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是苏州的特色之一，沦陷以后苏州的茶馆依然盛行，甚至繁荣更胜战前。当代学者王笛以四川成都为例的茶馆研究，已经说明茶馆是中国城市内“街头文化”的代表之一，也是一个不受阶级限制可以议论时政的场所，同时又是一个提供劳动力的自由市场。不仅如此，茶馆也是重要的商业交易谈判所、社会纠纷协调所。四川成都在抗战时期位于大后方，当地茶馆的政治文化发展到极高峰，尤其是将抵抗的政治文化带到茶馆之中。各种社会集团和政府官员都以茶馆作为宣传爱国和抗日之地，茶馆俨然成了救国的舞台。但同时政府对茶馆的管控也愈来愈严，特别是压制对政府不满的言论和其他活动，政府如此大规模的举动可谓史无前例。沦陷下苏州茶馆盛行的情况，和四川成都的情况非常类似，但是苏州处于沦陷区，正好可对比大后方的成都。
茶馆的经营与发展
苏州沦陷之后的茶馆业逐渐复业，相对沦陷初百业萧条的景象，包括茶馆业在内的娱乐休闲业则是畸型存在。1938年的杂志形容当时各类商店已无货可卖之时，茶馆、茶肆、菜馆的生意还能照常营业，如观同兴、吴苑、桂芳阁、品芳、同和等家，依然门庭若市。不过，某些附属有书场的茶馆，虽然观赏弹词评话的价格已经十足平民化，但是营业仍是清淡不堪。苏州社会秩序稳定后，茶馆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尤其到1940年以后，反而有增长的趋势。据1941年的报纸形容，苏州的茶馆仍是“五步一家、十步一肆，鱼贯而立、项背相望”的程度。一说苏州城厢内外，估计有茶馆200余家。
据说当地最著名的茶馆，属太监弄的“吴苑”茶馆。吴苑茶馆在战前就已闻名，沦陷后仍是苏州最好的茶馆，上至乡绅名流，下到贩夫走卒，莫不趋之若鹜。吴苑可以算是苏州茶馆的典型，其内部的陈设有瘦竹点缀的天井、假山布置的园林，以及四面厅、方厅、爱竹居、正厅与书场等等，分布在各部分，若不是老茶客，简直摸不清门路。又据说内部空间可以容纳一千人。战前吴苑深处的茶馆广告，已可见其标榜内部有园林陈设之外，顾客层又锁定在“士人学子”与“闺阁名秀”，亦即包括妇女在内的上层阶级。吴苑之所以维持不坠不仅是因为该茶馆建筑陈设高人一等，其匠心独运之处乃在于泡茶的水质，因为当地缺乏自来水，而河水或井水也不够清洁，所以该茶馆业者特别聘请人到胥门外的大河挑水进城烹茶，于是颇受好评。
除了吴苑，另一个著名的茶馆是梅园，座落上东中市附近的汤家巷，一切和吴苑相仿，虽然门口设置许多烘饼的大炉，乌烟瘴气中走进这茶客乐园后，眼前见到的是明亮的客厅。观前街与观内一带，还有许多著名的老茶馆，如桂舫阁、三万昌、汪瑞玉、品芳等。玄妙观内的茶馆有春苑茶社，曾经发生茶房锯树不慎，倾毁屋瓦，以致茶客惊逃之事。不过，另外两处战前茶馆聚集之地，即阊门外与临顿路的茶馆，到沦陷后似乎没有看到持续或新的发展。
苏州茶馆依顾客的层级而有高低之别。像三万昌是投机者的聚集地，吴苑深处是公务员的憩息地，梅园是商人的集中点。“等而下之”的茶馆也都有他们的老主顾。在江苏其他的县城里也可以看到茶馆顾客的阶级性，如常熟县内茶馆依消费群之不同，空间分布也有别。其消费阶层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绅士、商人、劳工阶层。城西石梅的四大茶馆，位在虞山山麓，用附近的水煮茶，味甘而美，顾客主要是绅士与知识阶层。南门外台上的茶馆则是商人讨论商情的聚集处，该地区其实也是常熟县的商业中心。至于西门内城隍庙附近也有一批茶馆林立，但房子低矮、设备简陋，当然茶价也最便宜，主要是劳工聚集消费处，尤其以瓦匠与木匠占大多数。
从苏州的广告上也可以看到一些茶馆转让经营权，或是生意清淡的例子；甚至最著名的老牌茶馆——桂舫阁和记茶社的股东也无意经营，而让与老正兴酒楼，这反映了茶馆经营方面的难处。沦陷后苏州茶馆在经营上获利上面临最大的变量，和菜馆一样，就是原料价格的飞涨。苏州在沦陷时茶叶主要由邻近安徽与杭州一带销入，供应量与价格受到税收高低、运输顺畅与否的影响。尤其是1940年之后，安徽一带因为当局要加税，茶商要求减税，以致僵持不下，货产堆积如山却难以运出，因而影响市面价格甚巨。
