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我一直对中国现代作家与西洋古典音乐的关系颇感兴趣，以前陆续写过一些长长短短的考证。近来又有些新的收获，于是再形诸文字，与现代文学和古典音乐爱好者分享。
李金发与《唐豪瑟》
《微雨》，1925年11月北京北新书局初版
李金发（1900-1976）是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开创者，以《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三本新诗集崛起于新诗坛，并收获了“诗怪”的称号。《唐豪瑟》（又译作《汤豪舍》）则是德国大音乐家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的一部歌剧。两者似风马牛不相及，何以能够联系在一起呢？
原来李金发写过一首诗咏《唐豪瑟》。这首诗收在他的第一本诗集《微雨》（1925年11月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列为周作人主编的“新潮社文艺丛书”第八种）里，题为《Tanh?user（Wagner之悲剧）》（《微雨》初版本中Wagner误印作woguer，以下简称《唐豪瑟》诗）。《微雨》里的诗，除了少数三四首先行刊于《语丝》《时事新报·学灯》外，大都是首次发表，这首《唐豪瑟》诗也不例外。诗不长，照录如下：
若干年前诗人想杀上帝，
若干年后上帝杀了诗人。
他奏乐在宴会里，
几被剑儿刺死了。
淡月朦胧地，
黑夜潜步来了：
赤脚牧人的笛儿，
与歌童出入在黄叶里。
诗人想：该报谁的恩惠，
但harpe既破碎，奈何！
就这么一首短诗，才五节，每节只有两句，总共不过八十来字，却用独特的诗的语言写出了作者对歌剧《唐豪瑟》的观感。瓦格纳这部作品作于他三十二岁时，是他继《黎恩济》和《漂泊的荷兰人》之后第三部较为成熟的歌剧，写宫廷诗人唐豪瑟以一个普通平民的身份，破坏社会习俗，爱上伯爵侄女的故事。歌剧试图揭示“人的心灵”是“肉与灵、地狱与天堂、撒旦与上帝的主战场”（波德莱尔语），其音乐“堪称这个时代最美、最好的旋律”，对感官和宗教对立的呈现“简洁而又详尽”（U.德吕纳：《瓦格纳传》，译林出版社2021年8月版），甚至还有研究者认为“《唐豪瑟》其实更像在讲述瓦格纳自己的神秘故事”（C.蒂勒曼：《我的瓦格纳人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
稍加比对，就可发现，此诗中“他奏乐在宴会里，/几被剑儿刺死了”的诗句，正是歌剧第二幕中的情景，可见李金发确实观赏过这部歌剧。不过，李金发在何时何地观赏歌剧《唐豪瑟》，已难以查考。李金发1919年冬赴法留学，1920年秋开始写新诗，1921年秋入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深造，1922年冬又赴德国柏林游学。这段时间里，他到底在巴黎还是在柏林看的《唐豪瑟》，无法确认。《微雨》中有些诗末尾注明写作年份，《唐豪瑟》诗却没有，以至此诗作于何时，也已无法确认。但从诗题和诗句，李金发这首诗写瓦格纳的《唐豪瑟》是确定无误的。
当然，《唐豪瑟》诗在《微雨》中并不起眼。三十五年前北大孙玉石先生编《象征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为“象征派”正名，李金发不但置于卷首，而且《微雨》中选入的诗多达二十四首，有名的《弃妇》《里昂车中》《幻想》《有感》等都在其中，但《唐豪瑟》诗未入选，可见此诗不入孙先生法眼，后来的李金发研究者也大都忽略此诗。但对中国的瓦格纳接受史而言，此诗并非可有可无。在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丰子恺等作家的诗文中写到瓦格纳之外，介绍瓦格纳给国人的新文学作家又增添了一位李金发，这是令人欣喜的。有趣的是，李金发与郁达夫不约而同，都写了《唐豪瑟》，可谓无独有偶，只是郁达夫写的是小说（《银灰色的死》），而李金发写的是诗。
青主诗赞古典音乐大师
《诗琴响了》，1931年5月商务印书馆初版
青主，即黎青主（1893-1959）。人们知道这个名字，一般都是因为他是作曲家、音乐美学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入选“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著名艺术歌曲《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等就出自他的手笔。
