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朝报》的曝光
虽然日军自诩“秋毫未犯”，但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十二月一日《万朝报》刊登的一则题为《八国联军侵华之怪闻》的报道，将其掠夺行径公布于众。该报持续连载，笔锋犀利地曝光了日军的掠夺行为。事态最终发展为政治问题，次年2月处于舆论漩涡中的山口师团长及下属官兵住宅遭到搜查，但真相也未查明，最终不了了之。
明治三十五年（1902）一月三日的报道（连载34）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日本国内处理掠夺品的详情，并揭露出东京神田区关口町建筑承包商有马组的头目森某与山口师团长交往甚密。八国联军侵华时，森某以承包土木工程为名两次跨洋赴清，当时卖掉掠夺品，获暴利数万日元。报道中发出如下感慨：
丑团长及下属掠夺之金银块、马蹄银、金属器、宝玉、丝绸锦缎及其他贵重品价值数十万日元，彼等谎称为自己之商品，巧妙地带过太沽海关，瞒过日本海关，多次运往东京总店，或秘送至委托人家里，或卖给求购者。
山口一伙贪得无厌，极力敛财，在东京简直如同举办展览会一般卖掉大半掠夺品，换钱无数，这些事情众人皆知。剩余小件贵重品则托付中村某某，卖给外国人。
文中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山口一伙将价值高达数十万日元的掠夺品带入日本的手法，以及在东京通过展销会方式售卖的手段。具体文物品类也和前文讨论过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掠夺品相符，因此该报道的可信度极高。这也表明存在军队与部分商人勾结在日本国内处理掠夺品的渠道。
《万朝报》上刊登的报道《北清分捕之怪闻（即：八国联军侵华之怪闻）》（1901年12月1日）
宝钟被日军带走
除了通过商人变卖掠夺品换钱的渠道，还存在日军将珍贵文物原封不动带回国内的情况。例如，某炮兵大佐在北京安定门外的地坛驻扎时发现一口宝钟，将其占为己有，此钟直径约一尺二三寸，高约一尺五六寸，敲击时会发出妙不可言的响声。这口宝钟黄金占四成，铜占六成。后来经历了各种事情，最后发现“在广岛的第五师团”。［《万朝报》连载12（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但是，对此也有不同看法。
北京城内的天坛放置有11座宝钟，其中两座被英国官兵掠走，余下9座被当作纪念带回国内，分散在各地……
此外，还有一种看法。
现安放于广岛旧大本营当作纪念。［出自《中国新闻》中对《八国联军掠夺问题的内容》（明治三十五年二月二日）补充说明的投稿《陆海山入》］
关于宝钟是在地坛还是天坛，以及宝钟数量和放置地点等方面均有异议，但是，在将北京的坛庙祭祀用品带回国内，并安放在广岛的军事机构这一点却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此事可作为中国文物由军队直接带回日本的有力证明。
威严受损
包括各种投稿在内，《万朝报》大量曝光了军人个人行为的掠夺、变卖、将宝物带入日本等事例，简直不胜枚举。不过，这些事例最终隐约透露出山口师团长等人与当局政府首脑及陆军背后的长州派军阀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事件本身被敷衍过去，不了了之，但在此过程中军队的威信的确严重受损。《万朝报》记者幸德秋水等人犀利的笔锋无疑在桂太郎和山县有朋等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这件事不久后便诱发了大逆事件，酿成幸德秋水的悲剧人生。这是义和团事件给日本近代史带来的另一场出乎意料的浩劫，关于此事暂不做深究，本文只确认军队将包含古董品在内的掠夺品直接或间接带回日本的情况。下面以市村瓒次郎为例，进一步详细论证本节重点《永乐大典》流入日本的情况。
被掠夺的秘库宝物
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副教授市村于1901年6月至8月被政府派到中国出差，在北京停留约1个月。其间，他在北京各地调查汉籍文献史料，特别是他获得紫禁城入城许可，能够对文渊阁藏《四库全书》以及内阁大库藏公文档案调查一事格外重要。当时他将“由某军队把持的书籍约200余部、3000多册”带回日本。（《史学杂志》12-10，《总会例会》）以下是他本人的记述。
此次带回日本之书籍有200余部，约3000册，其中不乏首次传入日本之珍贵书籍，但多为文学类书籍，史学类甚少。在此无法一一介绍，但可以介绍部分史料及具有参考价值的书籍。
