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史的转向与全球知识经济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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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和历史学系的邀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教育政策研究与历史系主任亚当·纳尔森教授（Prof. Adam R. Nelson）近日到访奉献系列讲座。6月7日下午，系列讲座的第三讲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举行，讲座的主题是“科学、教育和贸易：威廉·麦克卢尔和‘矿物垄断者’：1800-1820”。此讲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副教授主持。讲座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本项研究大的学术背景，它所涉及和沟通的知识领域与研究路径；在第二部分中，纳尔森教授讲述了一个具体案例并就其历史意义做了阐发。

纳尔森教授首先对其研究的大的学术背景做了详细介绍，并分享了他是如何在研究中沟通科学史、教育史与政治经济史三大知识领域的。他先提到了近年来美国史学中流行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潮流或曰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cross-national turn），这股潮流大体兴起于1990年代，旨在打破原先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格局与研究路径，努力挖掘历史现象背后超越民族国家之上更大的动力因素。美国史领域中体现跨国转向的著作大多关注流动（flows），对象包括了人口、商品和观念等等。例如，有些学者会研究移民（immigrant）或侨民（diaspora）群体的文化、认同与公民身份是如何随着他们的空间移动而发生变化的；有些学者会研究商品与资本的流动，不仅包括了物质商品，也包括象征性（symbolic）商品；还有些学者则对于观念的流动特别感兴趣，致力于研究某种主导了人们理解世界方式的观念及其相关的制度与意识形态是如何在与其他群体的接触交往中发生变化的。

跨国转向在很多时候与政治经济史或近年来新兴的资本主义史研究关系紧密。借由新的观念，学者们在讨论相关历史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贸易与商业交流，而是扩展到了所有曾经引发历史变化的交换、商业和贸易，它们既可能改变了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带来了新的商品种类与新的机遇，也有可能影响了我们的身份认同和对社会制度的看法。随着19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和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美国的历史学家开始就这一世界史上的历史性时刻的起因和结果展开了热烈讨论。他们尝试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透过新的行为体——如跨国公司——来理解地缘政治、人口、环境等历史变化。纳尔森教授在此以哈佛大学教授斯温·贝克特（Sven Beckert）和布朗大学教授赛斯·罗克曼（Seth Rockman）的研究为例，贝克特研究的对象是棉花和棉花经济，罗克曼研究的则是劳工问题，两人都关心全球资本究竟是如何影响了奴隶制和自由的观念，以及美国棉花经济的商业基础设施（business infrastructure of cotton economy）的。由于他们关注的美国的奴隶经济制度和自由、奴役的内涵都是在全球性联系之中形成的，因此需要联系更广泛的全球性因素才能加以合理解释。

纳尔森教授接着谈到，他本人在资本主义史这一方向所做的研究涉及知识经济观念的兴起。许多美国历史学家都对经济结构的大转型感兴趣，而纳尔森关注的就是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知识经济。并且，在他看来，关于知识经济的讨论与教育史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他说：“讨论知识经济而不谈到教育史是不可能的”。贝克特和罗克曼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做的资本主义史研究同时也包含了教育史的内容。和很多学者一样，纳尔森相信知识是一种产品（product），但他同时也对为什么会诞生“知识是产品”这样一种观念感兴趣。在亚当·斯密的时代，知识是一种生产力（productive force）的观念尚未流行，这位现代资本主义的奠基者在著作中就将知识生产与一般的劳动生产区别开，认为学术知识的生产属于“非生产力劳动”（unproductive labor），因为它并无物质产出。“知识经济”观念的诞生意味着知识被商业化（commercialized）和商品化（commodified），观念成为了一种可售品（a salable thing）。

知识经济在美国早期的兴起大概可以追溯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共同推动通过的第一项专利法案（Patent Act of 1790），该法案不仅保护美国本土的发明者，它还鼓励英国的发明者来到美国，美国将保护他们的专利权，即使美国很可能同时也正在侵犯着他们在英国享有的专利权，而在当时专利权并不能跨越大西洋受到保护。时至今日，在知识经济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民族国家，往往也都会设法控制它们的专利不出国境，同时尽可能地在国际上偷取专利和新的理念。纳尔森认为这一点非常有趣，美国为何如此早地就出现了为了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目的而将知识——尤其是应用科学知识——商品化的观念，试图控制知识生产的过程、鼓励外国发明者离开母国来到美国？销售知识由此成为了在考察知识经济如何在跨国背景下运转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科学史是怎样同政治经济史以及跨国转向联系在一起的。

