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医疗史研究

不知不觉，新冠肺炎的阴霾已经笼罩人类社会两年，疫情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使得学术研究有了别样的景象，原本象牙塔内方兴未艾的医疗史研究骤然进入公众视野，历史上的疾病、健康、公共卫生以及生命成为诸多媒体和出版社追逐的热门议题，也进一步助推了学术界相关研究的深入展开。回望2021年，在学术上良好的既有研究基础和现实中疫情刺激等因素的作用下，医疗史的研究保持热度，在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等方面呈现出了颇为繁荣的景象。为此，我们根据现实情况，立足学术发展理路，总结出以下关键词，并围绕这些关键词对今年度的医疗史研究做一盘点。囿于能力与时间，该盘点主要围绕医疗史研究的主题展开，难免挂一漏万，欢迎读者继续补充。

瘟疫（传染病）

新冠疫情爆发两年来，对人类社会及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一时间历史上的瘟疫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瘟疫对于人类社会以及文明进程演进的影响成为人们关心的重要问题。

在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名著《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5月）持续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关注的同时，《传染病与人类历史》（ [美]约书亚·S.卢米斯（Joshua S. Loomis）著，李珂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6月）、《恐慌帝国：传染病与统治焦虑》（ [英] 白锦文（Robert Peckham）编，何文忠 、 蔡思慧 、郑文慧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等译著和国内学者组织编写的《天行——人类历史进程中的50场瘟疫》（闵凡祥、张树剑主编，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11月）陆续出版，这些研究对于人们认识瘟疫对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影响、消除人类社会面对瘟疫的焦虑，多有助益。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作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流行病，与当下的疫情最为相关，故成为疫情以来最受关注的疫病之一，《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英] 凯瑟琳·阿诺德（Catharine Arnold）著，田奥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3月）、《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 [英] 马克·霍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马百亮译，张文宏、王新宇校，格致出版社，2021年1月）、《苍白的骑士：西班牙流感如何改变了世界》（[英] 劳拉·斯宾尼（Laura Spinney），祁长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4月）多部有关流感的历史著述被译介。其中，张文宏医生为《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作序，指出“一部传染病史，就是人类与微生物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史”，提醒读者从多了解传染病史，以更高的角度来看待当下正在流行的传染病。艾滋病是20世纪末期新出现的疾病，其致病机制以及防治方法长时期未能明确，艾滋病患者除了经受身体上的病痛外，还需要忍受由疾病所引发的“污名化”的精神折磨。《柏林病人：艾滋病医疗史的转折》（[美] 娜塔莉亚?霍尔特（Nathalia Holt）著，王年恺、 王羿婷、杨雨樵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9月）呈现两位艾滋病人的治疗经历，帮助读者认识艾滋病，并了解由两位艾滋病人治疗经历所带来的医学发展。

医学、药物与卫生

在疫情之下，尽管瘟疫是最容易受到关注的对象，但瘟疫关涉的显然不只是疾病本身，其必然与医学、药物和卫生乃至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相关联，而医疗史研究也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医疗史除了关注疾病尤其是瘟疫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外，人类应对疾病所建立的防护体系及其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意涵亦是医疗史尤其是社会文化取向的医疗史所关心的重要内容。

基尔·沃丁顿（Keir Waddington）著、李尚仁译《欧洲医疗五百年——1500年以来的欧洲医疗社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11月）综合近40年有关欧洲16-20世纪医疗社会史研究的丰富成果，揭示医疗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深远关系，为读者展现复杂而丰富的欧洲医疗世界。熊秉真《幼医与幼蒙：近世中国社会的绵延之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是第一本探讨中国育婴史的专著。作者引用大量传统幼科典籍中的史料记载与古今传记材料深入展现、剖析了千年来中国家庭在婴幼儿养育方面的经验。

江南地区是中国史研究的集中关注地区，亦是国内医疗史研究的缩影。刘鹏《儒学化与地域化：明清温病学说的建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呈现以吴鞠通为代表的明清温病医家构建温病学说过程中儒学化和地域化的特点。余新忠、李海英主编《明清以来的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江南视域下的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11月）论文集，多角度审视明清时期医学流变，以及江南的地域属性。杨奕望《明清江南儒医的守正与通变》（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10月）基于对明清两代18位上海医家的个案研究，呈现江南文化对于上海医药传承的影响。

药物是人类治病疗疾的重要凭借，作为传统时期的大宗商品之一，药材经营与贸易的历史受到社会经济史研究者的关注。刁莉、宋思琪《近代汉口的中药材贸易（1872-1919）》（《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4期）基于海关资料揭示汉口中药材贸易规模、贸易结构、流通体系以及大宗药材的变化。

