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船山学研究的未来

2021年12月12日，由华东师范大学经典与诠释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与中华孔子学会船山学研究委员会共同举办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船山学研究的未来”工作坊暨中华孔子学会船山学研究委员会成立会议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举办，线上腾讯会议同时进行，共一百余人参加。

本次会议的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朱承教授主持，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北京大学王中江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大学干春松教授，中华孔子学会船山学研究委员会顾问、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中华孔子学会船山学研究委员会顾问、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与中华孔子学会船山学研究委员会发展顾问、广西宝盛投资集团董事长谢建雄先生应邀出席会议，并作开幕致辞。王中江教授对中华孔子学会船山学研究委员会的成立表达了祝贺，他指出了王船山在中国古典哲学中的独特地位，认为船山学研究委员会的成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提出了他对船山学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工作之期望。干春松教授指出了船山学研究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希望船山学研究委员会可以在保障研究自主性的前提下，定期组织具有主题聚焦性的学术活动，从而推进船山学研究并且做出丰富的研究成果。王泽应教授认为船山学研究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件恰逢其时的盛事，他鼓励船山学研究委员会能够弘扬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精神，为中华学术的推进做出重要贡献。杨国荣教授认为王船山思想具有不可忽视的向度，他回顾了冯契先生的船山研究，从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等方面谈到了对船山学的理解，并且表达了对船山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之期许。谢建雄先生在致辞中表达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面临的文化困惑，希望学界能在理论上对“中国之道”给予系统的挖掘、梳理、建构和指引，期待船山学研究委员会在中国思想的伟大复兴中做出贡献。

会议的第一场主题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船山学研究的未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陈赟教授主持，共有五位发言人。上海师范大学邓辉教授首先以《回到船山与大变局》为题，从三个层次分析了“回到船山”的问题。首先是在大变局时代如何存续华夏文化的问题，其次是在近代以来中国面临文化危机的时代如何重建现代中国的问题，第三层次是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时，将明清之际以来的影响华夏文化的西学创造性的转化为儒、道、释、西“四教并行”的新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迎来中国文化的新轴心。湘潭大学陈明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船山道统概念辨析》，他提出船山之外的道统概念有从“天之历数在尔躬”衍生出的五德终始说，这是对政治权力来源的说明，其次是韩愈和朱子的道统说，他们是应对佛老的挑战而为中华文化找到新的支撑，第三个是杨维桢提出的王朝是否有正统的依据。而船山反对前两者，他的道统概念指的是王道、政统，它指向了政治治理，包括政治秩序、教化和封建制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船山的批评有着时代因素，他并不是理学家，也不能用启蒙框架去理解船山，而是应该从文明论的视角即道统与政统相结合的视角去思考船山学。