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帝的四季：皇帝与首辅》，【美】窦德士著，谢翼译，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336页，68.00元
明世宗朱厚熜，系明宪宗朱见深四子兴王朱祐杬之次子，即明孝宗朱佑樘侄、明武宗朱厚照堂弟，正德二年（1507）生于兴王就藩地湖北安陆。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无嗣而崩，朱厚熜依宗法承继帝位，次年改元嘉靖，开启了长达四十五年的嘉靖时代。
嘉靖帝及其子隆庆帝、孙万历帝在位时间总和将近百年，却以怠政之名见诸史册，论者以为皇帝怠政于上、百官贪腐于下，致使大明帝国日薄西山，在席卷全球的“十七世纪危机”中滑入了天崩地坼的“明清鼎革”。又另有史家认为嘉靖帝虽表面不理政事，实际仍“乾纲独揽”，以权术操纵大臣、中官，有效掌控了明朝运转已久的官僚机器，在嘉靖帝祖孙三人的统治下，明朝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以致世风迁移、崇尚奢靡，明末文人一时竟有了“幸生圣明极盛之世”（宋应星：《天工开物·序》）的缥缈盛世感。
基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总有不同。对嘉靖帝及其时代的褒贬对立如此鲜明，昭示着后人，嘉靖一朝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复杂超过我们想象。而相比以《万历十五年》闻名于世的万历朝，嘉靖朝如同隐入巨烛之下的暗影而不为人所重。国内学者林延清著有《嘉靖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胡凡著有《嘉靖传》（人民出版社，2004），卜键著有《明世宗传》（人民出版社，2013），均未达到《万历十五年》的传播度。通俗作品方面，最著名莫过于2007年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至今仍被史学爱好者评价为“神剧”，但上映时收视惨淡，至今未见重映。如今，著名元明史学者窦德士所著《嘉靖帝的四季：皇帝与首辅》译介出版，或可引起学界与大众的重视。
窦德士与本书
窦德士（John W. Dardess），有时译作“达第斯”，1937年1月17日出生于纽约，1958年毕业于乔治城大学，196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66年至2002年任教于堪萨斯大学，长期担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述颇丰，其代表著作包括《明代社会：14-17世纪的江西泰和》（1996）、《儒学与独裁统治：建立明朝的精英》（1983）、《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面观》（1973），他还参与了《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元朝后期部分的撰写。2020年3月31日，窦德士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本书英文版Four Seasons: A Ming Emperor and His Grand Secretaries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出版于2016年。全书将嘉靖朝四十五年的历史依照时代特征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每一季均有一名代表性的首辅大臣。作者以记载皇帝言行与军国大事的《明实录》及四位首辅的奏议文集为主要史料，依时间顺序铺陈叙述了嘉靖帝与这四位首辅大臣的互动。和前述代表作不同，本书并非研究型著作，而是以叙事为主，作者无意在书中提出重大观点或是构建模型，但穿插其中的议论亦值得读者思考。藉由这种最高层的君臣互动视角，读者可窥见当时明帝国政治的运转，国家治理的过程，以及政治格局的变动，这也是作者将本书比喻为“打入瓦砾、泥土和岩石中钻孔的探测器”的用意。
