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西获塞万提斯奖
日前，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西（Cristina Peri Rossi）获2021年度塞万提斯奖（Premio Miguel de Cervantes）。此前，佩里·罗西从未获得过一项相对重要的文学奖项。不过，2000后，佩里·罗西在公共权益等领域所做的努力受到了来自联合国和乌拉圭政府的鼓励和嘉奖。自1976年以来，塞万提斯奖只授予了五位女性，其他四位依次是杜尔塞·玛利亚·罗伊纳斯（Dulce María Loynaz）、安娜·玛利亚·马图特（Ana María Matute）、埃琳娜·波尼亚托夫斯卡（Elena Poniatowska）、伊达·比塔莱（Ida Vitale），除第一位，其他四位的获奖都发生在2010年及之后。迄今为止，塞万提斯奖只授予了两位乌拉圭作家，除佩里·罗西还有胡安·卡洛斯·奥内蒂（Juan Carlos Onetti）、伊达·比塔莱（Ida Vitale）。
克里斯蒂娜·佩里·罗西
2010年至今的塞万提斯奖得主还有（时间倒序排列）：弗朗西斯科·布里内斯（Francisco Brines）、胡安·马卡里特（Joan Margarit i Consarnau）、伊达·比塔莱（Ida Vitale）、塞尔希奥·拉米雷斯（Sergio Ramirez）、爱德华多·门多萨（Eduardo Mendoza）、费尔南多·德尔帕索（Fernando del Paso）、胡安·戈伊蒂索洛（Juan Goytisolo）、埃琳娜·波尼亚托夫斯卡（Elena Poniatowska）、何塞·曼努埃尔·卡瓦列罗（José Manuel Caballero Bonald）、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安娜·玛利亚·马图特（Ana María Matute）。
佩里·罗西出生于蒙得维的亚一个小中产家庭，她出生时，乌拉圭举国遭遇了中产阶级陷阱，她的父亲是一名工人，她的母亲是一名教师，他们都是意大利移民的后代。从她记事起，佩里·罗西一家就有经济问题，但乌拉圭社会民主党为每一位乌拉圭公民提供了免费教育，佩里·罗西免受失学之苦。佩里·罗西经常光顾国家图书馆，甚至在那里过夜，国家图书馆是一个波西米亚世界，散布着妓女、醉汉、阿拉伯人。佩里·罗西似乎买不起任何纸本书籍，有次她在一家大书店的橱窗里，被《伤心咖啡馆之歌》吸引到了，但等她问了问书价，她才知道，这本书似乎难以企及。后来，佩里·罗西就读于罗多公立中学、阿蒂加斯师范学院，在阿蒂加斯师范学院期间，佩里·罗西学习比较文学相关的课程，毕业后的十年时间，她辗转多家机构任教。“我着迷的是人类的符号（化）能力，抑或者说语言的起源。当我想象一个十字架时，我会欣喜若狂，例如：基督教、药？我发现我爱上了文字，不管它们是什么语言。我爱上了它们的声音。”在一次长篇访谈中，佩里·罗西谈道。
20多岁开始，佩里·罗西一边从事教学和媒体事业，一边写作和捍卫公共权益。在乌拉圭期间，佩里·罗西曾加入“广泛阵线”，也曾为马里奥·贝内德蒂主编的《前进》周刊，以及《人民报》撰稿。在受到政治压力流亡西班牙之前，佩里·罗西已经出版了五本书，并建立了初步的文学声望。从国际局势来讲，“69一代”的潮流也在蒙得维的亚上演了，而佩里·罗西强有力地参与其中，她或许比“拉美文学大爆炸一代”都更直接参与了这股潮流。其著作《我的堂兄弟》（Libro de mis primos）就聚焦于68一代的抗争故事，也包括那些游击队成员。而《废弃的博物馆》（Los museos abandonados）则献给“68一代”，而这本小说也是佩里·罗西早期最重要的作品。那时正值第二波女权主义席卷全球，但乌拉圭的女权主义遭遇到了严重的打击和侵蚀，不久后，乌拉圭变得愈发暗淡和失落。30多岁时，佩里·罗西离开了蒙得维的亚，她也就此放弃了她的家庭、图书馆，以及她的教学事业。期间，佩里·罗西被驱逐西班牙，她当时居住在巴塞罗那，是胡里奥·科塔萨尔，她的读者，帮助了她，佩里·罗西因此在巴黎短暂居留了一段时间。
