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大学生活最初那几年的塔什干，与21世纪的塔什干相比，几乎是天壤之别。当时，除了市中心的几块地有相对密集的多层楼房外，它仍旧是一个以平房为主的城市。在安霍尔大渠的岸上，距离“帕赫塔阔尔”体育场（系市总设计师M.C.布拉托夫设计，1956年建成）不远处，还耸立着旧的俄式城堡的高墙。后来，在城墙的位置上建起了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乌兹别克人居住的传统玛哈利亚和俄罗斯族人街区，紧挨着市中心并一直向外延伸，而建房使用的简易材料，完全是就地取材——土坯、胶合板、铁皮和纸板等。这些街区因其“简陋”而俗称“上海”。
俄式旧城堡，塔什干市
塔什干的中心是一个连接有八条辐射状街道的街心花园，系十月革命前的设计规划，如今仍保留着。东侧古比雪夫大道（如今的费尔干纳玉里）上靠近历史博物馆（如今的图片大楼）的角落处，有一栋老建筑——商人之家，考古学家Г.В.帕尔费诺夫曾在该建筑里住过，他的住处成了当时塔什干所有青年考古爱好者的聚会之地。在街道的对面，是邮局的一栋长条形建筑，它的后面，在卡尔·马克思和普希金两条街道之间，当时都是清一色的平房（后来这里建起了塔什干的第一幢高层建筑——乌兹别克斯坦酒店）。
瑞德维拉扎在塔什干街心花园，1963年
街心花园的西侧是一栋半圆状的建筑，它是过去的神学院和今天的弗·伊·列宁塔什干大学的主楼。紧挨着街心花园的中央广场，在曾经为斯大林建过纪念碑的旧址之上，有一个高耸的基座和碑石，坐落着一栋木制建筑物“彼亚塔克”，它是一个波西米亚风格的咖啡馆，是诗人和画家经常聚集的地方，夏季就成了露天咖啡店，有漂亮的鲜花橱窗，是十月革命前为土尔克斯坦举办的一个工业展会而建。1964年，在街心花园的西北角、塔什干国立大学的对面，建起了一个现代的咖啡店“德鲁日巴”，那时，大学生们常常作为自愿协助人员，被警察部门派往该店去做义务治安工作。
“德鲁日巴”咖啡店前合影，左起：B.费苏诺夫、瑞德维拉扎、B.沙波瓦洛夫，1963年，塔什干
塔什干街心花园里的夏季露天咖啡店，瑞德维拉扎与Л.科洛霍娃，1966年
当时，在卡拉卡梅什、谢尔戈利和尤努斯阿巴德还没有大规模的住房建设，奇兰扎尔也才开始建一些四五层的住房——“赫鲁晓夫卡”。这个小区的街道，那时还是同名的村庄，以及集体农庄的田地和果园，里面还有夏季幼儿园和少年先锋营，它们都建在布尔扎尔大渠的岸边。我的妻子见证过，深夜里，此处经常能听到刺耳的胡狼叫声。工业企业划出了城市的边界，其中，塔什干的东北郊是大型的拖拉机厂，就在这些企业的周边建起了一些由工人居住的“小城”，如“航空城”“社会主义城”，等等。
尤·布里亚科夫、尤·格拉斯、尤·索科洛夫共同编写了一本介绍塔什干街道的书籍。这些街道总是熙熙攘攘，其中最热闹的就是卡尔·马克思大街，那是市民最喜欢逛街的地方。
总体上说，塔什干当时是多彩的，如同《圣经》中的巴比伦。城市的精神世界显得独特和多样，充满了艺术、诗意、科学的气氛和气质。而那时我感觉自己虽然只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五年，但好像已度过了漫长的时光。
在基罗夫大街历史系楼前的合影，左为B.费苏诺夫，右为瑞德维拉扎，1966年
与入学考试同时令我感到不安的事情，就是考入大学后，是住学生宿舍还是租房来住。未经任何多余的思考和犹豫，答案自己有了。有一天，在一门例行考试结束之后，我和科利亚·瓦谢茨基顺路去学生宿舍“侦察”，想看个究竟。简单讲，我们的印象是，宿舍条件还有待改善。这样的宿舍让人觉得很像“聊天”爱好者的过堂。想在此从事科学则无从谈起。这样我们的决定非常一致：租房！
那个年代将房子出租给大学生，对于许多市民而言是挺大的补贴。对我而言，虽然选择很多，然而说句实话，价格也不低。但是可以和同学一起合租，这样对于两个人来说房租就可以接受了。
我和科利亚为了找到合适的房子，走访了十多个玛哈利亚，却未遇到一个合适的。还是维克多丽娅·多琳斯卡娅帮我们找到了房子，8月底她告诉我们，她在离克伦克尔街（如今的沙拉夫·阿巴德街）自己房子不远处找到了一个住房。该街道的一侧是乌里茨基街，向前是一所学校；另一侧是卡布鲁科夫街，通向阿赖巴扎；再往前就是街心花园和大学，距离近得几乎是抬腿就到——沿着恩格斯街（如今的阿米尔·帖木儿大街）步行十五分钟即可。
塔什干城区示意图，1966年
从西侧，大概是从乌里茨基街到“军官之家”之间，恩格斯街与闻名的“喀什噶尔”玛哈利亚（或可简称“喀什噶尔卡”）相邻，它的名称源于喀什噶尔地区（中国新疆），从那里来的商人带着商队到阿赖巴扎做生意，逐渐在这里过起了定居的生活。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喀什噶尔卡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密密麻麻的土房，家家都有自己的小院和小果园，它的居民以好斗闻名全城，经常在舞会和街道上与从塔什干其他区来的年轻人打架。有一首歌将这个区特有的气质唱了出来：“噢，喀什噶尔卡，喀什噶尔卡，喀什噶尔卡——死胡同，小街，小院子......”