“四季”的大循环与小循环
将长时段以一年之四季作喻并非窦德士的首创，早在明万历时期，张涛在《歙志·风土论》根据社会风尚的变化，便尝试将明朝此前的历史分为四季，顾炎武将其全文录入《天下郡国利病书》中：
弘治以前，“诈伪未萌，讦争未起，纷华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也”；
至正德末、嘉靖初，“诈伪萌矣，讦争起矣，纷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
至嘉靖末隆庆间，“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
到张涛自己时代，“鬼蜮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此正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也”。
对于以后的历史，张涛自然是不知道的，他也只能说“后有来日则惟一阳之复”这种循环的可能。
卜正民（Timothy Brook）很喜欢这种比喻，认为用“这种周期循环的隐喻”进行叙述可以“捕捉明人对于他们身处其中的那个时空的些许感受”，因此他写作《纵乐的困惑》一书时也将明朝分为冬（开始）、春（中期）、夏（结束）三季，而以秋（毁灭）作为结尾。四季，也正是当时人捕捉所在时代“变化脉搏”的感知，用以形容一个无发展的变化循环，恰如其分。
无论四季还是三季，张涛还是卜正民，他们的分期中，嘉靖朝都位于两季更替之间，也正是嘉靖帝的登基拉开了一系列变动的序幕，成为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大循环中的一次剧变，而其在位的四十五年亦足以完成一轮春夏秋冬的小循环。
在这四十五年里，实际经历了不止四任首辅，但其中任期最长的四位，也是本书四个部分的主人公，张孚敬（1475?－1539?年，浙江永嘉人）、夏言（1482?－1548?年，江西贵溪人）、严嵩（1480－1567年，江西分宜人）、徐阶（1503－1583?年，南直隶华亭人），恰好代表了嘉靖朝的春、夏、秋、冬，他们共同塑造了嘉靖朝的君臣关系与内阁政治，其影响甚至超过嘉靖朝，远及隆庆、万历。
嘉靖朝首辅表，据孙卫国：《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考论》
皇帝与首辅的政治日常
作为“故事书”，本书始终紧扣“政治”的主题，以四位首辅的成长史为线索，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每个时代首辅的日常工作、与皇帝的互动，以及当时的重大政事。
“四季”正式开始前，是嘉靖帝的登场，也是他与前朝旧臣决断、打造本朝班底的开始，故此不属于嘉靖帝的四季。但此时嘉靖帝的权术已经初露锋芒，张孚敬等后来的主角亦已崭露头角，四季已有萌发之势，帝业亦已成形。从自己的入城仪，到母亲的入城仪，再到尊皇考的问题，嘉靖帝步步紧逼，杨廷和等旧臣则一退再退。即位一个月的时间，嘉靖帝已经理解了“权力”——如何运用个人资源，凌驾于那些比他年长且阅历丰富的男人（以及女人）之上并为所欲为（第8页）。他精准地注意到“礼”在政治中的重要性并始终将其掌握手中，又通过扶持当时的少数派、也是资历尚浅的张孚敬等人，在人事上亦占据了主动。当“大礼议”以嘉靖帝的胜利宣告结束，产生了“两道余波”，其一是《明伦大典》的修纂，宣告了皇帝对孝道、礼仪的权威；其二则是作者所谓的“猎巫运动”即官员互相检举参劾，本质上是官场上的一次重新洗牌，宣告了皇帝对人事和时局的完全掌控。这两端恰好分别对应了皇帝对道统与治统的垄断，于是，旧官僚黯然退去，嘉靖帝的四季正式到来。