茶叶价格的上涨也许对茶叶商有利，但茶馆业者却被迫不得不涨价。从1941年以后茶馆业者就曾公告将涨价。如1941年3月，业者就以茶叶与燃料价格大涨为由，决定每壶增价二分，又如吴苑茶馆已涨到每壶二角。到了1942年之后，茶叶原料输入的价格更高，苏州城内本地茶商不愿高价购买，使得市场清淡。到1942年底，苏州茶叶供不应求，价高仍有业者要买，所以茶价上涨趋势难以遏止。到1943年时，苏州茶叶供不应求的情况更加吃紧，甚至有执货不卖者，市场上的茶叶价格居高不下。
至于茶馆卖茶的价格也是愈来愈高，涨了70%，而且还有小费，即使汪伪政府有限价，仍然形同具文，苏州仍有大批消费者光顾。1944年有一位读者投稿报纸的文章里提到，吴苑一碗茶就要价5元，而且堂倌还要1元小费。他回想起数年前一壶只不过几分钱，而且也无小费。即使是去年底茶价亦在3元左右，一转瞬间就涨了70%。汪伪政府曾规定每壶不得超过3元5角，苏州其他的茶馆售价还是只有三四元，也没有小费之说；但汪伪政府的限价命令，似乎对吴苑这些高档茶馆是无效的。虽然如此昂贵，但是很多人仍乐此不疲，许多的茶馆营业依然兴盛。
当然在战时苏州人仍然热衷在茶馆消磨时光，这样的风气难免令外人质疑。当时杂志上有一篇《苏州的回忆》，对此给出了解释：
茶食精洁，布置简易，没有洋派气味，固已很好，而吃茶的人那么多，有的像是祖母老太太，带领家人妇子，围着方桌，悠悠的享用，看了很有意思。性急的人要说，在战时这种态度行么？我想，此刻现在，这里的人这么做是并没有什么错的。大抵中国人多受孟子思想的影响，他的态度不会得一时急变，若是因战时而面粉白糖渐渐不见了，被迫得没有点心吃，出于被动的事那是可能的。总之在苏州，至少是那时候，见了物资充裕，生活安适，由我们看惯了北方困穷的情形的人看去，实在是值得称赞与羡慕。
苏州人在沦陷后还能留连在茶馆里，反映当地较战时其他地区“物资充裕”“生活安适”。
虽然苏州的茶馆在沦陷后依然兴盛，但是茶客的心理并不如想象中的适意。当时就有作家指出，苏州人称上茶馆叫“孵茶馆”，看似徒耗光阴，但这也是苏州人孵茶馆的理由之一，即认为世界上没有真是急要的事。不过，到了沦陷后苏州人孵茶馆的原因，并不只是如此单纯了：
苏州人确是特别懂得乐天安命，只顾个人享受，对于一团糟的国事漠不关心。看苏州人好像福气大，其实不然，只是苏州人虽在极度苦闷之中亦能自寻乐趣而已。
事实的背后，反映的是一种集体的社会心理，也就是在“极度苦闷中”找出路，这和苏州人热衷其他休闲消费的原因一致，事实上这也是当时战争时期常见的现象。
沦陷时期苏州的报纸文章中，充斥着讨论现实与享乐的议题，反映出战争时期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大众的社会心理充满着苦闷，遂试图在休闲娱乐方面找到暂时的慰藉。如笔名小可的《抓住现实》一文就指出抓住现实，“这真是一般年青人的苦闷，因为现实实在是不容易抓住的，你虽然发出悲切的哀鸣，期望解除现实的痛苦，可是结果也许连一点点的稀饭都不会落到你口里”。比矛所撰《现实的安慰》一文，形容现实使人感到烦恼与苦痛，于是他找到饮酒作为慰藉，自嘲是“醉生梦死”之流。虽然文中透露作者其实是一位县政府的公务人员，但此文暗示对当时局势的不确定感。金军《享乐》一文就说：“从今，我决不再刻薄自己了，交交神气朋友，有了钱尽管用，今天米卖二百，明天又许涨到二百五，前途茫然，我要努力把握黄金般的青年时代。”还有一篇名为《不是享乐的时代》的社论，也提及当时的苏州青年生在不应享乐的时代与国度里，“而实际上却在拼命地享乐，哪一处娱乐场所里不充斥着青年人的足迹，想以享乐来掩饰悲观，想以享乐来麻醉神经”。这些报纸的文章都反映了当时苏州的知识分子、青年人，甚至是公务人员的社会心理——在极度苦闷中找出路，这也可以解释像茶馆及接下来的三馆之所以在沦陷时期更为兴旺的原因。
茶馆的多元功能
当时报纸上刊登一篇《茶在苏州》的文章，就指出吃茶在苏州原本是躲避现实的表现，但其效果已经超出“解渴”的需求了，闲谈可以上茶苑；联欢可以上吴苑；做交易、谈契约，甚至相新人龙虎会无不可上茶苑。以下分别略述茶馆的社会与娱乐两大功能。
茶馆的社会功能
在茶馆里由来已久的“茶会”在当时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许多同业会在上午聚集在茶馆谈论市场价格与市场动向，领略商情，当地人称之为“茶会”。各行各业都有其特定聚会的茶馆，在当地认为跑茶会还算是干正经事者。在茶馆里常见的对话如下：
