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诗人、诗歌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郑敏，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作为“九叶诗派”的最后一叶，郑敏通过百年人生淬炼和持续深邃地写作，成长为是中国诗坛的“常青树”。“无论是作为一位思想活跃、特立独行的女诗人、一名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学者与英美现代诗的翻译家，还是作为历经百年沧桑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郑敏的写作历程、个人生活经验与创作硕果，都已成为这个风雨变幻、动荡不安的 20 世纪的鲜活见证。”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刘燕曾评价道。
郑敏 图片来源：北京日报微博
西南联大诗人中的明星
郑敏于1920年生于北京，祖籍福建闽侯，本姓王。祖父王允皙，是福州很有名气的词人，生父曾留学法国和比利时，专攻数学，生母念过私塾，喜欢诗词。郑敏继承了家族中文学的一脉。
一岁半时，郑敏得了脑膜炎，几乎要死了。后来就被过继给生父留法时期的把兄弟郑礼明，改姓郑。郑礼明是一位工程师，后加入同盟会。他以那个时代所可能达到的最开明的思想抚育郑敏，总是鼓励她要以平等自尊的态度和他探讨问题。因此郑敏的童年和少年极少封建色彩，成长为一个重视独立思考的人。
1939年，郑敏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开始接触闻一多、徐志摩、卞之琳、废名等人的新诗，并且在二年级时被分配到冯至的德文班上，迷上了冯至的诗。下课后，郑敏老是跑去冯至家中“傻坐”，听冯至和夫人，和卞之琳等客人聊天讨论。对她来说，冯家就像图书馆，像智慧的展厅。她不发言，就是吸收。
一年后，一次在德文课后，郑敏将一本抄有自己诗作的纸本递给冯至，请他指教。冯至说：“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是一条很寂寞的路。”“我听了以后，久久不能平静。我想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我和诗歌的不解之缘。”郑敏曾回忆道。
1942年，郑敏在昆明当地的报纸上了发表了第一组作品。次年，她从西南联大毕业，在冯至的推荐下，又在《明日文艺》上发表了九首作品，其中就包括后来改名为《金黄的稻束》的代表作。
“（郑敏的诗）能叫人看出一个丰盈的生命里所积蓄的智慧，人间极平常的现象，到她的笔下就翻出了明暗，呈露了底蕴。” 1948年，陈敬容在《诗创造》上发表了《真诚的声音——略论郑敏、穆旦、杜运燮》，里面这样评价郑敏的诗歌。袁可嘉则在《诗的新生代》一文中说：“她诗中的力不是通常意义上重量级拳击手所代表的力，却来自沉潜，明澈的流水般的柔和，使人心折。”自此，郑敏和穆旦、杜运燮一起被誉为“西南联大诗人中的三星”。
1948年冬，郑敏前往美国布朗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期间，她的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由巴金亲自编辑出版。这本汇集了郑敏是早期诗歌的作品集，注重场景和气氛的渲染，韵律感强，加之哲学思考的引入，使得整部作品集具有相当的现代性和穿透力。可以说，郑敏诗歌的艺术起点很高，然而随着回国后的一系列历史变动，她不得不中断了自己的创作。
20世纪80年代初，部分九叶诗人合影，从左往右：陈敬容、杜运燮、曹辛之、郑敏、袁可嘉、唐祈
以“九叶诗派”之名再次出发
1956年，郑敏回国，先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英国文学，1960年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
她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接踵而来的是一阵紧似一阵的历史狂风和时代暴雨。郑敏先是站在局外，冷静地、真诚地看待这一切。随后有不可避免地置身其中，经受考验，虽几经摧折，总还算平平安安地过来了。
直到改革开放后，郑敏才又重拾了诗歌。1979年的某天，曹辛之邀请包括郑敏在内八位40年代诗友到家中会面，商讨出版诗歌合集。这次会面让郑敏十分激动，在汽车里写下《诗啊，我又找到了你！》。
诗歌合集最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为《九叶集——四十年代九人诗选》，包括曹辛之、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九叶诗人”“九叶诗派”也是由此而来。