加州大学富乐敦分校的刘纪璐教授分享了她从事船山学研究的心路历程，讲述了自己高中时期与船山的结缘，之后在学术道路上所撰写的有关船山学的文章，并且提出了船山学研究在英美学界的未来展望——成立船山翻译工作坊。船山学社社长、衡阳师范学院朱迪光教授以《“双创”视野中船山学研究的回眸与展望》为题作了精彩发言。“双创”为“创造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它兼有政治术语与学术术语的双重内涵，而过去的船山学研究一方面是在近代的变局下对中华文化的肯定与传承，突出传统思想的现代性，另一方面是利用船山思想创造出新的理论，如比附西方科学、进行哲学化研究和唯物论的阐释，而冯友兰、熊十力、唐君毅等也利用了船山学进行了理论创造。之后的船山学需要自觉地进行“双创”，并保持原有的基因。上海财经大学郭美华教授从“心通而神解”切入王船山的庄学诠释。船山将自己的生存处境与庄子类比并对庄子进行了辩护，而在船山的庄子诠释中，“心”和“神”类似于一个椭圆的中心，既是作为自身领悟的有限性，却在自身有着内在的开放性而通达于自身之外。船山不同于庄子，还是保存着仁义之心，但他在庄子诠释中强调的“天壤之在”昭示着存在的深邃而超越于仁义之心，其基本的意义在于表达生命的真实深邃与自由不可被外在地加以认知。

第二场围绕“明清之际的中国思想世界”展开，由同济大学谷继明副教授主持，共有五位发言人。浙江大学彭国翔教授首先作出了精彩发言，他认为学术界可以从两个方面探讨明清之际的思想世界，其一为纵向上的、中国思想史之发展脉络中的特定环节，其二为横向上的、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与沟通；同时，他强调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互济关系，即不同学科相互配合，从而呈现明清之际思想世界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彭国翔教授也谈到了明清之际思想的意义，即在政治经济发生很大变化且与西方有更多交流的时代，船山学等思想所蕴含的可能性超出了当时的影响力。清华大学高海波副教授探讨了《从朱子、王夫之看宋明意志思想的展开》之问题，王船山认为从持志的角度才能确立心的主宰功能，志是一种稳定持久的心理方向或者意志状态，而朱子从“虚灵知觉”来认识心的主宰功能是不够的。船山区别了心、志与意，志或者心有恒体，而不是短暂的心理现象，这凸显了《大学》中所讲的心体的道德内涵和意志主义的特征，也是明末清初出现的一股强调道德意志之潮流的表现。同济大学的陈畅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船山“尽心知性”诠释与明清之际哲学转向》。他认为，王船山对性和理的规定类似牟宗三提出的作为类概念的形构之理，这意味着一个历史文化宇宙的建立，从而以“性日生日成”突破了理学的复性说。同时，船山提出了“明德新民理虽一贯而显立两纲”，强调政治在道德之外，也突破了朱子学“明德为本、亲民为末”的理学体系。因此，“顾黄王”等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所共同开创出的时代风潮更值得关注和研究。复旦大学的徐波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明清之际儒学性善论的发展——以“三系论”为参照》。徐波老师通过蕺山与五峰的联系，讨论了蕺山对恶之来源的看法。五峰与蕺山一方面坚持性善论下道德判断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对恶之来源问题做了形上层面的说明。他们对恶之来源的说明并不归结为程朱和陆王提出的善之缺乏，而是“过或不及而失其中正”，因此在道德实践中注重“过”和“恶”的隐秘存在，重视人欲的起心动念，因此五峰和蕺山可以遥相呼应并上溯明道，为儒家性善论与工夫论之间的张力做了独特的解答。暨南大学刘依平老师的发言题目为《早期熊十力思想转进过程中的家学与船山学》。刘依平通过对熊十力早期文本的研究，从三方面谈到了熊十力与船山学的关系。首先，《船山遗书》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大量刊刻影响了熊十力父亲的民权、民族思想之形成和对宋学的偏好。其次，熊十力家学中有着对易学的偏好，熊十力早年也对船山学有较深的认识，促使了后来熊十力由佛归儒的转变。最后，在王熊之学与百年变局方面，熊十力受王阳明和王船山的影响，通过证成宇宙人生来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第三场研讨继续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船山学研究的未来”为主题，由上海师范大学邓辉教授主持，共有五位发言人。