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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红楼梦》遇上文艺复兴:骑士贾宝玉VS杜西尼娅

相比于《红楼梦》重重叠叠的结构方式,《唐吉诃德》却是平铺直叙得不行,恍如一个悠长的长镜头,一路跟拍到底。《红楼梦》犹如崇山峻岭,《唐吉诃德》则好比一条大河。

当《红楼梦》遇上文艺复兴:骑士贾宝玉VS杜西尼娅

谈到西方文艺复兴,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

公元13世纪末的意大利半岛,人性将可爱、真切的世俗欲望从教堂的枷锁中挣脱而出,兴起一场回归人性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成为启蒙核心的思想源泉。

当但丁的《神曲》以特有的幻游形式,塑造地狱、炼狱、天堂的三重结构,叙述自己在“人生旅程的中途”,引领着被压迫的人们摆脱悲惨的遭遇,通往幸福的境地;在彼端的东方,曹雪芹的《红楼梦》给中国人勾勒出了一个以灵、梦、情为构架的情感纠葛故事。

作家李劼曾到:“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自有宋年间悄然开始,至《红楼梦》问世方才彰显其巍然恢宏的气象。中国历史文化的全息性,得以在《红楼梦》里获得淋漓尽致的呈现。”

当东方的《红楼梦》撞上西方的文艺复兴经典,其天然的对称性显而易见,相得益彰。

在《红楼梦》中的一段插曲里,贾宝玉听了刘姥姥杜撰的一个村姑故事之后,难以释怀,一直惦记着那个村姑,以致被周围的姐妹们嘲笑痴心过度。爱慕着虚幻的女神,此时的贾宝玉,变成了《唐·吉诃德》里的骑士主角堂吉诃德。

“从渺远之地,去爱最纯粹和贞洁的爱;当我的双臂如此沉重疲惫,也要伸展开,去摘那高不可及的星!”唐·吉诃德对杜西尼娅的忠诚不渝,与贾宝玉对林黛玉的挚爱,完全同等。这两个男人,他们是真正的“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但是他们对心上人的爱,非并是维特以“自杀”的形式去表达——与索取、占有相反,恰恰是对心上人全身心的忠贞不二,更是毫无占有欲的全身心倾慕。

如此“傻瓜”的两个男人,穿越时空交错会合,至此世间已成绝响。

到了知人情世故的“贤妻良母”式女子薛宝钗身上,她恰恰是与《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女子夏洛蒂一样,都是现实型的。而爱上夏洛蒂的维特,才是诗意型的。

“正如贾宝玉之于村姑、唐·吉诃德之于杜西尼娅是可以互相置换的一样,贾宝玉之于薛宝钗、维特之于夏洛蒂也是可以互相置换的。”其实,贾宝玉爱上夏洛蒂、维特爱上薛宝钗,结果都不可能是美满的,而是悲剧的。

在坚如磐石的生存需要跟前,任何诗意的爱情必定是以卵击石。

而维特最后用“自杀”的方式在情感上置夏洛蒂于死地,更是这个可怜女子夏洛蒂的悲剧所在。

除此之外,《红楼梦》中的各色人物与文艺复兴经典中的形象又有怎样的神奇相遇?

贾宝玉的死亡准备,林黛玉的爱情期待,薛宝钗的生存策略,补天者的意兴阑珊,老祖宗的牌桌阴影,大观园内的女儿世界,大观园外的男人世界……在《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一书中,作者李劼从多个角度对比了《红楼梦》和西方文艺复兴经典作品的异同。

本书摆脱了传统的阅读方法,横坐标是世界文化,纵坐标是中国文化,从历史文化和生命美学的角度,重新解读《红楼梦》解析出人类文化的历史命运。

不如试着,去探一探,看似毫不相关的人,究竟会勾撞出怎样的火花?