春季的主角之一张孚敬已经在序幕中出场，当他正式步入朝堂、参预机要，嘉靖朝的革新开始了。嘉靖帝雄心勃勃，有心为整个大明重制礼法，即“复古”或“中兴”，礼仪改革也是他革新的重点。张孚敬在“大礼议”时作为嘉靖帝的得力助手，此时便先后以大臣、大学士、首辅的身份参与进来。张孚敬与其他首辅不同之处在于，他出任大学士时，嘉靖帝年仅二十岁，虽然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手腕并树立了绝对权威，但毕竟还是少年，因此张孚敬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导师、医生、心理治疗师的角色，也参与了嘉靖帝家庭事务，如母子关系、帝后关系、子嗣问题等——当然，皇帝的家庭事务同样也是国事，但毕竟牵涉到皇帝的隐私，是以君臣在此更偏重于私人关系而不在于国政。随着嘉靖帝的成长，对权力的占有欲日益增强，他“带着与生俱来对权力的了解，展现出钢铁般的意志和狂热的野心”（46页）。他不再依赖张孚敬，与张孚敬分歧愈来愈大。而当大臣与皇帝在战略上发生分歧，基本已经预告了前者的离场。在三次下野后，张孚敬最终于嘉靖十四年（1535）彻底致仕。此时，作为少年皇帝夺权工具的大礼拥护者已经全部离开舞台，这标志着万物初萌的春季已经结束，嘉靖朝即将迎来盛大热烈的夏季。
正如夏之万物实萌发于春，嘉靖朝夏季的主角夏言在入阁前已经历任要职数十年，早在杨廷和时代便已参与政事，在“春季”时更以祭祀天地等礼仪改革深称帝意。作者在对夏季的叙述时，以夏言入阁为节点将其分为前后两段。入阁前的夏言是一位“技术专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涉及了明朝统治的方方面面。夏言的工作不止于嘉靖帝所沉迷的礼仪改造，从兵科给事中的职位开始，他纠劾佞臣、清查冗官、整理庄田，对这些工作绝不敷衍。虽然嘉靖帝当时有意以张孚敬等一派制衡、压倒杨廷和等旧臣，但仍需要杨廷和、夏言等人肃清弊政。嘉靖十年（1531），夏言出任礼部尚书，开始加入到礼仪规划与改革的工作中，作者将这段时期的工作概括为“在愤怒妒忌的同僚不断地攻击下，管理礼仪重建计划，监管外交关系，管理藩国以及官僚录用系统……参与皇帝的家庭事务”（126页）。夏言的内阁生涯则是不成功的，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作者无奈地说：“明朝中期的官僚生活中，没有人能逃离激烈的人机对抗和地下派系”（121页），夏言也不例外，在作为入阁预备的礼部尚书任上已经备受攻击，入阁后第一段任期即因阁臣不和而去职，第二段任期仍然陷入“最高层的对抗”中。虽然夏言作为“技术专家”治国有术，但作为大明的首辅，更需要的是和嘉靖帝本人的互动能力，而这并不是夏言所长——最终，夏言被牵入曾铣“复套之议”一案，严嵩等趁机发难，“竟坐弃市”。夏季戛然而止，转入肃杀萧条的寒秋。
史书评论夏言之死，有“以骄蹇得上恶”之论，故为严嵩所乘。严嵩在这方面的性格上与夏言形成了鲜明对比，后人以严嵩为奸臣，实际也是看到了他逢迎上意、结党营私的一面。是以作者在写作时，也有意将严嵩与夏言进行对比，比如强调他“所拥有的和蔼可亲的外表和灵活的政治手腕，也正是夏言缺乏的”（149页），比如两人在待人接物上“夏咄咄逼人，严较为柔和”（154页），又比如严嵩在接任夏言留下的礼部尚书后，作者以同样的顺序讨论了他任内的工作：“包括外交关系、学校和考试，然后是藩国和其他。”（168页）作者没有纠结于严嵩的贪腐事迹，而是将重点放在严嵩从事的政事及其与皇帝的关系上，指出严嵩“不是理论家、反对者，也不是狂热分子”的中庸、务实一面，当然也没有否认严嵩的野心与欲望。严嵩很明白，他最重要的任务是不断取悦嘉靖帝。当严嵩作为首辅登台，嘉靖朝已经过半，皇帝已在位二十七年，经历了春、夏两季，早已不复当初的热情。嘉靖帝在统治前半段，不仅精力充沛地参与礼仪重建，亲力亲为践行各项仪式，还乐此不疲地干预群臣政务，到了后半段，皇帝终于疲乏了，开始沉溺于精神世界的崇道修仙，与群臣的关系越来越依赖于有限的高级官僚沟通。严嵩以道教的青词取悦嘉靖帝，又能为嘉靖帝选拔能员、驾驭群臣，故虽然明知严氏一门贪腐，但深居西苑、追求清静的嘉靖帝却仍需要严嵩为自己遮风挡雨。严嵩擅权近二十年，时“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朝政萧索，国势日颓，大明已是秋风日紧了。
