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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颖:生活不可能像励志小说那么简单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城市文学是边缘化的。在中国文学界,乡村文学是主流。写灾难文学,也是主流。而在这样的主流文学图景里,上海就变成一个很特别的城市。

唐颖:生活不可能像励志小说那么简单

唐颖(中)与作家陈村(左)、张怡微(右)对谈她的“双城系列”三部曲

著名女作家唐颖的三本小说《阿飞街女生》、《另一座城》、《初夜》最近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新版。这三本小说被称为唐颖的“双城系列”三部曲。所谓“双城”,按照唐颖的说法,就是上海跟纽约或者上海跟美国之间的一些互相的对照。

唐颖素以擅长书写都市而著称,其作品被认为是了解当代上海的“必备指南”。她关注繁华都市中的女性生活、情感、心理与命运等问题。本次推出的唐颖“双城系列”三部曲,讲述都市女性的情感命运与成长蜕变。从青春少女的“阿飞街女生”,到成长阵痛的“初夜”,再到婚姻生活的“另一座城”,是2000年以来唐颖的长篇小说创作的主要收获。7月8日,唐颖做客上海书城全国新书发布厅第70期活动,与作家陈村、张怡微对谈她的“双城系列”三部曲。

唐颖:生活不可能像励志小说那么简单

《阿飞街女生》

唐颖写的是淮海路的小姑娘

唐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第三代上海人。她认为,这几年,城市文化开始受到重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城市文学是边缘化的。在中国文学界,乡村文学是主流。写灾难文学,也是主流。而在这样的主流文学图景里,上海就变成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在极左的年代,上海也是一个负面的词语,它几乎就是十里洋场、殖民社会等等,它是被批判的,所以上海的生活,或者上海人的一些他们的生命历程也是被疏忽的。”

唐颖自述道,她所有的书,都是跟她自己的成长有关的。作家走走写过一篇关于唐颖的评论,她说唐颖有些小说是写成年成长后的成长。“也就是说,从成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到了18岁以后已经是成人了,但是我的小说一直在写一个女性的成长过程。其实女性的成长过程,其实是贯穿了一生,包含了她自己的一个精神成长。所以我的小说,很多也是写女性的精神成长的过程,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我们女性也会遇到很多挫折,甚至是非常伤心的一个过程。因此我就是通过这些,她在生命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很多挫折、坎坷,甚至是心碎,然后就把她成熟的过程写出来。因为我自己是女性,所以我的城市文学很多都是通过一个女性的视角来写。这三本书,应该就是以这样一个女性的视角来写的。”

陈村也谈到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些不受待见。“就像我到青岛觉得不属于山东,觉得青岛这么洋气跟山东大汉的城市好像有点不一样。”上海人也是中国内部的一个独特人种。陈村谈到根据唐颖小说《红颜》改编的电影《做头》,里面关之琳说了一句话:“上海人就有上海人的那种样子”。没做头发怎么能够出去呀?这个就是上海人,上海人有一种风雅,有一种时尚。

但是陈村认为,唐颖写的上海人,跟平常所说的上海人有点不一样。“她写的就是很有名的淮海路的小姑娘。淮海路的小姑娘,是这个城市里面小姑娘的一个骄傲。她们眼界很高,一般不爱搭理人。如果我年轻,她也年轻的话,我要跟她说话,她肯定不睬我。她们都有一种自爱,包括一种对男性的警惕。她们是领了这个城市、大都市的风气之先,她们去想很多事情。包括:去想海外的事情。在中国的大多数人民,还是不大去往外看的时候,这些人看到的都是海外的很多事情。包括:她看到的好东西,都是海外的。我们那个时候比较好的牌子可能是海外的,可能你在内地会看到上海产的东西很好。但是上海人有时候讲起来的那些好的东西,是外面的牌子,而不是上海的牌子。”陈村有一句话讲得很形象:她们眼睛是朝外看的。

关于城市文学在中国不受待见的问题,陈村认为,这确实是事实,但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那么多人向往城市,那么多大学毕业生希望留在中国最大的那些城市,他们向往这样的地方,他们喜欢这样的生活,他们觉得适合这样的节奏,他们千辛万苦地要住下来。什么是城市?城市里的人的想法,城市里的人的那种遭遇,那种心灵遭遇。我觉得看唐颖的书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女性。”

关于唐颖写的是淮海路小姑娘这一说法,唐颖本人的解释是,在“极左”的年代里,其实这个街区的人是最压抑的,因为他们是被批判的群体。“就是你的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这个街区的人,他们整体上就有一种被压抑的感觉,因此互相会有一个联盟。好像我们互相认同了,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被压抑、被人骂得最厉害的地方长大。然后呢,这个地方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弱点,他们都比较自私,或者比较保住自己,他们有一些上海人的一些特点的。因为《阿飞街女生》里面就讲到,当年70年代,在这条街上发生过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事件,所有的人其实都不自觉地参与了。一个女孩子被强暴了以后,所有的人家其实都有责任的。因为那天晚上她们是听到她的呼救的,但是所有的人都把门窗关紧,没有人出来救她,这对于所有女孩子内心都有阴影。在美国展现非常自由、非常让个性解放的时候,她们那个时候的回忆就出来了。也就是说,她们都是带着某种原罪在那里生活的。因为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遭遇,其实她是跟着你的。你即使是暂时性忘记,在你的生活变得更自由的时候,它反而会出来骚扰你。我就用《阿飞街女生》,就是这条街上的女生,她们在美国见到以后,往事就出来干扰她们了。她们也很想解决这个心结的,但是这个心结可能就忘记不了。”