同济大学谷继明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王船山与天主教思想之交涉》。谷老师的报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船山与天主教细节上的来往，通过《船山全书》的文本内容和船山提到的关于天主的事情加以勾勒。船山坚持华夏文明的立场，认为天主教是更大文明意义上的冲突。第二部分涉及到船山对西学的评论，尤其是天文历法方面的评论。船山认识到利玛窦和天主教带来了一些新的理论背景，意识到西学带来的挑战，但同时坚持自我主体的立场。船山意识到儒家文明与天主教思想的根本区别，重新思考了天和宇宙，在理学的基础上做了新的讨论。天津社会科学院田丰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船山研究与人伦赓续》。他认为近百年来中国传统人伦经历了一个持续性的危机。抛开现实历史因素，仅就学理层面而言，传统的天道、天理、天伦等几千年未曾受到过质疑的自明根基在西方近代实证科学与理性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趋于瓦解，因此我们需要在中西比较视域中阐发船山对先秦思想的返本开新，并尝试发掘出一些人伦复兴的可能性。重庆师范大学李长泰教授的报告题目为《王船山的公正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李老师在报告中分析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船山思想中是否有“公正”思想，第二个问题是船山所说的公正范畴之内涵，第三个问题是船山公正思想的主要内容，第四个问题是船山公正思想的新时代研究价值。李老师从现代性话语体系中考察船山遗著中的“公正”思想，展示了船山公正思想研究的理想价值、治理价值和文化价值。上海财经大学陈焱老师的报告题目为《近现代船山研究中的反启蒙诠释路向》。陈焱老师首先介绍了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问题：近代船山诠释偏于启蒙进步路线，对这种诠释路线一直存在着一种批评和质疑。接着，陈老师对近现代以来船山地位之浮沉与川船山思想定性之关联做了一个历史考察。按照两条线索的发展路线认知，一个是所谓宋学精神，一个是所谓的启蒙精神，两者间有冲突和对立。同济大学刘昊老师的报告题目《归己与原本：船山“自然”论的一种解释》。刘昊老师考察了不同学派对“自然”概念的阐释，在报告中提出了关于船山研究的一个问题：天道的自然与人道的自然如何联系？也就是天道如何向人道转化的问题。从刘老师的阅读体验看，船山那里天人有差等，船山对人道自然的说法非常警惕。船山“自然”解释的侧重点在“自”，对此，刘昊老师对船山的“自然”概念和经典诠释进行了非常清楚的考察。

第四场研讨继续以“明清之际的中国思想世界”为主题，由同济大学陈畅教授主持，共有四位发言人。中山大学张永义教授的报告题目为《王夫之与方以智交游始末及对后者的评价》。张老师通过分析方以智和王船山的文本材料来考察二人的思想关联和交游始末，主要交游材料在船山著作中。张老师主要根据材料说明了两点内容，一是方以智和王船山的友好关系很晚才发展起来，二是方以智和王船山的思想有较多的不同，但是二人思想中对理学有较多的反省。上海财经大学王格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自然哲学与自然法：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理解宋明理学的两种路径》。王格老师在报告中介绍了“自然”概念的不同诠释方向。他认为在中西交流，在明清之际，中西方的一个早期的对话的时候，“自然”问题同样突出。早期的来华耶稣会是在理解说明理学的时候，他先后有两个不同的比较视角，一个是自然哲学，一个是自然法。那么不论是中文的自然还是西方的nature，都是有很丰富的一个哲学史的观念的演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孙钦香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船山与朱子学》。孙老师在报告中提到在船山学的研究中还未像朱子学研究一样在船山学的思想定位方面形成一个普遍认同，进而提出了如何把握船山学思想特质的问题。从这一问题出发，孙老师试图联系朱子学和宋明理学发展围绕船山学进行一个学术史或者思想史上的梳理。重庆师范大学刘龙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形上之气”是否存在？——关于蕺山学研究的一点讨论》。刘老师在报告中讲到有些学者认为刘宗周之论气有“形上之气”与“形下之气”的区分。对于这一观点，他的基本主张是：“形上之气”这种说法的出现与牟宗三等将“形上”“形下”的涵义界定为超越与经验的区分有关。但是对形上、形下概念的如此界定与戴山自己对“形上”“形下”涵义的使用有很大的差别；在蕺山以“有形”论“形下”，“无形”论“形上”的自身语境下，不会存在“形上之气”这样的说法。