如《崔东壁遗书》《蛾术编》《后汉书补逸》《汉书注补》《后汉书注补正》《三国志证遗》《三国会要》《同证闻》《五代史记注》《五代史补》《五代春秋》《五代史纂误续补》《历代三表》《金佗粹编》《东林列传》《国朝柔远记》《满洲四礼集》《盛京典制备考》《吉林别记》《泉布统志》《永乐大典目录》《陈少阳集》《武溪集》《澹庵集》《梁谿集》《戚继光集》《毛伯温全集》《李文襄奏议》《李素毅伯奏议》《国朝碑传集》《历代沿革险要图》等非常重要的资料。
《李肃毅伯奏议》13册是与李鸿章会面时获赠的。（《史学杂志》12-12，《史学谈话会记事》）
以上书籍是被军队掠夺后由市村带回日本的一小部分而已。市村此次出访活动是日本东洋史学成立期一次开拓性的文献史籍调查活动，而且由学者将书籍一次性大量带回日本，这一点也意义非凡。顺便补充一点，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进行学科调整时开设东洋史学研究专业课程正是在1904年，两名专任教师中的一位便是市村，这些都与之前的调查活动不无关系。当然，如果没有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秘籍《永乐大典》流入日本
上文已经涉及《永乐大典》的梗概，接下来主要考察《永乐大典》流入日本的经过。
《永乐大典》原本有两万余卷、11000多册，据说到了清末副本残部已锐减至800册，而且又惨遭翰林院纵火，除了被烧毁的部分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在混乱中散佚。其中有的流落民间，有的后来几经波折流失到海外。目前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残存800卷，400册左右。1960年出版的《永乐大典》（中华书局）中收录了其中的732卷。此后的1986版大幅补充前著，收录了797卷，成为目前相对完整的影印本。
据岩井大慧的详细调查，［《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新订）、《岩井博士古稀纪念典籍论集》开明堂，昭和三十八年（1963）］查明日本共存110卷，59册，分藏于10处（含个人收藏4处）。下文将基于这一调查成果，以《永乐大典》战前传入日本的经过为中心，追溯其流传的宗谱。随着流入的历史背景及秘闻逐渐清晰，义和团事件激起的深层余波也将浮出水面。
下面首先列出岩井调查的卷目表（含补记）中《永乐大典》的藏书机构（含个人）和所藏数量。
东洋文库34册 静嘉堂文库9册
天理大学图书馆7册 京都大学3册
大阪府立图书馆1册 国立国会图书馆1册
武田长兵卫1册 石黑传六1册
小川广己1册 古屋幸太郎1册
亲历者证言
接下来进入正题。首先从重新考察翰林院纵火一事开始探讨。但凡提及此事，人们都会引用服部宇之吉的回忆录。（《北京笼城回顾录14翰林院之火》）据该书记载，日本义勇军与英国水兵一起冲入翰林院灭火。服部发现《永乐大典》后认为“至少要在世间留下几册样本”，便不顾个人安危“拿走三册”，返回英国公使馆，将书寄存于公使馆的一位日本妇人手中。之后服部又带领当时文部省留学生狩野直喜、《东京日日新闻》特派员古城贞吉等人重返翰林院，还通知了“莫里循博士”。据说“他们各自带出若干本《永乐大典》”。次日，枪原传达了英国公使的旨意：数日后将翰林院的书籍统一归还给清政府，所有人必须将带走的书籍全部交出（上交）。“因此，我们老老实实交了出去。”服部回忆道。
然而，据说两年后即明治三十五年（1902），服部受清政府邀请再赴北京，拜访翰林院时发现“《永乐大典》仅存200余本”，而且自己当时交出的那部分“并不在现存的200余本中”。也就是说，英国公使并未将服部交出的那部分书籍还给清政府。
肃亲王府残垣前，与义和团作战的全体日本水兵和义勇兵合影（部分伤员除外），前数第二排右二为服部宇之吉，同排右六为西德二郎，同排右七为柴五郎
深入性证言
古城贞吉也曾写过回忆录。（《八国联军侵华与永乐大典》，明治三十四年六月，《东京日日新闻》）虽与服部的回忆有微妙差异，但是关于英国公使失信这一点两人是一致的。他回忆道：“我觉得至少要留一点作为纪念，于是顺手将两册《永乐大典》带回了英国公使馆。但是之前放在英国公使馆的两册也全都不知去向，至今想来仍觉得痛惜不已！”也就是说，《永乐大典》由当时在现场的日本当事人带到日本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毫无疑问，日本现存大约60册《永乐大典》，那么义和团事件后，是谁、何时、如何将其带到日本的呢？与此相关的史实，似乎从未被正式研究或关注过。
将二十册《永乐大典》带入日本之人
