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小波的一篇文章里，一个“意大利朋友”被提到了数次：
“这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说，他去过山海关边的老龙头，看到那些新建的灰砖城楼，觉得很难看。”
“我的这位意大利朋友是个汉学家。他说，中国人只重写成文字的历史，不重保存环境中的历史。这话从—个意大利人嘴里说出来，叫人无法辩驳。人家对待环境的态度比我们强得多。”
……
这个“意大利朋友”，名叫老安。
王小波的“意大利朋友” 安德烈·卡瓦祖缇（Andrea Cavazzuti），1959年生于意大利小镇卡尔皮。
老安最初也不叫老安，他的全名是安德烈·卡瓦祖缇（Andrea Cavazzuti），老安是中国朋友们给他的称呼。1981年夏天，这位22岁的意大利“小镇青年”从米兰出发，花了整整七天，途经加来、多佛、伦敦、香港、广州、上海等城市，终于抵达了他人生中第一趟中国之行的目的地，南京。作为威尼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来南京大学参加一次为期六周的暑期汉语培训班。
但是，培训只是一个“由头”，他其实是想来看看中国，更准确一点说，抓紧拍拍中国。那时中国刚刚开放不久，大多数意大利人不可能来到这里，至于“在这里过”，他想都不想。
一转眼，62岁的老安已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
B站上有关“王小波”点击量最高的那段视频是老安拍的，那是王小波生前留下的唯一一段专访影像。
他定居北京，生下两个以中文为母语的孩子。他说着流利的中文，走遍中国所有的省份，留下无数有关中国的影像与记忆：B站上有关“王小波”点击量最高的那段视频就是他拍的，那是王小波生前留下的唯一一段专访影像；宁瀛执导的电影《无穷动》是他拍的，其中洪晃饰演的妞妞吐槽“知识分子谈恋爱”的一段广为流传；去年3月新裤子乐队推出新专辑《爱 广播 飞机》，封面用的是他于1990年拍摄的首都机场……
去年3月新裤子乐队推出新专辑《爱 广播 飞机》，封面用的是老安于1990年拍摄的首都机场。
近日，老安出版了自己在华四十年的首部摄影集《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其中有他拍摄于1981至1984年的190余帧黑白照片。那是一段短暂的沉静时刻，人们在喘一口气，准备跃入即将来临的狂热。余华说：“老安的照片，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弥足珍贵的记忆。在这一张张或安静或活跃的黑白照片里，我们看到过去的自己如何挣脱束缚，小心翼翼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生活。”
“因为《稍息》，这阵子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很多中国的年轻人，他们也给了我一个看待中国的更乐观的新视角。”在一个温暖的午后，老安在视频那头说起了自己的经历与故事。因为疫情的缘故，对话只能改在线上进行，但这并不妨碍老安讲述的兴致，他还起身去拿那台陪他初来中国的尼康FM相机，在摄像头前晃了许久。
“2003年（非典）我也在，我本以为这一次会和那一次差不多，结果太不一样了。”说起疫情，老安也很感慨，“感觉你已经套在（疫情）里边了，而且越来越严重，起起伏伏太多了。国内还比较稳定，国外好像没完没了了。”
听到这里，我内心一动。眼前这个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的意大利人，已经很自然地把中国唤作“国内”了。
第一堂中文课，学的是《孟子·梁惠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在意大利上映。有一阵子，一到晚上八点，黄金时段，三集的《中国》就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连续放，那时老安才14岁。
“那会电视就那么两个频道，基本上所有人都看过，不是我专门挑来看。可能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我不是因为这部片子才学中文。”老安告诉我，他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汉字，那些大大小小的图像充满了神秘的气息。加上西方传教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拍到的照片，更让他对中国充满想象。奇怪的是，在世界地图上占地那么大的一块地方，却没有多少影像资料，身边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他，那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着什么。
小时候的安德烈·卡瓦祖缇。
