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7日，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姚泽麟在大夏书店做了一场题为“金钱的社会意义”的讲座，介绍了由他主译的美国当代经济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著作《金钱的社会意义：私房钱、工资、救济金等货币》一书。泽利泽曾任美国经济学学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关注经济的文化与道德维度。代表作包括《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亲密关系的购买》等。姚泽麟主要关注职业社会学、医学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领域，著有《在利益与道德之间：当代中国城市医生职业自主性的社会学研究》。
讲座涉及到一系列问题：金钱是否只是金钱，是否如很多古典理论家所说，是只有量的差别而没有“质”的区分的一种东西，其本身是否不牵涉任何感情，也会将社会关系简化为冷漠疏离的工具性关系，会将现代社会转变为一个冷冰冰的世界？泽利泽的研究对上述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下文整理自讲座速记。
讲座现场。
金钱会扫平一切吗？
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二元对立的话题：经济与文化、理性与情感、自利与团结、市场与道德、金钱与亲密关系的冲突。这种二元论自社会学在100多年前诞生之后，一直像社会学的潜意识一样存在。当我们谈到有关文化和经济的关系的时候，通常我们认为这两个东西不能融合起来，不能并行不悖。
比如市场和道德，我们中国人讲到这个的时候，经常批评市场没有道德，商人没有道德，如果他挣钱的话，一定是去道德或者是反道德的。西方也有这样的论述，泽利泽对此做了梳理。很多社会学家认为这两者不能放在一起，因为经济领域非常强调效率，投入多少成本，产生多少收益，应该以最少的成本产生最大的效益，如果有情感和道德的因素加进去，效率会大打折扣。而文化或者是道德、情感的领域，如果夹杂了钱的因素进去，或者是效率的因素进去，大家会觉得怪怪的。所以这两者不应该相遇，相遇的话不会有好结果，这是泽利泽之前大部分的社会学家或者是社会科学家秉持的观点。
但真实的世界是这样的吗？我们会看到大量的生活经验并不是这样。这本书中的许多观点中国人并不陌生。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现在用支付宝或者是微信，有大量的金钱往来，但是还有一些场合不能微信和支付宝直接转账。比如有一个同事受伤，我们代表系里去看他们，走到半路有同事聊起来，我们没有现金也没有红包，难不成要支付宝给500元，后来去超市买了红包，包了现金再给了他。虽然电子化之后非常便捷，但是有一些场合，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用了之后会伤害这个关系。这是泽利泽在这本书里面基本的观点。她在1970年代末写了道德与市场，从美国人寿保险的研究开始，观察经济因素和非经济的因素怎么样互动，如果相遇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她现在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她一直坚信，经济的、市场的、效率的，这些好像看起来所向披靡的力量，实际上一直在受到社会的、道德的和文化的制约，这是她基本的立场。她被归入到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社会学”，再细分的话，她会被划为经济社会学当中文化解释的路径，因为她特别强调文化的作用，这是以往的经济社会学者不太注意的因素。
在泽利泽之前，我们对于钱的认识基本上是负面的、邪恶的、冷冰冰的，一讲到钱我们会联系到这些关键词：斤斤计较，攻于心计……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像马克思说的，把温情脉脉的面纱扯掉，也包括了以金钱为代表的理性化的力量，会大大破坏我们原来比较温情脉脉的社会关系。
泽利泽最早是研究人寿保险，后来研究儿童的社会价值，写第三本书的时候直接聚焦在金钱上面，我觉得可能会有以下的理由，她观察到美国社会在那个年代出现了货币化趋势。其实不仅美国，近代的世界都有货币化趋势，我们今天越来越习惯于用货币去交换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以前的人类社会不是这样的。我是农村来的，我们小时候有大量的礼物往来，不涉及到钱的问题，我们家种出来什么给你一点，邻居有什么分享一点给我。我们家吃的蔬菜、水果是邻居给的，不涉及到货币化的问题，这里面没有钱的往来。大家生活在城市里面没有这样的礼物往来，所有生活的需要都是通过钱来购买。另外一个趋势是，近代以来货币也在不断标准化，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央行来发行和管理货币，在古代也在这样做，但是达不到这样标准化的程度，而在近代社会里面这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样的趋势是不是意味着金钱扫平一切呢？这就是泽利泽要反思的。