《红楼梦》与西方文艺复兴经典(节选)

文丨李劼

选自《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

一  小引

当我将《红楼梦》称之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首席经典时,不仅意指这部小说与《山海经》神话在人文渊源上的承接,也同时指明了此作之于整个汉语写作在审美上的历史地标地位。倘若要以一个简要的比喻来描述《红楼梦》的这种经典意味的话,那就是这部小说同时具备了宋人《清明上河图》的熙熙攘攘和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空灵境界。很难想象张择端在勾画尘世景观的同时,会陡生《富春山居图》那样的宁静致远。也很难假设黄公望积毕生修为向世人献上那幅《富春山居图》之际,会流连忘返于《清明上河图》里的日常人生。但这两种不可能却在《红楼梦》里被天衣无缝地编织到一起,交汇出一派由灵、梦、情结构而成的苍茫浑朴的大千世界。

一位友人曾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够阅读《红楼梦》。诚哉斯言。

这种幸运的一个潜在前提在于,汉语文学之于拼音语系的不可传译。这是一种文学的宿命。不管世人做出什么样的努力,《红楼梦》不可能被翻译成拼音文字而不丧失其原来的韵味,其困顿亦如莎士比亚戏剧也不可能原汁原味地翻译成汉语读物。

但是,假如能够换一个观察角度的话,又可以发现另一个潜在的幸运前提:这部不可被传阅的旷世之作,与西方文艺复兴的几部文学经典,有着天然的对称性。那样的对称性既是人文的又是审美的。且不论这样的对称性是基于人性的同一性还是人类文化的共通性,奇妙的是,这部汉语文学经典与那几部西方文艺复兴文学经典之间,竟然有着天然的对应,或者说同构。这里指的是,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以及莎剧其他经典人物。

二 《红楼梦》与《神曲》的叙事结构

叙事作品的阅读分两个层次,一者是读故事,亦即读作品写什么;一者是读叙事,亦即读作品的故事是怎么写成的。就叙事阅读而言,可以发现《红楼梦》与但丁的《神曲》在叙事结构上有着惊人的对称性。《红楼梦》的叙事结构是由灵、梦、情三个层面组成的。灵者,源自女娲补天的顽石;梦者,警幻仙姑与太虚幻境界;情者,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者之间那段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情感纠葛。同样,《神曲》在叙事上也是三重结构方式:地狱、炼狱、天堂。地狱是漏斗状的,炼狱是金字塔状的,天堂是圆融而模糊的。

《红楼梦》里,灵的起源是神话,神话是混沌的无法细究的,这与但丁的天堂想象异曲同工:天堂是浑浑然的,无法描述的。将顽石携入红尘的是和尚道士,把但丁引入地狱的是一位早已作古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饶有意味的是,但丁在地狱的第一层里置放了古希腊诸多文化创造者,理由是他们属于未受洗的一群。第二层则是诸多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的爱情女主人公。按照但丁的宗教观念,爱情似乎是罪孽的。然而,当但丁被引领到天堂去的时候,那位导引者却是他挚爱的贝娅特丽丝。

从两部作品的叙事结构上可以看出,两位作者在爱情观念上迥异其趣。《红楼梦》可说是一以贯之的女神、女性至上以及爱情至上;灵界的神明是女娲,梦境的引领是警幻仙姑,情爱主角是草木人儿林黛玉;褒扬颂赞,一目了然。而但丁却一面把他人的爱情打入地狱,一面又让自己的心上人将他牵引去天堂。《红楼梦》犹如一曲爱情礼赞,而《神曲》却在排除了人间情爱的同时,悄悄地为自己保留了爱的一席之地。这可真用得上雨果《悲惨世界》里德纳弟的一句台词:真自私。

但丁的这种矛盾心态,也同样体现在了整个《神曲》的叙事对象上:不是选择当下的尘世,而是择取了历史故事或者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叙事文学的叙事对象,大致上可分作两类:一类是当下的,一类是历史的,或者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叫作是现成在手的。当下的人间是鲜活的,而历史的现成在手的叙事对象,则是被语言文字所停格了的。

《红楼梦》所聚焦的叙事对象是当下的人生、当下的生活、当下的世界;《神曲》所关注的是被文字所现成化了的历史和人物,从而以审判的方式而不是描述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宗教立场和审美情趣。从《红楼梦》灵、梦、情的叙事结构里,读者可以感觉到作者的悲悯。而《神曲》的地狱、炼狱、天堂的叙事结构,却充满着一种审判的严厉。除了女神般的贝娅特丽丝,整个叙事仿佛耶和华的某种宣示一般。不管但丁如何伟大,倘若那样的伟大没有薄伽丘的《十日谈》作补充,那么总会让人产生疑问:地狱里的情形真的是那样的么?