我和科利亚经常去喀什噶尔卡，那里有条鲁金小街，与我们同班的女同学塔尼娅·别利娅耶娃就住在这里。我们在她家准备过考试，还看过电视转播的足球比赛，尤其是几支强队间的比赛，如“帕赫塔科尔”队和“凯依拉特”队，有时是与“阿尔加”队。
每次从塔尼娅家出来回自己的住处，我们都会光顾那家不大的面包烘烤店，它位于恩格斯街的一个角落，全天营业，任何时候来，都能买到新烤出炉的面包。这在1962-1963年的冬季变得尤为重要，要知道，当时所有面包店柜台上的食品，只在当天固定的时间配送，原因是赫鲁晓夫对玉米的“偏爱”，导致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大规模缩减。
喀什噶尔卡在1966年塔什干大地震的震中位置，震后，整个地区进行了重建，全部建成了现代风格的多层楼房。有点奇怪的是，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与整条克伦克尔街一样，迄今保留得不错。同与其平行的另外三条街道——帕帕宁、什尔硕夫和弗多罗夫一样，这条街道是为纪念著名的极地探险家恩斯特·克伦克尔而命名的。它是一条非常幽静并紧凑的街道，清一色的平房，都带有漂亮的铁艺门廊，房前有小渠流过，小巷里有参天大树。
在克伦克尔街住房的小院里，后排左起：瑞德维拉扎、塔·别利娅耶娃、尼·瓦谢茨基，前排半蹲者为В.费苏诺夫，1963年
这里主要住的是知识分子，其中，有历史系副主任加琳娜·鲍里索夫娜·尼科尔斯卡娅。距离此处不远，在马利亚索夫街的一栋拐角楼里，住着我妻子的奶奶奥尔加·亚历山德罗芙娜·布基尼奇（以前在这个区有很大的一片土地曾属于她，而我的女房东曾在她家做过家务管理）。奶奶的邻居，是考古学家季娜·瓦尔霍托娃和她的一个姨妈，这位姨妈在教堂工作，有很多基督教方面的书。我和丽迪亚有时会到季娜家去翻阅这些书，有19世纪末出版的《圣经》，带着古斯塔夫·多雷的版画，十分精美。
克伦克尔街有栋普通的平房，窗户朝着马路，院子和小花园也不大，里面住着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维奇·拉希多夫一家。很多年里，这栋房子曾是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们的住宅，20世纪30年代，阿克马利·伊克拉莫夫也曾在此住过。
瑞德维拉扎（右二）、丽迪亚·布基尼奇（右一）、塔·别利娅耶娃（右三）等五位同学在克伦克尔街住房的院里合影
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我们租住房间所在的那栋房子，就与拉希多夫家的房子相邻，仅一堵土墙之隔。因此，直到1966年大地震（之后拉希多夫家就搬到别处的新房子里了）前，我时常能在去大学的路上遇到沙·拉·拉希多夫在房前等他的专车，每次遇见都会与他打招呼并致意。而每一次，他也都是热情地回应并大声地问候：“你好啊，大学生！”然后会很关心地问一句：“怎么样？学习还好吗？”
我们的女房东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叫叶卡捷琳娜·奥努芙里耶夫娜·什利娅彼娜，她的丈夫曾在印刷厂工作，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参加过国内战争。她出租给大学生的这间屋子不大，做过简单的布置：墙角处立着衣柜，中间有一张桌子，四张网床紧贴着墙边。我的那张床，已有几根铁丝接头翘了起来，被室友们封号为“拉赫美托夫的床”，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中主人公的名字，而他正是斯巴达式生活的样板。
克伦克尔街上的住房，2014年
瑞德维拉扎（右）和尼·瓦谢茨基合影，在克伦克尔街的住房里，1963年
起初，在克伦克尔街的出租房里就我和科利亚两人居住，但到后来，又有两人加了进来，他们是历史系的学生斯拉瓦·沙波瓦洛夫和弗拉基米尔·费苏诺夫，两人都曾在部队服役过三年。
斯拉瓦家住在阿雷西，是塔什干以北一个很大的铁路车站，距离奥特拉尔古城遗址不远。弗拉基米尔来自沙赫特市，距1962年发生过大规模居民抗议活动的诺沃切尔卡斯克市不远。据说，事件是因为居民对几种食品物价的上涨表示不满，但实际上是有其他原因，有反对苏联的性质。
再到后来，克伦克尔街出租房里的住客组成又发生了变化。科利亚·瓦谢茨基与自己的中学女友柳德米拉结了婚，当她来塔什干时，他就在阿塞拜疆人的街区租了间房子，离十月革命俱乐部不远，附近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捷济科夫大巴扎，市场的地盘一直延伸到了铁路边上。