纳尔森教授进一步指出，如果科学本身已经商品化，那么我们就必须思考下列问题：科学知识的交流、流动是如何受到控制的？人类是如何在国家和机构层面设立制度以决定观念究竟该自由流动还是受到严密控制？怎样平衡民族国家和全人类之间的利益？有些人或许会先入为主地认定现代科学天生就具有国际性和世界主义的倾向，能够开放、自由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但事实上，现实世界并不如此理想美好，知识的流动实际上会受到资本市场与民族国家的限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科学还能够有效地运作吗？上世纪末以来，以去除资本流动管制为特征的全球化进程加剧了人类社会的不平等趋势，贫富差距明显拉大，在此背景下，资本不受限制流动的观念也自然受到了质疑，那么倘若知识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资本的话，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支持知识受到更多管制（more regulated）呢？这显然与传统的知识理应自由流动的观念发生了冲突。纳尔森坦言，他对两者间的这种张力很感兴趣，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思考了这一问题。

接下来，纳尔森教授介绍了科学史、思想史和观念史研究中内部（internalist）和外部（externalist）两种路径和他自己的研究取向。他举例道，我们应该如何解释伽利略对于天文学的贡献呢？如果从内部路径出发的话，我们首先会关注伽利略本身，包括他的言辞、他留下的文本、他的天文观测记录等等，我们会将伽利略看作是一个科学思想家，认为在他做了大量观测之后某一天他忽然灵光一现解开了某个天文学之谜，采取内部路径的研究者会以这种方式来解释科学史上的一系列大发现。而如果我们从外部路径来解释同一问题的话，我们或许会问出以下问题：伽利略是从哪里得到他的望远镜的？他为什么能够得到新型的透镜镜片？借助了谁？伽利略为什么有闲暇时间用于科学研究和思考？佛罗伦萨当时的政治局势和经济状况如何？伽利略本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又如何？ 因此，倘若我们采取外部路径，就会强调历史背景与社会制度结构方面的因素。对比内、外两种路径，我们可以发现，前者重视个体和文本，后者则关注语境和制度。在文学理论中也存在类似的二分法，新历史主义路径重语境而新批评主义重文本，前者认为文本是在语境下形成的，而后者则坚持文本本身具有独立性，研究者想要弄清所有语境背景是不可能的，只有对文本加以细致分析才是真正可以实现的目标。纳尔森教授随后提到，他本人在研究中试图综合两种路径，即同时聚焦个体和语境。

除了跨国转向，冷战后的美国史领域之中还兴起了另一股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的潮流。语言转向的兴起与结构主义在美国史学界的衰落有关，尤其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Marxist Structuralism）的式微和后现代主义的流行可以说对此起到了推动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启蒙和现代性展开了反思，话语（discourse）代替了国家、军事、外交和经济成为了研究的重点，文化与象征解释（cultural and symbolic explanation）代替了传统的物质与结构解释成为了主流的解释路径。这一转向给科学史研究带来的直接影响，在此之前，科学史家们大多会使用“理性”、“启蒙”、“现代”等词汇高度评价历史上的科学革命，而在语言转向和后现代主义兴起后，科学史家们开始对现代科学持有更加批判性的立场。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所谓的普遍理性不过是一种幻想，他们更倾向于将知识理解成是一种表现（performance），它并不必然地是对世界整体、系统的理解，而很可能是主观、相对且以权力为基础的，因此相较于传统科学史研究强调理性因素的作用，新一代科学史家更愿意关注情感这样的非理性因素。