最后一场研讨会的主题依然围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船山学研究的未来”而展开。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孙钦香教授的主持下，四位发言人分别汇报了自己的观点。来自湖南大学的陈力祥教授汇报的题目为《王船山于程朱对<正蒙>“清虚一大”诘难之驳正》，试图论证船山之修正程朱而重回张载。首先“清虚一大”本身其实是通过清浊虚实之对应而言道体，本身已经圆满自足；其次形而上者并非无形之物，而是实有其体、实有其用；最后“清虚一大”乃是对于《周易》思想的阐发，是儒学正统而非与佛老等思想关联。总之，程朱之批驳与船山之驳正有其共通之处，即为儒学正本清源。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梁剑教授围绕其《工夫论视域下的船山学》进行了汇报。他指出立志有两重指向，一方面延续人禽之辨而强调立志为人，另一方面则因明清之际“豪杰”观念之兴起而强调立志为何种人，也即对于豪杰这一理想人格的追求。人生天地间，豪杰以天地为其身体感受。对豪杰身体感受的这种诗意描述来自于“知所以”的觉解，也即对于人之固有“性分”与当为“职分”的自觉。就这一点而言，天地作为人意义的扩展，与人贯彻的修身工夫产生了交集。第三位汇报人是来自武汉大学的王林伟教授，其汇报题目为《船山学研究的范式略议》。他认为船山学研究十分广泛，目前能谈的是以哲学思想为主的范式；反过来说，船山研究的“一以贯之”之道亦在于哲学思想体系的研究范式中。20世纪九十年代前，两套根植于民国的研究范式为船山研究的主流——一派是侯外庐、萧萐父坚持的以启蒙、唯物的西方视野看船山的贡献；另一派则是港台以宋明理学为背景回看船山思想。现在到了新时代，则需要思考当下的研究是否称得上为一种范式？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但是确实有一种新的精神面向贯穿于研究之中，且与以往的研究范式关联紧密。最后一位汇报人是来自慕尼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李欢友，发言题目是《王夫之“浑天说”的理学渊源》。他通过回溯王夫之发展、修正张载、朱熹等的浑天之说，认为张、朱背后有“执理以限天”的困境存在，即在理学框架下，浑天之说义理化而成为纯粹思辨之学，丧失了与经验世界的链接，因而王夫之不得不进行修正，其意义不仅在于张、朱、王数代人之间的天道学说的继承发展，亦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儒家并非不重视自然科学，而是为自然科学的发展留有余地。

在最后一场研讨会落下帷幕后，本次船山学研究工作坊已经进入尾声即圆桌讨论环节。本次圆桌讨论由华东师范大学刘梁剑教授主持，围绕“作为未来思想的船山学与中国哲学”这一话题进行交流。谢建雄、邓辉、陈力祥、陈畅、谷继明、章敏、郭征、杨超逸等与会人士相继发言。中华孔子学会船山学研究委员会发展顾问谢建雄先生表示为在场学者的努力而感动，他认为船山学思想有代表性，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成为显学。至于船山学如何在未来焕发生命力，可以借用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作为纲领，就是要打开新局面。最后谢先生用“一内一外，两高一低”概括他对于船山学研究的期许，即对内做好中国思想体系的建构，对外做好与西方思想的平等对谈；两高是希望能够从纯粹学术、从中国文明的高度定位船山学，一低则是希望船山学研究能够走向社会大众。上海师范大学邓辉教授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表示在聆听了李欢友博士所做的王夫之“浑天说”研究的汇报后，感受到了船山学突破宋明理学而开新的那种力量；二是表示会跟随萧萐父先生寻找历史的节点，也即明清之际这一历史大变局。这一变局一度被打断进程，所以要回到变局接续思想，如同把佛教思想转变为中国文明一部分那样把传入的西方思想转变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从而迎来中华文化第三期大发展。湖南大学陈力祥教授表示，船山学的未来走向问题，在座的诸位均负有义不容辞之责任。首先要思考清楚为什么要做船山学，那是因为船山学有博大的价值，有对于人类延续的担当。其次学者要思考如何做，如何用船山的文本承续起文化发展的重任？