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黄昏》：也许是哈布斯堡？

如果麻木的梦魇骑上了头顶，

鲜血和污泥沾满了敏感的身体——

又怎么样？不要叹息，不要哀恸，

一个更伟大、更动人的时代已经消失。

                      ——叶芝，《旋转》

这是一本文笔流畅生动，让人恨不得一口气读完的政论性著作，其作者是保加利亚学者伊万·克拉斯特耶夫（Ivan Krastev）。原书英文版于2017年4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原标题是“After Europe”。作者也许有意模仿了苏格兰哲学家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的After Virtue一书的标题，After是个双关语，既有“之后”的意思，也有“追求”的意思。但对于克拉斯特耶夫而言，无疑前一层含义是压倒性的：作者在写作该书的时候充满悲观情绪，甚至将欧盟与哈布斯堡帝国相类比，担心其因为难民危机引发的连锁反应而走向解体（因此中文版将书名意译为“欧洲的黄昏”不乏合理性）。这种强烈的悲观情绪让作者的观察和分析既片面，又深刻。

希腊与马其顿边境地带难民的帐篷

在我看来，本书的核心贡献在于：作者从中东欧的历史经验出发，探讨难民危机为何加剧了西欧与中东欧的分裂，并进一步引发欧盟的结构性危机。作者首先设置了一个分析的起点：在过去，西欧人更倾向于信任本国政府而不是欧盟，在他们的政府有能力影响欧洲发展方向时，他们也会因此对欧盟有信心；在中东欧，大众原本认为欧盟的技术官僚比他们本国的领导人更可靠。2015年爆发的难民危机同时在西欧与中东欧造成深刻影响：那些对难民持有疑惧态度的德国人和瑞典人，现在不太相信他们的政府有能力塑造欧盟政策，由此也减少了对欧盟的信任；而中东欧的民众尽管仍然怀疑他们本国的政府，但对布鲁塞尔的怀疑急剧上升，超过了对本国政府的不信任。无论西欧还是中东欧，都在出现政治的“再国家化”。民众正在将政治信任从欧盟转向自己所在的国家，布鲁塞尔正在经历着系统性的信任危机。

克拉斯特耶夫的中东欧分析明显超过其西欧分析的深度，由此可以体现出其作为保加利亚人的经历对于其思考的价值。他向我们展示了中东欧民众与政府之所以对移民感到疑惧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我们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许多中东欧国家诞生于德国、奥匈帝国、俄罗斯等族群多元的大陆帝国的解体以及随后的种族清洗（尤其是驱逐德国人和犹太人），其立国基础结合了法国人对中央集权和全能国家的钦佩与德国人所持的“公民身份意味着共同血统和共同文化”的观念，因此，移民带来的种族多样性，会让很多人想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动乱时期。

二、在苏东剧变后的过渡时期，中东欧的许多民众觉得自己成为被遗忘的失败者，作者认为，“东欧人对难民和移民的敌意也源于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当他们听到欧洲领导人将大规模移民描述为一种“双赢”的局面时，这种被背叛的感觉就更强烈了。

三、冷战结束之后，许多中东欧国家出现了人口的大规模外流，移民的到来，让许多人进一步产生了对自己的种族即将在这片土地上消失这一前景的恐慌，如果有人论证老龄化的欧洲必然需要更多的移民，许多人会感到前景更加黯淡。

四、中东欧国家在融合罗姆人（即所谓的“吉卜赛人”）方面经历了失败，这使得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社会与国家具有融合已经在他们中间的“他者”的能力。

五、由于没有殖民主义的“原罪”，中东欧国家在排斥移民的时候，并没有西欧那些曾经的殖民帝国常有的负罪感。

克拉斯特耶夫最尖锐，也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观点是，中东欧国家民众对于移民的恐惧，最直接的原因是后冷战时期本国或本地区人口的大量外流所引发的社会反应，即便在德国的原东德地区，情况也是如此。换句话说，难民危机加剧了这些地方的民众对本地发展原有的悲观心态。

作者接下来分析欧盟的难民危机如何导致欧洲人自己引以为豪的人权话语和民主机制都出现深刻的危机。欧盟将“人权”作为一体化进程的意识形态黏合剂，认为人权是超越民族国家和公民身份的权利。因而，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在欧洲土地上受到什么样的对待，直接考验欧洲的人权承诺的严肃性。但许多欧洲人现在发现，给予这些移民以体面的人权保障，有可能冲击欧洲国家自身的福利体系的可持续性，更会带来欧洲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弱化，造成“欧将不欧”的局面。欧洲人曾经相信输出他们的政治体系会给这个脆弱的世界带来稳定，然而，难民危机恰恰源于“阿拉伯之春”所带来的中东、北非地区的动荡，这让他们现在对推进邻近地区的“民主化”也充满了疑惧。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当初如果让利比亚继续处于卡扎菲的统治之下，或许对于欧洲的稳定更为有利。