1965年，瓦谢茨基家的儿子出生，起名艾德瓦尔德，我们还用“南土考古综合考察的著作”为他做了洗礼。大学毕业后，瓦谢茨基一家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伏龙芝市，科利亚先是在博物馆工作，但因为工资低，他转行进了内务部系统。
大部分的大学生仅靠一项助学金生活，尤其是外地来的学生，数额是32卢布。我的助学金数额较高，为45卢布，这对学生来说是较为可观的收入，然而，若考虑到所有开支，这些钱依然不够。对于大学生来说，增加收入来源的办法主要有：女生去邮局和电话台换值夜班，而男生则去货运站当装卸工，其中一个货运站就在佩尔武什桥附近。根据货车编组的情况，每个装卸队（通常由四五个大学生组成）能获得100-125卢布的报酬，也就是说，每人能分得25卢布。
我们队有五人，队长是地理系的学生科斯塔斯，他出身于希腊政治移民家庭。在许多次我去货运站“挣外快”的经历中，有几次的印象比较深刻。记得其中一次，是让我们卸一车美国的“弗吉尼亚”烟叶。包装桶非常大，每桶是三百公斤。我们在卸的时候用了这样的办法：将两块木板倾斜放置，三个同伴先将大桶放倒横躺，然后用撬杠把它滚动到车厢边上。另外两位从两个侧面扶住桶子，让它顺着木板滚动下来。工作进展很快，但剩下的最后一桶，不知为何我们未能把它抓紧......它滚落到沥青地面时被碰破了，烟叶从里面散落出来，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股芬芳的香味。不用说，这香味对吸烟者有一种特别的诱惑！我们悄悄地将散落的那部分烟叶收集到自己的口袋中，并设法修补了碰破的桶板。到此还没有结束：科斯塔斯还与管事的人争吵了一番，坚持要求他要给我们略加一点报酬，加钱的名义是我们从事了“重体力劳动”。
我们大学时期的伙食非常俭朴：早晚餐是面包配茶肠，或配茄汁小杂鱼。现在很难想象，这种用小杂鱼和其他一些鱼种制成的罐头，是由穆依纳克市生产，它就位于曾经水源丰足的咸海岸边。我们的午饭通常是去食堂，它在历史系教学楼的地下楼层，或去“军官之家”的食堂。到了春天，我们的口粮中，会多出一些蔬菜和水果。巴扎上那些热情的售货员，很容易就认出我们这些大学生，总是用能够打动我们的语气吆喝：“买点吧，孩子，自家园子种的。吃了身体健康！”在傍晚的巴扎上，任何果菜园子的果实，“哈麻斯”地买下，才花50戈比。
有时，我们也买点烤肉打打牙祭。烤肉摊遍及塔什干的每个十字路口，头顶是梧桐树或榆树巨大的树冠，旁边紧挨的是清凉的小水渠。一串烤肉带一片面包和一点沙拉，价格为18戈比。
有时可能会邀请姑娘去餐厅坐坐。在塔什干，还有一个与“巴霍尔”齐名的餐厅，叫“沙尔克”。它在东方真理大街角上的一栋漂亮的老建筑里，离曾经的“斯维尔德洛夫”剧院（如今的“交易所”）不远。在它的半地下室里，有个快餐部，在那里喝一杯红酒配一份白鱼三明治，价格十分便宜，仅需花费30-40戈比。餐厅里有塔什干当时最有名的爵士乐队的演奏，曲目有探戈和狐步舞曲。有几位舞者，我在21世纪初的一些不同类型的活动中，还见到过他们的身影。
当然，“人不能仅靠面包而活着”。在大学里，课余时间的每一个小时，我都会用来抓紧读书，我读了很多书，其中包括文学作品如诗歌、散文，以及有关高加索和中亚的长、中篇历史小说。它们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瓦西里·扬的《蒙古人的入侵》三部曲（《成吉思汗》《拔都汗》《走向最后的海洋》）；亚·哈·伊利亚索夫的中篇小说《粟特》；安娜·安东诺夫斯卡娅的系列长篇小说《伟大的穆拉维》；A.A.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的中短篇小说《阿玛拉特伯克》；列夫·托尔斯泰的中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高加索的俘虏》；阿尔玛金斯卡娅的长篇小说《压迫》三部曲（《在辽阔的草原》《风暴的呼吸》《在伟大的会战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还有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散文，以及他的悲剧小说《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一生》。我还喜欢亚·格林、A.布宁、亚·库普林等作家的中短篇小说......