不过，郑敏后来曾多次表示，自己并不认同“九叶诗派”是一个文学流派的提法。在她的理解里，这只是几个知识分子正好凑到一块，大家有共同的文学背景，对现代派诗歌有共同的感觉，没有抽象系统的理念和理论，彼此私下也很少联系。
但是文学史有时候并一定与作家个人的初衷或想法重合，“九叶诗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以诗歌流派形式出来的诗群，其内涵和边界恐怕早就超出了当年那次会面。
这一点郑敏也不得不承认：“九叶派”总结了二战后中国新诗的氛围，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特征，那种“希望和忧虑交织，痛苦和兴奋并存，人类又逃过一劫，但明天应当是什么样的呢？”的迷茫。从风格上讲，“九叶派”的诗歌语言已走出早期的口语大白话，开始用文学语言承载他们复杂的现代思想感情。而且“九叶派”把中国和世界搅到一块儿了，它把西方文化思潮带入中国，把艾略特、奥登及德国的里尔克的诗，把后现代气氛引入中国。使得中国新诗走出早期所停留的雪莱般浪漫阶段，在生活上、概念上打破了旧的文雅。中国新诗放弃掉闺秀感情，“九叶”是第一个波澜。
比如，1980年2月，一些当时写着“朦胧诗”的青年诗人拜访郑敏。这批年轻人读到了“九叶诗派”的诗歌时大吃一惊，说：“我们想做的事，40年代的诗人已经做了。”
自80年代以来，郑敏先后出版了诗集《寻觅集》《心象》《早晨，我在雨里采花》《郑敏》《郑敏诗集：1979-1999》，且每年都会在《人民文学》或《诗刊》上推出新作。
据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思敬观察，从踏上诗坛的那天起，郑敏就显示了与同代诗人的不同，她的诗歌充满哲学的沉思和人文的气质。她先是深受冯至影响，又从冯至那延伸到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华兹华斯和里尔克，在新时期她又得以接触德里达等当代西方思潮，对汉语诗歌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其百岁寿诞之时，郑敏曾回忆其一生的脉络，说“自己总是能够把一个东西搞完之后，立刻就看见另一个东西在那”，这种态度使得她后期的诗歌很好地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融哲思于形象，智性和感性兼得，平易中富有内涵。比如晚年所写的《诗人与死》和《最后的诞生》，正是这种诗歌理念下的佳作。
诗人、批评家、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桃洲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对于郑敏前后时期的创作，有不同，也有承续和发展，而他更加注重其中的关联性。
“郑敏早期诗歌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寂寞’，也就是一种非常沉静、平和、充满哲思化的写作方式，在80年代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得到了延续，是到了一种‘成熟的寂寞’。”在张桃洲看来，80年代以后，郑敏的诗歌在延续中进行着深化，更加注重心智上的表达，“越写越好。我觉得，她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创作是她最好的作品，《诗人与死》可以说是其创作的巅峰”，“想想看，当时她已经是一个70岁左右的老人了。”
郑敏 图片来源：橙柿互动客户端
回溯传统、重建新诗的思考
郑敏在不断探索个人诗歌写作的同时，也一直在思考中国新诗问题和未来，充满忧虑。上世纪90年代，她发表了一系列反思文章，包括《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语言观念必须变革》等。她对新文化运动中过于否定传统，否定文言，视为中国新诗发展先天不足的症结所在：新诗的语言深受“我手写我口”的观念影响，以致新诗的辞藻缺乏汉语文学语言所特有的形象美与深厚的境界内涵。
这些思考引起了学界声势颇大的辩论，郑敏也被视为90年代文化守成主义的代表之一。然而回溯、重拾传统，并不等于复古、守旧。郑敏在强调新诗应该从古典中汲取养分的同时，也认为新诗不能脱离世界潮流，“我们既要了解自己的传统，也要了解西方的传统。”
“郑敏一方面是在反思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另一方面，她更加重视的是对汉语新诗的重新建设。”张桃洲看到，郑敏对古典传统的呼唤，与对外来文化资源的使用，是并行不悖的。
