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问题与方法：中国文学早期的西传

2021年12月19日，“文献、问题与方法：中国文学早期西传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校徐汇校区召开。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国际比较文学市级创新团队主办，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青年学生和相关新闻媒体以线上、下结合的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

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教授首先为会议致辞，指出中西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激活激励的作用，没有外来文化，中国文化无法取得今天的丰硕成果。反过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学早期西传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知识信息爆炸的时代，从庞大的信息中所创造的学术成果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者的眼光与胸怀为此奠定了基础，期待与会学者能够在中西文学交流研究领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陈恒教授

中山大学黄仕忠教授以《戏曲与俗文学文献的域外传播研究》为题发表主旨发言，指出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还是东与西之间的思想震荡，无论是主动的开启还是被动的打开，伴随文明的冲突而带来的挑战与回应之中，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双向交流的建立和文化交互渗透的潜流涌动。中国戏曲与俗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是中西文明交流进程中的一个小小的影子。书籍在海外的传播及阅读、接受过程，体现了文明之间相互了解的渴望，而众多学者对这些书籍的收集与研讨本身指向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上海外国语大学宋炳辉教授介绍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视域与方法，提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前提是“中国文学是个整体”这一观念。虽然“主体”的观念在近代遭受到不断质疑，但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角度来看，仍然需要以主体意识作为起点。世界文学视域中的中外文学关系不仅是一种逻辑性的存在，更是一种具体的历史过程。因此，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具有以下五个维度：对中国文学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境遇的体察；研究者主体文学立场的自我审视；对其研究如何汇入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的世界化进程的主体意识；如何在近三百年来的现代世界文学主流经验之外，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文学为世界文学的多元共生，及其所体现、包孕的可能性的发发掘与阐释；如何展开这一领域研究的方法论的思考。

与会学者合影

本次研讨会共设“海外中国文学文献的发现、整理与考辨”“中西文学关系研究”“海外中国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国文学翻译研究”“中国文学西传研究的方法与路径探讨”五项议题，旨在以新材料研求问题，探索新的研究路径及方法，以此审视当代的中西文学、文化交流，从中获得启发。参会学者分别在四场研讨会中开展了热烈的学术探讨。

第一场由华东师范大学程华平教授主持和评议。南京大学苗怀明教授以《海外中国说唱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为题，主要介绍了东亚、欧洲和北美三个地区对中国说唱文学的研究，指出各个国家地区的研究因学术环境的不同呈现出差异，形成各自的特色和优势，但也具有一些共性。在海外中国说唱文学研究方面，日本是一个学术重镇。总的来看，日本学者对中国说唱文学的研究起步时间早，重视基本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重视舞台演出和实地考察，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了解中国说唱文学的实际生存与演出状态。欧洲地区对中国说唱文学的研究人数较少，且各自的兴趣、关注点不同，因而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个性色彩，其中以俄罗斯孟列夫、李福清两位汉学家用力最勤，成果最多，影响也最大。美国的汉学研究虽然起步时间晚于欧洲各国，但后来居上，逐渐成为汉学研究的重镇。尽管从整体上来看，中国说唱文学研究在海外汉学中还属于冷门，但随着资讯的发达和学术风气的变化，随着国内对中国说唱文学研究关注度的增加，随着大量说唱文学文献的整理出版，相信中国说唱文学研究会受到越来越海外学人的关注，假以时日，在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度方面将会出现新的拓展和突破。

中国政法大学崔蕴华教授概述了英语语境下早期海外中国说唱文学研究，主要介绍《花笺记》的英译和司登德所辑两种英译俗曲的情况，认为司氏所辑两种英译俗曲对于中国说唱文学的海外传播非常重要，考察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说唱唱本的馆藏情况。

上海大学刘蕊教授探讨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中国戏剧观念，指出伯希和在阐述中国戏剧的历史渊源时，部分观点与王国维相接近。