严嵩以逢迎上意巩固权位，以参劾攻讦使夏言倒台从而上位，讽刺的是，在担任首辅的最后岁月，他却因忤逆上意而失宠，又被随之而来的弹劾终致倒台。“嘉靖对严嵩有盲目的情感，严嵩对自己的儿子也有盲目的情感，但是嘉靖和严世蕃之间没有一丝情感，这最终导致了整个机器的崩溃。”（232页）随之上位的徐阶是一位杰出的首辅，在其之前的仕途中长期低头实干，在外省历任亲民之官、备察民情，在中央处理了包括皇子冠礼、方皇后入太庙、外国朝贡、俺答汗入寇等问题，其入阁前的经历丰富程度远超前面的三位首辅，入阁后亦能左右逢源，在严嵩擅权期间洞若观火、隐忍不发，还配合嘉靖帝修道而撰写青词，颇膺帝眷。在内阁低调经历十年后，徐阶以娴熟的政治技巧一击致命，彻底击败把持朝政二十年的严氏父子，时为嘉靖四十一年。今天的我们自然知道嘉靖帝还剩四年寿命，当时的明朝人恐怕也能感到严嵩倒台后的丝丝寒意，嘉靖帝的统治已近暮年。而徐阶顶住了下滑中的明朝国势，让制度恢复活力、重新注入了能量。在嘉靖朝仅剩的时间里，他修正了严嵩身后留下的统治机器，为内阁制定了规范——内阁、连同内阁首辅的权责事务，正是在嘉靖朝历任首辅的实践中逐渐成型。作者对徐阶评价颇高，称其为足智多谋的“党人”，赞许了他拥有丰富的经历，同时能接近嘉靖帝，在政治上能与官僚打交道、并在适当时机出手（272页）。正如隆冬仍然蕴藏着生机，徐阶所在的冬季虽然迎接了嘉靖帝的离世，但同样为未来的隆庆、万历之世开启了革新的希望，如此，似乎新一轮春夏秋冬又将启动。
全书最后，作者列举了晚明与清人对嘉靖帝及其时代的评价，大致是晚明人评价倾向于积极，认为嘉靖帝实现了“中兴大业”，而清人则认为嘉靖帝仅仅是“中材之主”。作者本人的评价兼具两面，一方面肯定了嘉靖帝在政治上对权力的控制，另一方面则对嘉靖帝的生活与感情表示厌恶。至于四位首辅，作者曾在徐阶登场时给了每个人一句简单的评语，兹录如下：
张孚敬：犀利的意识形态战士；
夏言：杰出的技术专家；
严嵩：操纵以腐败为基础的官僚机器的政客；
徐阶：将个人行为模式（“致良知”心学）引入高层政治领域、与众不同的大学士。
日常背后：礼仪、皇权与明朝政治
与大多数人想象不同，政治的日常、尤其是高层政治的日常是非常无聊的，英国著名政治喜剧《是，首相》就自嘲过“批评政府的剧是世界上第二无聊的，第一无聊的是赞美政府的剧”。但这种流水账式的政治日常，或许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侯旭东在《什么是日常政治史》里反思了“只是关注制度运行中发生变化的若干时刻”和“构建大事件序列或线索”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日常统治”的概念，即：从事件、事件序列、制度转向关注小事件、事务，关注人与事务的关系，同时亦由关注“变”转向关注“常”，以及“常”中如何产生“变”。前面提到的《万历十五年》，其英文标题“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后半段“不重要的一年”，黄仁宇称“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后人将这不重要的一年置于晚明的政治变动中，却能够发现“风起于青蘋之末”，也正是此意。
我们回过头来，将本书作者记录下嘉靖帝与四位首辅日常往来的政治活动，置入明朝政治的长河中，会发现什么？