她要对话的对象是古典的社会学家。马克思说金钱使冰炭可以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金钱是现代社会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无非就是多一点少一点，是量的区别。像韦伯，他说现在的世界是理性化的发展，大家在追求效率，金钱是一个开路者，一个急先锋，最具代表性的东西。齐美尔是泽利泽重点对话的人，金钱把世界变成了一个算术问题，金钱是将质化约为量最完美的再现。齐美尔否认金钱受到社会关系和道德的约束，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金钱是所向披靡的。当代英国、美国、德国的社会学家，他们都是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钱越来越在腐蚀我们，或者说侵蚀我们的社会关系，使得我们的社会关系变得不像原来一样温情脉脉，里面的信任、情感越来越少，可能这也是我们今天读的大众媒体经常呈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的面貌。但你去细想的话，其实并不是这样。泽利泽研究的是，人们应对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的时候，怎么样识别、归类、组织、使用、区分、制造、设计、储存甚至是装饰金钱，观察到人们在处理钱的时候做了“标记” 。
那么，泽利泽为什么聚焦在这样的具体的时间段呢？从我的理解来讲，有几个原因。第一，1870年到1930年是美国经济极速腾飞的时期，美国人的收入在增加，意味着货币在增加，钱进入到家庭就引发了一系列家庭内部的问题；第二，美国社会在这个时期的商业化非常明显，就是货币化的倾向加剧，越来越多的东西要靠购买来获得。消费经济起来了，资本家鼓励你买买买，推动经济的发展，解决大家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这个时期货币化的标准化趋势也在增加，美联储开始发行统一货币。第三，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冷冰冰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人和人之间没有温情脉脉的东西，只有大家互相的算计？泽利泽想看货币化的趋势出来之后，怎样重塑商业交易，美国人面对这个趋势怎么样引入新的对于金钱的区分。我们在书里会看到，这个时期美国人发挥了极大的聪明才智把这个钱区分开来，虽然都是美元，表面上是一样的，实际上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区分所有的钱。
这本书讲了这三个方面的金钱，一个是家庭内部，一个是礼物的流动，再就是慈善救济领域。礼物流动对于中国来讲是最熟悉的，所以不展开讲，主要讲家庭内部和慈善救济。
家庭内部的金钱
今天去读家庭内部金钱这一章，会觉得跟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会热点新闻还是有非常强的关联，100年前的美国所发生的事情，很多还是出现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泽利泽写到，家庭当然要挣钱，但是钱进入到家庭之后，就不再区分了。比如我的家庭里面，不会区分这是我老婆挣的钱，这是我挣的钱，不会按对家庭的贡献度决定我们的话语权，不会这样。实际上这个时期的美国家庭内部关于钱的问题有非常多的争论。
金钱介入之后有没有导致家庭关系的问题呢？夫妻之间会不会变得没有感情了？中国家庭的研究里面有一种思路，认为我们的家庭以前不太讲亲密关系，更多讲的是经济合作社一样的关系。大家凑起来过日子，男耕女织这句话表现得最明显，大家合起来过日子才最有效率。实际上家庭内部是不是这样呢？应该不是。
泽利泽从最早探究人寿保险的时候就提出来，钱有双重性质，原来的社会学家只看到一种，就是工具性，被用来交换，即一般等价物可以用来交换所有的东西。但是钱也可以有象征性的意义，比如钱经过包装之后，可以变成红包，这个东西跟一般的赤裸裸的金钱不太一样。以前我还跟我的导师做过医疗领域红包的研究，我们访问了很多的病人，没有人拿了钱直接给医生，大家都是要处理一下，比如包装一下，或者是送一张卡，有了物理形态上的改变，然后才送出去。金钱可以被标记、被装饰，从而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背后就是社会的力量、关系、道德的规范对于钱的约束。