据说,博尔赫斯将《神曲》读了七遍,对照着意大利语、拉丁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倘若博尔赫斯也能将《红楼梦》读上七遍,我一定乐意如数阅读《神曲》,哪怕只能读中译,也奉陪。语言的屏障,任是谁也无法突破。博尔赫斯读不了汉语经典《红楼梦》,我也读不了原汁原味的《神曲》。且不说其他,仅维吉尔用拉丁语写成的诗歌就无法消受。而读不了维吉尔诗歌,又怎能明白但丁何以将他作为进入地狱的引领者呢?《红楼梦》里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纯属虚构,而维吉尔却真有其人。但丁给汉语读者出了个难题,一如《红楼梦》可能会成为西方拼音文字世界的永恒谜语。

当然,不管怎么说,《神曲》毕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启明星。此作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绘画共同标记着一个新的人文纪元的来临。

三  贾宝玉与杜西尼娅

《红楼梦》里有一个饶有意味的细节,贾宝玉听了刘姥姥杜撰的一个村姑故事之后,难以释怀,一直惦记着那个村姑,以致被周围的姐妹们嘲笑痴心过度。俗话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恰好就是从假设起步的。倘若假设贾宝玉对村姑的思念,上升为一种幻觉从而将那个子虚乌有的村姑想象成了心目中的女神,那么该村姑就成了塞万提斯笔下的杜西尼娅,而贾宝玉也就相应地变成了《唐·吉诃德》里的那位骑士主角。由此可见,文学叙事的编码其实并不复杂,就这么简单。

当然,这两部小说在叙事结构上截然不同。相比于《红楼梦》重重叠叠的结构方式,《唐·吉诃德》却是平铺直叙得不行,恍如一个悠长的长镜头,一路跟拍到底。《红楼梦》犹如崇山峻岭,《唐·吉诃德》则好比一条大河,人物走到哪里,河水就流到哪里。不管河边的景观如何不同,河水的流动始终如一。《西游记》里的主角是师徒四个,假如不算那匹小白马的话。有趣的是,《唐·吉诃德》的主要人物也是四个,假如算上那匹叫作罗西南特的瘦马的话。老骑士、桑丘·潘扎、瘦马罗西南特,还有一位是,读者。阅读《唐·吉诃德》,其实就是跟着那位老骑士去旅游。

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被西方学者誉为第一部现代小说。其原因除了在叙事方式上打破了以往骑士小说的俗套之外,更重要的可能在于,其叙事对象选择了当下的人生,而不是既成的历史故事。当下的人生,在但丁的《神曲》里是被刻意淡化的,在《唐·吉诃德》里则是被全神贯注的。《唐·吉诃德》的当下性,不仅将骑士人物通过常人常识推到舞台中心,而且将古希腊的史诗传统以喜剧的方式把雄浑的历史转换成朴实的当下人生。《伊里亚特》里的海伦是整部史诗的激发点,而塞万提斯笔下的杜西尼娅却是唐·吉诃德骑士的异想天开。

但必须指出的是,唐·吉诃德对杜西尼娅的忠诚不渝,与贾宝玉对林黛玉的挚爱,完全同等。倘若将这两者互相置换,唐·吉诃德照样会为林黛玉赴汤蹈火,贾宝玉也同样会将杜西尼娅看作心中的太阳。这是一对难兄难弟,两个傻瓜男人。比起《神曲》里云遮雾障的但丁,他们的直截了当在于:除了心上人,什么都不认。相比《哈姆雷特》里的那位丹麦王子,他们只忠于爱情,不承担复仇之类的义务。但他们又不会像少年维特那样自杀,不是由于他们心智比较成熟,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像维特那么实在而迫切的占有欲,非要成为心上人的丈夫不可。所以《红楼梦》将这样的挚爱叫作意淫。所谓意淫,并非只是一厢情愿的意思,而更是意指在情感上精神上的忠贞不二,更是意指毫无占有欲的全身心倾慕。

