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头发：发廊业是个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产业

身体上的植物

头发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吗？它内在于我们的身体还是外在于我们的身体？头发，这种细丝般的毛茸茸的根状物，这种人体顶端或长或短或密或疏的覆盖物，这种可塑的、易变的而且一直不屈不挠地生长的有机物，它同我们的身体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

这是一种暧昧的关系。头发和身体既非同质一体的，也非纯粹异质性的。头发具备身体性，但只是一种半身体性。头发从身体中生长出来，它的根部埋藏在身体的土壤中，它起源于身体。身体是头发的本体论。从因果关系的问题而言，身体和头发的关系不是松散的关系，二者间牵扯的不是一根松垮的形而上学等级轴线，它也不是可跳跃的、可偷工减料的、可省略的。身体和头发的等级线是具体、实在和牢固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等级线。头发无法脱离身体，身体既是它的起源，又是它的物质载体。头发受到身体的牵制、禁锢、束缚，听命于身体，这种听命是古老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听命。

但是，头发又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身体。如果说，身体具有某种完满的总体性的话，头发则溢出了这种总体性，它不是身体的必要成分。头发在化学上起源于身体，同样在化学上又不完全归属于身体，这就是身体和头发的充满悖论的暧昧关系。身体的标志是动物性，它是感官体，是一台活的敏锐的感官机器，也是一台奔突不息的欲望机器，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体化和有机的能量源泉，它的内部舞蹈着力量和疯狂，这种力量和疯狂为快感而生，也为快感而灭。疯狂、快感和力量对身体是一种完全的吞噬。它们是身体的标志性建筑，是身体的唯一叙事，是身体的终极性的政治无意识。而头发与快感无关，它永远不会疯狂，它甚至没有快感的反面：痛感。头发不是反应物，它没有神经，没有血肉，没有感慨和喘息，没有激动和颤抖。头发是麻木而沉默的，这种沉默是空洞的沉默，是零度沉默，是无意义的沉默，是毫无策略性的沉默，是无机和无能的沉默，是麻木在其中压倒一切的沉默。头发只在风中抖动，但它从不因为自己的激动而抖动，它的抖动是外力引起的，是机械物理式的抖动，而绝非化学式的抖动。头发，是我们身上的植物，也就是说，是动物身上的植物，是栽种在动物身上但又可以与之决裂的植物。

因此，我们可以将头发视作身体的资产而非身体的器官。头发是身体的产品，但不是绝对的身体本身，这正是我们所说的半身体性。而器官正是身体本身，它们无法和身体割裂开来。器官是天赐的，独一无二的，无法替代和再生的，因而具有一种珍贵性；同时，器官是有用的，它们是身体平衡的一个必需的结构要素，是身体机器的齿轮，它们具备一种功能性。器官的珍贵性、功能性，以及身体感性正好是头发所缺乏的。器官正是身体的内涵所在，它们构成了身体的总体性，器官的残缺导致身体的残缺；而头发的残缺，对身体而言则无关宏旨。头发的耗损只是一种资产数量的耗损，是身体经济的耗损，而绝非身体功能上或气质上的耗损，绝非身体本身的耗损。头发的变形、增殖、削减、修改，头发的外在的人工处理，都无损于身体的快感，都不对身体的疯狂欲望施压，都不会从结构上、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改造身体。而器官，比如鼻子或者手，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法加以后天的处置的，它们不能被修改、被切割、被打点、被巧饰。它们各司其职，衔接紧凑，互相应和，浑然天成，不可或缺；它们是自然物，是身体素，是身体意指本身。器官和身体不是一种异质性的加减关系，而是一种同构性的代数关系。