在难民危机的背景下兴起的民粹主义政党，打着“人民”的旗号，将民众对自己生活的“失控”之感归咎于具有世界主义意识的精英阶层和具有部落意识的移民之间的合谋，他们的诉求是重建精英阶层和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些民粹主义政党向选民承诺了建立在分权基础之上的自由民主所不能提供的“让多数人取得彻底胜利”的前景。欧洲的宽容精神正在消失。作者认为，在这种形势之下，欧洲的左翼正在丧失国际团结意识，工人选民更多地把选票投给了排外的右翼政党，而传统的左翼政党为了选票，也经常不得不“拿香跟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者对公投这样一种民主形式充满了疑惧，认为它可能会让民粹主义力量进一步上升，造成欧盟从内部土崩瓦解。

在研究和评论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人士之中，有一派直接将欧盟类比为欧洲的中世纪帝国。一些人用这个类比是为了表明对欧盟的悲观情绪，但波兰裔英国学者杨·杰隆卡（Jan Zielonka）却用它来表达对欧盟的乐观看法。杰隆卡认为欧洲没有必要尝试建立“新威斯特伐利亚式的超级国家”，它完全可以保持内部多层次、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可以通过不断的对外扩张，实现自身的安全，并维持欧盟的内部团结。[1]克拉斯特耶夫属于悲观派。他在全书的结论部分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在“哈布斯堡”的英文表述“Habsburg”前面加了一个“per”，将其变成了“Perhapsburg”，“perhaps”在英文中意为“或许”，“Perhapsburg”可以表达欧洲“也许是哈布斯堡”的意思。

众所周知，哈布斯堡家族领导的神圣罗马帝国于1806年灭亡，而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奥地利帝国却活了下来，后组成奥匈帝国，但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解体。说欧盟“也许是哈布斯堡”，表明了一种极端的悲观情绪。

那么，欧盟怎么才能够避免哈布斯堡帝国的命运呢？克拉斯特耶夫主张：“欧盟不应试图打败众多的敌人，而应与其打一场消耗战，并在此过程中采纳他们的一些政策（包括要求保护好外部边界），甚至采取他们的一些态度（自由贸易不一定是一个双赢的游戏）。只有在糟糕的历史教科书中，进步才是线性的。”这实际上是说，欧盟应当和内部疑欧的民粹主义势力进行一定妥协，必要时采取后者主张的一些政策，以增加自己存活下来的概率：“很有可能，欧洲公众对欧盟会更有信心，不是因为它变得更好了，而是因为它存活了下来。”作者的另一个类似表述是：“与其通过提高合法性以确保欧盟的生存，不如展示欧盟的生存能力，这将成为欧盟未来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克拉斯特耶夫最后讲述了1981年西班牙政变如何被平息的故事，探讨什么样的政治家能够使得欧盟存活下来。1981年2月23日，约200名国民卫队军官手持冲锋枪，冲入议会下院。议会厅里几乎所有议员都趴到地上或躲到椅子背后，仅有三位政治家傲然直面，并与领导政变军人的军官周旋。他们在议会大厅里与政变者僵持，避免了政变者“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议会大厅外的其他政治家与军人做出了回应，最后扑灭了政变。议会大厅里的这三位政治家，平时的政见极端对立，却能够在那一刻放下歧见，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所处的这个政治体系消失了，他们之间的政治对立也会失去意义。

在我看来，克拉斯特耶夫讲述的这个故事，正是对欧盟各国政治家的警告和呼吁：要认清形势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政治家之间争论谁的理想更高尚，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当务之急是放下各种歧见，先让欧盟活下来！只有欧盟活下来，欧盟才有可能承载更为高尚的理想。这就好比说，在一个孩子遭遇生命危险的时候，家长继续“鸡娃”（互联网用语，“给孩子打鸡血”之意），争论他/她应该先补习语文还是数学，是可笑的；只有确保他/她能够活下来，才能够设想他/她走进高考考场、金榜题名的那一天。