中山大学徐巧越副研究员介绍了明刊《花笺记》的西传与文献历史。这部木鱼书在大航海时代传入英国，成为牛津大学校长威廉·劳德的藏书。17世纪初，劳德为了开创英国东方学研究的风气之先，把私人藏书移交至圣约翰学院的藏馆。其中，即包括明刊《花笺记》。 但因缺乏中文馆员，这册粤语唱本没有被编入汉籍书目，遂致在藏馆尘封了三个世纪。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号召高校发展汉学。牛津大学的馆员在普查文献时，发现与修复了这部汉籍，此书的价值方得以被重视。明刊《花笺记》的西传与文献发现经历的书写，记录了西方汉学家的交流细节，为重新探讨中西文化交流与英国汉学发展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她认为将明刊《花笺记》的西传、修复与文献发现，放置于宏观的历史叙事层中，其经历就是一部“微观”的中西文化交流史。

第二场由福建师范大学葛桂录教授主持和评议。上海师范大学黄轶教授介绍了苏曼殊对对中国文学早期西译文本的整理与研究。苏曼苏的文学译介大致分为三个板块，初步译坛时以《惨世界》为代表的小说译介；翻译鼎盛期的海外英译汉诗/汉文辑录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译介；印度文学及佛学经典译介。不同于当时其他翻译家，苏曼殊做的是双向的文学译介和文化交流，他对海外汉学家的英译汉诗、汉文的辑录之功，至今看来依然是一个令人讶异的工程。他的译本遴选标准可以归纳为三点：强调精通原文和译入语，“按文切理、语无增饰”，反对“浇淳散朴，损益任情”；“陈义悱恻、事词相称”，以使达到神韵与形式的统一；选材精审，以原文文学价值为标准，反对“必关正教”。考辨苏曼殊与欧洲汉学家的交游和相互影响的事实，是苏曼殊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学界深入探讨清末到五四文学现代转型的个中奥秘。

上海师范大学田洪敏教授以《中国古典文学与俄苏‘新世界文学’概念的生成：史料、方法与思想》为题，概述俄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不同阶段的特征，通过对《中国小说》的研究，探索俄国认识中国古典文学的起源，总结了俄苏“新世界文学”的思想建构所涵盖的主题。

上海师范大学张若玉从上海犹太流亡刊物入手，探讨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犹太难民抵沪后积极掀起一股持续、高昂的汉学热的原因。他们以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辩证思想为导向，一方面“学”中华典籍、中国文学、孔孟伦理，敬仰中华文明虽数千年来饱经风霜却仍旧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文化精髓；另一方面“思”中华文化与犹太文化之间共同的“东方属性”，以劝诫离散状态下的犹太人要坚信犹太文化，正如泱泱中华文化一样，虽遭受纳粹党徒的毁灭性打击但绝不会就此消亡沉寂，要重塑犹太文化自信，找寻精神救赎的“诺亚方舟”。

中山大学郭超聚焦美国华人梁社乾的中国戏曲理论，认为以梅兰芳的访美公演作为分水岭，他的理论核心明显地由偏重听觉的“歌”转向了偏重视觉的“舞”。梁氏的作品以英文为主，其预期的受众也自然是西方人。因此，其努力包含着向西方人介绍戏曲，消除其错误认识的良苦用心。而他的理论重心因现实需求而做出的调整与转变，也与现代中国的京剧史相辉映，反映了戏曲界自清末民初以降与西方戏剧及以其为蓝本的话剧等舶来品之间的龃龉，也反映了其对自身合法性的艰难求索。

浙江外国语学院赵东旭从海外汉学家在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出发，分析了“文学”观念的演进过程。早期海外中国文学史纂中的“文学”观念，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论述的重点从杂文学逐渐过渡到纯文学。海外汉学家巴赞，肖特和瓦西里耶夫对文学的认识处于文献典籍的层面，以小说、戏曲和诗歌为代表的纯文学所占比重并不高。翟理斯和葛禄博增加了对纯文学论述的篇幅，纯文学的比重进一步提升，并走向体系化。盐谷温已经把纯文学作为论述的核心，文学观念也完成杂文学向纯文学的转变。作为“他者”的早期海外汉学家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纂中小说和戏曲研究的先河，至今对国内学界仍具有借鉴意义。

