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近16年，对千件宝鸡商周青铜器的整理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是一部博物馆藏品的资料总集，共收录该馆馆藏青铜器1017件，其中食器249件、酒器95件、水器21件、乐器19件、兵器217件、车马器191件、工具80件、用具48件、装饰品97件，是迄今为止对该馆藏品最全面、最完整的一次著录。

对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的整理工作始自2005年8月，到付梓出版，断断续续经历了近16年时间。本文是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考古学者徐天进为《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的序言，也是关于这项工作的缘起说明。

2012年，宝鸡商周青铜器出土现场  澎湃新闻 资料

何尊 西周早期  1963年陕西宝鸡县贾村镇出土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内页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书影

首先是和我们在周原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密切相关。1999年秋，在李伯谦先生的积极倡导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家机构联合成立周原考古队，开始对周原遗址进行新一轮的、有计划的田野考古工作。我们确定的总体学术目标是：建立周原遗址完整的考古学文化编年、谱系；在此基础上，对周原遗址的布局、结构及兴衰过程做出比较准确的描述。

秦公镈（丙） 春秋早期  1978年1月陕西宝鸡县阳平公社杨家沟太公庙出土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封面局部

1999年度第一次发掘地点选在齐家村东和云塘村南，2001年度的发掘则选在王家嘴村北和贺家村西、北，这两次发掘设定的主要目标是遗址的考古编年和分期，兼顾布局研究，发掘成果可谓圆满。与此同时，我们还对周边区域开展了有计划的田野调查，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如岐山周公庙、孔头沟，凤翔水沟、劝读，宝鸡蒋家庙等遗址的新发现。结合这些新的考古发现，对过去的考古材料及研究成果做了重新的梳理和审视，逐渐明确了“大范围调查、重点区域钻探、针对性发掘”的田野考古思路。工作的范围亦随之扩大至“大周原”地区。通过近20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不论是对周原遗址本身，还是对“大周原”地区的认识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整个工作过程中，青铜器材料在遗址寻找、年代判断、聚落分布及社会结构分析、政治势力消长趋势的估计等方面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周原遗址之所以被学界所格外注目，这里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当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学术价值太突出、太过引人注目，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学界对周边地区其他相关遗址的注意力。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周原以外的遗址几乎都没有被给予应有的重视，也少见调查或发掘的考古材料。而我们都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该区域的考古不仅仅是要解决周原遗址的性质问题，即便是要确定周原遗址的性质，也需要对周边其他聚落的实际情况有相对准确和深入的了解。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认为从宝鸡地区以往出土青铜器的系统整理入手，对其出土地点尤其是非发掘的、零星出土铜器的地点进行系统调查，不失为一条比较便捷、有效的途径。因此也可以说，对馆藏青铜器的整理可以与田野考古并行。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内页

北京大学的田野考古，除了配合学术研究，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目的——培养专业人才。

因此，实习地点的选择不仅要满足学术课题的需要，还需要考虑调查、发掘、整理各个相关环节都可以满足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和学术训练的需要。我们在周原地区的田野考古实习到现在已经是第20年，在田野考古的理念、方法及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学术成果亦可谓丰硕。同时通过这项持续不断的工作，还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10届本科生、研究生和留学生，共300多名）。这可能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有史以来，参加田野考古实习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处遗址。实习的学生们除了完成田野考古的基本训练之外，还深度参与了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多篇以该区域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论文。而青铜器的学习和研究是商周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限于现实的客观条件（该区域古代墓葬被盗情况十分严重，有“十墓九空”之说），我们发掘所获青铜器的数量十分有限，所以学生们能够亲自观摩青铜器的机会也并不多，这方面的学习一直比较薄弱。为了给学生们（尤其是商周考古的研究生）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我们积极寻求博物馆的帮助。而采用合作研究的方式，对馆藏青铜器进行重新整理和研究，则不失为一条理想的途径。2001年，我们曾和周原博物馆合作，选取周原遗址出土的部分西周青铜器，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吉金铸国史——周原出土西周青铜器精粹展”，并于次年出版了同名的图录，该书的编撰就是由部分研究生共同参与完成的。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系统搜集，到对具体器物的观察记录，再到对每一件器物的综合研究，参与者不仅获得了许多关于青铜器的感性认识和经验，完成的著录也呈现出了不同于一般展览图录的面貌，该图录或可视为展览图录及青铜器著录的新样板。因其资料的完整性和学术性，该图录已成为研究周原青铜器乃至西周考古的必备参考数据。这次有益的尝试，是我们启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课题的另一动因。近20名研究生先后不同程度参与了本书的编撰工作，因此，《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既是馆校合作的成果，也可视为我们的一项教学成果。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内页