受西方医疗史研究中出现药物转向的影响，近年来陆续出现对于药物的系统研究，学者力图透过对药物的分析，呈现药物与社会、技术等的复杂关系。毒与药看似对立，但在中古时期毒药被用于治疗疾病。刘焱《以毒为药：中国中古毒药史新探索》（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21年）探讨医家、官员、普通人等如何使用有毒物质治疗急性疾病、改善生活，揭示“毒”的概念对于中古中国人看待自己的身体和政治的重要性。边和《药之为物：明清的本草与知识文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0年）揭示明清时期，医药分业、医药知识分家的趋势，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出现的药物商品化的特征。

Healing with Poisons: Potent Medicines in Medieval China（《以毒为药：中国中古毒药史新探索》）

疫情期间，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公共卫生体制对于疫情防控的作用，及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由此引发对公共卫生体制自觉的认识和反思。乔治·罗森（George Rosen，1910-1977）《公共卫生史》（黄沛一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8月）展现古希腊罗马时期至1950年代西方历史上的公共卫生活动，分析不同时代公共卫生举措与经济、政治、社会背景的关系，是为美国公共卫生史领域的奠基之作，该书中译本出版为读者系统了解西方公共卫生史提供了参考。

西方公共卫生体制在19世纪以后逐步确立。19世纪末期之前，细菌学说尚未确立其在医学、公共卫生领域的主导性地位，污秽、瘴气致病理论影响人们对于疾病的认识以及公共卫生实践。法国感觉史巨擘阿兰·柯尔本（Alain Corbin）所著《恶臭与芬芳：感官、卫生与实践，近代法国气味的想象与社会空间》（蔡孟贞译，台湾商务印书馆，2021年12月）从嗅觉角度揭示出18世纪医学与科学的进步使得人们开始重视气味中潜藏的威胁，新兴资产阶级利用气味划分贫富界限，消毒除臭、净化环境的活动在城市中展开。18世纪资产阶级对于洁净的追求催生第一波近代公共卫生运动。19世纪开始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确立，公共卫生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公共卫生部门设置及公共卫生举措趋向常态化。

西方公共卫生体制与资产阶级兴起、科学发展、政治理念等息息相关，中国历史上亦不乏卫生保健的个人和公共经验。韩雅各（James Henderson）1859年受伦敦会派遣来华，负责上海仁济医院的医务工作。其所著《上海卫生：中国保健之注意事项》（赵婧译，中华书局，2021年9月）从食物、饮料、运动、衣物、沐浴、排汗、痱子、肝脏、睡眠和热情等各方面讲述19世纪具有地域特色的卫生保健之道，是了解上海城市史、卫生史的重要资料。

随着中西交流愈加频繁，19世纪晚期开始，西方卫生知识及公共卫生体制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也被引入到中国。其中，“卫生”书籍在晚清的出版、流通与传播即是表现之一。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 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再版，该书通过系统梳理晚清生理卫生与生殖医学书籍的出版与传播情况，探讨国人生理卫生观念、生殖观念乃至性观念的变化，以及新型消费文化、阅读文化的背景中，这些观念的变化对国人心态的影响和塑造。中西交流中，港口与船舶是国人体验西方公共卫生检疫举措的重要场所，李彬《近代旅外华人对海上卫生检疫的认知与影响》（《海交史研究》2021年第2期）揭示出国华工、旅外使臣、官绅、留学生等群体对海上检疫的认识的差异，以及海港和船舶卫生检疫由西方主导到中国自主检疫的过程。

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在明确病毒可通过近距离接触、飞沫等方式传播后，具备防护功效的医用外科口罩、N95口罩被抢购一空，引发学者对历史上口罩等医疗器械的源流以及运用的研究。张蒙《“伍氏口罩”的由来》（《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2期）、王雨濛《庚戌鼠疫与“伍氏口罩”的诞生——兼及其历史渊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均聚焦于东北鼠疫中的“伍氏口罩”，考订其产生过程及其与呼吸器的关系。陈鹏、王璞《卫生防疫口罩在近代中国的兴起、流行与波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7期）梳理20世纪初卫生专家在东北鼠疫中将口罩用于防疫实践，到1929年口罩被纳入中央层面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从而基本实现其社会化普及的过程，揭示口罩运用过程中医学认知、传统习惯、国家权力等因素的影响。