头发和身体则可以构成一种加减关系，头发起源于身体，但是身体可以断然地减去它，可以视它为一个多余物或剩余物。头发不构成身体的一个基本功能素，它是无用的，因而也是廉价的；同时，头发还有倔强的绵绵不断的再生力，因而也绝非稀缺的。此外，头发和身体的分离是一种没有苦痛的分离，既没有精神的苦痛，也没有肉体的苦痛。这种分离是安全的、平静的、非伤害性的，因而也是随处可见的、触手可及的和平淡无奇的。头发的起因是严格地依赖于身体的，而它的结局与身体则只有脆弱的若有若无的关联。头发附着在身体上，不过是最脆弱地附着在身体上。

就此，头发和胡须有着类似的品质。但是，决不能将头发和胡须等同。二者最明显的差异是，胡须是性别化的，它只附着在男性身上，而且只附着在成年男性身上，因而，胡须是个雄性记号，它通常记载着力量、刚烈、威猛、暴躁，它是男性的一个基本表意符号。而头发则是中性的，头发不选择性别，它不标记身体的性别沟壑。头发是属于所有人的，而胡须是属于一个特定人群的。胡须通常被剔除掉，而头发则基本上被保留着。头发被完完全全地剔除和胡须被放任肆意地生长，都是一种鲜见而又具有象征性的现象。胡须，只要它不被削减，只要它肆意地生长，只要它醒目地包围双唇，它的表意性就一目了然，它象征着男性的孔武有力。这种表意也是单纯、简单和明确的，它无须破译、勘察、区分、探究。胡须是透彻明亮的能指，而头发的表意则繁杂得多，它具有多重意义。头发的造型也是多样的，这些不同的造型、不同的发式选择、不同的类别，都立体式地扩充着头发的意义。而胡须的形式单调得多，它的空间，它繁殖的地盘，它活动的区域，都是有限的。胡须局限于一小块面积，在数量上也无法与头发媲美，它的长度受到了严格控制，胡须一旦过长，就搅乱了嘴和鼻子的正常活动。最终，胡须的自由度和可塑性是有限的，它没有占据一个能够腾挪施展的空间，它的表现力因而大打折扣。它所受到的关注和呵护，它所激发的灵感，它所蕴含的意义，它所支撑的商业，较之头发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和不足挂齿的。

发廊中的可写性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头发是人身上最具可塑性的东西，也是最具象征性和表现性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身体的符号性，如果我们承认身体的阶级性，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有装饰、改造身体的本能，如果我们承认我们体内有一种自恋性的美学趣味，那么，我们也应承认，对头发的一种拜物教式的关注迷恋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在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迷恋扎根于某种符号崇拜和身体崇拜，身体崇拜将这种迷恋引向头发，符号崇拜则将这种迷恋引向头发的造型。不过，头发确实不等同于身体，它和身体只是共存于同一个自我之中，它是身体的一个模糊能指，却是自我的一个明确所指。对于头发的迷恋，是对于身体的一个替代性迷恋；迷恋身体是迷恋快感，迷恋头发则是迷恋符号的快感、迷恋象征的快感。无论是对于身体的迷恋，还是对于头发的迷恋，都是对于自我及其快感的迷恋，也就是说，都带有早期的弗洛伊德式的自恋影子。

自我对于身体没有绝对的主宰权，但对于头发有绝对的控制权。头发的快速再生性，它的植物性和麻木性，它的柔软性和广阔性，它触手可及的暴露性和便利性，都为自我和他人对它的处置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头发没有羞涩感，它只有微弱的隐私性，它的性意味几近于零，这就使头发可以作为一种中性物而被公开地合法地乃至肆意地摆弄。头发是自我的资产，它不受他者的控制。它既不受国家的控制，也不受本能的控制。它服从自我，只受自我的操纵和控制，这种控制是绝对的控制。对于头发来说，自我永远是它的帝王。