现代的世界朝着货币标准化的方向发展，但是泽利泽强调，在资本社会里面，钱不是只有联邦政府发的，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比如书里有很多关于小费的论述，小费怎么给，如果变成固定的一笔费用，或者是定期的一笔费用，就不是小费了，而小费给得不好的话，其实是有侮辱性的。
拿医疗红包的例子来说，比如术前和术后送红包的意义不一样，术前送红包，很多医生会觉得这是一种压迫，是道德上的压力。另外有些医生会感觉到是一种要挟，因为你送了钱，你肯定会提出更多的要求。我们以前也采访了一些医生，有的医生说他收红包，但是只收术后的红包，那个红包才是病人对我的感谢。不同的时机送的，不同形式送的，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决定了这个钱到底是什么样性质的钱，如果送得不对就会破坏这个关系。复旦有一个学生写了医疗领域的红包的文章，实际上医生收红包和病人送红包，大家都有对钱的界定。比如跟医生不认识送红包，很多情况下医生不收，如果收了，医生也会看作是纯粹的交易关系。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陌生人的关系是送不出钱的，现在我不敢说，这是几年前的情况。如果你要送红包，一定要有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可能沟通了医生和患者，而且有时候中间人可能不止一个。这都会影响这笔钱的性质。医生收了钱之后，也会界定我跟这个患者是什么关系，界定我给你提供的医疗服务应该是什么性质的医疗服务。有的时候最多给你一个微笑，但是对大部分病人来讲已经心满意足了，态度好一点很多病人都会很舒服。还有额外的照顾会在里面，但这些可能不是钱解决的，可能是原有的关系决定了钱的性质，也决定了医疗服务的性质。
回到家庭内部的金钱，当时美国的经济在飞速发展，很多金融机构都在发展起来，大家的收入也变得越来越货币化，那时候女性比较少进入劳动力市场赚取工资，钱的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支柱，也就是丈夫，由此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妻子有没有权利获得补贴？丈夫给一笔钱，而且不规定钱的性质，那个时候是不存在的。妻子扮演的角色非常矛盾和微妙，负责家庭各种东西的购买、采购，要维持整个家庭的运转，但是手里没有钱，最夸张的情况下，她去店里买东西，店里记账，店跟丈夫直接结算，她不经手这个钱。那个时代美国的女性，无论是中上层还是工薪阶层，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
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很现实的问题。当时来讲，有的女性可能很善于买东西，预算这么多，她会省下来一部分，这个钱是还给丈夫还是自己留下来花呢？还有一些女性不想当面索要，晚上在丈夫睡觉的时候从他的裤袋里面拿钱，后来被告上了法庭。即使是她挣来的钱，一旦收到家庭里面就是家庭的钱，她自己是没有权利掌握和花费这个钱的。所以，泽利泽说，有一些女性为了要钱会请求、哄骗、祈求、与商家串通，采取这样的方式才会拿到钱。
关于家庭里面的钱，有各种各样的称呼，比如补贴零用钱，不同的阶段女性所拥有的钱称呼是不太一样的，这也意味着她对钱的权利是不同的。中上层的家庭里面，丈夫会不定期给一些赏钱。仔细体会一下，用了“赏钱”这个词，意味着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不平衡。这个词把妻子跟丈夫之间的关系定型了，维持了这样的权力关系。
家庭内部的钱总结下来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报酬，一种是权益，一种是礼物。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如果是赏钱的话，就变成了一种礼物，而且是明显不对等关系下的礼物。如果是作为报酬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好像女性是这个家的佣人，她为这个家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她应该得到这个报酬。我们今天强调的是作为权益的金钱，两方的关系是平等的，这是女性在家庭当中应得的部分。
泽利泽没有明确说她支持哪一个，她主要是做分析。比如关于补贴这个事情，一开始是赏钱，丈夫心情好给一些，不是固定的，后来变成了补贴，但仍然会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怎么给？看丈夫的心情？到底给多少？工资百分之多少？还是大家每次都协商？如果丈夫不给的话，妻子有没有权利追索补贴呢？钱拿来之后做什么？如果有剩余，这钱应该归谁？