生命史学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类社会两年以来，让人类意识到生命以及由医学、药物、公共卫生举措等所构成的防护系统的脆弱性，让人们不得不去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疫情下纷繁复杂的世间百态则让我们看到，作为集合了丰富的生物、社会文化属性的复杂综合体的“生命”和由“生命”组成的社会，绝非单向度或结构式的思维就可以认识和理解的，缺乏聚焦生命的意识，不能以多元视角、跨界思维对生命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究，无论研究历史还是理解现实，恐怕都难以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余新忠基于对医疗史的探索和思考，提出了“生命史学”概念，将其不仅视为一个具有较大包容性的研究领域，也看作是推动新史学发展的史学理念和方法。他认为，“生命史学”的核心是要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关注生命，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人类生态体系中认识和理解历史上的生命，发掘生命的追求和活动，呈现生命的生存状况，并进而立足生命，通过信息解码，展现时代的风貌以及生态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其新著《追寻生命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结集其十余年来围绕“关注生命”而展开的研究成果，提出将历史置于日常生活的情境中，透过生命来探究历史演进的脉络，在推进医疗史研究走向深入的同时，从方法论上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

在疫情期间，冯尔康先生发表文章肯定史学研究中对人的关注，同时指出生命史研究应该坚持“作为生物的一种的人类必须友善地与其他生物共生共存”的法则。在生命史学研究中，将人类置于整个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生命史学由此也是生态环境史。《历史教学》杂志自10月设“生命史学”专栏，刊发医疗史，以及与“生命史学”旨趣相近的环境史、生活史等相关领域的论文。同时，中国社会史学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以及历史教学社计划举办“生命史学”系列沙龙，拟邀请社会史、环境史等领域学者共同探讨“生命史学”的由来、内涵、理念等，以推进生命史学研究。此外，中华书局、卢德里奇（Routledge）合作出版“生命医疗史”专题书系，于赓哲教授所著《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中华书局，2021年4月）作为专题书系第一本于4月出版上市，英文版预计于2024年底纸电同步全球发行。

知识史

医疗史研究历史上的医学、疾病、健康等问题。长期以来，医学、疾病的历史是医学出身学者所关注的内容，在中国长期作为中医学研究的一部分，以“内史”或“医学史”相称。作为“外史”的“医疗史”研究得以出现和兴起，源于历史学者将医学、疾病等纳入历史进程之中进行考察的尝试。医学史、医疗史学者所面对的研究内容相似，但是其问题意识和出发点存在差异。前者关心医学本身及其发展，而后者则希望透过医学、疾病考察人类历史和社会的演进脉络。医学史、医疗史本身具有跨学科的性质，一方面使得医疗史研究者得以穿行于医史之间，以交叉学科的视野推动相关研究，另一方面学科背景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又为跨学科交流带来难度，过度关注医学社会文化因素的医疗史研究被批评是为“没有医学的医学史”。

如何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实现内外史之间的融通，知识史或许是可行的路径。在近期《融通内外：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医知识史研究刍议》的讲座中，余新忠对西方知识社会学以及中西方知识史的演进脉络进行梳理，强调知识的社会情境性、实践性。知识史研究将回到医学本身，同时关注医学知识建构机制中的文化因素，也会思考知识建构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变迁和建构的知识对社会文化的形塑作用，进而主张在医疗史研究中将中国医学置于历史脉络中，呈现其不断变化和重构的过程。

郑洪《晚清岭南鼠疫流行下的中医知识生产与变革》（《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基于1894年岭南鼠疫中传统中医对疫情的应对考察传统中医的知识生产机制，以及面对近代西医传入并为社会带来知识规范化与确定性观念的背景下，强调“辩证”的中医知识体系受到公众质疑并开始尝试变革。现代语境中的“瘟疫”往往与“急性传染性疾病”直接对应。高晞《疫病的现代性:从“瘟疫”到“传染病”的认知嬗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指出从“瘟疫”到“传染病”的术语转换呈现疫病认知科学化的过程，及其中不同群体的策略。安洙英《19世纪英国草药知识的全球化和普遍化——以丹尼尔·汉璧礼的中国草药研究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使用丹尼尔·汉璧礼的档案，考察19世纪英国科学家在中国的科研实践，展现他们命名中国草药并将其纳入全球性、普遍性的科学体系的过程。

跨学科、国际化

在内外史交流和合作基础上，医疗史研究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趋势更为明显。医疗史领域的杂志《医疗社会史研究》《医学与文明》以及医史领域的《中华医史杂志》《中医药文化》《中医典籍与文化》等杂志刊发来自医学、史学领域的学者的文章。在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下，构建学术交流平台势在必行。中国社会史学会在2021年3月决定成立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旨在构建医疗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为该领域学者提供跨学科交流与对话的平台，提高研究水平，服务社会需求。7月2-4日医疗史专业委员会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举办首届年会，主题为“医疗社会史在中国”，来自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医学等学科的200余名学者参会并就医疗社会史相关论题进行研讨。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是国内医疗史领域的第一个专业学会，其成立将为研究者打破学科壁垒、进行跨学科交流与合作提供机会，构建学术共同体，进而推动医疗史研究走向深入。10月15—19日，“敦煌医学与丝路文化交流学术工作坊”在敦煌莫高窟敦煌研究院举办，本次工作坊由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中医药文化》中英文刊编辑部联手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课题组共同召集，来自4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不同学科的102位专家、学者参会。