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学术研究的持续深入，“旧材料”的价值和意义亦随之愈发突显。我们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深切体会到对有些重要的“旧材料”给予重新整理和发表的必要性。因为以往的许多考古材料，囿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印刷技术及学术理念的局限，发表的质量不是很理想。在使用这些材料时，常会遇到诸如材料的完整性不够、测绘图的质量不高、图像少而且清晰度不好等等问题，而大部分使用者多半没有机会看到实物，如果作为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基础材料不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有效利用，不仅是一种巨大的浪费，而且也有碍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考古材料的刊布和学术研究往往是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对材料的认识深度或研究水平会直接影响材料刊布的质量，反之，高质量的材料刊布也会促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在这方面，我们曾经选择不同主题的考古材料，配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展览，做过一些努力，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而本书则是我们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的又一次新的尝试，即与展览无关，只是纯粹的资料整理。为了全面、系统、准确地为学界提供可资利用的基本材料，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所著录的青铜器重新进行了详细的实物观察、测绘、拓片、拍摄等记录工作，并尽最大可能刊布这些记录。由衷希望，该书的出版除了可以给青铜器研究提供便利之外，还能够引起学界对重新整理“旧材料”之必要性、重要性的关注。更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建立一个开放性的、集合全部青铜器材料的数据库，以应对智能时代学科发展的新需求。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内页

鉴于以上几点原因，2008年，我们以“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为题，申请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课题，并获批准。当时设定的研究目标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全面、详尽、科学地记录和整理有关青铜器资料，最终完成一部符合新时代水平的数据著录，以满足学界做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需要；

2.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希冀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收获：（1）青铜器的空间分布与聚落的关系；（2）先秦时期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传统与生产、流通体系；（3）青铜器铭文的释读和综合研究。

因为对课题工作量的估计不足，在数据整理过程中，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经费都用在了各种技术性的工作上，而相关的研究则未能充分开展。特别是类似“青铜器的空间分布与聚落的关系”、“先秦时期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传统与生产、流通体系”这样的大问题，确实无法在短期内完成。好在我们把最重要的数据整理任务按预期的目标比较圆满地完成了，现在呈现给大家的就是这项整理工作的成果。希望随着这批“旧材料”的重新刊布，可以引起更多学者对宝鸡出土青铜器（商周青铜器）的研究兴趣，以更宽广的视野重新审视这批珍贵的材料，从“旧材料”中发现新问题，并参与到讨论中来。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书影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书中所附论文七篇：《铜器内外——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青铜器的几个问题》（徐天进、近藤晴香、刘静）、《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青铜器收藏纪略》（段德新、王竑、崔睿华）、《西周的后院与邻居——宝鸡和宝鸡周边》（李零）、《青铜无言诉春秋》（任周方）、《“宅兹中国”——何尊新说》（董珊）、《周原遗址和国墓地出土青铜器成分、金相及铅同位素分析》（汪海港、金正耀、徐天进）、《X射线成像技术在宝鸡国墓地青铜器研究中的应用》（朱博雅、胡东波），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宝鸡地区出土青铜器及相关问题进行了介绍和讨论，不妨作为阅读宝鸡出土青铜器的背景参考。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商周青铜器的数据集，是集体劳动的成果。为了力求材料的准确性和丰富性，并方便读者的使用，虽然我们多次调整体例、几易其稿，但仍未能尽如人意，其中亦难免有错漏或不足之处，还请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