今天的女性可以买自己想买的东西，比如化妆品、护肤品之类的，这些都可以随意买，但当时的美国女性买这些东西是不被允许的，很多中上层家庭的孩子反而有零用钱，但是女性是没有的。所以，补贴究竟是什么钱？好像是一种报酬，今天看起来有点侮辱的性质，但在当时大家不会认为这是侮辱。
一些道德家认为，如果你给的补贴是报酬性质的话，会让女性放松她对于家庭应当承担的责任，这是她应该做的，本来不用给钱的，而且是她道德责任的部分，现在给一笔钱说这是你的报酬，这是把她应该负担的责任给商品化了，你现在给一笔钱，反而把她的责任给弱化了。这样的趋势出来之后丈夫们是抵制的，他们认为要给补贴的话是从我正式的收入里面划出一部分钱，他们不甘心的，他们会担心女性对家庭财务有了更多的控制之后就不听丈夫的话，背后还是夫妻权力的问题。他们还担心女性在财务方面不称职，商品越来越多样化，你不一定知道怎么买，会用这样的理由抵制女性拥有自己的钱。
泽利泽也考察了工薪阶层，但是很遗憾，工薪阶层的资料不像中上层那么多，所以她的观点比较谨慎。根据有限的资料可以看到，美国工薪阶层的女性掌握了丈夫的工资，但钱本来也不多，家里还要过日子，责任就更大了。另外，当时的美国没有儿童保护法，以前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会去工作，送报纸、送牛奶都有，这个钱不需要交给家庭。工薪阶层家庭里面额外的收入，反而大大增加了丈夫和孩子的权力，导致妇女很难当家。无论是中上层还是工薪阶层，女性在家庭内部关于金钱的问题上，一直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女性一直缺少自己的钱，包括后来开始以零花钱的面目出现，好像可以随意花，但是零花钱也有用途上的规定：可以捐给教堂；可以给孩子报辅导班；家庭钱不够了，可以去补贴家用；可以用于家庭的消遣，但不能是自己的消遣，她跟丈夫、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可以花，如果她自己去看电影出去玩是不允许的。这也是被“标记”的金钱，会限定用途，会使得妇女收到钱的性质跟我们所说的一般等价物是不一样的。
在1870年到1930年的美国，性别对于家庭金钱的塑造非常明显。泽利泽归纳了几点：在金钱的分配上，作为女性的权利送给她的情况非常少，更多的是补贴，是女性要哄骗、请求甚至是偷窃，才可以拿到属于自己的钱。分配的时机开始通常是不定时的，后来慢慢变成了定时的；金钱的用途受到非常多的限制，数量非常少，女性在那个时期没有自己的钱，只有归属于集体的，也就是家庭的钱。那个时代女性在家庭当中的地位，通过金钱就可以折射出来，女性的地位也限定了家庭内部的金钱呈现出这样一种标记的形态。
慈善救济领域的金钱
救济的问题跟福利国家的出现有关系，西方资本主义有一个不断自我调试的过程。尤其是英美的传统里面，早期不太关注贫穷的问题，其政治哲学主流基本上认为国家小是最好的，管的东西应该最少，只应该保护个人的财产权、生命权。如果有人因为贫穷活不下去，当时的主流认为这是这个人的问题，不应该救济他。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福利国家的形态就出来了，国家意识到对于穷人的救济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的稳定器，可以减少很多的社会冲突。这个时期美国的慈善和社会救济的领域就出现了，但也带来一个问题：钱要不要进入这个领域？
这个部分是我自己最感兴趣的，跟我研究的领域有很大的关系。怎么样救济西方国家在当时有很多的争论。首先，到底是交给公共部门救济还是私人部门救济呢？所谓的公共部门就是政府的力量。私人部门就比如各种慈善组织，20世纪初美国各种的基金会特别兴盛。其次，到底是在机构内还是机构外救济。是把穷人收容在机构里面，给他吃穿让他不至于饿死冻死，同时强迫他劳动，还是可以让他住在自己家里，给他一些补贴，或者是一些东西？最后是泽利泽重点关注的问题，给他钱好呢还是给他东西好呢？缺什么给什么，还是给钱让他缺什么自己去买？
后续就涉及到对钱的担忧。当时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一旦穷人拿到钱之后肯定没什么好结果。当时，美国社会当中穷人的数量在飙升，这是经济腾飞的时候一个必然经历的阶段，导致救济的成本大量增加。原来也在救济，但是穷人没这么多，救济以前是靠社会自发的，比如生活在农村和乡间的，社区内会给他很多的帮助，不需要政府来做，他不够吃，邻居给一点也够了。在城市里面不存在这样的救济，因为大家都是陌生人。