夜晚街道上营业的发廊

这样，头发就具有无限的可写性。它是人体上唯一可以书写的文本，是自我可以听凭想象固执地施展书写能力的空白文本。自我是头发的具体作者，而理发工业则是头发的普遍作者，个人对于头发的书写是通过美发厅（它还有另一个暧昧的名称：发廊）来完成的。在此，个人是主动的活蹦乱跳的言语项，美发厅则是一个秩序性的而又不失弹性的语法规则，发式正是在个人和美发厅、言语和语法的互动中产生的。也正是在此，头发开始摆脱它的植物性，开始摆脱自我的专横控制，开始摆脱它的（半）身体性，最终进入身体之外的语境，进入生产和交换的工业体系，进入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流程。头发作为一个身体能指不可自制地闯入纷乱的社会中。头发，在其所指的框架里，已是负荷累累。

发廊是社会接纳头发的首要一站，它是围绕头发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加工业。发廊业是个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产业，是个空心产业，是个符号产业，它不产出、不增值、不累积、不带来质变、不产生效用；它只是一种数量上的修修补补，它遵循的只是一种减法，它是种外在的、美学的和象征交换的生产，是个无用产业。但是，它和美容院并不完全等同，美容院也是美学式的，但它是一种化妆，它是对于身体的一种轻度的包裹，是一种改良式的遮遮掩掩。美容是一种身体骗局，是对身体的一种修辞书写；发廊则不是包裹性的，也不是欺诈性的，它是对于头发的一种逼真改写，是一种事实性的定形，它对头发直接施暴。而美容不是对于身体的实质性改造，它只是对身体进行一种外在装修。发廊可以对头发进行切割，美容院只能对身体进行舞弊；发廊的主要器具是冷漠而又锋利的刀剪，它毅然决然，对头发施行一种减法裁剪。美容院的道具则是化学药品，它轻柔细心，它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呵护，它慢慢地，以无比的谨慎和耐心对身体的缺陷进行试探性的掩盖。

发廊这个无用的形式主义工业沾染上了一种无可推卸的意识形态。对于发廊的选择就是对于意识形态的选择，对于发型的选择也是对于意识形态的选择。发廊是一种美学工业，它具有操纵性，正是在此，个人的选择性和创造性遇到了挫折，或者说，主体性碰上了结构。发廊是一个有序化和结构性的生产组织，它有巨大的消化力和吞噬力。发廊中的裁剪具有双重的结构意义，它既是对头发的裁剪，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组织的裁剪，一种生活结构的裁剪。发廊是模式化和类型化的，发式正是成形于发廊。如果说，一种模式、一种类型代表一种生活结构和一种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发廊最终成为时尚或者反时尚、革命或者反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头发正是在发廊中使身体和社会联结起来，美学和政治在发廊中挂钩了。

染发时代

于是，头发表现出某种暧昧的阶级性。那些有规律性地频繁地走进发廊剪发的人，那些仅仅是去剪发的人，那些剪发是为了让自己保持精神劲儿和体面的人，那些不用理发师费心地琢磨发饰并一看就知道怎样着刀的人，那些剪完头之后从发廊出来很快就同大街上的人浑然一体的人，永远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永远是大众。频繁地剪发是为了稳健和稳定，为了适度。适度的头发是主流趣味，它被赋予一种自然性，一种标准性，一种恰当性。头发被修剪、被整理、被限制长度，如果我们打开历史之书，对历史稍稍地一瞥的话，会发现这些稳健的理性行为在最初却具有一种革命性，但这种革命渐渐失去了对象，这种革命性大规模地成功，最终，它慢慢地积淀为常识和标准。这种革命性荡然无存，它成为稳健和主流的记号，成为秩序、纪律、规范乃至礼仪的记号，它被视为整洁的、模范的和有必要遵循的，它被纳入社会的主流结构之中，最终，它是抑制革命的。头发的百年历史，恰恰是革命性退化为反革命性的历史。一种规范发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主流，也是意识形态主流。这种选择既是有意的，也是无意的。对于某些体面阶层来说，剪发既要遵循自然性，还要遵循修饰性；不仅仅是剪发，还要艺术地剪发；不仅仅要遵循习惯，还要遵循美学。这样一种剪发，是一种明确的有意识的充满革新期待的剪发，因而也是一种有意的剪发。而另一些为数甚众的人，他们被一种盲目的自然性所控制，被一种习惯性的神话学所控制，他们要去掉头发，仅仅是因为头发溢出了习惯的边界，溢出了自然的常识，溢出了周围人的视野承受能力。正是这种习惯性的神话学，决定着他们的发式选择，对于他们来说，剪发是一种规训压迫下的本能，他们的头发主要受制于规范，而不受制于美学。