1978年，19岁的老安成为威尼斯大学的大学生。当年全意大利只有这里和那不勒斯的大学有开中文专业，全国招生名额大概不到40人。新生介绍会上，中文专业是被说得“最惨”的：中文如何难学，方言如何杂多，即便学会了也找不到工作，更去不了中国。
或许是出于逆反心理，老安偏就选了这个专业。第一堂课学的是《孟子·梁惠王》，课本也没有，就发了复印材料。材料一拿到手，全班同学都傻眼了，那纸上的繁体字密密麻麻，有的地方还糊成一块，根本辨不出来。
“那时我们连意大利语版的汉语词典都没有，还要先找英汉词典或法汉词典，从第三方语言辗转找到对应的意思，更别说理解文言文了。第二天上课，十几个同学硬生生憋出了十几版《孟子·梁惠王》，全是瞎猜的，连科幻小说都有。”老安笑道。
他们也有一个从中国来的老师，全校唯一一个真正会说中文的人，一个星期两节课。但那时“文革”刚刚结束，老师一下课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对外面不闻不问。
老安自己对文学也有兴趣，包括卡尔维诺的作品，尤其是“垮掉一代”的作家作品。他13岁就看了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还有后来读到的《裸体午餐》、《在路上》……当时他也能看到一点中国小说，但最多就到四五十年代，再新近的翻译也没有了。现代文学课上，他看鲁迅，也看茅盾、郁达夫、老舍，这一看还深受影响，以至于他早年在中国的口语表达特别文绉绉的。
比如，当他想表达“忘记”时，一下子蹦出口的是“忘却”。
南京，1981（摄影：安德烈·卡瓦祖缇）
杭州，1982（摄影：安德烈·卡瓦祖缇）
福州，1983（摄影：安德烈·卡瓦祖缇）
上海，1983（摄影：安德烈·卡瓦祖缇）
厦门，1984（摄影：安德烈·卡瓦祖缇）
最初的中国记忆：炎热与潮湿，毛毛细雨，自行车的声音
老安后来常说：“我似乎活了两次。”
对他而言，从意大利到中国，旅行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还是时间意义上的。1981年，老安碰上了来南京大学参加暑期汉语培训班的机会。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坐气垫船，第一次见到密密麻麻的中国人。
他还记得，在香港下舷梯时，一阵从未有过的炎热扑面而来，就像有上百个电吹风在对着他猛吹。那天他正赶上了中环白领的午休饭点，眼看着一波波犹被复制的“黑头发、白衬衫、黑裤子”鱼贯而行，他想起了自己“五花八门”的家乡——那里什么颜色的头发都有。而眼前的一切让他感到新鲜极了。
接着，他顺珠江而上，来到广州，再从广州飞去上海。当他坐着火车抵达南京时，已是另一天的深夜十点。周围一片漆黑，在惶惶不安中终于找到了接他去南大的人。
一到南大，老安就心思活络了，总想着出去拍照，结果没两天就因为自行车带人被交警拦下了，还为此在派出所上了一堂以“写检讨”为主题的中文课。“我就想跑，想多看，想拍照片。我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培训班一结束，他又带着相机去了苏州、扬州、上海、北京、青岛……
后来回想起这趟为期两个月的中国之行，他总会想起炎热和潮湿，想起毛毛细雨，想起自行车在一片空旷中“叮铃铃”的声音，“还有，当时每个城市都是不一样的。”
南京 1981（摄影：安德烈·卡瓦祖缇）
青岛，1981（摄影：安德烈·卡瓦祖缇）
北京，1981（摄影：安德烈·卡瓦祖缇）
而对那时的中国而言，老安又何尝不是一个新鲜的存在？有一次，他和两个同学一起去看南京长江大桥，路过一个村子，引起村民围观。村民们还跟着老安，一开始是几个人，后来渐渐变成十几二十个，还有人拿着铁锹，带着孩子，不言不语，浩浩荡荡。路过一间小卖铺，老安钻进店里，他们也跟进店里，小小的空间一下塞满了人，吓得店老板赶紧拜托老安出去。
“是有一点尴尬，但他们也没有恶意。”老安说，“那会我中文还不够好，如果我能和他们对话，真不知会聊出些什么。”
1982 年的苏州，老安拍下了自己在街上被围观的景象。
第一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他振奋。第二年（1982年），赶上复旦大学招收留学生，老安又来中国了。这一次，他待了整整两年，同样是假装上课学习，实际整天到处拍照。当时的留学生每月有140元生活费，老安把大部分钱用在旅行和拍照上，把浙江、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河南等等地方都走了一遍。外国人需要旅行证，天涯海角的旅行证不发，得想办法。老安先用复旦开的介绍信，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成都，假装研究杜甫草堂，等要回去的时候说票不好买，必须绕一下，就这样“骗”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从昆明到了南宁再到湛江，老安一路玩到海口，拍到海口。
上海，复旦大学，1982（摄影：安德烈·卡瓦祖缇）
上海，1982（摄影：安德烈·卡瓦祖缇）
有一天，他在和平饭店的电梯里遇到了意大利经营钢铁设备的公司代表，对方得知老安是意大利人，还会说中文，欣喜不已。他们一直等到老安服完兵役，写好论文，让他一毕业就以意大利企业驻港业务经理的身份回到中国。到了九十年代，老安在北京开设了公司办事处，从此定居这里。
