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王陵出土“建业人”墓砖解读

最近一则关于东亚考古的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据报道，2021年在韩国忠清南道的武宁王陵的入口处，出土了一块墓砖。这块有着莲花纹案的墓砖引人注目的是，在侧面刻有七个汉字：“造此是建业人也。”

武宁王陵是百济第25代王武宁王及其妃子的陵墓。在1971年修建古坟群排水设施时偶然发现。陵墓出土的墓志云：“宁东大将军百济斯麻王，年六十二岁，癸卯年五月丙戌朔七日壬辰崩到”。癸卯年为公元523年，为中国南朝梁武帝普通四年。由此可知，武宁王陵距今已有将近1500年的历史了。

建业是中国南京的古称。始称于东汉建安十七年（212年），东吴孙权欲建帝王大业，改秣陵县（今南京）为建业县。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改建业为建邺。邺指邺城，是河南古地名，为司马氏的发迹之地。改名建邺，寓有不忘故土之意。后来因为避西晋愍帝的讳，又改称建康。

那么，“建业”出现在韩国古代的王陵，意味着什么呢？韩国国立扶余文物研究所这样解释说，这表明造砖的工匠来自中国。不过，报道还援引有韩国公州教育大学李炳镐教授的见解，认为尽管从字体来看，大约是出自中国人刻写，但“建业人”究竟是砖石的制造者，还是参与整个陵墓的建造者，尚难下结论。

李炳镐教授还指出，从墓砖上发现“建业”可见，当时百济和中国有过交流。关于这一点，应当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古代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既有着陆路交往，也有着海路往来。关于这些史实，我在既往的研究中都有所涉及。比如，我考证日本史上第二次获得中国王朝赐印“亲魏倭王”印的时间，比《三国志·魏志》记载的景初二年晚一年的关键史实证据就是，司马懿在景初二年（238）八月平定割据辽东乃至朝鲜半岛一带的公孙渊之后，打通经由朝鲜半岛的陆路，第二年六月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才能畅通无阻地向曹魏派遣使者。

至于海上往来，从南朝宋开始就有日本五个倭王前后十余次向中国南朝派遣使者，以求获得封号。简单按年代缕述一下，425年，倭王讃遣使上表进贡，“诏除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438年，“四月，以倭国王珍为安东将军”。443年，“二十年，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451年，“二十八年七月，安东将军倭王济进号安东大将军”。462年，“六年三月，以倭国王世子兴为安东将军、倭国王”。478年“二年五月，倭国王武遣使献方物，以武为安东大将军”。同年六月，“又诏新除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为镇东大将军”。《宋书》记载：“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

为了取得国际关系的平衡和区域霸权，当时朝鲜半岛的政权也争相恐韩地向中国大陆王朝派遣使者，请求封号。从史籍记载看，公元355年，“高句丽王钊遣使谢恩，贡其方物，儁以钊为营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公王如故”。这是北燕慕容钊的册封。无独有偶，在朝鲜黄海南道安岳郡五菊里的安岳3号古坟内发现的357年的墨书题榜中，墓主人也带有“平东将军”的字样。372年，“简文帝成安二年正月，百济王遣使贡方物。六月，遣使拜百济王余句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416年，“（义熙）十二年，以百济王映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420年，“宋高祖永初元年，百济王余映进号镇东大将军”。

与上述史籍记载时代接近的武宁王陵，出土的墓志署衔“宁东大将军”，无疑也是同样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短期存在的统一的西晋，让朝贡体制获得了一定的恢复。立国江南的东晋，虽然失去了中原，由于直接传承着先进的中华文化，所以并未失去正统，星散分立于中原以及各地的政权居然还有不少依然奉东晋的正朔。这一正统优势，又为后继的南朝各政权所承续，便使东亚的朝贡册封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吸引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政权由陆路或渡海来朝，向大国东晋以及后来的南朝寻求正统地位，以期与周边的其他政治力量抗衡。