第三场由上海师范大学赵维国教授主持和评议。浙江师范大学胡美馨教授以理雅各的《诗经·关雎》注疏为核心文本，与中国相关注疏和史学文本加以比较，解读了他“以史政为《诗》”跨文化经注的话语特征及其得失，同时分享了在现代话语的支配下中国传统史学如何能通过恰当的语言得以激活与传播的思考。“以史证《诗》”是理雅各《诗经》跨文化注疏的重要策略。其注疏与中国经史文献深度互文，通过历史叙事呈现道德与治理经义建构及经学话语范式；同时论证指出《诗经》注疏中的相关叙事并非史实，体现出现代史学分析话语特征。其中国经学话语特征有助于传递中国经典的“地方性知识”，其中西话语共现有助于文化互照、提示文化多元性，但其现代史学分析话语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传统史学观。理氏“以史证《诗》”话语特征提示我们：中国经典走出去应倚重传统经史研究成果、传递中国经典文化肌理；同时应兼蓄文化差异、避免过多价值判断，促进文化互照互释、多元共存。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丁大刚分析了理雅各《诗经》的译注，指出理雅各以中国经学传统为媒介，熔铸了毛、郑以政教为尚的汉学、唐代的义疏学和宋学和清学的说诗、解诗方法。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吴采奕以《太乙金华宗旨》为例，分析了荣格的两种思维模式，并借以阐释他阅读中国典籍的方法论。1928 年，汉学家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赠送荣格一本他自己翻译的道家炼金术经典《太乙金华宗旨》，并且邀请荣格为此书撰写评述。荣格在此中详细论证他阅读中国典籍的方法论：他坚持按照西方人的精神问题、依着西方人的本性与文化基础、用西方人的方法来探索中国智慧。然而荣格提供的方法论又不仅仅是一种西方中心的东方主义：因为他强调他所得到的东方宝藏并不能仅是一种客观的科学知识，而是一种能够改造西方人的心灵的生活智慧，使西方人得以脱胎换骨。如果经过仔细评析，荣格方法论的得失不仅仅在于他对于中国典籍内涵的了解是否准确，而在于他熟练的转换不同的思维模式：一方面把客观的知识转变为改造心灵的生命体验，另一方面又用实证心理学的词汇来重新阐发道家形上学。此二重转换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经常遇到的难题，而荣格对他的二重转换则提供明晰的辩护。

上海师范大学周建琼对《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中所载中国古典诗词文章开展分析，探讨了19世纪英国古诗词研究所反映的意识形态与学术的双重张力。皇家亚洲学会会刊》是19世纪英国重要的东方学刊物之一，作为接受英国皇室赞助的学术性团体刊物，为这一时期英国的中国古诗词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场域。《会刊》所载中国古诗词研究的文章，由学者或外交官身份的作者撰写，中国古诗词被置于西方诗学视阈之下，诗歌艺术性遭到否定，甚至成为政治博弈的工具，是其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表征。同时，不同学术观点之争鸣，比较文学方法、史学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等近现代学科方法之运用，亦体现出其学术性的诉求。19世纪英国的中国古诗词研究，在《会刊》的文化场域中，体现出意识形态与学术的双重张力。