“老兄，这行的事有了一点眉目了吧？”
“好，吃碗茶再细谈谈。”
“某老板，货色可以脱手了吧？”
“等一下茶馆里谈了价钱再说。”
当时苏州比较大的而著名的茶会，如五洋业茶会、杂货业茶会、锡箔业茶会、绫绸业茶会等，如就各业方面统计起来，苏州大小茶会应该有七八十处以上。有一部分由于从业员稀少，或是货物交易顺畅，遂不怎样为人所知。像上述五洋、杂货等业的茶会，非但从业店号必须排日躬逢其盛，即使是业外囤户也必须不差分秒地准时参加。这种情况到了沦陷后期，在汪伪政府眼中成了操纵居奇、哄抬物价的罪魁祸首，而遭到打压。
到了午茶时间，茶馆的风光和早上是两个样。因为早上许多茶会已经散场，茶馆的客人就换成另一批衣冠楚楚的有闲分子。他们谈论时局的进展、地方的琐闻、菜馆的好坏、商场的荣衰，以及古董的优劣等话题。到了沦陷时期，苏州茶馆里的人最注意的信息又是哪些呢？以下是报纸上一则茶馆里喧哗的记录，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是“××长发表了”：
老兄，××是不是真的发表了吗？我早在一个月以前说过了，诸位，这不是瞎吹的！
老兄的消息果然灵，看来和××长总有些渊源吧！恭喜，这一次又得高升了。
倒不是吗？××是我×位姨太太的兄弟，与我是换过帖的，他如今少不了要上台，那末还会没有我的份儿吧？哈哈！不夸，个把科长是拿稳的。
由是看来，在政府官场里的人事现象，往往是人们在茶馆探听讯息的焦点。此外，因为物资的管制与缺乏，所以“什么东西好囤囤啊”也是另一个热门话题：
老五，你看现在有什么好囤囤啊？
由于电力的减少，各种电力制成品的上涨，那是必然的趋势，小陈你道对也不对？
沦陷后期，苏州茶馆内又形成新兴的活动，其中引人注目之一，即是变相的典当交易。据报纸上的报道，有一稍具资本者安坐茶馆中，待一般需款无着或等候食米待炊者携物前去押款。因为此种交易多是在双方熟识的情况下，或是由中间人撮合成交，当面言明抵押数目及时效，只有以口头为信，并无书面单据。其抵押期限大抵异常短促，且利息亦不在一般典当业之下，无异高利贷。所以官方已开始注意这类活动，派人前往搜捕。
在下层社会里常见到一种现象，就是一些民事纠纷习惯在茶馆评理，即所谓的“吃讲茶”“讲斥头”。作家陆文夫（1927-2005）回忆1940年代初苏州茶馆时，有很生动的描述：
双方摆开阵势，各自陈述理由，让茶客们评理，最后由一位较有权势的人裁判。此种裁判具有很大的社会约束力，失败者即使再上诉法庭，转败为胜，社会舆论也不承认，说他是买通了衙门。对门有人吃讲茶时，我都要去听，那俨然是个法庭，双方都请了能说会道的人申述理由，和现在的律师差不多。那位有权势的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坐在正中的一张茶桌上，像个法官，那些孵茶馆的老茶客就是陪审团。不过，茶馆到底不是法庭，缺少威严，动不动就大骂山门，大打出手，打得茶壶茶杯乱飞，板凳桌子断腿。这时候，茶馆店的老板站在旁边不动声色，反正一切损失都有人赔，败诉的一方承担一切费用，包括那些老茶客们一天的茶钱。
就如同作者所言，茶馆吃讲茶评理时常见两方各邀其老头子、小兄弟到来，以壮声势；有时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之下，即诉诸武力，茶杯椅凳齐飞，伤人流血。据说此风上海最盛，苏州稍逊，最为茶馆业者所深恨。从报纸上的新闻常常看到这种吃讲茶的例子，举凡夫妻的失和、债务的纠纷、同业竞争的纠纷、劳资之间的薪资纠纷等，都会约在茶馆见面评理，往往一言不合而发生全武行的事件，例如有一小贩朱德林，本为杭州人，在苏州为生，妻朱陆氏颇有姿色，以代人洗衣补贴家计；然朱德林怀疑其妻与丁阿荣有染，不但与妻争吵，还约丁阿荣到大观园茶馆评理，继又殴打丁，因之扭报警局成讼。又如一起案件是沙福坤向沙义隆讨债，二人约在胜阳楼吃讲茶，未料沙义隆带多人前来，殴打沙福坤，福坤之妻周氏前来劝架亦遭打伤；此案有胜阳楼茶馆堂倌作证人，确定是殴人事件而报警拘究。有时吃讲茶甚至会酿成聚众数百人的集体斗殴事件。
茶馆的娱乐功能