作为“南锥体一代”以及“拉美文学大爆炸一代”的成员，佩里·罗西摘得塞万提斯奖，并真正走进公众视野和学术视野经历了漫长的曲折和道路。其中佩里·罗西主要克服两种障碍：其一，作为流亡者的障碍，在此列中还有安东尼奥·狄·贝内代托（Antonio di Benedetto）、哈罗多·孔蒂（Haroldo Conti）、丹尼尔·莫亚诺（Daniel Moyano）、克拉拉·奥布利加多（Clara Obligado）、伊达·比塔莱（Ida Vitale）；其二，作为女性的障碍，在此列中还有埃琳娜·加罗（Elena Garro）、玛丽亚·路易萨·博姆巴尔（María Luisa Bombal）、阿尔莫尼亚·萨默斯（Armonía Somers）、乔治·马洛萨（Marosa di Giorgio）、罗萨里奥·菲格罗亚（Rosario Figueroa）、萨拉·米特（SaraMitre）。而随着伊达·比塔莱、佩里·罗西相继获得塞万提斯奖，她们成为经典作家的道路才刚刚开始。
“我想我一直忠于我的愿望，我为成为我想成为的人而奋斗，尽管存在各种警告和逆境（一个词召唤另一个词）。但我不喜欢说它们向我暗示：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与我们承受它、担负它、克服它的方式一样重要。在与我相似的道路上，受害者非常之多，那是关于自杀、成瘾、挫折的故事。”佩里·罗西说。佩里·罗西此言道出了其文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棱面，她对真实的孜孜以求，甚至其全部的诗学都建立在真实之上。因此，佩里·罗西总是能够吸纳多种体裁、多种潮流。
“我是一个狙击手，”接受《公众报》采访时，佩里·罗西所讲的这段话，或许足以说明其在文学事业，以及新闻事业方面的追求。佩里·罗西长期担任加泰罗尼亚公共电台的记者，她还曾为《胜利》杂志、《西班牙国家报》、《十六日报》、《先锋报》、《巴塞罗那日报》、《世界报》、埃菲通讯社等媒体和机构撰稿。
约瑟夫·温克勒获斯洛文尼亚瓦伦西亚国际文学奖
日前，约瑟夫·温克勒（Josef Winkler）获2021年度斯洛文尼亚瓦伦西亚国际文学奖（Vilenica International Literary Prize）。此前，温克勒还曾摘得奥地利国家大奖，以及由德国语言文学科学院主持的格奥尔格·毕希纳奖。斯洛文尼亚瓦伦西亚国际文学奖历届得主还有富尔维奥·托迈札（Fulvio Tomizza）、齐别根纽·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阿道夫·慕施格（Adolf Muschg）、纳达斯·彼得（Nádas Péter）、米奥德拉格·帕夫洛维奇（MiodragPavlovi?）、克劳斯瑙霍尔考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亚希姆·托波尔（Jáchym Topol）、杜布拉芙卡·乌格雷希奇（Dubravka Ugre?i）等等。
约瑟夫·温克勒
温克勒出生于奥地利克恩顿州的农村家庭。在农村小学期间，他萌生了对语言的热情和期待，这时期他的文学偶像是畅销书作家卡尔·迈（Karl May）。后来，他就读于菲拉赫商业学校，也曾在位于施皮塔尔和菲拉赫的公司，以及克拉根福大学工作。在此期间，温克勒从未放弃他的文学追求，他阅读了彼得·魏斯（Peter Weiss）以及存在主义者的著作，并从中汲取了很多营养，其间重要的成果是，他与阿洛伊斯·布兰德施泰特（Alois Brandstetter）出版的 Schreibarbeiten 杂志。
自2012年以来，温克勒一直担任奥地利艺术参议院主席，其成员还包括沃尔夫·狄·普瑞克斯、齐格弗里德·安辛格、海因茨·卡尔·格鲁伯、彼得·沃特豪斯等人。奥地利艺术参议院主要负责促进社会和文化艺术的联结，比如提名“奥地利国家大奖”候选人。同时，温克勒也是格拉茨作家协会、奥地利作家协会的会员。