但是，人们很少知道青主也是一位新诗人，出版过诗集《诗琴响了》。此书封面署名青主，扉页署名黎青主，1931年5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列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第一种。其时青主正应老同学萧友梅之邀，在萧担任校长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主编音乐刊物。萧友梅为此书写了代序《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发刊诗歌旨趣》，指出：“我的朋友青主博士是一个会作曲的诗人，他的诗不论是属于哥德，海涅这一派，抑或是最新的表现派，都是依照正当的朗诵方法作成的。”“《诗琴响了》里面的诗是首首都可以拿来唱的。”这就揭示了青主这部唯一的新诗集的艺术特点。
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诗琴响了》中青主对莫扎特、贝多芬、瓦格纳等古典音乐大师的咏颂。青主留学德国，德籍夫人华丽丝本来就是学音乐的，所以他迷恋古典音乐并不奇怪。只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新诗表示对贝多芬等的敬意，还是令我感到意外之喜。
书中咏颂贝多芬有一长一短两首，咏颂莫扎特和瓦格纳各一首。受到萧友梅赏识的长的一首题目就是《Beethoven》，且录如下：
你，宰制十九世纪的艺术大王，
你占尽了我的尊敬，我的幻想和希望。
你是我唯一最信仰的神明，
你的作品就是我的圣经。
你引着我向罪恶的世界作战，
你勉励我把罪恶的人类改善。
我从你的乐音听见我的狂叫和欢呼，
我勇气百倍，完全忘记了我的劳苦。
你指示我一个努力的方向：
把福乐的天堂移建在人世之上。
我心弦乍响，我心血如潮，
我心火爆发，我放声大笑，
举头只看见一座最神圣的艺星，
为人世照出长在的光明。
短的一首《Sinfonia》简练而别致，实是赞美贝多芬伟大的《第九交响乐》，青主应该是国人中较早聆赏整部《第九交响乐》之一人：
沸光的堂；
繁杂的A；
热腾腾的国际语言。
忽一阵夺了声息的沈寂——
众天神渐来降，
我登了天堂。
Berlin
Philharmonic
神圣的9.Sinfonia.
对莫扎特，青主写的是《Mozart的Quartet》。他对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情有独钟，这首诗很长，共十节四十行。“四部琴弦的笑语/做弄出许多情景，/渐颤动了我的心弦，/奏出和谐的幽静。”他以绚丽的诗的语言，生动描写了聆赏迷人的莫扎特时的现场情景和遐思。
至于写瓦格纳的《Richard Wagner》就像瓦格纳的音乐那样华丽雄浑，颇有气势，也颇有见地，在当时可称得上空谷足音，故全诗照录：
Beethoven敲着上界的门：/“听！人世即有音乐！”/众天神刚有所闻，/下界的乐音既不复作。
O Wagner!自Beethoven以来，/谁比得上你的伟大？/你完成了Beethoven未竟的大业，/又开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
你提起粗蛮的拳头，/把纤细的诗艺打成粉碎；/在你的心目中/亦何曾有乐艺存在？
你的艺术戏剧，/把诗艺和乐艺打成一片。/唯我独尊的未来艺术/仅留得枝枝叶叶的发现。
O Wagner，你的音响，/这样沉雄，这样美满，/一切的乐器，全队的歌人/原来都是你的声带和气管。
长在的你，仰天独唱，/唱破了下界的寂寞。/目空一切的天神/才相信人世也有音乐。
汪铭竹的《给萧邦》
《现代中国诗选》，重庆南方印书馆1942年7月版
孙望、常任侠合编《现代中国诗选》（重庆南方印书馆1942年7月版）一书中，选入一首汪铭竹的《给萧邦》，很值得一说。
汪铭竹（1907-1989）其人，了解中国新诗史的，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他是1934年9月诞生于南京“现代派”新诗刊物《诗帆》的发行人和主要作者，他的诗交织着“新古典”的韵味和“新感觉”的情趣，有新诗集《自画像》和《纪德与蝶》行世。汪铭竹后来去了台湾，台湾重印过他的代表作《纪德与蝶》。