“医疗社会史在中国”——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年会 合影

除了构建交流平台外，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亦是推进医疗史研究的基础。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医疗史领域的学者开始进行基础性的文献整理工作。2020年底出版的闵凡祥《中文医史研究学术成果索引》（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全面收录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疾病、健康与医疗问题研究成果，是为学者了解医疗史研究、梳理学术脉络的重要工具书。余新忠近年来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选编医疗卫生史史料，继前两年出版《中国近代医疗卫生资料汇编》（全30册，2018年）《中国近代医疗卫生资料续编》（全30册，2020年）《近代卫生防疫史料汇编》（全50册，2020年）外，今年又推出了《中国近代医疗卫生资料三编》（全30册）。

疫情阻碍人们面对面的交流，但随着线上交流互通技术的成熟，人们的交流和互动更为便捷，线上活动成为常态。欧美医疗史自20世纪初建制化之后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领域，并且逐渐融入西方文明史，是为西方史学界的重要分支。2021年以来，国内医疗史研究者多以项目为支撑，以所在的研究机构为依托邀请国内外医疗史专家围绕相关主题进行系列报告，介绍有关医疗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生态史研究中心、医疗史研究中心侯深、陈昊召集克里斯多夫·毛赫（Christof Mauch）教授等八位环境史、医疗史领域著名学者，举办“另一个寂静的春天——在新冠时代思考环境与健康”线上系列演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冷门绝学“19世纪欧洲学者对中医西传的研究”项目负责人高晞教授邀请医疗史研究专家梁其姿（Angela Ki Che Leung）教授等进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医学史研究：理论方法与史料系列讲座”，探讨域外中国医疗史研究的动态与趋势；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当代重大传染病防治史研究及数据库建设”课题负责人张大庆教授组织“北京大学医学史国际高端学者系列讲座”，邀请Mark Harrison教授、卜丽萍教授进行演讲；上海大学国际禁毒政策研究中心在7-12月陆续举办系列讲座，邀请哈立德博士（Dr Khalid Tinasti）等学者进行报告。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冷门绝学“19世纪欧洲学者对中医西传的研究”项目负责人高晞教授邀请医疗史研究专家梁其姿（Angela Ki Che Leung）教授等报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医学史研究”

北京大学医学史国际高端学者Mark Harrison 系列讲座

北京大学医学史国际高端学者 卜丽萍教授 系列讲座

在国内学者汲取西方成熟的医疗史研究成果时，也积极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助推中国的医疗史研究走向世界。中华书局、卢德里奇（Routledge）合作出版“生命医疗史”专题书系，特邀“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余新忠，美国阿尔玛大学历史系雷德·诺克斯讲席教授卜丽萍，美国圣心大学助理教授、耶鲁大学副研究员鲁大伟作为主编，由卢德里奇翻译出版中方8种“生命医疗史”代表作，同时选取国际上同类选题的代表作6种直接英文出版。中西方学术界联手共同推进“生命医疗史”研究。

结语

梳理疫情以来尤其是2021年国内的医疗史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医疗史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南京大学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上海大学马斯托国际禁毒政策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医学与文明研究院等机构在疫情期间集中开展医疗史研究，新成立的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为医疗史研究者提供学术交流的机会，《医疗社会史研究》《医学与文明》和《中医药文化》等专业杂志为研究者提供发表平台。医疗史研究中的瘟疫及其应对、公共卫生知识及体制等成为关注焦点，“人类瘟疫史”等一批重大、重点项目获批立项，学界有计划地翻译和出版学术著作、举办系列讲座等，介绍西方医学史研究，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助推中国医疗史研究走向世界。

正如人类回顾历史上的瘟疫及应对举措、希冀获得面对瘟疫的智慧，医疗史研究者立足当下的学术研究，回顾医疗史过去的发展路径，则不由地思考医疗史未来的方向。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及其影响消退之后，医疗史研究将何去何从？这无疑已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的迫切问题。

医疗史领域因疫情影响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关注，为医疗史研究提供机遇，同时也带来挑战。一方面，医疗史领域中内外史学科之间的壁垒、“新瓶装旧酒”等问题在未来大概会长期存在，如何在构建生命史学、融通内外史方面继续推进，总结、凝练对学术界有重要推动意义的概念、理念和方法，有待学者的继续探索。另一方面，医疗史受到来自社会关注的同时，也对医疗史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如何书写生动但又不失深度的医学史、疾病史，进而为人类社会提供重新认识医学以及与疾病共存的思路和启益，亦将是医疗史研究者未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