“荒野克恩顿”（Das wilde K?rnten）三部曲是温克勒最著名的作品，各卷依次是《人子》（Menschenkind）、《阿克曼一家》（Der Ackermann aus K?rnten）、《母语》（Muttersprache）。三部曲展现了温克勒文学的几乎全部主题：天主教、农村生活、失爱的家庭、压迫与压抑、孤独、同性恋。书页中摆放在祭坛上没有心脏、没有大脑的镀金天使，似乎呼应着温克勒所忍受和承担的生活，“没钱买书！”“怪胎，把你们的阳具剪掉！”字里行间漂浮着末世论的情调，种种可以追溯到安娜·西格斯、君特·格拉斯、耶利内克等人的作品。“1976年9月29日，在故乡克恩顿境内的卡梅林村……17岁的机械工学徒雅各布·皮克勒和同龄朋友瓦工学徒罗伯特·拉迪尼格，携带三米长的绳子，借助牧师谷仓的木梯爬到一个高处的枕木上。他们把绳子绕身子一圈，在身后打个结。绳子的神经似乎在抽搐。他们的手在半空交织成一条辫子，圆圈越旋越快，他们旋即分散开，在他们充满血丝的眼睛前暂停了下来。”温克勒在《人子》的开头写道。
并峙圣物与变态，并将其通融入宣叙调式的语言，这就是温克勒主要的文学风貌。也是借助其创造性的书写，个人创伤和社会革新、恶毒的羞辱和审美的完善达成了和谐。显然，温克勒得到了豁免，他被允许书写，他的父亲对他的书写似乎毫不介意，甚至有些宽忍。而随着岁月流逝，温克勒也有了进一步的心灵体悟，关系的冲突和张力似乎为消逝和安魂所取代。正如其在《父亲安魂曲》结尾所写，“保重，父亲……祝你旅途愉快……”在稍微往前的段落，温克勒写道，“这时候，神圣的仪式就要开始，神灵将要被唤醒。不时地……我想起了家乡的钟声，特别是傍晚祈祷的钟声……我们自问道，谁已经死了，谁得了绝症，或者谁最年长，谁离开得太早。”而关于语言，此处我恐怕无法具体呈现，有心的读者可以阅读温克勒的原作。
温克勒属于奥地利现代主义延长线在当代的一个重要结点，这条现代主义线索贯穿了奥地利百余年的历史，其间最重要的两个时间区是青年风格或维也纳分离派、维也纳集团，其他现代主义大师则散落于两个时间区的中间和周边，他们依次是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托马斯·伯恩哈德、伊塞·艾兴格（Ilse Aichinger）、阿洛伊斯·布兰德施泰特（Alois Brandstetter）、彼得·罗塞（Peter Rosei）。
托马斯·梅勒（Thomas Melle）曾在其自传小说《背向世界》（Die Welt im Rücken），描述了与温克勒的相遇。其中写道，“我讨厌克拉根福，我现在还知道；众所周知，那里尤其是一场由批评家、代理商和出版家组成的自我庆祝盛会，而作者们仿佛廉价的婊子到处闲站着，等待出售自己的肉体。我还记得在柜台旁一把推开一名批评家，但不是为了结识其他人，而只是为了把他眼前这种拥挤不堪的场景画成漫画。然后我走到我认识的那群坐着的人那里。女编辑夏洛特·伯洛姆巴赫把约瑟夫·温克勒带来了，我很受感动，毕竟他是我青少年时代的文学英雄之一。我马上向他一一列举他的哪些书出于何种原因是最好的书。他只是点点头。许多人点头，当时。他们有权点头。简单地点点头，不说一句话。如今，当我遇见疯子的时候，我大多不干别的，只是点头。我也不知道这一点。”
科尔姆·托宾获大卫·科恩文学奖
日前，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获2021年度大卫·科恩文学奖（David Cohen Prize for Literature）。托宾被普遍认为是当今英语文学世界最重要的小说家，他迄今只获得了两项重要的国际文学奖，国际都柏林文学奖和大卫·科恩文学奖。大卫·科恩文学奖两年一度，是英语文学世界不多的终身成就奖。自1993年以来，大卫·科恩文学奖已经授予了16位作家，其中重要但在中文世界尚不知名的作家有迈克尔·霍尔罗伊德（Michael Holroyd）、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埃德娜·奥布赖恩（Edna O'Brien）、德里克·马洪（Derek Mahon）、穆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
科尔姆·托宾