除了后现代主义外，后殖民主义也对美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殖民主义同样抛弃了结构主义，它将关注点由结构因素转向了能动性（agency），其研究对象也由传统殖民主义研究所关注帝国主义者转向了各种各样的庶民（subaltern）群体，今日美国史学大多关注各类族裔、性别、语言、宗教信仰群体就体现了这一潮流的巨大影响力。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纳尔森教授首先谈到了他目前正在进行的两项写作计划，标题为《知识帝国：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美国学术：1780-1830》和《精神的资本：美国学院与知识经济，1730-1830》，分别讨论了美国早期史上科学的兴起和大学的兴起。关于美国现代大学兴起的传统研究所讨论的内容一般不外乎是：从1830年代起美国学者远赴欧洲学习，回到国内引入了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理念和制度。纳尔森教授的研究从两个方面挑战了这一传统研究范式，一是将所考察美国学者学术交流的地域范围扩大到了全世界，二是将研究的时段前移到了美国建国初期。在研究开始阶段，他率先提出了几个问题：首先，哪些人在建国初期出国交流了？能够出国交流的人一定享有非同一般的社会资本和声望，因此与此牵连的一个问题就是早期美国学术的职业化。其次，他们为什么要出国交流？又是和谁交流？由此追踪或许可以勾勒出当时美国学术研究的全球性人际网络。第三，他们从国际交流中学习到了什么？这不仅涉及到他们学习到了哪些具体科目，同时也与现代大学制度化过程中的学科形成（formation of discipline）这问题存在密切关联。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些早期学者是如何看待自身理解异域世界的能力的？那个时期的美国学者大多相信，存在一种普遍理性，他们可以借由此理解整个世界。

纳尔森教授本人对于科学史与教育史的全球背景很感兴趣，他也重视探究美国学术与战争、外交、商业之间的联系，以及现代学者的身份认同，还有他们是如何看待学术合作与竞争的。他认为跨国转向十分重要，但他也坦言自己对于学者们能否实现跨国史的书写抱有怀疑，原因在于学者和他的作品都很难真正完全摆脱自身特殊的民族国家立场（perspective），尽管纳尔森本人并非后现代主义的信徒，但在这一问题上他也难以忽视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和质疑。而他在接下来讲座中所举的案例也恰恰证明了现代学者无法摆脱特定民族国家身份的事实。

纳尔森教授所举的案例来自于他目前正在写作的第二本书的第二章，他首先介绍了故事发生的大的时代背景，即新旧两种经济观念和大学类型之间的转换。现代大学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那是一个政治上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上经历巨大转型的年代，在大西洋两岸，重商主义正在逐渐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重商主义理论认为，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通过国家干预形成贸易顺差，即使出口额大于进口额。而在重商主义指导下，一国的国立大学会将吸引外国学生的到来作为自己的目标，因为学生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智力资本——同时也可能是一种财富资本，越多的学生进入也就意味着一国积累了越多的资本，这种类型大学的一个代表是1830年代的哥廷根大学。纳尔森教授提出，现代大学正是在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转变的大背景下诞生的，自由贸易型大学鼓励知识的自由传播，同时认为本国学生出国交流有利于提升个体和社会整体的价值。而纳尔森所要讲述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信仰知识自由流动的学者，他的名字叫做威廉·麦克卢尔（William Maclure，1763-1840），是一位出生于苏格兰的商人、地质学家和制图者，他在1796年后定居美国弗吉尼亚州。麦克卢尔相信科学无国界，他和当时其他一些美国科学家一样前往欧洲旅行，试图收集各种矿物以供科学研究，但他很快就发现，他收集矿石的企图被当地人怀疑是盗取财富。在法国，富有的麦克卢尔试图花钱购买当地矿石，但也遭到了拒绝，因为在对方的观念中，法国失去一块矿石就意味着其他国家会从中获益；在西班牙，甚至连当地的政府官员也抱着怀疑眼光对待他；而让他更加感到震惊的是，在意大利南部一个地区，他听说当地有一伙垄断矿石贸易的“西西罗尼人”会抓捕并残忍杀害从外国来的探险家和研究矿石的科学家。凡此种种，无不与现今社会“科学研究是服务于全世界的”观念截然不同。除此之外，麦克卢尔还遭遇到了地缘政治的阻隔，在拿破仑实行了大陆封锁政策（1806-1814年）后，麦克卢尔便再也无法自由穿越欧洲大陆国境，他只得北上前往瑞典。麦克卢尔对这一切遭遇既感到难以理解，又沮丧不已，他说：“人吝啬财产是正常的，但对于知识，即使你每天向他人奉献十次，你也不会有所减损。藏掖对于社会有用的知识必定会带来损失，知识的价值在于分享。”纳尔森在此顺便提到，今天大学中流行专利制度实际上仍是在控制和垄断知识，麦克卢尔如果在世，肯定会对此感到悲哀。

纳尔森教授最后总结道，从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转变的大背景应该成为现代大学兴起历史叙事的一部分，现代大学的诞生立足于知识和学者在国家间自由流动的信念之上，它成为了一个民族国家进行国际智识交流的中心，而它的发展也与全球知识经济的兴起趋势相一致。（文/陈希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