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书的好处、读书的意义,已经不必多谈了,从小到大,我们从老师、家长、媒体乃至于我们自己的阅读体验中,听得足够多、看得足够多、也感受得足够多了。不过,当“多读书”成了一种“舆论正确”时,反倒鲜有人去思考,该怎么读书才是真正的“好”,或者说,是否也存在某些可能,“多读书”反倒弊大于利?本文有意对此展开思考,读书虽好,但它是否也可能存在着哪些陷阱呢?
屏蔽书籍以外的知识来源
古语有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说的是只读书,书中有着一切。在古代中国,这句话还是行得通的,毕竟当时信息闭塞、时代变化速度慢,书籍往往是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读圣贤书”便意味着“闻窗外事”。
不过信息时代的今天,仍有不少人把这两句话奉为圭臬,他们的确热衷于读书,但他们把书籍当成唯一的知识来源。很显然,这样的读书方法论与信息时代是格格不入的。信息时代最根本的特征之一是,万事万物瞬息万变,信息传播的渠道更多元,最新的思想、最新的知识,往往出现在书籍以外的渠道上。书籍只是获取信息的渠道之一,除此之外,刷刷公众号、看看新闻、田野调查、现场观摩、面对面交流、头脑风暴,都是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如果还以为书中有黄金屋、有颜如玉、有现代社会所需的所有技能,就会屏蔽了书籍之外更广阔世界。郝明义在《越读者》里对此早有过警告,他说,文字固然提供了“一个可以极为抽象又方便地认知世界的方式”,但它也可能导致“我们原先综合运用各种感官的全观能力逐渐退化”,书籍把“文字的传播力量做到最大的扩散”,也使“我们容易疏忽——甚至,贬低——书籍以外的知识来源”。
《越读者》
奉书本为圭臬,把书本当教条,表面上看读书“教会”了一个人思考,可实际上,书籍恰恰把个体的思维开阔性彻底封死了,读书人反倒成了“套子里的人”,就像是纸上谈兵的赵括,或者李白诗中嘲讽的“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在坊间,我们把这样的读书人称之为“书呆子”。
死读书,不仅屏蔽了书籍以外的知识来源,也会屏蔽一个人的经历。时下有句网络流行语,“听过很多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置换在读书上面,这句话同样成立:读了这么多书,怎么遇到很多事却也没能处理得更好呢。这凸显的是经历的重要性。读书所获取的知识往往是字面上的、是静止的、是冷冰冰的,但如果能够把读书与经历结合起来,那么这些冷冰冰的知识就会变成一种切己的、有温度的、感同身受的体验。
这让人想起奥斯卡获奖电影《心灵捕手》里那段著名的台词,天才少年威尔自恃才华、傲慢得不可一世,心理学教授尚恩这样跟他说:“你只是个孩子,你根本不晓得你在说什么。所以问你艺术,你可能会提出艺术书籍中的粗浅论调,有关米开朗基罗,你知道很多,但你连西斯汀教堂的气味也不知道吧?你没试过站在那儿,昂首眺望天花板上的名画吧?你年轻彪悍,我如果和你谈论战争,你会向我大抛莎士比亚,朗诵‘共赴战场,亲爱的朋友’,但你从未亲临战阵,未试过把挚友的头拥入怀里,看着他吸着最后一口气,凝望着你,向你求助……”
电影《心灵捕手》剧照
所以罗素这样说,有经验而无学问胜于有学问而无经验,培根也这样说,“有一技之长鄙读书,无知者慕读书,唯明智之士用读书,然读书并不以用处告人,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全凭观察得之”;所以中国古人更提倡“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先贤们都非常智慧地注意到了,要读书,也要经历,否则我们很可能只是知识的局外人和旁观者,知识并没有真正内化为我们可理解的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经历并不只是字面上的多去游山玩水看世界,它指的更是在我们自己的人生中对“正确”的勇敢践行,以及对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人生的经历,并在经历基础上建立起对他人真正的同理心。就比如你阅读了大量有关农民工的书籍,却不曾到过他们的住所,不曾听他们讲述过自己的故事,你了解的农民工很可能也只是书面上的一个群体,而不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
脱离大脑的知识肥胖
我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好像书读得越多,整个人就自然而然地变得智慧、变得有气质了。可在《儒林外史》里,我们看到那么多满腹诗书的文人却一副酸腐相,在鲁迅的小说里,孔乙己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四铭满口仁义道德,然而,人们却不会将他们与智者联系起来。
《儒林外史》
这其实涉及到知识与智慧的差别,读书可以获得知识,但读书却不必然获得智慧。智慧是知识的下一个阶段,是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之上,对知识进行思考、分析和整合,继而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并具备正确的判断力。这就好比一个人对唐诗宋词信手拈来,这是知识,但智慧是在对古诗词的吟咏中习得审美的能力,是在古人的七情六欲、亲情友情、热爱生活、有趣幽默、善良宽容等方面感受人类的普遍情感和价值,从而丰盈和完善个体生命。换言之,知识是死的,智慧才是活的,而要从知识进阶到智慧,离不开思考。