80年代,淮海路上的小姑娘们都经历了“胜利大逃亡”,当时很多人考托福出去。唐颖讲了一个故事,她一个亲戚跟她都在华东师范大学,他是法语系的。那个亲戚就用法语翻译《红楼梦》,后来他全班同学都出国了,但是他不出国。原因是他想吃妈妈做的那口饭。年轻的唐颖当时觉得他脑残。他说:“没有办法,我母亲做的饭太好吃了,我没有办法忍受在国外吃不到她做的饭。”当时他们觉得,出国是最好的出路。但是回过头来,时过境迁,留下的人反而又被人羡慕。“我有一个朋友在雁荡路上有一栋楼。他说,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这栋楼这么值钱,早知道我就不出国了。这栋楼在他们一家都离开的时候,已经被收走了。”而那些出国的第一代移民出国以后才知道,他们遇到的挑战也是非常大的。

但是唐颖笔下的淮海路上的小姑娘并不是今天印象中那种小资化的人物,相反,这些人经历过伤痛的青春期。按照陈村的说法,革命的风暴一来,很多本来趾高气昂的活得有滋有味的小姑娘突然间家道中落了。鲁迅说:“从家道中落的家庭走出来的人,更容易看到人生的真相”。这种家道中落也给了作家意外的创作财富。

唐颖:生活不可能像励志小说那么简单

《初夜》

《做头》庸俗化了我的故事

关之琳、霍建华主演的电影《做头》改编自唐颖的中篇小说《红颜》,但对这个电影,唐颖颇不以为然,认为这个电影已经和自己的小说无关。

“我不是写当年做头发的事情。我是通过理发店写到从那个女主角的眼睛里面看到时代在变化、价值观在变化,从旋转门走进来的人,二奶、妓女。她们进来怎么做头发,好像给的消费怎么那么高。我一个良家妇女才给了五块钱,她们随便给就是一百块钱。在社会急剧变化过程当中,她受到冲击。她为什么来做头发?她跟理发师之间有暧昧的感觉,她在跟丈夫夫妻生活里面的一些空白,在理发师那里得到了一些补偿。当然,她没有跟理发师发生什么事情,到了电影里面就上床了,其实我的小说里面没有写到那么厉害的,是文学性的描写。所以我看到那个电影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高兴了,感觉完全庸俗化了我的那个故事的感觉。”

唐颖认为,她的小说有时候超越了时代,过了那么多年以后。特别是80后、90后的孩子还在喜欢。“我还是在里面要写到一些超越时代的一些东西。比如我们在年幼的时候、成长当中,还是遇到一些挫折跟一些令人心碎的地方。这些不一定是某个时代造成的,在每个时代都会有。”

陈村认为,唐颖的小说不是励志的小说,而是有种顺着生活走下去,我就这么看下去的感觉。唐颖小说有一个女性人物说过一句话,她们一直都在走钢索,但是一直没有堕落下去。张怡微注意到,唐颖小说里的女性不大逆袭,会一笔带过。有的时候因为运气好,或者因为婚姻,婚姻当中有小的权衡,过得也不错。但是不强调吃了多少苦,奋斗成怎么样。在今天,都是强调女性自力更生,做自己,但在唐颖的小说里,可能恰恰就是在很混沌的生活状态下找到应对的方式。

也因此,唐颖认为她处理人物困境的手法和励志小说有根本的差异。“励志小说是非常简单的,跨越了这个困难以后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是一个童话。但是真实的人生永远不可能像童话一样,说我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我们永远不可能过上我们认为的幸福生活。

唐颖:生活不可能像励志小说那么简单

《另一座城》

小说中,上海在外国人看来是及时行乐的城市

在《另一座城》里,唐颖处理了同妻的问题。但这个小说里的同妻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从小在美国长大,在美国受教育。因此,她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就有两重性。一方面她从小的教育都告诉她不能有性取向歧视,这是政治正确。但另一方面,国外的华人家庭其实可能比国内更保守,因为这些华人带着更多传统出国,没有经历过动荡年代对于传统的破坏。而且在美国,家庭的观念非常强大。这个女主角和她的同性恋丈夫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家庭,而她丈夫的同性恋身份就变成一个无法融合的困境。

在小说里,同性恋丈夫到了上海才解放自己,因为对于从小在国外长大的他来说,上海就是异乡,成了他释放原欲的地方,甚至可以说,上海比美国大城市更开放。

在唐颖的小说里,上海是一个“及时行乐”的城市。她谈到,在美国华人当中,他们认为“上海是一个灯红酒绿的,是一个可以放纵的地方。”美国是个清教徒的社会,他不是那么可以随便的,因为它是一个宗教社会,对每个人有一个自律。“我儿子那时候就说,在上海的酒吧里面,他才看到那么垃圾的老外。他就觉得那些垃圾老外在自己的国家不敢做的事情,他可以到上海来做。比如你在美国进酒吧得出示身份证,是有这个规定的。我们到超市去买酒,得把身份证拿出来,才可以买酒。在上海,这些都没有。我的同学吓死掉,她说她儿子没有成年,就在上海的酒吧喝酒了。在美国不能喝的,在美国得到了21岁才可以喝。就是在这种地方,他们会钻一些法律上的空子。90年代的时候,上海对于部分的老外、对于部分在国外的华人来说,觉得这里是可以寻欢作乐的。”

而陈村则提到上海人的都市经验里有一些盲区,比如在上海住了很多年,但很多地方是不知道的,有很多阶层的生活你是不知道的。“上海现在建造了那么高的楼,其实不要说上海中心,就说外滩,一般的上海市民,一辈子能进几次外滩里的大楼?讲起来,那个楼是很漂亮,那么高的楼,别人造不出来。但那个地方,其实你平常不会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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