我曾一度痴迷于诗歌，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的诗，以及他的《茨冈匈牙利女人》这首诗里的诗句，韵味独特：“两把吉他响起/似哀怨般的哭泣......”还有费多尔·丘特切夫和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诗，尤其是那句“在高高的庄稼间迷失......”和“这是正门......”在春季线路考察时，我会想起阿·康·托尔斯泰的诗句：“我的风铃草，草原上的小花！深蓝色的你们，是怎样地看我？”我喜爱读当时还被严禁的尼古拉·古米廖夫的诗，当然，还有米哈依尔·莱蒙托夫的那首题为《争端》的诗，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预言：
有一次
在似同族兄弟般的群山面前
在卡兹别克山与沙特山之间
出现一场伟大的争端。
“要小心！”——白发的沙特
朝着卡兹别克说了一句——
你臣服了一个人
兄弟，这可不无道理！
在崎岖的陡坡之上
他将修建有人烟的小房；
就在你的峡谷深处
斧声即将回响；
还有那铁铲
会挖向石壁胸膛；
铜和黄金将被开采，
凶险的路嵌入前方。
在外国作家和诗人当中，我喜欢阿蒂尔·兰波、夏尔·波德莱尔、弗朗索瓦·维庸的诗歌和散文诗，一生喜爱鲁德亚德·吉卜林的诗作，其中，《英殖民主义的歌手》一诗，透着诗人对东方细致和深刻的理解。在诗作《曼德勒》中，吉卜林充满了对东方的怀旧之情。
听到东方召唤的人，会把大家带回那里。
把所有的人带回那里
回到辛辣和醉酒的气息中去，
回到有太阳、海湾和响彻钟声的土地
沿着朝向曼德勒的路走去……
那些年，一些自称为“塔什干精英”的首府青年人，喜欢读约翰·厄普代克、约翰·斯坦贝克、杰罗姆·塞林格的作品，以及几位苏联青年诗人的诗歌。其中，有安德列·沃兹涅先斯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罗伯特·罗日捷斯特文斯基、布拉特·奥库扎娃。亚历山大·加利奇的诗歌有自己的特点，我最喜欢他的作品《骠骑兵之歌》（“这是巴列赫人的一幅画/有人在毯子上织出波列谢夫·亚历山大/他身穿黑色斗篷骑着骏马......”）和《乌云》（“乌云在飘啊，乌云，慢慢地飘动，像在电影里。我吃着烤雏鸡，我喝了一斤白兰地......”）。
我们的塔什干诗人亚历山大·法因贝格，也是这个时期成名的，从1963年起，我与他结下了亲密的友情。通常我们是在一个“角”里会面，这是塔什干第一个“大众化的”咖啡馆，它建在曾经是安·伊·伊兹拉艾利教授的狗窝的位置，在这里，人们可就某个诗人的创作进行对话和争论。
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以加富尔·古利亚姆命名的一家出版社，开始出版一些东方诗人的诗集。其中，有海亚姆、萨阿迪、哈菲兹、鲁米、巴布尔、扎维基、萨利力、富尔卡特，在他们的抒情诗里，充满了东方的韵味和被升华的爱情悲剧主题。迄今，这些诗集还被珍藏在我的图书馆里。
大学时期自己喜爱并读过的文学作品，在此无法逐一列出，数量太多，难以计数。
为了看书，我找了两处僻静的角落，植物园和天文台，在这里就不会有人打扰我。
我的爱好世界里当然也有歌曲和音乐。除了古典音乐，像莫里斯·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乔治·比才的歌剧《卡门》中的咏叹调，我都喜欢，我还喜欢流行的爵士乐曲、东方音乐，以及浪漫曲。我特别喜欢伊万·屠格涅夫、费多尔·丘特切夫、A.阿巴扎和彼得·布拉霍夫的浪漫曲，因为少年时期我就爱上他们的作品，当时曾随姐姐涅莉去听过他们作品的音乐会，多是由著名的歌唱家演唱，如加琳娜·卡列娃、伊莎贝拉·尤里耶娃、塔玛拉·策列捷莉、维里科·安扎帕里泽，后来是娜尼·布列格瓦泽，她的才华无与伦比。