弹词说书是苏州的“乡土剧”，所以苏州的茶馆大部分都设有书场，光裕社与普余社是最著名的两大阵营，以“说、噱、弹、唱”吸引顾客，每个角儿都凭着色或艺而拥有一部分的听客。在战前，这两大社之间还有竞争关系，听说普余社的场子结束后，光裕社的人就不愿接。战前的书场与茶馆之间，也有过业务纠纷，如1927年茶业公所与说书业者光裕社之间，因误会而发生过停顿说书的情形，经调解后才顺利开始年常会书。沦陷后，茶馆业与书场业已如唇齿相依而不可分了，所以合组同业公会。
苏州乡间的茶馆书场
在茶馆听说书的花费有限，但却可以坐上大半天，所以茶馆成了苏州人休闲的重要场所。当时的报纸上即有人为文指出——茶馆书场随处都是客人满座，由是批评苏州的“闲人”很多：
天堂毕竟是天堂，即使在沦陷后的苏州，生活压力让人透不过气的当下，怡然自得的人依旧故我，生活舒适与从前毫无二致。
上述报纸的文章又提及，在苏州每一家像样的茶馆书场都拥有一批老顾客，其实弹词家说书的内容对他们而言早已熟稔，只是听不腻，故成为老顾客。
在茶馆里还有许多穿梭客方之间的小贩，出售许多“消闲”的商品，有吃的如绿豆糕、花生米、菜梅、牛肉、香烟、馒头等，还有玩的如古董、图章、耳挖子、皮鞋带等，穿的有衣服、皮鞋，看的有小报。总之是五光十色，简直就是一家变相的百货商场。再者，随着“海派”风气的传来，原来苏州的旧茶馆又添了许多新事物，如擦皮鞋的服务。随着物价的上涨，以老牌皮鞋油为号召的“擦工”工资也不断涨价。还有剪影也是一种吸引人的小玩意，五分钟就可以剪出客人的侧影，颇受欢迎。
苏州的茶馆和上海茶馆最大的差别，在于苏州茶馆是卖清茶、不卖点心，不像上海茶馆还兼卖点心，所以上海茶馆并不欢迎只喝清茶的客人。然而，苏州茶馆附近也大多附有馒头饼摊，以应茶客的需求。茶馆中的顾客有很多是棋迷，他们常借茶馆作为手谈的地方，所以茶馆也成了棋迷聚集地。战前最著名的棋迷聚集处是春园茶馆，沦陷后便转移到梅园了。此外，小巷里的茶馆还开设戒烟所，更有聚赌抽头者，这类茶馆通常是社会下阶层的人聚集之所。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这类在茶馆聚赌的活动虽被政府严厉禁止，但往往暗地里仍在进行，甚至有因赌博而引起的暴力纠纷。
沦陷后期苏州的茶馆为求生存与营利，逐渐开始转型，提供新的娱乐与服务。大约从1942年开始，有些商人看到上海茶室鼎盛，认为有利可图，于是依样画葫芦，在苏州观前街一带开设几家茶室。这种茶室与传统茶馆不同，首先可以看到茶室通常兼营西菜，包括像红宝茶室、大东茶室、百乐茶室、锦江茶室、金星花园茶室等，都有广告声称开设中菜或西餐部，而且标榜讲究卫生。其中如红宝、百乐、大东茶室又开设咖啡厅，形成茶馆、菜馆、咖啡厅三合一的情形。这种情况和下一章苏州菜馆业的发展相似，所以像红宝、大东等茶室其实与菜馆已无太大的差别，只是名称上有茶室二字，大东茶室后来又在名称后加上酒楼二字，全名为“大东茶室酒楼”。
其次，这些茶室从上海请来乐队与歌女，提供新型娱乐，于是“怡情清趣的茶室到这时候便成变相的声色场所了”，苏州城里一辈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茶客，都蜂拥到有歌女的茶室，争风吃醋、甚至全武行的情况时有所见。到了1944年，还流行露天的酒楼与茶室，同时聘乐队歌女，被视为影响社会风气，又不顾卫生与否；且夜间营业甚晚，后因违反夜间防空规范而遭停业。
此外，受到上海的影响，苏州茶馆也开始聘用女茶房或女招待、女侍，如护龙街怡园茶部就有报纸广告，声称有女招待，显然是为了吸引客人。最醒目的是那些附设咖啡厅的茶室，往往有招聘女招待的广告，如位在北局苏州新市场的新华茶室咖啡厅，要聘的女侍与女职员之条件是：小学毕业以上，品貌端正，年龄在17至25岁之间。其中最著名者，当属红宝茶室所附设的咖啡厅。根据王笛关于成都茶馆的研究，他也发现1937年出现女茶房是一个新的现象，在成都代表着一个重大的进步，改变了妇女的公共角色和性别关系。而成都茶馆兴起女招待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战争难民的涌入。这些难民带来沿海城市相对开放的文化和观念，使成都人对妇女进入公共场所工作转向较开明的态度。而成都茶馆的女招待大多数是来自下层没有受过教育的已婚妇女。相对于成都，我们对苏州茶馆的女招待背景所知甚少，是否像成都一样大多是外地的难民就不得而知了。
同业组织的成立与转型