《给萧邦》最初发表于1941年6月贵阳《中国诗艺》复刊第2期，是一首十节，每节三行，总共三十行的长诗，写得颇为精彩，照录如下：
在华沙，整天是忧郁的，重温往古/波兰之光荣，翻动一页页史迹，波兰是有着/死一般倔强之灵魂的，怎地变成无声的国度？
要喊，要写，要昭告世代子孙，要叫世人看见：/不以笔，不以枪（虽然有过一次你愿望/死在侵略者的长矛上），而以黑白音键。
一八三一年巴黎，几百朵星座浮动着：/海温握起浸在蜂蜜与胆汁中的彩笔，/穿着件朱红背心，缪塞在唱灵秀的歌。
此外，还有拉马丁，梅立美，波多莱尔，圣佩韦，维宜，/戈蒂叶，夏多勃里安，雨果一大串响亮的名字。/你目眩于这众多繁星前，惊惶于他们的轻佻之笑语。
以预备飞去的一口气，寄下十八年奇奥岁月，/在这里渡过。而那黑眼的女人——乔治桑/更装璜了你底生命，给你添了一些，毁了一些。
市场的苍蝇们，会讪笑你那双无骨/的手：但那多美，是两支柔萸。当其游扶/三分之一键盘时，象蛇裂开嘴，吞下只狡兔。
是精琢的水晶球，落在火红的丝绒上。象蜥蝎/多年善变，是你指间流出的强重音；/而轻柔的，即是切切叫人迷了魂的耳语。
我们宛如听见露点滴答，风在簌簌，/有鬼燐似的呀，有飞腾火焰，有卷地而起的狂风，/有小小银马蹄，款款地打响了林荫路……
钢琴的女水神啊，我们迷惘/在你音阶之雾中，我们更看见波兰，/波兰自泥淖中迸射出万丈光芒。
然而今天，你死后才百多年，你底母亲，却叫/欧洲流氓缢死。波兰呀，/你将永远变成座古帝王陵寝，只供人凭吊吗？
《给萧邦》犹如钢琴诗人萧邦的诗的小传。萧邦1831年来到巴黎，在巴黎生活和创作，交游和恋爱，十八年后逝于巴黎，这首诗里都写到了。萧邦的钢琴音乐，不知汪铭竹聆赏过多少，但他在诗中用生动的比喻，奇特的想象，对萧邦的钢琴创作和演奏极尽赞美。尤其难得的是，他讴歌萧邦时，萧邦的祖国波兰已被德国侵略者占领，“却叫欧洲流氓缢死”的诗句正是对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的有力控诉，从而使此诗更具有悲壮的气息。
就我所见，为萧邦写作诗文的中国现代作家其实并不很多，除了丰子恺在《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5月版）中介绍过“哀愁音乐家”萧邦，徐志摩在他的名文《我所知道的康桥》中也用“萧班（Chopin）的《夜曲》”比喻剑桥康河两岸建筑“脱尽尘埃气的一种清澈秀逸的意境”，刘荣恩当然也是一位，他写过一首《Nocturne in E minor（Chopin,op.72）》。汪铭竹大概是第四位了，岂不难能可贵？
钱万选的《冬之音乐》
《求是月刊》创刊号
1944年4月，综合性文史刊物《求是月刊》在南京创刊，词学大家龙沐勋（龙榆生）为社长，掌故名家纪果庵（果厂）任主编。创刊号上刊出知堂的《梦想之一》、郑秉珊的《中国画与西洋画》等，均具可读性。但引起我更大兴趣的是署名钱万选的《冬之音乐》。
此文开头，作者就告诉读者：“果厂先生指定题目，要我写一篇《冬之音乐》。”原来此文是命题作文。为何主编要命作者写此文，想必是认为作者懂音乐，善为文。果不其然，作者入题就旁征博引：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演出的方式和欣赏的态度，也许会受季节的影响。阳历的新年是在冬季，英国诗人汤姆孙的名著《四季歌》，就以“冬”为篇首。我国古代有按月用律之说，周时以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所以《礼记·月令篇》以黄钟配十一月，大吕配十二月。这样说来，“冬之音乐”可以算作标准的音乐了。
当然，冬天冰天雪地，未必是演奏音乐的理想时节。文中举出俄国钢琴家“卢平斯泰恩”（鲁宾斯坦）访美，因气候严寒而拒绝演奏，尽管报酬颇丰。又当然，也有“不怕冷，只怕热的音乐家”， “乐圣”贝多芬弹琴久了，手指就要发热，因此他琴旁常放一盆冷水，手指弹到发热就浸在水中降温；但有一次水泼地漏到楼下住户床上而起争执，一怒之下立即迁走。这么生动有趣的细节，各种贝多芬传记中是否会写到呢？作者认为贝多芬的“音乐也如夏日之可畏，不过在冬天听来，倒是很足以使人增加暖气的”。
《冬之音乐》中最吸引人的还是从“冬季”的角度对西洋古典音乐史的梳理：
生在冬季的大作曲家特别多，罕德尔、莫差特、贝多芬、索班（萧邦）、门德尔松、百利渥慈（柏辽兹）、韦柏等古典和浪漫派大家，全是冬天诞生的。可是这些作曲家似乎并没有冬天的性格，以冬为题材的音乐，很少听到；也只因为艺术家们都偏好春花秋月，或者在感情上易于伤春悲秋，而忘记了冬天的风雪吧？据我所知的冬之音乐，有柴可夫斯基的第一交响乐《冬梦》，可惜不是成功之作，柴氏拿去请教卢平斯泰恩时，还大受卢氏的指摘。匈牙利钢琴家兼指挥家契部尔卡（Alphons Czibulka）的小品《冬天的故事》，是一首受人欢迎的钢琴曲，深情婉转中带有迟暮之感，使人想起莎士比亚晚年的传奇剧《冬天的故事》。