塞万提斯撰写《唐·吉诃德》的初衷,在于讽刺中世纪泛滥成灾的骑士小说和骑士精神。这就好比后来的托尔斯泰构思《安娜·卡列尼娜》,起先是为了谴责出轨的女人。塞万提斯没有想到的是,唐·吉诃德到后来会演变成一个脍炙人口的英雄形象,以致这个人物的二十世纪现世版,亦即切·格瓦拉,成了风靡一时的超级偶像。这与其说是作为文学人物的唐·吉诃德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不如说是塞万提斯身后的世界,实在是变得太快了。正如从骑士时代过来的人们,会对骑士有一种不耐烦。然而,当那个时代完全消逝之后,人们日益习惯了以机器,乃至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文明之后,突然发现,那个逝去的时代原来很美好。当屠格涅夫将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比作人类天性的两个极端例子时,唐·吉诃德已经不是喜剧人物,而是人类天性的某种象征或者说某种隐喻了。

不要以为这是一种历史性的怀旧,应该理解文学人物通常具有不以读者也不以作者意志为转移的审美魅力。当人们习惯于居住在森林里的时候,不会对森林有什么依恋,相反,会对森林产生不耐烦。然而,一旦人们丧失了居住在森林里的可能,从而只能蜗居在钢筋水泥构成的城市之中,他们会怀念森林里的新鲜空气,怀念在森林里与大自然同在的诗意栖息。在贾宝玉与唐·吉诃德这两个傻瓜男人身上,就有着这种森林般的人性品质,有着这种森林般的存在诗意。当世人在没完没了的生存竞争之中变得越来越精明越来越冷酷的时候,突然看一眼这两个傻瓜,会发现自己原来是多么的可笑。而那两个被人以为是可笑的傻瓜男人,其实是多么的温情脉脉,多么的难能可贵;不说大智若愚,至少是冰清玉洁。就此而言,塞万提斯的结尾太过画蛇添足,竟然会让那位老骑士幡然醒悟,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荒唐的不可取的,从而告诫后人不要学他的榜样。看着这样的结尾,忍不住想提醒一声,理当忏悔的不是唐·吉诃德,而是丧失了唐·吉诃德的摩登时代。其情形一如在举目皆薛蟠的大地上,贾宝玉已成绝响。

四  薛宝钗与夏洛特

毋庸置疑,《红楼梦》的叙事聚焦在于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纠葛;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贾宝玉最后选择了木石前盟的立场。然而,假设贾宝玉选择了薛宝钗,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个故事当然没有写在《红楼梦》里,而是写在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里。少年维特爱上的夏洛蒂,正是薛宝钗类型的女子。

倘若可以将女子分作浪漫型的、现实型的,或者说存在型的、生存型的话,那么林黛玉显然是浪漫型的、存在型的,薛宝钗是现实型的、生存型的。有趣的是,歌德笔下的夏洛蒂,刚好也是薛宝钗这种类型的少女。倘若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有什么诗意的话,那么并非诗意在少女身上,而是诗意在那个不顾一切地爱上夏洛蒂的少年维特身上。

假设《红楼梦》里没有林黛玉的存在,贾宝玉只能爱上薛宝钗,那么结局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这个问题曹雪芹显然没有考虑过,但歌德却为此下了极大的工夫,最后向世人推出了一幕悲剧。正如贾宝玉之于村姑、唐·吉诃德之于杜西尼娅是可以互相置换的一样,贾宝玉之于薛宝钗、维特之于夏洛蒂也是可以互相置换的。亦即是说,贾宝玉爱上夏洛蒂、维特爱上薛宝钗,结果都不可能是美满的,而是悲剧的。在坚如磐石的生存需要跟前,任何诗意的爱情必定是以卵击石。