之后，我又喜欢上了爵士乐，那是在1957年，艾迪·罗兹涅尔指挥的爵士乐团在基斯洛沃茨克进行了一次演出，那时，已经可以听到艾灵顿公爵的《大篷车》和传奇的路易·阿姆斯特朗的《圣路易斯蓝调》。1963年，在塔什干市斯维尔德洛夫剧院，我有幸听到了杰出的美国爵士乐音乐家本尼·古德曼的演奏会。瓦迪姆·科津演唱的尚松曾经风靡一时，而我听到他的歌曲时，是1951年，在基斯洛沃茨克的一个录音工作室里，同时还听到了亚历山大·维尔金斯基和布拉特·奥库扎娃的歌曲。青年人对所谓的“监狱”歌曲的喜爱程度依然挺高。而此时的流行歌曲已十分普遍。
每天，大学里的课程结束后，当回到住处，听到有音乐声飘出人家的窗户，尤其是在春天的四月，那种感觉非常美妙。也许，这是塔什干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大自然完全苏醒，鲜花盛开的时光到来：树枝上长出茂盛的叶子，四处繁花似锦，彩蝶飞舞，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阳光温柔地洒在人的身上。
那时，由巴特尔·扎基罗夫演唱的乌兹别克流行歌曲《阿拉伯探戈》《小渠流水》《纳曼干的苹果》非常流行，不仅在中学和大学的晚会上演唱，而且在苏联的流行乐广场上，都能听到这些歌的旋律。在此之后，天才少年罗伯蒂尼·洛雷蒂的时代到来，他的歌《牙买加》和波拉德·比尤利-比尤利·奥格路演唱的流行歌曲《今天你打过电话》，在当时也很受听众欢迎。后者是穆尔图兹·马梅多夫的儿子，马梅多夫是享誉高加索地区的歌唱家，民间将其喻为“夜莺”（阿塞拜疆语为“比尤利-比尤利”）。
1966年，一首名为《黑猫》的歌曲占据了主导地位，它标志着苏联青年已经转向布吉伍吉、摇滚和扭扭舞的舞蹈节奏。《黑猫》几乎是随时随地伴着我们，甚至在卡尔希，在城市监狱旁边进行发掘时，这首歌的唱片在高墙里被一遍遍地播放，也许，它能支撑起生活在里面的人的精神活力。
有时，在克伦克尔的街道上，我们也会举办小型音乐会。照例，演奏吉他的是格纳·阿法纳瑟耶夫，或者是身材瘦小的朝鲜族韩姓同学，他在不久前住进了我们的房间。而格纳总是演奏一些深情的浪漫曲，多是爱情主题，比如，《花园里的菊花已经开败》《白色金合欢的芳香》，而韩同学演奏的则多是忧伤的监狱歌曲。
也许可以说，在我的其他爱好中，足球是最重要的一项，我自己也曾踢得不错。就我而言，首次听广播里的足球报道，是在1948年，那是“第比利斯迪纳摩”与“莫斯科迪纳摩”两队间的比赛，听的是著名的“碟子”牌扬声器，节目主持人是瓦迪姆·西尼亚夫斯基，一位无与伦比的解说员。
我很早就是“第比利斯迪纳摩”队的球迷。该队曾有一批传奇球员，像弗拉基米尔·马尔加尼亚和瓦利特尔·桑纳亚（守门员）、弗拉基米尔·埃洛什维利和易卜拉吉姆·萨尔支维拉泽（后卫），控球专家盖奥兹·哲哲拉瓦（在现代足球中，我尚未见到能与其比肩的球员），“轰炸机”鲍里斯·帕依恰泽和阿弗坦季尔·果果别里泽，曾将球队带进了苏联足球史上最强球队的名单。
1953年第比利斯球员的一场比赛，开启了之后持续六年的倒退。直到50年代末期，在球队中出现了天才前锋米哈依尔·梅斯希、钢铁后卫吉维·乔赫利和杰出的中场硕塔·亚马尼泽，“第比利斯迪纳摩”队曾经的光荣才重现。后来，又一位出色的球员斯拉瓦·梅特列维利加入了该队，他与梅斯希和乔赫利一起进了苏联国家队，并在1960年赢得了首届欧洲杯冠军。
斯拉瓦的知名度极高，在全苏联是家喻户晓。那些遥远地区甚至是从不看足球比赛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很多人都记得一个流传很广的笑话：有个来自偏僻农村的格鲁吉亚人到了莫斯科，满眼见到的是一幅标语：“光荣属于苏联共产党！”于是，他迎向第一个走来的人并好奇地问：“亲爱的，你能告诉我吗？这句标语上的‘斯拉瓦·卡派塞塞’是谁呀？我只知道斯拉瓦·梅特列维利，那这个斯拉瓦是哪个球队的呀？”