第一章已提到苏州茶馆业在战前已成立茶馆业同业公会与职工公会，在战前所发生的茶馆业劳资纠纷事件中，扮演居中协商的重要角色。整体看来，战前茶馆业的劳资纠纷并不算严重。沦陷后的苏州茶馆业同业组织或茶馆业职工公会，在性质上则有了很大的变化。
茶馆业同业公会：由自治到国家控制
在苏州涉及茶业的同业公会，包括茶叶商与茶行组成的茶业同业公会、制造茶食糖果业的同业公会，以及与茶馆有关业者所组成的茶馆书场业同业公会与茶馆水灶业同业公会。茶馆业同业公会虽然在战前就已成立，但沦陷后就停顿了；1938年时曾有一部分会员想恢复原组织，但以营业未复旧观，且会员意见不一，终无结果。直至1941年才由吴苑深处茶馆发起，再经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江苏省分会核发证书，成立了吴县茶馆书场业同业公会。
至于茶馆水灶业的同业公会则是在政府的要求下成立的。1943年3月25日，汪伪政府公布“工商业同业公会暂行条例”，该条例强调此后同业公会的组织已不像过去是以谋同业福利为目标，而是以协助当局推行经济政策为主旨。此说明了汪伪政府对茶馆业在内的饮食相关行业的组织管控更加强化。于是在1943年6月，苏州的伪省政府召集城内水灶、茶馆业者负责人谈话，商讨成立新的同业公会；在伪省政府粮食局命令下，强迫苏州所有的茶馆等业都成立同业公会，苏州的茶馆水灶业同业公会遂于1943年8月5日正式成立。
茶馆书场业与茶馆水灶业这两个同业公会成立有先后，组成分子中的茶馆业者是重叠的，但未见两者有任何继承与统属关系。再细观此二同业公会的活动，充分反映了由自治到国家控制的过程。由民间自组的茶馆书场业同业公会与官方主导的茶馆水灶业同业公会，在职能上有很大的差异。前者的活动最醒目的是公告联合涨价。如1941年底至1942年初同业公会公告因为茶叶价格不断上涨，尤其燃料已几乎是战前百倍，而且还有断绝之虞，于是公告再度涨价。
当局强迫成立的茶馆水灶业同业公会，其用意之一是与管制卫生有关。因为当地贩卖饮水的老虎灶业者，往往用不洁之河水，或将未煮沸之水卖给茶馆，以致引起传染病。伪省政府要求业者成立同业公会，以利管控卫生。此外，沦陷后期汪伪政府对通膨与物价的控制更趋积极，茶水价格也是他们要控管的范围。如1944年1月“省粮食局”即透过茶馆水灶业同业公会公告售茶的统一价格，规定茶馆售价每壶储币3元。不仅是茶馆水灶业同业公会，即使是像茶食糖果业同业公会也得服从当局的金融管制，且被当局要求交易使用中储券。茶叶业同业公会则要求上呈成本售价表给当局，经当局核准限价。
虽然无法确定上述这两个同业公会是否有矛盾的情况，但是的确也曾发生同业公会与当局之间的价格争夺战。1944年11月间，苏州茶水业者因为成本过高，已无力负荷，故不得已涨价，“省建设厅”却又命令降价，茶馆水灶业同业公会虽然向上陈情，但“为拥护政府，平抑物价起见”，也只能忍痛恢复原价。也有茶馆愿意配合降价，如苏州的大东茶室在报纸广告上说明配合“新国民运动”的节约政策，而愿意降价，但这些是少数。
茶馆业者在面临当局征收税捐的问题时，同业公会的角色也很重要。第一章已提及战前的苏州茶馆书场业同业公会力抗县政府征收台子、书场捐的事例，可以看到当时公会的力量。到了沦陷后期，如第二章所提及的，汪伪政府还征收消费特税，茶馆水灶业者亦需要缴交，于是两业同业公会呈请商会转呈当局，请求豁免特税。但伪江苏省战时消费特税处吴县分处回复：据规定茶室皆应税，碍难照准，但水灶业若只卖茶水不兼营茶馆则得免征。
茶水业职业工会
苏州沦陷以后，据报纸记载，到1943年年底，苏州才开始筹组茶馆职工的工会。当时有吴县茶馆水灶书场业的工人，以谋工友福利与劳资合作为由，经“省社会福利局”核准设立吴县茶水业职业工会。再从其刊登在报纸的征求会员广告来看，举凡茶馆、水灶、书场及游艺场所从事茶水业的职工，都需加入工会，带有半强迫的性质。不过，据报纸新闻声称加入者非常踊跃。
令人惊讶的是，在沦陷期间，苏州的茶馆似乎未发生劳资纠纷，反而是茶食糖果业职工、茶板箱职工都曾有过劳资纠纷，而且还不只一次。如1942年初，苏州茶食业职工发生集体罢工事件，后来经当局协调而结束。又于1942年旧历新年时，茶食糖果业者循照旧例解雇职工，引起工会的关注，经职业工会与同业公会理事协调后，解决被解雇工人的救济问题。1942年7月，又发生茶食业工友300多人集体以物价上涨，而薪资每月仅四五十元，无法维生为由，通过工会要求业主加薪，并以中储券支薪。1943年则陆续发生多次要求加薪的事件，而且僵持了近半年，才在年底经工会交涉下达成和解。另一是茶板箱业的工人，在1943年7月间也曾发生要求加薪的劳资纠纷，最后是经工会协调而达成和解，结束工潮。由此说明了沦陷后茶馆业的畸形繁荣更胜过战前；再从前述茶馆收小费的情况可知，茶馆业职工在收入上确实要比一般工人好。