2021年11月28日，德国柏林，德国国会大厦前点亮绿色烛光，以关注近期发生在波兰-白俄罗斯边境的难民危机问题。

然而，几年过去了，欧盟的政治家除了在难民政策上对右翼作出一定妥协，收紧难民政策之外，其实并没有表现出三位西班牙政治家在1981年政变中的那种政治德性，但欧盟仍然没有解体，甚至看起来比难民危机之前更为巩固。英国公投脱欧之后，欧盟内“脱欧”的声浪反而下降了；美国特朗普政权对英国“脱欧”的叫好，对欧盟内部“疑欧”民粹主义势力的支持，激发了欧盟政治家的深刻危机感，法国总统马克龙大讲“主权欧洲”，并得到了众多欧盟政治家的响应。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欧盟初期的应对十分混乱，但很快开始“亡羊补牢”，甚至还在欧盟的共同财政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实质性的推进。由此看来，本书作者的观点错了吗？

在2020年英文修订版的“后记”中，克拉斯特耶夫对之前的分析作出了自我反思：“它正确地指出欧盟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它正确地猜中2015年的难民危机将深刻地改变欧洲政治。它错误地预测，欧洲新近兴起的全民公投可能会导致欧盟的终结。这本书被认为充满悲观和阴郁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作者现在认为，“悲观主义和宿命论将是欧洲认同的关键方面。这本身就是一个不要把欧洲人的悲观情绪看得太重的理由”。作者当初认为英国脱欧可能会引发欧盟内部脱欧运动的进一步发酵，但现在他认识到，英国的脱欧恰恰可能使欧盟内部的疑欧势力看到脱欧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英国经历了国际影响力的下降，而且在脱欧谈判过程中一再被羞辱，这就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在跨国联合上取得了实质进展，但同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已经放弃了让欧盟解体的选项。作者在后记的最后指出，欧盟已经降低了对自己的期望值：“……已从一个希望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的传教士，转变为一个专注于保护其政治方案的特殊性质的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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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中国的欧洲研究者，我曾经在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之前旅居德国，在现场目睹了前东德地区的德累斯顿（Dresden）民众围绕是否欢迎难民展开的左右翼对立和斗争，并在难民危机爆发之后从北京返回德国柏林采访叙利亚难民；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我旅居法国南特，亲身经历了欧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种种混乱。但我对西欧的了解，始终超过中东欧。因此我从克拉斯特耶夫对于中东欧国家民众何以抵制移民的分析中获益良多。但同时，我又认为他对欧洲现状的分析进路并不是特别令人满意。在我看来，要解释作者所描绘的许多现象，仅仅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层面打转可能不够，我们或许需要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进路。

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给欧盟带来的冲击是多重的：首先，如同美国一样，欧洲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纷纷推行全球范围内的“垂直分工”，将制造业外移（尤其是转移到东亚和东南亚），由此带来的是许多制造业中心的衰落和产业工人数量的不断下降，并进一步带来两个政治结果，其一是原本以产业工人为基础的一系列传统左翼政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流失；其二是因产业移出而衰落的地区的民众中出现了“被剥夺感”；其次，欧元区实现了统一货币，但欧盟在一开始缺乏共同财政政策，导致欧盟内部在经济上两极分化加剧，德国、瑞典等国的相对实力不断增强，而一连串中东欧国家和南欧国家的相对经济实力不断弱化，大量缺乏发展机会的青年不断从本国移出，前往欧盟的全球化核心获益区寻找机会，像保加利亚这样较晚进入欧元区的国家，也受到这个经济进程的深刻影响.克拉斯特耶夫告诉我们，在后冷战时期，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保加利亚人离开了他们的国家。即便是在德国内部，两德统一时候在货币统一问题上的处理方式（东、西德双方马克1∶1兑换）也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原东德地区的工业运营成本，导致其产业在原西德地区工业的竞争下毫无防守之力，而产业的衰落导致许多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年轻人大量移民到原西德地区。

欧盟和欧元区内部的发展出现了高度的不平衡，然而欧盟毕竟是个较为松散的联盟，缺乏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只能坐视阶层差距和区域差距不断拉大。2015年以来，大批移民以“难民”的名义进入欧洲，这就引发了那些在不平衡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了“相对剥夺感”的阶层和国家的不安情绪；而当欧盟精英层坚持边境开放，不断释放欢迎难民的信号时，这些不安情绪就逐渐变成了愤怒。英国实际上是从欧盟的一体化中获得较多经济利益的国家，然而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导致许多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民众将自己的痛苦归咎于移民和欧盟，而公投则为这样的情绪提供了一个政治出口，最后导致英国脱离欧盟。