我总是忘不掉1964年的一场比赛。在从梅尔夫古城回城途中，我得知，11月18日，在塔什干的“帕赫塔科尔”体育场，将有一场“莫斯科鱼雷”和“第比利斯迪纳摩”争夺苏联冠军的比赛。回到塔什干后，我和科利亚·瓦谢茨基立即去买球票，结果很神奇！——我们居然真的买到了两张！我现在还记得，是西侧看台上的票。
比赛前夕，满城内出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情况，现在回想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大家只讲足球，都在谈论这场即将进行的比赛。在大公宫殿旁的小公园里，聚集有很多群众，他们在那里讨论最新的体育新闻。这场决战之前，那里人多得都没路可走。例外的是，多数球迷看好第比利斯队，正如聚集的球迷中有人说，大家对莫斯科球队的称霸局面已经有些厌倦了。
比赛的日子终于到了。人山人海！人们成群结队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帕赫塔科尔”中心体育场。给人的感觉是，有半数是格鲁吉亚人，他们多是在比赛的前几天就已经赶到了塔什干。有很多观众炫耀般地穿着时尚（那个时代）的博洛尼亚风衣，当时，这种衣服很受喜爱而且价格不菲。当我和科利亚快走进体育场时，人群中突然冲出一个格鲁吉亚人，他身披博洛尼亚风衣，兴奋地朝着我问：“有票吗？”“有！”我未假思索便回答说。“给我吧。”他一边求我把票转给他，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了钱。我说：“不，不！”而他依旧固执地说：“把票给我吧！”这时，只见他把身上的博洛尼亚风衣脱了下来递到我面前。我摇头表示不肯。他终于不顾一切，把手腕上的表也摘了，放在了风衣上面，而且还弯下腰去解皮鞋的鞋带！他的真诚让我感到有些难过，可我还是想尽可能婉转地回绝他，便用格鲁吉亚语对他说：“抱歉，阿姆哈纳果（朋友），别再求了，我就是从博尔若米来的......为了这张票，我送出了两件‘博洛尼亚’。”陌生男人很惊讶，呆呆地沉默了片刻，然后回过神来，又跑回到人群当中。
整个体育场都沸腾了！它也曾这样热闹过，那是以前帕赫塔科尔队与来自乌拉圭的佩那罗尔和巴西的皮拉西卡巴两队进行比赛的时候。看台上的观众传言，在这场比赛前，梅斯希、巴尔卡亚和亚马尼泽几位球员去了老城，在那里买了一头小毛驴（按照格鲁吉亚人的习俗，小毛驴可带来运气），并把它拴在了看台下面，以求能给第比利斯队带来胜利。
这场比赛的过程（媒体上的报道非常详细），我就不转述了，我只说一点——迪纳摩队赢了！在苏联足球的历史上，格鲁吉亚球队以4比1的比分，首次夺得全苏的冠军。
在人生的旋涡里，常常会发生许多事件，它们会在人的一生中产生影响。对我来说，1966年2月18日，父亲在久病后离世对我的打击很大。现在，每当我想起父亲，就会想到我和他在克鲁霍尔（今天的卡拉恰耶夫斯克）、泽连丘克、别斯兰、加格拉、纳利奇克、基斯洛沃茨克的谈话，这些都是艰辛的生活迫使他去谋生的地方。我们在一起谈论拉恰、格鲁吉亚，谈论风俗和礼仪——这方面他是行家，还聊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他所经历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那些岁月。随着父亲的离去，我与格鲁吉亚的亲缘关系也逐渐淡去。在此艰难的时刻，是丽迪亚鼓励和支持我再次返回塔什干，我们两人已经开始天天相见，或是在我住的地方，或是去她家，或是在图书馆，或是在城市里的街道上漫步。