然而,就薛宝钗和夏洛蒂而言,她们两个在各自的爱情当中都是无辜的,都没什么过错。薛宝钗之于贾宝玉的倾慕并非全然是承担家族利益的需求,也含有一个世事洞明女子之于一个懵懂男子的情有独钟。正如一个老于世故的男人会喜欢天真烂漫的少女一样,一个人情练达的女人可能会对一个傻里傻气的男子产生爱恋之心。因此,无论是薛宝钗喜欢贾宝玉,还是夏洛蒂对维特的含情脉脉,都不是虚假的造作的。

夏洛蒂爱上维特,与维特爱上夏洛蒂是同样的自然同样的情窦初开。这里的错位在于,夏洛蒂刚好是长女,而不是可以任性可以撒娇的幺女。那个长女位置,就像中国家庭里的长子一样,天然承担着家务生计的责任。试想,即便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在复仇的义务和爱的权利之间也只能选择义务,世人又怎么能够要求夏洛蒂在爱的权利和家庭的责任之间只选择爱情而不承担责任呢?夏洛蒂选择承担责任的婚姻,可说是天经地义得无可非议。无论是设身处地还是从自身进退的角度考虑,爱上夏洛蒂的一方都只能认了。但少年维特不干。

少年维特宁可自杀也不愿意承认现实的青春期冲动,与其说是太过年轻太过浪漫,不如说是歌德在潜意识里的占有欲太强。维特自杀,表面上似乎是死于绝望,骨子里却是歌德不肯轻易放过他所得不到的爱慕对象所致。这就好比安娜·卡列尼娜以自杀惩罚渥伦斯基一样,歌德让维特以自杀的方式在情感上置夏洛蒂于死地。其间的区别在于,安娜是自己承担了自杀,而歌德却让维特做了替死鬼。

歌德对夏洛蒂的这股怨恨,在《浮士德》里通过浪子浮士德对甘泪卿的始乱终弃,获得了痛痛快快的发泄。歌德在《浮士德》里一改《少年维特之烦恼》那种纯情模样,不再贾宝玉兮兮,而是彻底西门庆,并且还时不时地使出薛蟠之于香菱的手段,折腾痴心女子。由此可见,少年维特之爱,爱得相当欲望。正是这蓬勃的欲望,致使歌德让维特以自杀惩罚自己占有不了的夏洛蒂,藉此泄愤。也正是这蓬勃的欲望,致使歌德在《浮士德》里断然成就与魔鬼签约的浮士德。魔鬼梅菲斯特,说白了就是欲望的象征。

仅就诗意而言,歌德于曹雪芹不可望其项背。曹雪芹是走过了西门庆的贾宝玉,而歌德始终没有跨越过西门庆阶段。因此,维特的爱情里含有占有欲,浮士德的情欲更为肆无忌惮。站在歌德面前的夏洛蒂,实在无辜。这跟面对木石前盟的薛宝钗还略有不同。薛宝钗喜欢上的是一个宁可放弃生存也不愿服从强加婚姻的方外之人,夏洛蒂喜欢上的却是一个有如渴望功名一样地梦想着拥有所爱的野心勃勃的少年。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维特倒在血泊中的结局,成全了歌德在文学上的丰硕功名。维特死了,歌德崛起了。可怜的夏洛蒂,与其说是一道爱情风景,不如说是歌德功成名就的一个道具。这可能是夏洛蒂与薛宝钗的关键区分所在。

 

当《红楼梦》遇上文艺复兴:骑士贾宝玉VS杜西尼娅

《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

李劼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汉语史上有两本天书,《易经》和《红楼梦》。重新发现“红楼”,重新发现“中国”……《红楼梦》的问世,既标记着对以往历史的颠覆,又标记着一种人文精神的崛起。中国历史文化的全息性,得以在《红楼梦》里获得淋漓尽致的呈现。

