“各省专任之行政事务”由各省大臣副署相反，调查局所拟定的公式令要求一切敕令、法律必须征得内阁总理大臣的副署签名才可生效，且通过明文规定首相的阁令制定权和对警视总监、地方长官等的指挥监督权，进一步强化首相的权限。然而，这引发了军部的不满。
因为军部拥有“帷幄上奏权”，可以不经过首相单独上奏天皇。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帷幄上奏的权利是为了保障在战争过程中像参谋本部这一类军令机构（帷幄）可以直接向天皇报告战争状况、军事指挥命令。但是，军队为了防止负责军务的文官以及议会的干涉，将帷幄上奏规定的范围扩大至军队的编制、组织运营等层面。
明治天皇与山县有朋
但伊藤认为，所谓帷幄上奏，“专属军事命令，与法律或敕令范围内预算之增减毫无干系，应当限制于国民之权利义务无关轻重性质之物＂。以此为由，他将军令与军政区分开来，否认后者的“帷幄上奏权”。无疑，此举立刻遭到了军部的反对。山县有朋称，此举将导致“错乱统帅之系统，破坏军制之根底”，请奏天皇亲裁。最终，统帅事项所拥有的帷幄上奏、颁布命令等权利都被划归到军令的名下，其中公布（公示）的敕令也只需要陆海军大臣的副署就足够了。公式令颁布后，最终以“军部固守其法律地位而得以解决”。换言之，伊藤失败了。
坂野润治曾指出，明治宪法中最恶名昭著的就是第11条的“统帅权独立”和第55条的“国务大臣单独责任制”。前者是导致1931年满洲事变以后当地军人暴走的原因，后者是造成1941年对英美开战以及战争结束时自首相以下的各大臣互相推诿责任（无责任体制）的原因（《日本近代史》，杨汀，刘华译，新华出版社，2020，p.228）。但事实上，对这些问题伊藤博文并非没有关注。但对天皇都能说一不二的伊藤博文为何会在山县有朋面前束手就擒呢？泷井一博提醒道，答案不在国内制度上，而在海外殖民地韩国。
五
事情起因于1907年3月末，海军大臣斋藤实向天皇上奏在韩国镇海、永兴两个港湾配置防卫队的条例提案，天皇因为手续与之前不同而垂询担任韩国统监的伊藤博文。对此，伊藤明确主张该提案应严格按照公式令进行办理。
须知，此时的伊藤博文是身兼韩国统监与帝室调查局总裁二职的。伊藤亲自制定的统监制度规定“统监认为有必要保持韩国之安宁秩序时，得对韩国守备军司令官下达使用兵力之命令”，成为在明治宪法体系下唯一控制军队的文官。陆军曾以“统帅权独立”为由奏请明治天皇。但天皇下诏对伊藤表示了信任。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三谷太一郎指出，此案“并不适用于一般文官，而是旨在承认被视为天皇代言人，兼任文官与武官的存在”。此后，日本势力扩张至南“满洲”，那里的官制中就明确规定不得任用文官了（前掲《问题史》，p.170-171）。
事实上，伊藤是把韩国殖民地的治理当做日本改革的试验场进行的。这种将海外作为根据地影响国内改革的做法并非伊藤博文所独有，像内田良平、宫崎滔天、北一辉、尾崎秀实、橘朴这样的革命家或者军人（间谍）或多或少的“中国情结”都是源自于对日本国内现状的不满（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张学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子安宣邦，《近代日本的中国观》，王升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只是，知识分子或军人没有实践的机会，而伊藤博文在韩国则成功地将军事行政权交由内阁，进行一元化的管理。因此，泷井一博认为，伊藤博文从一开始就自行担任韩国统监，推进韩国的保护国化的重大原因正是1907年的宪法改革及其相关行动。“军令”的成立与其说是1907年宪法改革的失败以及在法律上确立了扩大统帅权的根据，不如看成是在废除现存统帅事项的基础上军部维持既得权益的尝试。
伊藤博文在韩国；安重根
但是，伊藤在韩国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正如石田雄指出的一样，反而是在殖民地的政策加剧了日本全国范围内的帝国化的统治程度，例如宫城遥拜，对媒体的管制，监控反抗分子的警察体制等都是首先出现在殖民地，再通过殖民地官僚调回内地任职时，把这些统治手段引入日本国内的。在整个近代日本历史上，一半的朝鲜总督都官至内阁总理大臣，殖民地的高级官僚转任国内的警务局长、警视总监、警保局长的也不在少数（石田雄「『同化』政策と創られた観念としての『日本』 (下)」，『思想』（893）, 1998年11月）。就这个意义而言，是殖民地影响了母国的治理，而非相反。
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为了与俄国财务大臣科科弗采父商谈横贯亚欧大陆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事宜前往哈尔滨。上午9点30分左右，身穿黑色西装、带着平头帽的韩国刺客安重根冲向伊藤，向他连开三枪后被捕。安重根用俄语高呼“高丽亚乌拉（大韩万岁）！”（赵景达《近代朝鲜与日本》，新星出版社，2019年，p. 246）。三十分钟后，伊藤被宣布死亡。据说伊藤最后的话是：“愚蠢的家伙啊！”
如前所述，早年伊藤博文是以倒幕刺杀行动起家的。他也目睹过被逼入绝境，要以切腹告终的同伴的惨状，次数多到不忍再看。换言之，他过去也是一个“安重根”。但是在他真正掌握权力以后，他深知一个国家的文明化并非刺杀一两位高官可以达成的。在韩国统治期间，他尽力牵制军部施行安抚韩国的政策，在吞并朝鲜的议题上，他并不是特别积极。因此，“愚蠢的家伙啊”，这样一句辞世遗言应该也包含了“你真正应该视作目标的对象并不是我”的意思吧。（黑川创，《鹤见俊辅传》，夏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p14）。或许伊藤真正的悲剧在于，他并不理解“文明化”的成功无法代替殖民地“民族主义”的感情，尽管他当年在日本制定宪法，开设议会，扩大选举范围很大一个考虑是提高日本人的民族意识，但同样的事情无法在殖民地复制。他为他的“天真”付出了代价。
（作者系东华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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