王小波聊什么都行，余华很酷，韩寒和他们都不一样
住进北京时老安的身份是商人，但他老和文艺圈玩在一起。
作家圈的王小波、徐星、阿城、余华，音乐圈的崔健，舞蹈圈的金星，艺术圈的刘炜、冯梦波……老安形容那是一段很闪亮的日子，好像随便一抓就能认识一个非常有才的人。也是在这时候，他发现摄像可以把他对影像的兴趣、对叙事的兴趣、对音乐的兴趣都结合到一块，他开始从摄影转向摄像。
1994年，因为拍摄“北京三部曲”，老安找到了王小波。彼时王小波从人民大学辞职，《黄金时代》刚刚获得《联合文学》小说大奖，但这本书只能在内地的街头书摊流转。那个秋天的下午，走进王小波的家里，老安没想到王小波后来会那么出名，更没想到两年半后王小波就离开了人世。
“我和他聊天感觉挺舒服的，聊什么都行，建筑、环境、文化、同性恋。”老安坦言，采访时他还没看过王小波的书，自我感觉问得也比较浅，但王小波似乎并不在意。他们不知怎地就说到了山海关，恰好老安去过，评价那些新建的灰砖城楼很难看，结果王小波把这话写进后来的文章《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里，还说“人家（意大利人）对待环境的态度比我们强得多。”
李银河
当天的采访其实就进行了一个下午，但两人保持着联系，王小波和李银河还来老安家里看过影像。“如果他还在的话，我们还能聊。”谈及王小波，老安的语气难掩感伤。
除了王小波，老安还为“北京三部曲”采访了余华、崔健、汪建伟、金星、颜磊、王广义、张永和等等好玩的人。他形容余华“很酷”，刚接触时感觉余华是一个话不多的南方人，但一旦开始表达，无论说话还是写作都有一种很自如和大方的感觉，幽默里也带有一点北方色彩；他觉得崔健那种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力量感是能够听出来的，而且崔健很聪明，很早就说过将来90%以上的世界人口都是艺术家这种惊人之语，人也随和，愿意倾听别人在说什么，是一个“可爱的人”；他说金星那时还没动手术，也挺好玩的，老喊老安“雷锋叔叔”，“你要是看到她，可以问问是不是有个意大利的雷锋叔叔？”
“北京三部曲”里的余华
“北京三部曲”里的崔健
“北京三部曲”里的金星
拍摄电影《无穷动》时，老安镜头中的刘索拉、李勤勤、洪晃。（从左至右）。
“我想他们这些人，可以反映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下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那么大个国家，那么多人，在那么坎坷、波折的那些年后呈现出新的生活状态，这是一个特别现实性的表述，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很大。对于历史，对于生活，对于幽默，对于人的感情，欧洲、美国、印度甚至中东的角度都是比较统一的，文化的根比较相同，但是中国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宝贵。其中有的东西比较容易传到了西方，有的不大容易，比如王朔在国外一直不大成功，没法翻，怎么翻也翻不明白。”
在中国作家里，老安还喜欢一个来自上海的“80后”作家，韩寒。“我喜欢看韩寒的书。韩寒就和余华他们完全不一样。”老安说，中国不同代际的作家实在差异很大，“年龄是一方面，还有他们面临和接触的东西。你能想象余华去当车手吗？阿城连车都不会开吧。你看，一代年轻人上山下乡，离开城市去农村，下一代年轻人则要面临高度的城市化，两个完全相反的过程都压缩在一个国家发生了。”
喜欢在中国到处自驾旅行，能看到很多新鲜的场景
谈到中国的变化时，老安会反复用到一个词：“压缩”。
“城市化是中国的一件大事。这里面硬件的变化是最大的，包括城市的面貌，生活的方式，说‘面目全非’的话可能让人觉得带一点贬义，但确实是和过去完全不一样。”老安说，“那么巨大的变化，都压缩在很短的时间内。它用了短短几十年就完成了其他国家几百年才能完成的过程，所以特别压缩，只换了一代人，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他看来，这种压缩一方面是必须的，因为曾经耽误了太多，但是另一方面，可能也会引起一个问题，就是在很短时间内做那么多事，所有事都代表了一样的理念、审美、技术与经济状况，比如八十年代建的房子就很有八十年代的风格，九十年代的房子一看就是九十年代的，一个代际的风格特别统一，“牺牲了多样化，这有点可惜。”
老安镜头下的中国式建筑。
八十年代末，老安成为北汽“第一汽车租赁公司”的第一个外籍客人。他喜欢在中国到处自驾旅行，能看到很多新鲜的场景，有时也能看到几十年前的意大利，那就像是在时光机里再次走进自己的历史。然而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一进入千禧年，中国便在许多方面越来越像我置于身后（意大利）的现实。”
在这样的变化中，老安也变了。