平淡的日子刚刚进入习惯的轨道，却被发生在1966年4月26日的塔什干大地震瞬间毁掉了。尽管这场地震是一场悲剧，但回想起那天的经过，我还是忍不住会面带微笑。当时，在克伦克尔街租住的房间里，有我、瓦洛佳·费苏诺夫、格纳·阿法纳瑟耶夫和奥斯塔依·布塔纳耶夫（如今著名的哈卡斯学者、历史学家和民族志学家）。地震前夕，我们决定放下学习正事，稍微休息并“小酌”一下。按大学宴请的规矩摆好了桌子：面包加茶肠和二十六号波特酒。晚餐的气氛友好并愉快，一个不大的“莫斯科”牌收音机还播放着音乐，而为了把这个收音机接上广播网，我们拉了一根长长的电线，穿过了整个房间，因为插孔是在房间对面的墙上。一直聊到夜里两点，我们才躺下睡觉。但没睡多久，我就被惊醒了。我本能地从床上蹦了起来，而瞬间之后，一堆墙砖（在我床后的墙里，曾经是一个荷兰壁炉，后来用砖封了）就砸在了床上。我跳过大开的窗户（那天晚上很热）之后，就听到身后发出很大的声音，隆隆作响。一开始我想，房子会倒，但回头就看到了瓦洛佳·费苏诺夫，带着惊恐的眼神，脚脖上还缠着电线和那个收音机。很显然，黑暗中他从房间里跑出时，自然会被电线缠到，冲到院子里时，把这个“音乐伴奏器”也顺便带了出来。紧随其后，奥斯塔依·布塔纳耶夫也跑了出来。等我们回过神来，发现格纳不在我们身边。我冲回房间，猜我看到了什么？格纳还在大睡！安静地打着呼噜并在梦里喃喃自语。我发誓，我是勉强才推醒了他：“格纳，快起来！地震了！”格纳的反应让人吃惊：像被电击了一样，他从床上跳了起来，傻傻地看了一圈，突然，从桌上抓起一块面包并迅速抱在胸前，子弹般地飞过了整个院子并跑到了街上。格纳就那样，身上是睡觉时的狼狈相，也就一条短裤，但胸前抱着一块面包！匆匆穿了衣服的人们，逐渐在街中央聚成了堆，议论着地震毁坏的程度。地震有8.4级，震中是在相邻的喀什噶尔卡区。就这样，我们感受到了灾害的威力。
过了一阵，人们开始散去，而我则跑去看望丽迪亚。我几乎步行走过了全城，开始是沿着恩格斯大街，走在惊慌失措的人群中间，有时，会走在倒塌的房子落在街道上的墙砖和屋顶瓦砾上面。许多房屋上面，都有很大的裂缝。等我走到大学校园，看到很多的石头碎块——此处建筑上部的装饰栏杆都塌落了下来。环视四周，到处都是废墟。我从花园处转身朝古比雪夫大道走去，我越往前走，毁坏的程度越剧烈，而且街上的人也不多。
一路走来，我的想象力能够勾勒出的，都是最忧郁的画面。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当我走到丽迪亚家时，眼前的一幕却让我非常惊讶：她手拿一把坎土曼，正从渠里给自家的小花园引水。那时期，该地区还未通管道自来水，每家院里都有水井，以解决饮用水的问题，而小院浇地，要从附近的渠中取水。整条跑马场二号胡同旁边（现在的艾斯基-奥特恰帕尔），分布有一些小渠。
“你至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吧？怎么，你们这里没有发生地震吗？”我问。“有地震啊，一幅画从墙上掉下来了。”她回答说。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个地区位于奇尔奇克河的泛滥区，有一米的地层是厚厚的卵石层，正是该层结构消解了垂直性震动释放的力量。垂直性震动有别于水平晃动，因为水平晃动产生的地震，破坏力更大。
那一整天我们是在一起度过的。等我回到自己住处时，已经是夜里一点时分。走到古比雪夫大道（著名的“胜利”出租车基本见不着了，而公交车十二点前都已停运），我便步行向花园方向走去。有“夜间出租车”——洒水车帮忙，给司机塞一两个卢布，他们能送你去城市的任何一处。就这样，乘车到了花园后，我沿着恩格斯街向前走去，随处可见夜间巡逻的人员，他们警惕地检查证件，以防发生抢劫案件。这个地区所有的房子都空无一人，因为人们担心会发生余震，就不敢再回来居住。为了解决人们的居住问题，一些大型的军用帐篷被紧急搭起，居民们都是整家地住了进去。
到了白天，紧挨着马路，尤其是在阿赖巴扎旁边，有各种各样的小巴扎。附近半损房屋里的居民，把自家的老式烛台、鼻烟盒、餐具、饰品盒和旧书拿来出售，在这里，还真能淘到一些有趣和稀罕的物品。我买到了几本19世纪的旧书，其中包括К.Н.科罗利科夫的《马达托夫少将男爵的一生》；Ф.В.巴洛德的《伏尔加河的庞贝城》，写的是金帐汗国时期伏尔加河下游的几个城市；还有И.В.穆希凯托夫有关中亚地理的两卷本专著；还有不少其他的小东西。