由于大量的人都生活在城市里面，城市的贫困也最严重，但城市是匿名的，大量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纽约，大家都相互不认识，你也不知道邻居是谁，也不想跟他交流，这是我们生活在城市里面一个基本的体验。这对救济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我都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的基本情况，我能救济他吗？他是真的穷吗？是不是装的？当时的美国社会还面临着移民的问题，就是《泰坦尼克号》里面刻画的历史，大量的欧洲人来到北美。移民一方面存在语言不通的问题，而欧洲来的移民有比较严重的酗酒的问题，慈善人士非常担心，我把钱给他了，他拿到了钱可能直接买酒了，他的孩子、妻子还是没有东西吃。
另外一个问题是，国家正在推行标准化的美元。社会越来越货币化，钱越来越多，在社会当中越来越重要，你想得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必须要拿钱去买。这种情况下你要限制救济当中金钱的使用，就是矛盾所在。可以这么做，但是管理成本会非常高，要么就是最后救济的效果会非常差，你给他的东西并不是他想要的，你想精准地给他救济的话，必须要做大量的调查。你要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他缺什么，这需要大量的成本。
既要去救济他，最好又要不让他接触钱，这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但是面临货币标准化的趋势，不可避免要给他钱，如果给钱的话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穷人避免糟糕的后果？于是，政府，还有具体的实施者，他们来改造、标记这个钱。比如他们不发钱，他们认为穷人最缺的是食品、衣物、燃料，这些东西是维持温饱的；或者他们去创造有限制的货币，货币的替代品，比如食品订单，可以去指定的店里面去换；还有一种是代币，当时对穷人就是这种做法。
为什么要区分工资跟救济的福利？救济的社工和政府很担心，给了救济穷人是不是就丧失了劳动的积极性？比如定期给你一些东西，是不是你就不工作了？所以要把救济的水平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高于劳动所得，如果一个人救济所得比劳动所得还要高，那他就不会去工作了。政府和社工还希望通过救济有效塑造穷人的道德生活，改变他的三观，使他们明白什么是生活的必需品，什么是不道德的东西。给孩子买圣诞礼物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必要的，穷人觉得我买圣诞礼物送给孩子，这是一个情感正常的表达。但是在社工的眼里，这方面的需求不重要，所有的东西要往温饱上走，其他的东西都可以砍掉。最夸张的是，社工会直接干预穷人的家庭消费。他们会组织储蓄，有的家庭中男性在工作但是赚的钱不够花，还是需要救济，到了发工资那一天，社工会早早来到他们家等着， 说你发了工资要交出一元，存到一分钱银行。背后的意思就是穷人不会储蓄，有多少花多少，这是道德上的问题。慈善征收者定期会到穷人家里面，强制收钱然好以你的名字存到你的账户里面。
穷人也有办法，像食品订单就会有地下市场，本来这些东西值100元，但是以90元的价格在地下市场完成交易，换回来现金再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地下的市场非常庞大。穷人把食品的订单改造成了可流通的票据，标记的力量也很大。
所以非常讽刺，到了后来的阶段，社工特别强调应该用金钱去救济，不应该用实物去救济。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呢？一方面是消费经济出来了，你一定要花钱买东西才可以拿到你想要的。另一方面是大家对贫穷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原来认为贫穷是个人造成的，现在觉得穷是社会结构的问题，于是会给穷人更多地谅解。
泽利泽说，这个时候金钱被重新打造成了慈善里面正面的角色，当然还是道德改造家的角色。原来所秉持的不让穷人拿到钱的观念，就变成了时代的错误，人们觉得钱花的得当的话可以改变穷人，这个钱甚至有了治疗的意义，治疗穷人的穷病。金钱成为必要的工具，自由选择甚至可以自我提升。原来认为穷人是不道德的人，但是现在不再侧重从道德的角度来评判，而是会说他是一个不称职的消费者，所以会有集体的教育和培训，社工会开辅导班，尤其会把女性集中起来，教她们怎么花钱，怎么样为孩子的教育积蓄等等 。
对穷人金钱的标记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限制穷人拿到钱的数量，一个则要有系统地教育和监督。在那个时代社工发救济的同时，会发给穷人一个家庭预算簿，花的钱都要记录下来，下个月发的时候要看你的收支状态。有些穷人就开始做假账，有这样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慈善领域始终有关于金钱标记的斗争，贫困的家庭足智多谋，虚构支出，隐瞒消费，食品的订单会成为另外一种通货，可以用来交租金，一分钱银行里存的钱也会取出来，会用到他想用的用途上。