作者陆续举出英国作曲家劳利（Alec Rowley）《四季》中的《冬》、浪漫派作曲家舒曼“作品第六十七的青年集”中的“两曲《冬日》”详加分析，对前者“使人体会到温暖的慰藉”和后者“写冬季悲凉的情调”都大加赞赏。作者进一步指出“最为感人的冬之音乐，也许是歌曲之主舒柏特的歌集《冬游》（Winterreise，通译《冬之旅》）”，用相当篇幅对这部著名声乐套曲的歌词（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米勒的诗）逐首译解，文笔舒缓，回肠荡气，最后总结道：“这二十四首歌曲有一贯的感伤情调，描写出失意的流浪者，在冬天的旅程中对于春的憧憬。春天是会来的，然而流浪者最后的希望，已随着树上的残叶，一同消灭了。”
唯一令人遗憾的是，此文未能提及维瓦尔第脍炙人口的《四季》中的《冬》，这应该是因为当时维瓦尔第还未进入中国（维瓦尔第一度被人遗忘，沉默两百多年，直到1940年代以后才被重新发掘），作者尚不知之故，不必苛求。
钱万选的《冬之音乐》独树一帜，但作者名字有点陌生，他是谁？原来是钱仁康（1914-2013）的笔名。钱是有名的音乐学家、音乐理论家，难怪。可惜读到此文太晚，已无缘请教了。
方平咏斯特拉迪瓦里琴
《随风而去》，1947年10月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初版
方平（1921-2008）这个名字，熟悉外国文学翻译史的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他是翻译家邵洵美的女婿，译过莎士比亚、白朗宁夫人、艾米莉·勃朗特等，还与人合译薄伽丘的《十日谈》。更应提到，他是第一个把莎剧作为舞台之本的莎士比亚翻译家。但是，方平早期出版过新诗集《随风而去》，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随风而去》是方平唯一的新诗集，1947年10月由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初版，列为诗创造社的“创造诗丛”之一，诗丛主编是著名诗人臧克家。这本诗集正文三十二页，加上臧序两页，薄薄一小册。全书分上下两辑，总共才十一首诗，《随风而去》《天窗》《有一天》《愤》等都是为时而作，有感而发，独树一帜，难怪臧克家在序中这样评价：
方平的诗，需要一点忍耐去读它，象对着一个深藏的人，不为他岸然的容貌所冷却，你才可以终于从他那里有所获得。他的诗，并非单单叫人去咀味它本身的那苦涩，一行句子象一条幽深的曲径，带领着你向他感觉的高峰一步步爬去，写它们的时候，他在精神的领域里斩荆披棘，拾起又放下，他不肯在精华里叫一点糟粕浮起，他是很愤世的，他新旧杂陈的布列起他的“讽刺”，那种字句的布列方式，甚至不大习惯于我们的眼睛。他是惯于作生命意义的思考的，他赋予这些以诗的形象……
然而，《随风而去》中还有《广东音乐》《摇篮曲》《交响音乐》《小提琴》等诗，都与音乐相关，后三首更与西方古典音乐直接相关，这在新诗集中很少见，只有青主的《诗琴响了》和我以前介绍过的刘荣恩的新诗集可以比拟，可见方平是中外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他把广东音乐喻为“只像轻梦扣着轻梦/梦里的空虚，又照给你/说不尽顾影自怜的陶醉”，又把西洋交响乐喻为“是诉述星星与星星间，默契的心愿——/是回溯光影潮汐，印上贝壳的花纹——/是礼赞缕缕花纹一丘一壑一宇宙”，均别具匠心。而我对下面这首《小提琴》感到意外之喜：
啊，到了你的手里，放置的器皿
一旦到了你的手里，于是第一次
我们张开了眼，翩翔着神思，
忽然进入，从未接近过的梦境。
云端的天使，侍奉爱神的水仙，
浅浅银河，漠漠太空，织女的颤泣，
一切都是奇妙异幻；然而一切
只是真实，来自琤琤的四根细弦。
Stradivarius——人世的宝贝，
假使没有你献出毕生的艰巨
为了要在流水一瞬里给予
这样巍峨，这样雄辩的赞美，
象歌者对于自己吟唱的言语；
将被还原：瘖默的几片木材。
这首诗其实是咏名贵的意大利Stradivari小提琴，诗末作者还有画龙点睛的附注：
“史脱拉第凡利亚司”是最伟大的小提琴制造家所制的提琴，他生在十七世纪的意大利，名字便叫“史脱拉第凡利”。