适度而稳健的头发神话学一旦获得了社会主导性，另一些发式当然就被视为异端的、反主流的、非道德的，总之，就是不自然的。这些不自然的发式大多是故意的、有目的性的，因此，它们代表着一种策略性的政治选择、美学选择和生活选择。

光头被认为是最不自然的，因为它去除了一切自然生长出来的头发，它是彻头彻尾的反自然。如果说，头发具有生命力的话，光头就是对生命力的扼杀，是连根拔起式的摧残。光头因此具有某种暴力性，某种撕毁一切的狠劲。光头将脑袋和盘托出，使头部无所遮掩，使头部暴露出其实体形象，而头部通常被认为是秘密的发端处，是精神和隐私的策源地，是需要覆盖和掩饰的矿藏。现在，这一隐秘性的精神策源地被公然地曝光，被醒目地张扬，这当然就透露出勇气和霸气，透露出蔑视感和傲慢感，透露出冒险性和气概，最终，这种白晃晃的、球形的、光秃秃的脑袋表现出的是舍身就义的悲剧感。

不过，光头很容易滑向喜剧。如果没有为霸气所支撑，如果没有傲慢与它相辅相成，光头上演的就是滑稽剧了。将大脑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如果不是表达勇气，就只能是表达自嘲式的笑料。霸气凌驾于自然性之上，滑稽则委屈于自然性之下。光头如果不是无畏的狠劲的象征，就是一个受捉弄的被讥笑的玩偶对象。大脑，如果失去了头发，就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和理性，失去了它的内涵和定义，最终，失去的是它的自然性。就此而言，头发和日常意义上的大脑，和自然性的大脑是无以分割的，头发是大脑的结构要素。剔除了头发的光头，在悲剧和喜剧、崇高和滑稽、英雄和小丑之中，必择其一。

男人的长发处在与光头相对的另一个极点上。它被瞩目同样是因为它的反标准性和反自然性。不过，长发的表意比光头要复杂得多。光头与美、与形式无关，光头只与意义有关。长发既是形式的、美学的，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男人的长发不仅仅遮住了脑袋，还遮住了脸、耳朵和脖子，长发是瀑布式地下垂的，正是这种长度、这种下垂带来的柔软性和飘逸性，这种下垂对于头部的掩盖性，使男性性别变得模糊起来，因为长发通常被视为女人的记号和专利，头发在此标记着性别身份。长发的柔软性和飘逸性，以及它下垂式的低回，最终体现出的是一种默默的母性。对男人来说，长发意味着对男性和女性的自然性的挑战，对性别身份的挑战，最终是对社会惯例的挑战，从哲学上而言，是对分类学和本质主义的挑战。长发实践着的是解构主义式的重复与差异。

长发不像光头那样极端和毅然决然，虽然它也溢出了自然性的限度。这既是由于它所特有的母性，也是因为它过多地承载了形式主义意味。长发还常常是一种饰物，一种剩余的和过量的符号补语，它可能是作为纯粹的饰品，作为一种空洞的形式装束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剔除了任何政治性和身份性的教义。在此，长发属于修辞学，它等同于化妆，它是身体形式的一个符号增补。光头是对自然性和标准性实施减法，长发则是其加法。减法是一种了断，是一种无退路的凛然抉择；而加法则可以回旋，它有余地，可以伸缩，它慢慢地在时间之流中累积，因此是渐进的、过渡性的和无限延宕的。就此而言，光头是激进和暴躁的，长发则是策略性和深思熟虑的；光头是革命性的，长发是改良式的；光头瞬间而成，它无法立即回到自然状态，而长发则是缓慢而成，它可以瞬间回到自然状态。如果说对自然性的偏离是一种风险的话，光头的赌注超过了长发。