上海师范大学洪淑倩梳理和分析了法国汉学家巴赞19世纪中后期对中国戏曲的一系列翻译。法国汉学家巴赞在 19 世纪中后期，集中对中国戏曲进行了一系列翻译。他的译本特点主要体现在“宫调的隐去”、“‘场’的创造”、“增强宾白的戏剧性”三个方面。并且在19世纪法国文学社会风俗研究理论的风潮下，突出了“风俗关注”的翻译策略。“风俗关注”自此成为巴赞翻译中国戏曲的重要视野，影响了巴赞对中国戏曲的文类特征的分类，其中，正剧（drame 的加入，极大程度上勾勒了中国戏曲在西方的面貌。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姬艳芳通过梳理中外文资料，论述了法国汉学家戴遂良对中国通俗文学志怪小说的译介概况、目的与策略。戴遂良是晚清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他在华期间翻译了数百篇的志怪小说。本文通过爬梳中外文资料，探讨了法国汉学家戴遂良对中国通俗文学志怪小说的译介概况、目的与策略。他作为译者，游走在中法两种语言与文化的间隙中，对《新齐谐》、《聊斋志异》与《广异记》中的“志怪”成分的阐释语境给出了独特的个人见解。戴遂良以解读通俗文学的方式向西方读者呈现出一种解读中国民俗的方法，这体现了西方译者与中国文学之间的诠释空间和张力，他译本的流传对后世汉学家对中国民俗的诠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第四场由上海师范大学孙超教授主持和评议。北京语言大学段江丽教授以宋莉华教授的《西方早期汉籍目录的中国文学分类考察》和《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中西对接》两篇文章为例，分析了中国古代小说西传研究情况。这些研究成果以西方早期汉籍目录为文献基础，对中西文学观念、文体界定、学分类方法以及中西对接所带来的各种文体形式和内容的变革等重大理论问题做了深入的探索，触及到了中国文学现代文类的生成、文学观念的转型等重大理论问题，揭示了中国古代“小说”概念在中西对接过程中生成为现代学术新语的详情，通过对“小说”这一概念中西对接、古今演变的考察，从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剖析了现代小说学之建构与发展的内在理路。

北京外国语大学魏崇新教授对中国古典小说早期西传的文献整理的时间界定、文献范围和文献整理方法进行了探讨，并梳理了文献研究的方法，提倡建设中国古典小说西传文献学。中国古典小说早期西传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可以为中国古典小说西传文献学乃至中国古典小说海外传播文献学奠定基础。在对西方早期中国古典小说书目文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西方早期中国古代小说著录中目录学、版本学的特点，从传播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小说在西方早期传播的特点与规律，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阐发中国古典小说在西方早期传播 研究的中西互释的理论与方法。

安徽师范大学陈婷婷分享了有关宋莉华教授主编《西方早期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珍稀资料选刊》的心得体会，从工具书的角度指出它的全面性与一手资料的不可逾越性，表示我们应该站在文化文学交流互鉴与文化共兴的高度，正视跨文化的误读，重新思考人类性和世界性的共同意志和共同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汪胜以《西方早期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珍稀资料选刊》为例，提出应建设西方文化阐释立场下的中国古典小说学。在小说学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难免会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下审视与评判小说学的发展历程和学术特征。但是对于西方中国古典小说学的构建，我们应考虑西方学者在西方文化阐释立场下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差异性理解和研究特色，还原其本来面貌。因此需要从学者中心和文本中心出发，实现对西方中国古典小说学的多维度考察。西方中国古典小说学虽然处于西方文化阐释立场，但是和其它西方学术传统一样，能够拓展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主编李期耀分享了《西方早期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珍稀资料选刊》的出版过程，对宋莉华教授的帮助表示感谢。

南通外国语大学朱明胜副教授介绍了阿瑟·韦力对丘处机的游记和《西游记》的节译，分析他对玄奘传记的书写及续写，总结了《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过程。文学经典的构建需要作品内部和社会外部两个要素合力发挥作用。作为经典作品“发现人”是两个要素的连接者，在文本经典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西游故事的“发现人”，阿瑟·韦利对其研究经历了从历史游记、文学翻译，再到人物传记、续写西游故事的过程。其译本在英语国家多次出版发行之后，为了使其译本能够适合青少年学习，该译本又被进行了简化和多模态改编，从而扩大了该译本的受众群体。韦利通过对丘处机的游记和《西游记》 的节译、 历史上真实玄奘传记的书写以及续写，使得猴王形象在西方深入人心，完成了这部中国古典名著在西方的传播过程。

宋莉华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董丽敏教授主持了会议闭幕式，对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和宋莉华教授带领的创新团队表示祝贺。宋莉华教授总结本次研讨会，指出其具有跨文化与跨学科的特点，强调中国文学的西传研究只有充分整合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思路，才能更好的去探索创新性的学术生产方式，理解中国意识它的历史构成和现实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