贾宝玉的死亡准备,林黛玉的爱情期待,薛宝钗的生存策略,补天者的意兴阑珊,老祖宗的牌桌阴影,大观园内的女儿世界,大观园外的男人世界,深度空间和意象建筑,文化皈依和美学革命,或论文化灵魂和历史命运,贵族精神和审美定位,总体结构及其存在论意味,叙述阅读之自然无为的太极章法,诗词曲赋的隐喻意味和叙事功能,名词的垂直联想和回目的对比设计,人物造型的核心布局……本书摆脱了传统的阅读方法,横坐标是世界文化,纵坐标是中国文化,从历史文化和生命美学的角度,重新解读《红楼梦》,在王国维的悲剧说、胡适的考据说之后,从《红楼梦》所提供的真实图像和丰富的信息之中,解析出人类文化的历史命运。侬好!红楼!

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经典一样,《红楼梦》也颇具地标意味,并且也同样承接文化的始源性。但丁《神曲》源自新约《圣经》,歌德《浮士德》呈示有关荷马史诗的记忆,塞万提斯《唐·吉诃德》缅怀骑士时代,莎士比亚戏剧综合了古希腊悲剧和喜剧的双重传统。由此可见,《红楼梦》从《山海经》神话起笔,并非偶然的巧合。正如文明是递进的,文化是回返的,以文艺复兴的形式。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自有宋年间悄悄开始,至《红楼梦》问世方才彰显其巍然恢宏的气象。

李劼此著问世已有二十年,仅在大陆就出过好几版,本版今扩至十六章,增订内容是近年在美国西部伯克利大学所作的一次演讲长文,即《红楼梦》与西方文艺复兴经典之间的对称性,从而补足了此前未曾充分展开的想法。从一定意义上说,既解读了《红楼梦》,又解读了中国文化及其作为参照的西方文化之背景。

延伸阅读

 

当《红楼梦》遇上文艺复兴:骑士贾宝玉VS杜西尼娅

《红楼梦》(程乙本校注版)

曹雪芹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梁文道推荐,白先勇心中最好的《红楼梦》,胡适、林语堂、钱钟书一生推重的“程乙本”。

“程乙本”最初源自程伟元、高鹗整理出来的一百二十回全本,乾隆五十六年(1791)萃文书屋以木活字排印成书,题《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世称“程甲本”。翌年(1792)程、高两人再作精修,印行为“程乙本”,终结了曹雪芹(1715—1763)逝世后三十年来《红楼梦》手抄本繁乱的局面,此为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让中国人有幸读到全貌问世的《红楼梦》。

 

当《红楼梦》遇上文艺复兴:骑士贾宝玉VS杜西尼娅

《白先勇细说红楼梦》

白先勇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红楼梦是我的文学圣经,我写作的百科全书。

本书由白先勇台湾大学《红楼梦》导读通识课(2014-2015)课堂讲义编纂而成。《红楼梦》是一本天书,有解说不尽的玄机、探索不完的秘密,但最重要的,它终究是一部伟大的小说。白先勇正本清源,把这部文学经典完全当作小说来导读,侧重解析《红楼梦》小说艺术的“现代性”:神话构架、人物塑造、文字风格、叙事手法、观点运用、对话技巧、象征隐喻、平行对比、千里伏笔,检视曹雪芹如何将各种构成小说的元素发挥出来,并远远超越它的时代,甚至比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更早、更前卫。

他以小说家的艺术敏感,擦去经典的蒙尘之处,将历来被冷落的人物、被曲解的角色一一归还原本的个性姿彩,令其登台绽放。在文字艺术的赏读玩味之间,解读中国人生哲学的绝妙真意与人情社会的文化密码,更从一本伟大的小说延展开去,漫谈文学、美学、哲学、昆曲的枝枝蔓蔓,织构一座如梦如幻的红楼琼宇。白先勇借此细读机缘,仔细比对“庚辰本”与“程乙本”的差别,掂量一字一句的千斤之重与微妙意蕴,得以重新发现失落已久的“程乙本”《红楼梦》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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