选择光头和长发的人群并不一定是某个抵抗类型的人群，光头和长发本身具有一种少数性和他者性，但是，剃光头者或留长发者并不一定具有危险性，就像那些保持自然性发型的人并不一定是安全的一样。光头和长发，以及其他所有的发式最终都可能是一种艺术道具，它们都可能是一种欺骗式的神话学，都可能是身份假象和性情诈骗，因为头发毕竟没有心跳，而只有物质、形式，以及嬉戏。如果说光头和长发是一种可能的骗局，那么，染发则是一种公然的骗局。

染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瘟疫，它以一种快速繁殖的形式在都市中爆炸般地传播开来。光头和长发如果带有某种激进性的话，染发则是纯粹的时尚；光头和长发如果说有一种悲剧式的凝重感，染发则带有一种滑稽式的轻浮感；光头和长发如果体现了某种决意和固执，染发则更多是一种模仿盲从；光头和长发如果是内在世界的表征，染发则主要是外在形象的改观。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汪民安 著，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1

长发奠基于稳定的神话学，染发则屈从于变化的神话学。长发似乎是固定的、充满惰性的形象，染发则是突变的、无常性的、不稳定的形象。正是这样，染发失去了其严肃性，而获得了好奇性和新鲜性。就头发而言，长发作用于其内在结构，染发则作用于其外在形式。染发不改变形状，只改变颜色，染发遵循的是表面哲学，它不探及深度，不探及冲突，不探及政治。长发具有焦虑性、冲突性、暴力性和决裂性，最终带有历史感和深度性，染发则充斥着戏剧性和嬉戏感。长发盛行于某种具有成熟价值观的群体中，它与嚎叫、摇滚、麻醉及革命相伴；染发则流行于少年群体之中，街头的流行乐是它恰如其分的伴奏。如果说长发是现代主义的，染发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头发颜色有种族学和生物学基础，它是种族记号，因而也是文化和历史记号。如果说我们曾经为我们的黑发而抒情，而歌唱，而倍感骄傲的话，那么染发则是对这种抒情的无声嘲笑，它无所顾忌地怠慢了我们的历史情怀，它是对这些记号的轻浮甩弃，是对文化和历史的甩弃。如果说长发和现实有潜在的冲突的话，染发则和历史有着决然的断裂。染发同现实没有冲突，相反，它是我们的现实、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我们的时代正是在满街的黄头发中，表达出它的飘逸、它的瞬间性、它的能指快感和它的盲目的群众心理学。染发，洋溢着现时代的欢乐，它是现时代五颜六色的协奏曲。它回荡着起伏不定、来路不明的各种嘈杂声音。染发时代，不是一个激进的狂欢的时代，而是轻浮的嬉戏的时代。染发充斥着混杂性，这既是日常生活的混杂，是没有目标和焦点的混杂，也是一种种族想象式的混杂，是发色和肤色的一种拼贴式的混杂。正是染发的这种混杂性，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西方想象，表达了我们的时代的全球化想象。

同光头和长发一样，染发也具有一种反自然性，它试图改变头发的原初色彩，但是，有真正的自然状态的头发吗？不错，确实存在一种头发的自然性，但这种自然性不是存在于那些稳健而理性的普通民众中，不是存在于匆匆忙忙的人群中，也不存在于少数派的另类中，不存在于高楼大厦的温馨家庭中。这种自然性只存在于任何发廊、任何符号工业之外，存在于任何剪刀、肥皂和护发素之外，它只存在于城市的灰暗角落、地下通道，以及垃圾堆旁。正是这些都市的流浪汉，这些无家可归的乞丐和精神分裂者，保持了头发的本性，在此，头发和器官一样从不进行外在修改。自然而然的蓬头垢面却成为这个时代的倒影。

（本文选摘自《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