他认为这需要跳出纯史学的层面而进入哲学高度，重点围绕经典的诠释与重建而展开。而当下需要做的，则是看世界、续香火、接地气——不仅是用船山学的文本解决人类安身立命、安身达德的问题；而且要走出书斋，惠及普罗大众。不仅要做学术研究，也要做实践研究。另外，陈教授还指出船山学研究的宣传存在问题，船山学起步晚，宣传力度小，形式化少，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座的研究者的努力去改善、解决。最后，陈教授表示船山学是源头活水，具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等待众人的发掘。同济大学的陈畅副教授分享了其致力于明清之际学术转向研究的感受。他认为当时学人面临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思考如何摆脱儒学过度宗教化而恢复其经世致用的价值。在这一方面他看到了船山学的贡献与价值：从性的角度，船山突破向内返本的性理观念而回到先秦“类”观念；由此想到在理学框架下，“物”只是伦理物，而船山等三大儒把伦理化、宗教化的“物”拯救了出来，把向内返本的心性之学重新改造为向外扩充的学问。另外，船山由用开体，从笼罩的天理观中突破出来，因而其“气论”能把关于中华文明之精神创造一并囊括进来，就这点而言理论界应当进一步重视船山的“气论”所带来、所揭示的理论意义。同济大学谷继明副教授认为船山的学问性格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生生。他表示在做易学研究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船山学的生生不息。《周易》的宗旨是赞化育，即如何审视人在天地的位置和意义，王船山等明清之际的学人确实重新贞定了人在天地的意义；另外在应对西学以及近现代科学的挑战方面，船山学研究亦是提供了诸多话题。从个体之生生，到对后世之影响，再到学脉精神之传承，每个人都在塑造未来，他希望自己也能够为船山学的未来作出贡献。《船山学刊》编辑部的章敏女士首先对于船山学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她认为学会的成立不仅利好船山学研究，对于《船山学刊》的发展亦是一大好消息。章敏编辑回顾了《船山学刊》自1915年创刊以来的光辉岁月，表示学刊始终与民族同呼吸，与时代共发展。她认为船山学研究的基础离不开对于船山著作的精耕细读，而船山学的发展则需要考虑其在新时代能够提供何样的价值。《船山学刊》应国家和时代的危机而生，回应时代问题而转危机为机遇则是船山学研究应有之义。最后，章敏编辑衷心希望船山学研究和《船山学刊》能够为促进学术成长、中外交流以及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塑造作出贡献。来自华侨大学的郭征博士分享了他所做的船山正统论研究的相关情况。他认为一般的正统论是在历史谱系下讨论某一王朝的正统性；而王船山对于正统论持有更高的期许，其正统论背后有一套价值谱系，此价值谱系密切关联着中华文明的延续问题。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生杨超逸对于郭征博士的正统论研究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谱系本身是反正统的，前后世代的联合的真正根据是断裂和危机，其能够“联合”在于人之应对危机的能力，即把危机转变为转机。在这些问题上，或许船山学研究能够提供新的突破。

最后，中华孔子学会船山学研究委员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陈赟教授作闭幕致辞。他首先对前来参加本次船山学研究委员会成立会议的诸位线上、线下的同道表示感谢；对支持学会成立的中华孔子学会王中江会长与干春松副会长表示感谢；对本次会议的会务组人员致以谢意。陈赟教授表示当下不仅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导致的古今断裂，还面临西方主导的现代性危机，中国人如何走向未来等大问题呼唤着新局面的打开。而船山学有着鸟瞰中华文明全局的大格局，因而回到船山能够接续中华文明再出发，为世界文明和人类历史开创新局面。本次会上各位同道的发言正是增加了船山学与明清之际中国思想研究的新的线索，在朝向“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征程上又前进了一步。陈赟教授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同道和师生的支持，并宣布此次船山学研究委员会成立会议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