Stradivari现通译斯特拉迪瓦里，是意大利北部克雷莫纳的小提琴制作家族，其中最著名的制作师是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1644-1737），也应即方平咏颂的这位。斯氏小提琴是小提琴世界中的瑰宝，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都以拥有一把能奏出美妙无比乐音的斯特拉迪瓦里琴而自豪。不过，他们大概都不会想到，在1947年的中国，就有诗人以一首热情洋溢的诗赞美斯特拉迪瓦里琴，这位诗人名叫方平。
刘荣恩的古典音乐诗
《刘荣恩诗集六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元旦得《刘荣恩诗集六种》（刘福春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11月版），刘荣恩的新诗创作与西方古典音乐的因缘得到了新的完整的呈现。
刘荣恩（1908-2001）多才多艺，写新诗，搞翻译，还画画，以新诗成就最大。他1948年赴英国前，在天津自费印了六种新诗集，每种仅印百册。他的诗既不在报刊上发表，也不交出版社出版，全部自印，“给我性情相同的朋友们随便看看，并不是出售”（刘荣恩1984年2月7日致刘福春函），这在中国新诗史上独无仅有。六种新诗集中，最初的《刘荣恩诗集》和《十四行诗八十首》均无直接与西方古典音乐相关的诗，但已露出端倪，《忧郁颂》（《刘荣恩诗集》之一）里有“我愿意音乐，风，鸟，来湿我的眼睛”句，就可证明刘荣恩对音乐的喜爱。
此后的三种诗集中，刘荣恩对古典音乐的迷恋就充分展示了。1944年的《五十五首诗》中有《悲多芬：第九交响乐》《MOTO PERPETUO》《“维也娜森林故事”》三首，1945年的《诗二集》中也有《Nocturne in E Minor(Chopin,op.72)》《Franz Drdla: Souvenir》《星星》（写法国《马赛曲》）三首，同年的《诗三集》中更有《圆舞曲》《Tchaikowsky: Symphony No.4》《Sonata in F. Minor(“Appassionata”)》《莫扎脱某交响乐》四首。这样，刘荣恩咏古典音乐的诗总共达十首之多，这在中国现代新诗人中首屈一指。
我以前已对刘荣恩的古典音乐诗作过评介（参见拙作《刘荣恩：迷恋古典音乐的新诗人》，收入2014年8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初版《纸上交响》；《刘荣恩咏贝多芬》，刊2021年《书城》2月号），但仍有遗漏，理应再作补充。先看这首《MOTO RETPETUO》：
我长过树叶，开过花，
现在我枯干了：
风在身上吹过，
看我无意味的摇动。
冬已经白了头发，
早晨已是黄昏；
苍白的银落日，
看我无意味的摇动。
单从诗句看，似与古典音乐无关，关键在诗题，诗题是意大利文，意为“无穷动”。在西方古典音乐中，这是一种器乐曲标题，该乐曲往往通篇都是快速而重复不已的音型，最有名的就是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帕格尼尼（N. Paganini）的音乐会快板《无穷动》，门德尔松、约翰·斯特劳斯等也都有这类作品。而刘荣恩显然听过这类“无穷动”作品，触发灵感，借树叶荣枯，四时代谢来暗中传递“无穷动”的时间、生命体验，颇为别致。
另一首《“维也娜森林故事”》，当然是写“圆舞曲之王”约翰·斯特劳斯的名作，全诗如下：
乐师，再演奏一次“维也娜森林故事”
维也娜的珠子，抓住了晨林中的幽灵。
管在乐谱里，来喜悦异域人的心。
在中国咖啡馆里，“维也娜森林故事”
振起翅膀来，散着森林的声音，
黄昏和静时，讲着无穷的故事。
去躲秋雨，要了茶，去听“森林故事”，
不，不是乐谱的甜蜜，我知道了——
是你，不然森林故事是焦炭的丛林。
在刘荣恩所有的古典音乐诗中，这首诗最为写实，写作者在天津的某个咖啡馆里聆赏乐手演奏这首百听不厌的圆舞曲时的感受和联想。诗中强调“在中国的咖啡馆里”，可圈可点，一方面固然对应来自西方的“维也纳森林故事”，另一方面恐也间接表达了对日本侵略、天津沦陷的小小反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小小的一点声音在这八年里究竟是不是也为一般人哭了一场。”（1946年11月16日致魏彧《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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