朝鲜半岛政权和日本列岛的政权，向中国王朝纷纷请求获得带有“征东”“平东”“镇东”“安东”“宁东”等字样的封号，而中国王朝也乐于封赠。因为这显示了朝贡册封体制下中央王朝的权势延长，既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权力下放意味，也有宗主国对该地域政权的安定期待。朝鲜半岛政权和日本列岛的政权希望获得这样封赠，则是期待狐假虎威，借通过朝贡册封体制获得的这一封号，来威慑周边的其他政权，以及取得征伐的正当性。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就有了很多的人员往来，不仅是政府使者，还有不少平民，甚至还有移民。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在540年，就有7353户“秦人”被编入日本的户籍。

从这一视点来看，武宁王陵出土的墓砖所记“建业人”，就极有可能是由中国的江南如建业等地前往朝鲜半岛的工匠。

为什么要在墓砖上刻上“造此是建业人也”几个字呢？其实这是一种传统习惯的承袭。众所周知，商周的不少青铜器上铸造或刻画有铭文。这一传统到了战国时期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很多器物上，会刻写进工匠的姓名等。这种状况，被称作“物勒工名”。为什么会这么做，或许是个人意识的觉醒，或许是某种意义上的“文责自负”。对这些原因，我们且不去追究。但从历史上大量遗留下来的刻有姓名的砖石，到古籍刻工姓名的存在，都表明“物勒工名”是历代沿袭下了的一种习惯。“造此是建业人也”，亦犹此也。

由武宁王陵出土墓砖的“建业人”铭文，还让我想到相关的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古代东亚文化传播方式的问题。且以汉字传播为例。

我在日本的大学一直在讲授一门课叫“汉字文化论”。在讲授汉字是何时、又如何传入日本时，我查阅一些资料，毫无例外地认为，是通过儒学经典或佛教经典等书籍媒介将汉字传入日本的。比如《隋书·东夷传》就讲：“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宋史?日本传》引用日本的《王年代记》说：“应神天皇甲辰岁，始于百济得中国文字。”日本的《古事记》也记载：“名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回顾学者的既有研究，基本上也没有脱离上述史料的认识视野。

书籍作为载体为东亚各个地域传播了汉字，这无疑是一个不争之事实。但除此之外，应当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说物的因素。早在东汉初年的公元57年，日本使者获得的“汉委奴国王”，便是这样的因素。此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则是人的因素。最早让我产生这样的认识的，是考察日本有关汉字传来的考古资料时读到的一则铭文。

日本熊本县玉名郡和水町有一处前方后圆古坟，是清原古坟群中规模最大古坟。这一古坟推测筑造于5世纪末到6世纪初之间。明治六年（1873年）开始发掘，出土了大量陪葬品。其中有一把铁刀，带有75个汉字的铭文。作为日本年代最早的记录文书，后来被指定为国宝。铁刀的铭文如下：

台（治）天下获□□□卤大王世，奉事典曹人名无□弖，八月中，用大鉄釜并四尺廷刀，八十练，□十振，三寸上好□刀。服此刀者，长寿，子孙洋々。得□恩也，不失其所统。作刀者名伊太□，书者张安也。

5世纪末到6世纪初，尚属汉字传入日本的初期，还没有发明记录日本语音的片假名或平假名，都是直接书写汉字，对于人名也是以拟音汉字表示。引起我的关注的，是铭文的最后一句“书者张安也”。这个书写者“张安”，尽管有日本学者解读作“东野治之”，但似乎没有过硬的确凿证据。在我看来，“张安”就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在当时多数日本人还无法娴熟地使用汉字撰写文章乃至书写文字时，当地居留的中国人便有了用武之地。

这一铭文的例证表明，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文化传播，人的因素也不容忽视。这次韩国武宁王陵出土墓砖中“造此是建业人也”的铭文，再次显示了东亚文化传播中的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