地震后发生了许多事情，有一件我记得特别清楚。1966年5月初，有位朋友来看望我，于是，我们准备“庆祝”一下我们的会面。买了波特酒和一点儿下酒小吃，把报纸当桌布铺在桌上。然后我们开始边喝边聊。那年5月初的天气出奇地热，所以，我们就脱了衬衣，仅穿着背心坐着。
盛筵正在进行，突然听到有人敲门。“也许是我的室友回来了。”我一边想，一边随意地应了一声：“进来！”门开了，门口竟然站着沙拉夫·拉希多维奇！我们俩弹簧似的从桌边蹦了起来，为自己邋遢的外表和狼藉的桌面感到十分的窘迫。看到我们一副紧张的样子，沙拉夫·拉希多维奇用安慰般的语气对我们说：“小伙子们，你们坐，你们坐。咱们是邻居，我是来看看你们女房东的房子，了解一下，需要什么帮助。”与我们交谈了不一会儿，沙拉夫·拉希多维奇仔细查看了整个房子的损坏情况，然后答应叶卡捷琳娜·奥努芙里耶夫娜，要帮助她把房屋修好。他很快就履行了承诺，没过几天，房子就被修缮利落。
与此同时，就在眼皮底下，塔什干，主要是城中心，变化开始发生——除了一些单独的房子被拆除，整条街道和整个街区也都在发生变化。到处都是正在工作的推土机、装载机、拖拉机，甚至是轰鸣的坦克，还有扬起的厚厚尘土。被称为“小区”的建设正在加速进行，建好之后不仅安置了本地居民，还有外地来的建设者。他们都是响应苏联国家领导的决定和号召，前来塔什干开展“兄弟般的援助”。
尽管小型的余震还在继续，但大学里的课一天都没有停，同样，考古教研室的各种科学会议也照常进行。5月13日，我和科利亚·瓦谢茨基乘飞机去遥远的乌日格罗德，参加全苏大学生考古大会，该会议每年都会在苏联的某个城市举行。飞乌日格罗德，我们要在莫斯科、基辅和利沃夫进行三次转机，空中旅途长达数个小时。此次大会是在激烈的辩论和争执中进行的，总体上说，也很有意思。同样有趣的是在外喀尔巴阡的参观，我们去了胡斯特、穆卡切沃、切尔诺夫茨，参观了一些中世纪的城堡，其中一个里面曾有很大的酒窖，出产外喀尔巴阡最好的红酒。参观期间，我们与各民族的代表见面，有匈牙利人、卢森尼亚人、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克罗地亚人。
图13.15马松教授就尼·瓦谢茨基和瑞德维拉扎参加大会一事写给乌日格罗德国立大学的信
回塔什干时，我们取道利沃夫、罗斯托夫，在矿水城做了两天的停留，我去看望了住在基斯洛沃茨克的母亲和姐姐。但仅过数日，我们就飞到了卡尔希，在这里与克什考古地形考察队会合。
岁月流逝。在克伦克尔街这间出租屋里，我度过了最美好和最难忘的五年。在这里的生活结束时，也发生了不少重要事件，就如同开始时的那些事件一样，值得记忆。1967年5月末，我和丽迪亚向登记处递交了结婚申请，到了6月14日，此时正值考试的高峰期，我俩乘有轨电车去了婚礼宫，它坐落在安霍尔大渠岸边的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现在是巴布尔）街。在这里，我们完成了正式登记。自那时起到今天，我们一起生活了47年。
在这之后，我便永远地告别了克伦克尔街的这间屋子。仅仅在21世纪初，因要拍摄一部介绍我的科学生涯的电影，电影的导演决定拍摄我的学生生活单元，我又来到这里做了短暂的停留。当然，没变的东西仅剩下了原来房屋的墙，但当我知道，现在这里住的是叶卡捷琳娜·奥努芙里耶夫娜的孙女娜塔莉娅时，我感到非常宽慰。这就是我对平静的大学岁月的最后一次回访。
（本文摘自瑞德维拉扎著《热土荒丘五十年：中亚考古回忆录》，陈杰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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