下面将介绍前文提及的流入经过中最重要的资料——田中庆太郎的回忆录。他是书肆文求堂的老板，因战前将大量汉籍与书法字帖带入日本而为人熟知。以下引自战前收录的《唐本商的变迁·14永乐大典篇》。（出自《纸鱼昔话明治大正篇》，八木书店）
《永乐大典》在义和团事件后流于市井。为什么会流出宫外呢？原因是当时附近居民认为反正这些书也难逃烧毁的命运，莫不如带回家藏起来。数年后，它们又渐渐现身于世。先前提及的罗叔言到访京都时，的确好像在董授经斡旋下进口了10册左右，当时被各图书馆购入一册作为样书，一册150日元，不必说它们均为抄本。我去北京时也经常购买，震灾（1923年）前后共购入20多册。其中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五六册，约15册分3次卖给了东洋文库。因东洋文库还有莫里循旧藏的几册，所以估那里应该有20余册。近来市面未见卖品，但相对而言价格并不高，如今1册大约五六百日元。——在日本，东洋文库收藏册数首屈一指，其他几处各零星藏有一二册。
亲自带回日本20册左右，这是该界泰斗田中氏的证言。这一数字就相当于现存数量的1/3，他对《永乐大典》的流入经过及市场行情也颇为了解。下面将通过其他资料来探讨这份证言。
流入日本的轨迹
首先，让我们来看经董授经（董康）之手传入的部分。对此，有内藤湖南的大量证言，其中的《宪台通纪考证》大意如下。数年前，现任大理院院长董康暂居京都吉田山时，从北京书肆购回十六七册《永乐大典》，分给我们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其他大型图书馆和一些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后来，东京文求堂也从北京得到几本，最后都由富冈谦藏收藏。内藤本人也从董康处分得1册（卷二六〇八、二六〇九，1册）。在前文岩井调查的时间点上，内藤持有的旧藏本已由武田长兵卫收藏。
而且，内藤湖南曾在山本悌次郎的旧藏本（卷二七三七、二七三八，1册）上落款（所附日期是大正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上面明确标注该藏本是董授经带回国的其中一册。这一册后来经古屋幸太郎之手于昭和四十年（1965）七月成为天理大学图书馆藏书（不过，岩井出具的列表中漏记了该册，后在“补记”中补充）。据此，天理大学图书馆所藏书目又增加1册达到8册。
不仅如此，《朝日新闻》社长上野精一的旧藏本（卷六六五、六六六，1册）上也有内藤的落款（日期是大正二年九月十七日）。据此我们可以判断，董康大约大正元年（1912）来到日本，且带入《永乐大典》17册。该旧藏本后来被上野精一赠予京都大学，藏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购买者是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确定，董授经于义和团事件10余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不久的大正元年（1912）携17册《永乐大典》来日，其中4册属于内藤、山本、上野及京都大学图书馆。另外，目前大阪府立图书馆（卷八六四七、八六四八）和国立国会图书馆（旧上野图书馆，卷二二七九、二二八〇、二二八一）也各藏1册。其中，藏于国会图书馆的《永乐大典》上有“大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购入”的签收章。另有查阅结果显示，藏于大阪府立图书馆的一册登记日为“大正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估价“200日元”。从购入时期来看，内藤所说的“其他大图书馆”和田中所说的“各图书馆”正是这两座图书馆，无论哪一册都应该是董授经带来的图书。另外，通过大阪府立图书馆的资料判明了当时该书的估价，这一信息也十分珍贵，这足以证实田中证言中的“1册150日元左右”。
前文《宪台通纪考证》中提到，文求堂的舶入本由富冈谦藏所藏。再次确证的话，还有3册（卷二三九八、二三九九/卷七三〇三、七三〇四/卷一四六二八、一四六二九）全部藏于天理图书馆。
下面对东洋文库所藏部分进行探讨。目前东洋文库藏34册，其数量堪称世界级。据田中证言，从义和团事件起至关东大地震前后即大正十二年（1923）前后的20余年间，该文库分3次总共收藏15册左右。从先前的验证和石田干之助的回忆来看，这一数字可信度颇高。
新发现