伪政府对茶馆的控制
战前苏州人到茶馆喝茶的风气太盛，成了苏州人普遍的嗜好，当时曾引起省主席叶楚伧（1887-1946）的注意，批评此为社会惰性之表现，并欲加取缔。在报纸上着实可以见到警局调查茶馆、要求茶馆回报讯息，以及逮捕吃讲茶或聚赌群众的零星例子。
沦陷后伪政府更进一步控制苏州茶馆，首先是1940年3月，吴县警局公布取缔茶馆的暂行规则，强制茶馆开业需领有执照，共分四等收费，并明文规定不得在茶馆内聚赌与吃讲茶评理，又茶具需卫生清洁。1941年5月“省警局”所发布的《江苏省会警察局修订管理茶馆暂行规则》中，详细列出26条规定，包括营业申请与执照的核发、茶馆业主相关资料的登记、茶馆桌椅摆设的空间限制、需用清洁河水或自流井水并煮沸、茶叶不得用伪品、规范残杂剩水的倾倒处、茶具需要清洁卫生、不得在馆内聚赌、附设书场与游戏场需符合规定、茶客争吵斗殴需报警、患传染病与精神病者不许入内、携带危险品与违禁品行迹可疑者不许入内、不得在馆内兜售违禁品、不得附设鸦片戒烟所，以及茶馆的等级等都有规定。这样详细的规定，在战前的苏州几乎看不到。以下将从三方面来看伪政府对茶馆的控制。
对社会暴力事件的控制
苏州的茶馆里往往会发生社会暴力的事件，从报纸上的记载看来，发生斗殴的情况最多，而斗殴的原因最常见有两种，一就是前述在茶馆里吃讲茶评理的过程中爆发冲突；另一是在茶馆里聚赌所引发的斗殴事件。
吃讲茶而引起的暴力事件，在战前的苏州就时有所闻，警方也注意到此类事件。曾有警局闻讯吃讲茶而派员至茶馆逮捕人的例子。如1926年9月间，苏州北区的警署曾召集业者，要求茶馆必须通报聚众吃讲茶之事，以便取缔，防止意外事件。
沦陷以后，在报纸新闻里所见因吃讲茶而引起的暴力事件更多了。如1940年11月间，两业伙友在茶馆听说书，一方系眼镜磨厂的伙友，另一方为木器号伙友，两方因为争夺座位而引起纠纷，约到梅园茶馆里讲理，但木器号伙友一方却带了大批人殴伤对方。又如1941年6月，有工人潘瑞林与其妻陈氏同在城内西北石皮弄的苏州丝绸厂工作，当天因潘感觉不适，状如中暑，遂脱下上衣要求其妻为之刮痧。同厂男工张、陆二人见状，即讥笑其无耻，并在厕所内贴一字条侮辱。另有狄姓工人在旁不平而助潘，两方遂起口角，约晚上六点在西北街鲁苑茶馆评理。狄姓工人约同工人七八名，未料张、陆二人约集数百名工人，各执铁器，将茶馆包围，一言不合即动武。最后是大批警察镇压，才得以结束。
在吃讲茶而引起斗殴事件的例子中，还可以看到行业间的竞争。如1942年11月，有无锡顾明山在东中市其宅门口摆豆浆摊，后来因生意清淡，遂改开饭店。之后有泰兴人黄贝林在其门口继续摆豆浆摊，因为黄氏生意日隆，顾某遂想恢复旧业，而与黄氏有竞争，相约在都亭桥茶馆评理，却一言不合而大打出手。这种情况下，茶馆都会受池鱼之殃而有所损失。如1943年3月，有裁缝业者二人于公会内讨论问题时，意见相左，遂约在玄妙观内的春苑茶馆讲理，却发生冲突。事发当时茶客四散奔逃，茶馆损失惨重，后报警拘捕肇事者，索赔210壶茶价、茶壶3把、茶盅11个。
有时劳资之间也会在茶馆内讨论工资的问题，如苏州有许多绍兴来的锡箔业工人，1943年4月发生一起暴力事件，起因是天昌兴箔庄的工头张国兴，绍兴人，原聘李、汪二工友，于上工前已付定100元；但后来二人要求增加工资未遂，于是约到茶馆评理，一言不合，李、汪二人就痛殴张国兴。
再者，战前苏州的小茶馆已有设赌场之风，也曾遭公安局破获；公安局对此还订有取缔规则，严禁在茶馆聚赌，违者将勒令停业。沦陷后报载关于在茶馆聚赌而引起的暴力事件更多了，即使1941年5月“省警局”已有明文规定禁止在茶馆聚赌，但似乎无法全面禁止。例如在城内开茶馆兼营赌场的茶馆主，与赌客发生口角，或为追讨赌债，而与客人斗殴，甚至酿成命案。