“我现在不像过去那样喜欢开车到处跑。”他称，“当然我还是喜欢跑，但这跟以前不太一样，包括旅行的体验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一是现在很多地方都差不多，不再是以前那个样子。二是公共交通也方便了。过去我喜欢自驾去各种地方，都是走国道，那时候没有高速路，也没摄像头，觉得旅行很自由，路上的体验很丰富，现在就算自驾也基本上像一个机器人在听导航指挥。八九十年代的车主大爷如今变成了孙子。”
前几天，老安十六岁的儿子坐在一边，忽然来了一句：“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要买车，地铁多方便。”
老安一愣。他想起自己十六岁时最大的心愿就是拥有一辆车，去看各种各样的未见之物，一路畅行无阻。
信息到处都是，但是我们没有时间
如果说“不断趋同的空间”是新世纪的一大产物，那么另一大产物，或许就是“愈加稀缺的时间”。
九十年代老安四处游走时拍摄了大量中国孩子玩耍的视频，镜头中的这些孩子和他小时候在意大利一样，都喜欢在街头玩耍。但是今天，他很难再看到在街头玩耍的小孩，“其实全球都是这样，意大利也是。即使疫情没来的时候，也少见，不安全，也没时间。”
九十年代老安四处游走时拍摄了大量中国孩子玩耍的视频。
他的两个孩子都在中国出生与成长，一个高一，一个初二，都不在国际学校。“我记得我在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整天有好多时间，都不知道怎么打发。但他们不是，忙得好像多一秒钟都没有，即使有，也被手机占据了。”
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老安也会思考“个性”的问题，“个性从哪来？各走各的路才可能有个性，对吧？如果所有人都按一个标准走，肯定不会有太多的个性。以前放养的人比较多，包括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些作家、艺术家，他们从小的学习、生活处于一个放养的状态，不像现在这么紧张，安排得特别紧凑。”
在今昔对比中，他还感到了一种矛盾。“我们现在接触的信息要比八九十年代的人多得多。那时候人最缺的是跟全球的交流，很多信息很难得到，但是反过来你有很多自我修养的余地，很多人自己爱看书，会倒腾些什么事。现在反过来了，信息到处都是，但是我们没有时间。”
我问他，知不知道“内卷”这个词。
他说：“知道，还有‘躺平’。”
“其实现在躺平也不可能是百分百的，当然物质生活相对好了，有的人什么都不干也可以过得不错，又是独生子，以前一家四五六七个孩子，要都躺平的话可就崩溃了。”他说，“但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是挺辛苦的。”
近日，《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由铸刻文化、单读、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中国，都是宝贵的
老安要孩子比较晚，但他对孩子的世界一样好奇。“在我22岁之前的世界里是没有中国的，但在他们心目中，中文是他们的母语，中国是他们的国家。当然他们也接触意大利，在疫情之前，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回去一个多月。另一方面，他们生长在网络时代，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
在老安看来，他们一空下来就看抖音，好像磁铁一样，至于外面发生了什么，他们不知道，也不关心。
“大家现在都在说元宇宙什么的，但我觉得在元宇宙出现之前，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看我的孩子基本上都在线上生活，他们的线上时间远远比线下时间多，即使见面也是各看各的手机，即使人在线下也还是在线上。”
老安现在最想弄清楚的就是网络时代的问题。他曾在百度上搜自己的名字，结果发现一则短小的简历，其中提到他曾是足球教练安切洛蒂的同学——这是一种他以前怎么也不会想到的关联。
“还有那些网红、主播，都是过去没有的，他们人在哪里并不重要，粉丝也不关心，粉丝只看网络上呈现出来的那部分。”他今后想在中国拍一部纪录片，最好沿着一条国道，串联起很多城镇、县城，然后找一些地方的网红和主播，看看他们网络身份与真实身份的差别、线上生活和线下生活的关系，他们与周遭世界的互动，等等。
“你可以通过一个群体反映一个社会的动态和现状。”老安说，就像十年前，他觉得发烧友很有代表性，可以跨越各种社会阶层——不管有钱没钱，只要有共同的兴趣，都能兴奋地聚在一起。通过一个支点看到中国各种各样的人，这对他而言是最有意思的。
可以说，在中国这几十年，不管是拍照、拍视频、做采访，老安的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暗含着他对中国的某些观察，某些好奇，某些困惑。他是中国生活的旁观者，也早已是身处其中的参与者。
在采访的尾声，我还问他有没有看过何伟写的“中国三部曲”。
“有人和我说过，我还没看。”老安回答，“能够有不同的角度去看中国，都是宝贵的。”
老安近照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