托宾出生于爱尔兰韦克斯福德郡的恩尼斯科西小城。小时候，托宾患有严重的口吃，他9岁时才学会阅读，在没有经过阅读障碍修复的情况下，托宾靠着沉浸式阅读，逐渐克服了口吃，期间他甚至背诵了西尔维娅·普拉斯那首名诗《爸爸》。托宾曾就读于韦克斯福德圣彼得学院，后在特拉莫尔做了几年的酒保，而后就读于都柏林大学。从都柏林大学毕业后，托宾前往巴塞罗那过了几年的流放般的生活，而后也曾短暂回到校园，后来积极从事新闻行业，曾先后任职于《在都柏林》《希伯尼亚》《星期日论坛报》。不久后，他成为爱尔兰当时最好的文化杂志《麦吉尔》的编辑。在此期间，托宾支持避孕、合法堕胎、同性恋权益，这或许继承自他的爷爷，后者曾参与过1916年复活节叛变。托宾经常酗酒，并擅长引发冲突，有次还激怒了黑帮头目，他们在托宾所住的公寓房间放了一把猎枪。在和董事文森特·布朗（Vincent Browne）发生争执后，托宾离开了《麦吉尔》，自此他没有从事过媒体相关的工作，除了为其撰稿。
1993年，托宾在《伦敦书评》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内蕴的读者》（The Built-in Reader）。文章似乎是对塞缪尔·贝克特首作《梦中佳人至庸女》（Dream of Fair to middling Women）再版版本的书评，不过它掺杂了过多的引述，看起来并不像一篇书评。1995年，他在《纽约客》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都柏林主显节》（Dublin's Epiphany）。文章设计了对爱尔兰女性所面对的糟糕局面。2001年，他在《纽约书评》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格雷戈里夫人的刷子》（Lady Gregory's Toothbrush）。“刷子”语出格雷戈里夫人给W. B. 叶芝（W. B. Yeats）的信：这是一场古老的战斗，它发生在使用牙刷和不使用牙刷的人之间。关于牙刷的战斗，代指艾比剧院（Abbey Theatre）首演约翰·米林顿·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后引发的骚乱和舆论。至今，托宾仍是《伦敦书评》《纽约书评》的撰稿人。
就在获奖前不久，托宾刚刚出版了他的新作《魔术师》（The Magician），本书是关于托马斯·曼的传记小说，几乎涉及了托马斯·曼从吕贝克到洛杉矶的一生。托马斯·曼的声望与重要性毋庸置疑，他在其一生的重要阶段几乎都发表了经典的作品，如《布登勃洛克家族：一个家族的衰落》《威尼斯之死》《魔山》《浮士德博士》。托宾则呈现了托马斯·曼的生命中隐秘的故事，及其渐进发展的一面。比如，托马斯·曼从一个德国民族主义者转变成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民主人士。转变发生于1920年代初期，托马斯·曼的妻子卡蒂亚·曼（Katia Mann）功不可没。
众所周知，托马斯·曼是一个同性恋，但他也是禁锢在19世纪的同性恋，他为自己感到羞耻，渴望改变自己。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托马斯·曼的同性恋倾向就为他的家人熟知。“正如托马斯不会做任何事，危及家庭的幸福一样，卡蒂亚也会毫无怨言地承认他的同性恋欲望，以宽容和幽默的态度看他的目光追寻着猎物，她明确表示愿意适时欣赏他的不同形貌。”托宾在书中写道。1911年，托马斯·曼在游历威尼斯时遇到了后来《威尼斯之死》中的塔齐奥，他把塔齐奥变成了女人，但他同时意识到，“不，他必须是个男人。这个故事将不得不暗示这种欲望不仅仅是关于性欲的，还是遥不可及的。”
同为同性恋，托宾在20岁左右就阅读了托马斯·曼的全部作品，但当时他对托马斯·曼的一生几乎一无所知。直到《伦敦书评》邀请他为托马斯·曼的传记撰写书评，托宾萌生了为其作传的想法，从此这个想法徘徊不去。根据托马斯·曼的遗嘱，其所留存的日记已经在1975年公布于世，而托宾在撰写传记期间对其做了详细的阅读和审视。到真正动笔写作已经是几年前。书中，托宾主要运用亲密式第三人称叙事的叙事方式，这颇有以假乱真之效。