对于中国新诗的未来，郑敏认为，新诗迫切需要寻找到具有自己汉语语言特性的当代诗歌艺术，建立自己的新诗诗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与世界的当代诗并驾齐驱。而对于九十年代以来，当代诗出现的反崇高、反审美、反共性、反文化、反意义、反主题等等倾向，希望以此达到“先锋”，郑敏并不认同，“诗歌需要诗人对生命真诚地揭示。真诚是诗人的第一美德，而任何油滑的玩闹都是对诗的亵渎。”
“对于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的种种状况，郑敏可以说是提出了非常激烈的批评。在她看来，当时中国诗歌受商业主义、大众文化的影响太大，是误入歧途，所以提出了一种中和路线。”这些批评，张桃洲认为有其过于激烈之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合理的部分越来越凸显，其中一些建设性的方案对今天的启发依然很大，特别值得重新思考。
人生路走完，典范意义永存
青年诗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王子瓜曾集中系统阅读研究中国新诗早期诗人的作品，其中就包括郑敏，在他看来，无论是作为诗歌写作者还是学术研究者，郑敏在两方面都能给现在年轻人以启迪。
“本来只是知道她40年代的作品，读了全集才发现，郑敏80年代以后还写那么多那么好的作品，即使放到今天仍然可以说是新颖。之前我们可能有一种误解，认为很多早期新诗诗人在年轻时写了不少好作品，但是到中年或晚年时，要么是没有新作，要么就是没有进步，甚至不退步就已经很罕见了。”王子瓜对澎湃新闻表示，郑敏是其中非常难得的“异类”，在六七十岁高龄的时候，又开出了新叶。
在王子瓜看来，中国当代诗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无论是诗歌界还是读者，都有一种过于趋新的心理，对于“老诗人”的东西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但是国外诗人，比如奥登、艾略特，他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是非常了解的。中国诗人往往是过于‘当代性’了，而不能或不愿意去设身处地理解和体察新诗是如何从无到有，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如何枝繁叶茂的。”就郑敏来说，王子瓜认为，她有很多作品依然能带给他新鲜的刺激，比如《新婚》《最后一种》就充满了鲜活的表达方式。另外，诗人处理她当时面对的现实生活，如何将它们转化为诗歌，依然充满了典范性意义。
不仅如此，张桃洲认为，郑敏的意义还在于她“重塑了诗人的形象”。此前，中国诗人常以一种先知、预言家或者是代言人、宣讲者的形象示人，“郑敏从创作之始，就保持着非常个体的形象，是非常寂寞的独行者形象，她不是在喧哗的闹市进行宣讲，也不是像先知一样高蹈地预言世界的未来。”
《诗刊》社主编李少君在郑敏百岁寿诞时曾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对郑敏给予了高度的赞扬：郑敏先生早年是新诗的积极的探索者，开放性地吸纳各种资源，她曾对百年新诗当头棒喝，让人清醒，也让人重新认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郑敏先生代表着当代诗歌中理性的建设性的声音，现在看来，这样的力量是最具持续性，也最有生命力的。
这种声音，在海外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作为承接40年代与80年代两个时期的诗人，郑敏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传播经历了六十余年的时间跨度，经历了从最初的零星译介到各类文学史的积极评价，从默默无闻到进入教科书或文集的被经典化的过程。其诗歌地位逐渐得到认可与巩固，其代表作逐渐翻译成以英语为主的多语种（也包括法语、日语、韩语、瑞典语等），选入海外重要的中国现代诗歌合集、中国女性诗集或中国文学 作品选集，并出版了英汉双语本、日语单行本。郑敏的名字出现在各种中国现代诗歌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论著中，得到了恰当而积极的评价，其诗歌地位得到提升。
2020年7月18日，郑敏百岁寿诞当天，诗人、郑敏女儿童蔚帮她录制了一段视频。视频里，她说，自己100岁了，“但是每天都觉得，我还没走完呢！”
如今，她人世间的路已走完，但其作品和思考，依然将持续地给予我们安慰和提醒，滋养中国新诗继续开出新叶。
（本文参考了深圳特区报陆云红、北京日报周南焱、文艺报章燕等人报道，以及吴思敬《中国当代诗人论》、刘燕《郑敏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特致谢意。）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