1942年1月在苏州上塘街的上津桥口茶室，还发生一起聚赌遭到巡警拘捕，赌客不服取缔而聚众包围警察，意图拒捕；即使巡警派车队前来支持，数名工人仍群聚与警车相对峙的事件。后来是警察鸣枪示警，附近驻军闻枪声后亦派队前来，才将群众控制。还有一起是苏州茶馆内的服务员与茶客起冲突事件，起因是绍兴锡箔工人曹宝山等四人常在鸿福园茶社聚赌，老板交代茶馆内的挑水夫韦学友要禁止茶客聚赌，因之起口角而致斗殴。但曹宝山等人则坚称是在茶馆抽烟时，与韦某起口角。
无论是吃讲茶所引起的斗殴，或是在茶馆聚赌而酿成的暴力事件，从沦陷后苏州报纸此类新闻的频繁出现，反映了战争时期城市社会的不安与骚动。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暴力事件，大多数的主角往往是下层劳动阶级，即使警局对此类事件也曾着力，但似乎较战前更难控制。尤其是集体大规模的斗殴事件，甚至不服取缔，与警对峙的情况，是战前所未见的。
伪政府对茶会的打压
汪伪政府在沦陷后期实施的统制经济，抑制物价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也就是以政治的力量干预市场价格，强制要求售价仅能限制在某种程度。而苏州各行业惯例在茶馆举行茶会，讨论市场价格与市场动向，因而成为汪伪政府的眼中钉，将之视为操纵物价的元凶而加以取缔。此外，报纸上也常见社论抨击茶会，将茶会视为商人聚集、以茶馆作为黑市交易之所，造成日用品涨价的趋势，故要求政府取缔。
尤其是1943年以后，苏州陆续发生多起政府取缔茶会、关闭茶馆的事件。苏州沦陷后有不少绍兴人移居于此，其中许多是锡箔业者。1943年6月，当地报纸“揭发”了锡箔业茶会操纵物价事件。锡箔业茶会在汤家巷的梅园茶馆，每天早晨挤满了锡箔业同业公会会员商与业外的囤户在此交易。当时市面成交价每块已高达600元左右，而官订限价是380元，此交易形同黑市，超过官订价格的60%以上。由是此茶会被视为非法操纵物价、导致物价上涨的黑市交易。虽然政府之前曾派员监视，但不久即撤回，于是又死灰复燃。报载之后，地方政府决定派员长期至茶馆监视此茶会活动，令其无法复活。
同年7月，又见一起茶会操纵物价事件被报纸“揭露”。这段期间苏州市面上的日用品，如肥皂、洋烛、火柴等连续涨价，报纸新闻指出之所以如此，系有大批掮客从中操纵所致。又点名阊门外的福安茶馆，本来是小肥皂厂帮会聚集之所，后来竟被大量掮客所霸占，逐日狂喊拉抬，成交后从中渔利，导致物价愈来愈高，影响民生，遂要求当局重视此事件。
最引人侧目的是发生在1944年4月间，“省长”勒令关闭玄妙观三万昌茶室事件。该事件由“江苏省长”陈群亲自下令，理由是该茶馆聚集米商操纵食粮价格，也就是米商的茶会组织被视为操纵物价的元凶，而茶馆受池鱼之殃被下令停止营业。不过，该茶馆业主事后呈请救济，当局以体恤商艰而准予启封复业。
一个月不到，在该茶馆聚集的粮食业茶会又复活了，警局再度派员前去，逮捕了128名“米蠹”。如此是否真的能抑制物价呢？据报载因百余名粮食商人被捕，同业人心惶惶，虽然市面价格涨势短期未持续，不过市场买卖却显得相当冷清。
1944年12月，伪省政府正式下令对茶会宣战，要求同业公会举办同业茶会只能在公会内举办，不得在茶馆举行，业外人不得参与，以免从中兴风作浪。此外，也开始派员到各茶馆查缉，若有人在茶馆内擅做交易，将以非法论处。茶会的活动是否就此消声匿迹呢？事实证明虽然“省政府”取缔茶会，但仍有锡箔、五洋等少数茶会不遵守当局法令，依然在茶馆内（福安居、梅园）活跃。所以有社论认为，当局此举无法全面防止物价的操纵，官方取缔的效果实在有限，不如加强同业公会的制度以控制物价。
有趣的是到战后，苏州茶馆里真正吃茶的茶客，反不如参加茶会的茶客来得多，后者占约七至八成。苏州城内的茶会不再受政府干预与取缔，像棉纱、黄金与珠宝的茶会在梅园茶馆，丝绸业在吴苑深处，三万昌茶馆仍是粮食业茶会之地，旧货与丝业茶会在春苑，账房的茶会在春园，彩云楼是房屋买卖业者的茶会之所。那些刺探商业消息顺带做黑市生意的人都去茶会，茶馆成了另类的商业战场。
伪政府逐渐控制的公共空间
伪政府对茶馆在卫生方面的问题也愈来愈注意。其实，苏州茶馆向来不重视卫生，战前即已如此。韦泞《苏州的茶馆》一文，就生动地描述出茶馆的环境：
现在，我们且拉回我们的视线，向地板上望一下吧——嗯，我们假使真的抱定主意来喝茶（漂亮苏州人叫作“品茗”），我们最好是别把眼睛射到地板上——那地板，是一幅五色斑斓的大地图哪！湖泊是“痰”，河流是“鼻涕”，香烟屁股纸煤头是“山脉”，且一爿爿黑色瓜子壳，错落其间，像是些大甲虫爬着似的。那些大甲虫，数目多得使人看了发麻，有时不免爬在湖泊或河流上，然而那是挺稳的哩，因为是黏性的湖泊河流哪！