本书最大的背景，就是明朝政治的过分成熟。“它是成熟的力量，其机构发达而稳定，政治思想锚定在文明的黄金时代，在地缘政治上的姿态是确定不变的。治理明代中国的庞大官僚机器也是同样成熟的，甚至是过分成熟的。”（vii页）而作为一个过分成熟帝国，在政治中的体现便是对“礼”的重视。明代中国整体太平无事的氛围，使得礼仪的重要性超过了国防和国内安全等其他事务（第8页）。这也是为什么，嘉靖帝从未进入京城，便如此强调以何种礼仪入城，之后更是通过“大礼议”才得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本书的四位首辅，全都是通过礼部进入内阁这一权力枢纽——在此之前，入阁的踏脚石是翰林院（152页），同样是涉及“礼”的部门。而四位首辅入阁前后的经历同样可以看出，他们所掌管的事务几乎都是在配合嘉靖帝、对礼仪进行革新或是维系。这些看似日常的例行公事，其实正是当时的特点。这也是《万历十五年》里所说的：“统治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嘉靖、隆庆、万历，一脉相承。
嘉靖帝
本书叙事的线索是嘉靖帝与四位首辅的互动，在这种政治日常的背后，是嘉靖一朝内阁政治的发展。明代内阁政治基本成型于明初杨士奇、杨荣、杨溥即“三杨”时期，他们历仕四朝，得到了几任皇帝的信任与重用，“赖朝廷委遇责成之专”，又以内阁学士兼尚书之尊，时以“天下称三杨，政本在内阁”，“阁权益重”，隐隐有相权之形。（韦庆远：《三杨与儒家政治》）但阁权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不时仍有部权挑战，而且始终受到宦官势力的制约。虽然明人屡以宰相比拟内阁学士，后世首辅张居正也一度被人称为“真宰相”，但内阁从未真正拥有过宰相的名与实。历史学家祝总斌指出，宰相必须同时具备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而即如内阁首辅也从未真正拥有过，内阁的权力始终随着皇帝的倚重与否而涨落。作者在书中写道：“在16世纪嘉靖治下的明朝，多年稳定统治的关键在于皇帝与其首辅之间的个人关系。”（231页）实际上，明朝臣下权力本质始终来源于皇帝，整个明朝、甚至整个帝制中国都概莫能外。
我们在本书中看到，张孚敬因得到嘉靖帝的支持而能在同僚孤立的情况下平步青云，夏言因礼仪改革赢得嘉靖帝赏识而入阁、因“复套之议”为嘉靖帝憎恶而丧命，严嵩虽结党、贪腐，屡遭弹劾，却能因嘉靖帝保护而毫发无损，最后倒台也是由于圣眷已衰，徐阶更是在嘉靖帝与严嵩间长袖善舞，在严嵩倒台后赢得了嘉靖帝的信赖，直至嘉靖帝驾崩。在四名内阁首辅的身后，是无处不在的皇权——嘉靖帝。本书对嘉靖帝直接着墨不多，读者或只能在“大礼议”和宫廷事务中看到嘉靖帝的直接表态，但作者在“嘉靖统治的宏大开场”之后、嘉靖帝的四季正式开始之前有这样一段话：
年轻的嘉靖凭着自身品性的力量，充分运用明朝皇位的传统特权，以及仅仅六位关键支持者的帮助，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数以千计难以应对的官僚，再通过他们施加到亿万民众身上。（33页）
这种权力结构与统治模式，注定了每位首辅所执行的必然是皇帝的意志，嘉靖帝始终没有离开本书的叙事，即使已经深居西苑，其皇权的阴影仍在每位首辅的身后，挥之不去。是故明代史学家王世贞称：“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
本书未竟之处
本书以皇帝与首辅的君臣关系为观察明朝政治的视角，以此串联其他主题，角度新颖，议论隐于叙事之中，可读性较强。但囿于叙事方式和体裁限制，以及作者对涉及史事的取舍，本书仍有未竟之处。
首先，本书以“皇帝与首辅”为副标题，而不是“嘉靖帝及其时代”，我们固然不能苛求本书对嘉靖一朝的史事面面俱到，但由于嘉靖朝首辅实际权力并非靡所不综，并不能完全覆盖当时的全部大事，当作者将视角局限在皇帝与首辅、特别是四名首辅在任期间的政事时，本书涉及的史事便很有限了。明人黄凤翔《嘉靖大政类编》列举嘉靖朝大事凡十九件：
大礼、四郊、庄肃谥议、章圣南祔、京营、河道、阉宦、二后丧祔、册立分封、宸章召对、大狱、张延龄狱、甘州兵变、大同兵变、大同再变、辽东兵变、南京兵变、南倭、北虏