值得补充的是，克拉斯特耶夫在书里描写的产业工人缺乏阶级意识的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发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加州“排华”最为激烈的其实是当地的工会；在当时的英国殖民地南非，也是来自英、美、澳等地的白人工人阶级移民表现出强烈的“排华”态度。但这恰恰证明了列宁在《怎么办？》里对阶级意识的深刻洞见：由于工人平时在意识上处于统治阶级的影响之下，让工人“自发”表达他们的诉求，表达出来的可能恰恰是统治阶级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因而列宁呼吁通过先锋政党，更为积极主动地塑造工人的阶级自觉。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在其《狱中笔记》中通过“领导权”（hegemony）这一概念，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问题意识。[2]欧洲大量走议会道路的左翼政党，本来的主张就距离工团主义不远，要让他们去塑造工人的“国际主义”阶级自觉，一开始就是缘木求鱼。当工人被右翼势力带跑之后，这些政党除了“拿香跟拜”，也很难想到多少其他选项。

从目前来看，在英国“脱欧”之后，欧盟暂时避开了解体的危险。然而从长远来看，欧盟的产业结构是存在着重要隐患的。欧盟的互联网产业发展落后于中美两国，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中没有任何一家是欧洲公司，而欧盟国家针对数据寡头开征“数据税”，虽然首先是针对那些已经统治欧洲民众生活的美国数据寡头，但实际上这又会进一步抑制本土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欧盟一度对自己的新能源技术很自信，大肆炒作“全球气候变暖”议题，号召全球各国减少碳排放，实质上是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减少经济竞争者。但现在来看，欧盟在新能源技术方面也很难说获得了稳固的领先地位，尤其在汽车行业进入电动车时代之后，欧盟国家在汽车生产方面拥有的领先技术优势也在岌岌可危。如果欧盟国家的制造业继续衰落，而在产业链的中高端又缺乏新的增长点，在外部又面临着其他大国的经济竞争，那么欧盟的经济前景并不令人乐观。

这种经济状况会引发什么样的政治后果，或许无法笼统而论。欧盟国家也许会进一步意识到，单打独斗没有前途，只有抱团取暖才能建构相对完整的供应链，共同承担全球市场波动的风险；但也不排除出现“共享福不能共患难”的情况，欧盟内部的区域矛盾进一步激化，欧盟再次出现分裂乃至解体的危险。

欧洲文明是这样的一个文明.在其居于全球统治地位的时候，它是分裂的而不是统一的，而且其主流意识为列国并立的状态而自豪，认为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一种原则、组织或势力能够主导欧洲，这使得欧洲孕育了充满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文明，具有极大的优越性。[3]欧洲的列国并立状况和对竞争的崇尚，导向了两次世界大战，列强相互削弱，欧洲也失去了自身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冷战时期，在美苏对立的背景下，欧洲的精英们开始通过欧洲一体化来重建欧洲的自主性。然而它的历史传统中缺乏统一的经验，现实中又充满了利益的分歧，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和代议制民主具有很高的正当性，欧盟这个超国家的组织很容易被视为一架脱离民众的官僚机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各国往往不会同意迈出进一步一体化的步伐。在欧盟未来的道路上，哈布斯堡帝国的影子，也许始终会与其相伴随。

然而，当我们想到哈布斯堡帝国的时候，也许不能只关注它在1918年的解体，而忘记了这是一个历史多么悠久的“政治拼盘”。哈布斯堡家族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时间就接近四个世纪，担任奥地利皇帝超过一个世纪，在世界历史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如果欧盟能够在未来的世界历史中享有这样的命运，用中国两三百年一个朝代的历史尺度来看，就不能算失败，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体面的成功。如果它能够熬过一次又一次危机，不断超越自己作为“政治拼盘”的状态，形成真正的、而非仅仅是象征性的主权单位，那就可以说是更大的成功！

生活在一个两千年前就已经超越“诸夏”政治拼盘，实现核心区域统一的国家，我们对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也许有必要少一些从经验直觉出发的嘲讽，多一些冷静的观察乃至同情的理解。不管当下欧盟国家的一些政客对中国有多少的偏见乃至恶意，欧盟增强“战略自主”，避免沦为美国的政治附庸，总体上有利于全球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有利于世界和平；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必然涉及如何克服发展的不平衡，推进区域之间、阶层之间的“共同富裕”，而这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参照，可以从不同角度照出中国自己的身影，让我们对自身的道路、制度和文化形成更为清晰的自觉。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4]，且让我们从与欧洲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共存做起！

注释：

[1]Jan Zielonka,Europe as Empire?The Nature of Enlarged European Un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中文世界的评论参见孙璐璐：《欧盟：二十一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读书》2017年第4期。

[2]参见佩里·安德森：《原霸》，李岩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

[3]基佐：《欧洲文明史：自罗马帝国败落起到法国革命》，程洪逵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5―28页。

[4]《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05月15日03版。

本文为《欧洲的黄昏》（[保加利亚]伊万·克拉斯特耶夫/著，马百亮/译，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11月版）一书“中译本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