此处笔者想重点深究一下“东洋文库也曾购得莫里循旧藏”这一传闻。有人指出其购得数约五六册，前面服部的回忆中也提到莫里循确实带出了《永乐大典》。不过之后的记述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他是否诚实地将它们交给英国公使馆。即使上交了，因同为英国人，其处理方式也可能有别于日本。总之，这只是猜测而已。莫里循正是义和团围攻八国联军使馆时的亲历者之一，若东洋文库包含他的所藏，此事则非同小可。因此笔者决定查找所有东洋文库的收藏。
结果出人意料。两册（卷一一五九八、一一五九九/卷一一六〇二、一一六〇三）《永乐大典》的封面上都有“Morison”流畅的铅笔签名。此外，还有一册的封面内侧写着一些并非签名的英文（卷五二六八）。
含“Morison”签名以及含莫里循手写英文的《永乐大典》（财团法人东洋文库藏）
“莫里循文库转让日”［大正六年（1917）八月二十九日］，地点为北京莫里循府邸，上端可见“Morison”签名（财团法人东洋文库藏）
东洋文库的收藏经纬
我认为由此便证实了文求堂的证言，但是签名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考证。所幸莫里循在大正六年（1917）八月二十九日，转让如今代表东洋文库的经典收藏“莫里循文库”时曾摄影留念，并留有亲笔签名和留言，字体和签名均与《永乐大典》上的基本一致，所以，这3册极有可能就是莫里循旧藏品。这几册是他在翰林院起火时窃取的，还是后来购买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服部等人的回忆来看，混乱中一个人能带出的数量只有数册而已。看到实物大家便可一目了然，不愧是帝王之书，是恢宏巨制的大开本，不便于携带。或许它们是莫里循从火中捡到的吗？不管怎样，可以说田中的证言在莫里循这件事上也得到了证实。
另外，东洋文库的收藏中有６册明确记载了接收年月日。如下所示。
卷八四九、八五〇、八五一
昭和九年（1934）5月25日
卷一〇五六
昭和十四年（1939）4月24日
卷一一八八
昭和十五年（1940）6月25日
卷一一九二
昭和十四年（1939）4月24日
卷一二〇〇
昭和十四年（1939）4月24日
卷二二五四、二二五五
昭和十四年（1939）6月24日
即昭和九年（1934）接收1册，十四年（1939）4册，十五年（1940）1册。从文求堂购入后又过了十余载，从义和团事件之后又过了三四十年，《永乐大典》历经漫长的岁月，几经波澜来到日本，积累下来。亲身经历这些事件的岩井先生，也有证言叹其不易。（出处同前文）
记得好像是在昭和八九年前后，东洋文库委托中国各地书肆，如发现《永乐大典》在售，务请第一时间告知。这一举措终有所获，有若干卷新入库。
或许前文提及的就是这些。综上所述，东洋文库所藏34册中，至少包含莫里循3册、文求堂15册、新购入6册，共计24册左右的购入地点、时间、背景等信息都得到了证实。
另外，仅次于东洋文库收藏的静嘉堂文库，藏9册，负责该文库汉籍收集的长泽规矩也曾有回忆录，（原载《大安》12-1，昭和四十一年（1966）一月，后收录于《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六卷中的《收书遍历之九》一文）书中关于昭和三年（1928）的购书情况介绍如下。
收录书籍里包括诸桥博士从个人手中购入的有关袁世凯的书籍，共14册1000元，以及《永乐大典》残本４册共1300元。
也就是说，静嘉堂文库曾在昭和三年（1928）购入4册《永乐大典》。关于这一点，我与该文库核对后未能明确收入时间，因此不能直接证明长泽回忆的真实性。但是，“昭和三年十二月末”罗列该文库“现存所有汉籍”的《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中，7册《永乐大典》（除1册影印本）赫然在目。由此可知，该文库在昭和三年（1928）年末之前就已收录7册，其他2册（卷二二五六/卷三五八二、三五八三）应该是之后收入的。这7册中的4册极有可能就是长泽所说购于昭和三年（1928）的几册。
总观《永乐大典》流入日本的过程可知，加上文求堂即富冈谦藏3册、董授经6册，共计27册的流转经历已十分清晰，这一数字超过总数59册的六成，可以说，与住友青铜器比肩的秘籍《永乐大典》是义和团运动时期流出的清朝文物的代表。
另外，昭和十七年（1942）京都大学图书馆获赠的谷村一太郎藏品中也含有1册（卷一二九二九、一二九三〇），其流入经纬不明，附记于此。
（本文摘自富田升著《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徐二红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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