1940年3月，伪江苏省政府移到苏州之后，“省卫生局”对辖内的卫生环境特别关注，曾函请警局将苏州城厢内外的茶馆列表，准备检查茶馆提供的饮水是否卫生。1940年6月，伪江苏省政府卫生机关公布管理饮食品业（含菜馆、茶馆）与旅馆业的卫生规则。1941年时“省卫生事务所”又进一步订定了《水灶肉铺卫生取缔规则》与《茶馆与水果食业卫生取缔规则》，规定茶馆需注意的各种卫生事项，而且该所会派员取缔并函请警局依妨害卫生之违警罚法处理之。
茶馆因卫生问题遭查缉关闭者，也有实例。如1943年3月“省警局”曾经召集苏州境内的各个茶馆、酒楼、饭店、旅馆、浴室、游乐场所等业者聚会，指示公共卫生应注意的事项，并且派员到各个场所稽查。结果查到苏州著名茶馆吴苑不符标准，遭警局以卫生为由而停业三天，而且要求三天内改善复查后，方可复业，若再不合格，将吊销营业执照。到了该年6月间，如前所述，省粮食局又召集业者谈话，并筹组茶馆水灶业同业公会，讨论用水要注意卫生一事。显见地方当局逐步加强了对茶馆卫生方面的管制。
伪政府对茶馆内的公共论坛也开始敏感起来，于是“禁谈国事”成了沦陷时期茶馆的禁令。也有作家在报纸撰文指出苏州的茶馆的确曾贴过“禁谈国事”的字条，而且也有人因为犯着禁条而受到处分。1943年2月间，吴县当局召集各机关代表及民众四五千人，开联合协议会议，其中通过“严禁在茶馆、酒楼内妄谈国事以遏谣言”的议案，议决函请“省警局”布告严禁。可惜这类相关的史料，可能因为太过敏感，留存者并不多。
小结
本章透过对苏州茶馆业的分析，发现除了被日军占领的初期，沦陷之后的苏州茶馆并没有就此而萧条，反而生意兴隆更胜于战前。即使到抗战后期物价飞涨，茶馆不得不涨价，却依然是高朋满座。这个结果与过去想象中抗战时期沦陷下城市生活的窘境有很大的落差。沦陷后苏州人热衷于出入茶馆，并不全然只是一种享受与消磨时光而已，背后其实反映了一种集体的社会心理，也就是在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感的情况之下，找寻走出苦闷的出口。
茶馆具有许多社会功能，是社交的重要场所，也是信息的重要来源地，同时又是交易买卖的商量地、民事纠纷的调解地，尤其“茶会”与“吃讲茶”是苏州当地茶馆的两大特色。茶馆也提供了许多娱乐的功能，茶馆通常附加书场，又提供许多点心，同时许多茶馆成了棋友的聚集地，较低层次的茶馆则成为赌徒聚赌之地。到沦陷后期，茶馆为求生存，且受到上海的影响，出现新型态的茶室，聘请乐队与歌女驻唱，提供新的娱乐以吸引茶客。同时也有招聘女招待的茶室与咖啡厅，成为吸引消费的一大利器。
由沦陷后苏州茶馆的同业公会可以看到从自治到国家控制的过程与矛盾。苏州茶馆业在战前成立的茶馆业同业公会，沦陷后逐渐恢复，其功能主要是在联合同业涨价。然而业者也在当局的强迫下，组成茶馆水灶业同业公会，其功能主要是配合当局平抑物价与管控卫生。两者其实有相当程度的矛盾，尤其是在价格的管控方面。
沦陷时期当局对苏州茶馆业的管控，不仅止于同业公会，我们可以看到当局逐步地扩大控制各个方面，包括治安、管理与卫生等，当局也逐渐强化控制茶馆内发生的社会暴力事件。然而，无论是吃讲茶评理或是聚赌所引发的暴力斗殴事件，都要比战前来得更为频繁，尤其是集体暴力事件达到空前的规模，此现象反映战争时期城市社会的不安与骚动。此外，当局因为要抑制物价，遂将茶会视为操纵物价的黑手而点名打压，甚有茶馆因此而关闭。至于当局对茶馆在卫生方面的监控，也是史无前例。从官方订立的许多详细的卫生规则，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而当局对于茶馆内的公共论坛，也明示“禁谈国事”。
这些都说明了在沦陷区城市里的日常生活，即使是休闲生活，也往往无法脱离政治，政治的力量甚至更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本文摘自巫仁恕著《劫后“天堂”：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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