最有趣的是泽利泽讲到关于葬礼的花费，美国的穷人对于葬礼非常看重，以至于在社会的中上层人士看来，穷人的花费是非常不理智的。穷人没钱吃饭、没钱维持家庭的基本运转，但是家庭里面有一个人过世的话，会不计成本，甚至借钱办一场风光的葬礼。美国社会还有丧葬保险，每个月的工资拿出一毛钱存在葬礼保险公司，一旦意外过世，保险公司会赔一笔钱来办丧葬。这样的习惯在中上层的人看来这是不可理喻的，还是印证了他们的以前的想法，穷人不会花钱。直到1920年代，丧葬保险的主张获得了正当性，社会主流看到了穷人这样做背后的道理。在他的社区里面，是有社区的标准和情理的。如果一个人过世他的葬礼太过寒酸的话，他们家在整个社区里面就抬不起头来，活着的人要承担巨大的压力。1920年代之后，中上层的人士、社会主流的价值观慢慢接受了这一套东西。
泽利泽也讲到，两个标记的系统并不一定是一个斗争或者是矛盾的关系，也有一致的地方，比如一分钱银行，确实使得一部分穷人养成了储蓄的习惯 社工机构大大帮助了穷人家庭当中的女性掌控这个家庭当中的财政。工薪阶层的女性要当家是很难， 社工通过教育等措施在客观上帮助女性掌控了工薪阶层家庭的经济收入。
金钱标记一直在持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关于金钱到底是不是恰当的救济，又开始有了争论。这些跟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关系的。
这本书想要强调，所谓的货币、金钱、一般等价物，其实是有社会基础。货币的出现、货币的标准化并不是市场自发的过程，包含了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和政府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绝不是市场自己能够做到的。这个观点跟经济社会学里面主流的观点是一致的，主要是跟经济学对话。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市场就是市场，国家、社会不应该在市场里面扮演角色，因为市场可以自己运行。
泽利泽也指出，即使到了资本主义非常发达的阶段，多元货币仍然是一个核心的特征。依据金钱被赚取的方式区分金钱，为特定的交易制定特殊的使用者，为官方的货币规定独特的用途，发明新的名称，名称不一样，蕴含的社会意义也不同，把非货币的东西转换为交换的媒介。比如比特币，还有小规模流通的货币，其实这些都有不断出现。
泽利泽也归纳了货币怎么样被标记。她做了非常多的分类，比如物理标记、空间的区分，比如美国的移民会把钱存在不同的罐子里面，这个钱是干什么的，那个钱是干什么的；使用方式、使用者、链接金钱的某些来源，我们家里都有私房钱，私房钱的来源都不一样，我打麻将赚来了钱，这个可以当做私房钱放在小金库里面，可以随便花。但是有些私房钱有特定的用途，相关研究里面讲得非常细致，虽然都叫私房钱，但是来源不一样，性质就不一样；还有分配体系不一样，导致钱不一样，把实物转化为货币，还有创造受限制的新货币，也就是代币。
回到最核心的问题，金钱往来与社会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关系。碰在一起并不是你死我活。社会当中大量的金钱跟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但并没有导致经典社会学家所担忧的结果。
她的另外一篇文章讲到，表面上相似的各种货币的转移，这些都是钱，但是意义和后果，完全取决于来往双方之间的社会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你送红包送错了，好比我们做的医疗领域里面，送礼物送错了其实都会伤害与医生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各方都在努力划定看得见的边界，比如我们看同事慰问他一要有红包和鲜花，不能直接支付宝转账，这是不恰当的，如果你这样甚至会有点侮辱性质。
我们的社会真的像马克思和韦伯讲的是一个不断商品化的社会吗？好像并不是，包括我们人类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直往那个方向走，越来越冷冰冰，越来越没有温情，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最后，为什么是钱？如果连钱这种理性化的开路先锋，一个集中的体现都没有普遍的标准化，都没有普遍的理性化，都不断受到社会关系和道德规范约束的话，一般的商品更不用说了，一定会受到社会关系和道德规范的约束。从反面可以理解，我们的社会关系和道德规范还是非常强的，当然社会关系和道德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社会关系和道德规范来约束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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