以上大事，本书或轻轻带过，或隐匿无闻，这都是由于首辅并未参与或参与有限，自然无法在自己的奏议、文集中留下过多记载。作者应该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用了相当篇幅介绍每位首辅入阁前的宦迹，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其次，本书分为春夏秋冬四部分，每一部分均以一名首辅为中心人物，且记叙每位首辅时不拘于其首辅任内之事。由于四位首辅在事迹上有大量重合之处，势必造成“一事而复见数篇?”——这实际也是传统纪传体史书一弊。为防止重复，作者不得不将一事分系于各人，这造成了原本重要的史事因分列多处而首尾难顾，如“大礼议”和“复套之议”均被分散在不同的章节，其中“大礼议”更被严重弱化。“大礼议”及其余波几乎覆盖整个嘉靖帝统治前期，深刻影响了嘉靖一朝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革新，仅就“首辅”而言，尤淑君在《名分礼秩与皇权重塑：大礼议与嘉靖政治文化》中认为“大礼议影响了人际关系、权力结构及政治文化”，嘉靖帝有意赋予首辅大权，以处理君臣冲突，由此才有了“相形成而首次遂大分”即阁权加重、首辅次辅分明的体制。作为叙述“皇帝与首辅”的著作，实在不应忽视。
第三，作者为强调明朝对“礼”的重视，所叙首辅工作基本都围绕服务皇帝的礼仪构建，不同首辅的对比也侧重于个人素质和具体庶务，这使得本书并不能完整展现嘉靖朝政治变化的轨迹。古人与当代学者均注意到嘉靖朝在明朝内阁制度发展中的革新一面，明人王世贞特作《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揭示了嘉、隆、万三朝内阁权力的发展，指出内阁权力愈大，始于“嘉靖入绍，尽扫其蠹而新之，归政内阁”，特别是从杨廷和开始，首辅地位突出，后来才有了万历朝张居正专权的可能。田澍在《嘉靖革新研究》中指出，内阁权力扩张固然有嘉靖帝有意授权的原因，但历任首辅的能力及行为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正是在嘉靖朝，首辅杨廷和成功压抑吏部尚书、结束了“阁部相持”的局面，其继任张孚敬“居内阁，则排六卿，而成相之尊”，将百官次序排列成内阁-九卿-监司-守令，以内阁为百僚之首。这些在本书中都没有涉及，于是造成了本书第五章中，徐阶与嘉靖帝讨论内阁性质与作用，嘉靖帝称“此官（首辅）虽无相名，实有相职”，徐阶强调大学士与吏部尚书均至关重要，这一段仿佛凭空出现一般。
此外，本书虽强调“礼”，但对“礼”本身及其对于皇权的意义讨论得并不够，仅将其作为一个默认的、不言自明的背景知识，也无视了对于嘉靖朝从中央祀典到民间祠庙祭祖制度的变革及关联——而这正是第二位首辅夏言在礼仪上的重要政绩，王学的兴起也只在徐阶登场介绍时如蜻蜓点水一带而过。虽然可能是作者考虑到预设受众和篇幅原因未能深入，但对比本书对“礼”的一再强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余论
当作者笔下的严冬过去，隆庆、万历相继登基，大明朝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权力首辅时代。到底是四季重演，还是长冬凌冽？历史的亲历者或许最多只能感受到风起于青蘋之末，而他们大多数看到的是万历以后，庙堂之上众正盈朝、万象更新，江湖之远齐家化乡、敬宗收族，各地无不以“诗书传家、簪笏盈庭”为尚，“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官商，横游蓟北”，一派“圣明极盛之世”的气象。因此，在他们看来，嘉靖帝“垂德泽于无穷”，隆庆帝“海内翕然，称太平天子”，万历帝“庙号曰神，殆真如神”，真“圣圣相承”也！
但站在历史末端的我们捧起史书后却能知道，当这个享国日久、过分成熟、崇尚礼乐的庞大帝国重复着日常政治，它的东北部，一个年轻、简陋、尚武的小部落正在悄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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