什么是思考呢?换用龙应台的一个说法,“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思考则是“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北大教授曹文轩也这样说,“读书不是装书,读书用脑子,装书用箱子”。可问题是,很多人读书了,却只是装书,而没有思考。他们就像日本学者外山滋比古在《思考的整理术》中说的,“脱离大脑的知识肥胖”,读了大量书,脑中被各种知识灌满了,可却没有哪一样是自己的。外山滋比古将这一类人称为“滑翔机”。“滑翔机”看起来很像飞机,但其实与飞机大不一样:滑翔机没有自己的动力装置,得完全依赖他力才能在空中飞翔,而且无法长距离地持久飞行。
《思考的整理术》
最近高考结束,有个老段子再次被网友拿出来自嘲:“人生最辉煌的一断时间是高考前6个月,这时你上知天体运行原理,下知有机无机反应,前有椭圆双曲线,后有杂交生物圈,外可说英语,内可修古文,求得了数列,说得了马哲,溯源中华上下五千年,延推赤州陆海百千万,既知音乐美术计算机,兼修武术民俗老虎钳,现在呢,除了玩手机,废人一个。”这个段子颇为形象地说明了知识与智慧的距离。如果你只是背诵了知识,而没有从中学会思考、懂得实践、充实思想、涵养品格,那么,即便你知道得再多,也不过是掌握了一堆琐碎的知识。
残酷点说,琐碎的知识与破铜烂铁无异,之后自然被你“扔”(忘)得一干二净,它们来去匆匆,但却耗费了你大量的时间,妨碍了你思考的进程。因此文化学者鲍鹏山才这样说,“当知识不成体系时,它是无用的,只是碎片”“无聊的知识会让人生变得无聊,琐碎的知识会让人格变得琐碎,甚至猥琐”。
错误的优越感
常常在网上读到一些知识青年的“回乡偶得”,说的是自己初中、高中时成绩在班里都是数一数二,也是全村里为数不多的名牌大学学生,属于“风云人物”,读书人的身份认同感特别强。几年过去了,毕业后一回乡,参加个同学聚会,或者加入同学群聊一聊,才恍然惊觉:当初那些成绩很差的同学“混得最好”,娶妻生子、有房有车,也变得特别热络,成了最受大家欢迎的人。相较之下,自己没房没车一无所有,群里别人聊得热火朝天,自己却找不到共同话题,不敢吱声,也不会有人想起。
本以为读书人应该很受尊重,也应该混得最好。可风水轮流转得令人措手不及,于是就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失落感和幽怨情绪。
当然,时下大学生文凭的贬值、身份的失落背后有复杂的社会原因,不过,读书人的这种优越感也值得反思。什么样的优越感?就是认为读书人比没有读书的人更聪明更智慧,身份更高一等,读书人理应比没有读书的人赚更多的钱、拥有更大的权力、过更幸福的生活。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优越感,一是古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旧观念的延续。在那时“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皇帝是唯一的买家,读书是平民阶层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所以古人看不起那些不读书的人,并有“君子不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类的说法。二是我们教育价值观的偏差,应试教育以升学为首要目的,以分数论英雄,充满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气息,读书人不免也以实用角度看待读书,认为读书了就意味着上大学、找好工作、赚更多的钱。
可时代已经变了,皇帝没有了,多元的买方市场出现了。固然读书仍旧是下级阶层实现阶层流动最主要的方式,但切记,这已经不是唯一的方式。你在寒窗苦读,很多没读书的人也在为改变命运而艰辛打拼,读书与不读书,只是窄的路与更窄走的路之间的差别,而无关权力的大小、身份的高低、财富的多寡。
并且,“学习成绩很好的最后却给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打工”,这种说法其实属于一种逻辑谬误,叫幸存者偏差,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少数的成功者。退一万步说,即便“学习成绩很好的最后却给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打工”,那又怎样?这并不是读书无用,而是我们把“有用”的标准定义得狭隘,只以金钱的多寡来衡量。
遗憾的是,个别读书人对此没有清醒的认知。对读书有认同感是好事,但他们把读书当成一种优越感,并产生某种文人式的自恋,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与众不同、“世人皆睡,唯我独醒”,最终将读书异化为一种高利润、高回报的投资,仿佛他读了书却不比别人有钱,就是社会亏待了他。如此“眼高”,一旦没有实现,要么就开始怀疑读书的意义,怀疑人生,进而怀疑社会,成为一个愤青;要么就是自怨自艾,感到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愁容满面、抑郁寡欢。对于这样的读书人,我倒想起了贾平凹先生的一句话:“不要以为读书是最崇高的事情,如果脱离了生活只是纯粹读书,还不如去路边卖油条。”(文/曾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