此前，托宾还撰写了关于亨利·詹姆斯的传记小说。亨利·詹姆斯是托宾最喜欢的小说家。“我喜欢他戏剧化地表现道德话题，但同时又关注感官和时髦的问题。我喜欢他对小说形式的严肃态度，以及他拒绝让读者妄下判断的方式。我喜欢他在写作中坚持微言大义、晦暗含蓄。我喜欢他对人类关系中动机和情感的奇特性、摇摆性的深刻理解。”在一次采访中，托宾说道。托宾相信亨利·詹姆斯和托马斯·曼都是由于欲望受挫而成为小说家的。托宾在一次访谈中说道，“你学会想象自己，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从外部看待自己，同时将世界看作是陌生的存在，而不是你所认为的理所当然的存在。”
在爱尔兰社会中，传统的、被接受的东西与实际发生的东西之间，或者说代际之间，仍然存在着冲突，在最近一次采访中，托宾说道，“我们可以从最近的作品中看到这一点，比如贝琳达·麦基翁（Belinda McKeon）和娜奥伊丝·多兰（Naoise Dolan）的作品。爱尔兰仿佛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在家的观念与个人自主生活的观念之间，进行着一场拉锯战。在爱尔兰小说中，两个世界之间的那条鸿沟仍然困扰着那些在家与远方之间摇摆的人。比如在萨莉·鲁尼、贝琳达·麦基翁和娜奥伊丝·多兰的小说中，往往有一个聪明伶俐、机智过人的年轻女性。她已经逃离了宗教和民族主义的罗网，自信地生活在一个充满短信、出租车、廉价航空旅行、暴发户和流动身份的世界里。但她却来自这样一个家庭——在提供保护的同时，又以柔和而坚决、怜爱而苛刻的声音对她讲话。
“在年轻的爱尔兰作家中，萨莉·鲁尼、贝琳达·麦基翁、娜奥伊丝·多兰、罗伯·多伊尔和妮可·弗拉特都是从都柏林圣三一大学毕业的。在他们的很多小说中，新的权利感在与家的拉扯之间存在一种张力——一个沐浴在脆弱的世界主义中的自我与一个听起来仿佛属于一个国家、一个世纪和一个心态遥远的家庭之间的冲突。这些作家没有描写作为天主教国家的爱尔兰，因为那个天主教国家已经消失了。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也很少有爱尔兰小说家书写天主教问题。这些作家不是新爱尔兰的例证，不是后天主教爱尔兰的例证，也不是经济大繁荣或大衰退的爱尔兰的例证。相反，他们一枝独秀、自立不拘、行动自由，一点爱尔兰包袱也没有。这种新的文学实践的核心是一种关于自我的理念，认为其他艺术形式都无法像小说一样处理自我的内部运作，认为构成自我的冲突和欲望也许足以满足一个小说家。在爱尔兰，将自我而非家庭或社会置于小说的核心，可能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在《纽约时报》常设的读书问答栏目中，托宾列出了他认为一份最优秀的在世作家清单：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Laszlo Krasznahorkai）、唐·德里罗（Don DeLillo）、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哈维尔·马里亚斯（Javier Marías）、理查德·罗德里格斯（Richard Rodriguez）、潘卡吉·米舍尔（Pankaj Mishra）、玛乔瑞·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克里斯托弗·里克斯（Christopher Ricks）和斯蒂芬·伯特（Stephen Burt）、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简·克莱默（Jane Kramer）、芬坦·奥图尔（Fintan O'Toole）、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保罗·马尔登（Paul Muld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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