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绵延上千年，随时代而更新改进，是中国古人的一大制度发明，影响传统中国至深且远。清代科举已然成熟，从多方面维系着帝国的秩序。虽任何良法美制均难免末流之弊，但制度文明绝非一日之功，易科举实难以善其后。
清季西潮东来，中西竞争不断加剧，中国屡遭败衄，踏入了千年未有之变局。因此，如何尽快走上一条变革旧制、仿行新法的富强之路，越来越成为朝野上下追逐的目标。随着“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的说法渐成“共识”，兴学育才就被当成是救时的不二法门。中西新旧对比之下，固有的负责培才、抡才的书院与科举制度诟病日多。
结果，当英、法、美等国师中国科举美意，逐渐建立文官考试制度之时，中国的科举制变革却渐由“坐言”走向“起行”，至百日维新时几度颁下改制之谕而达到高潮。迨庚子事变，中国创巨痛深，痛定思痛，厉行新政，科举首当其冲。所以，甫入20世纪，在兴学堂的同时，科举改制再次启动。只是究竟如何改，关系国家民族的发展走向和千家万户的切实利益，既异常关键，又纷繁复杂。
两条脉络的科举改制
清季科举制变革，是内外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其中，作为改制方案的制定者和改制决策的参与者，若干实力督抚与朝内重臣的主张、运作和权力格局值得特别关注。既往研究更多侧重于督抚方面，在中枢、礼部、翰林院方面相对薄弱。
其实，从戊戌变法开始，科举制变革就包含两条相辅相成的改制脉络。一是科举考试新章脉络。从废八股文、试帖诗，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各国政治艺学策、四书五经义入手，希望透过改内容、调场次、变文体等措施，注重中国“实学”，引入“西学”时务，拔取应时人才。二是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脉络。希望以速成之法，教科举已取之才。既令资深翰林群体研习经世实学，而自癸卯科会试开始，新科进士中的翰林、主事和中书须入京师大学堂特设的进士馆肄习法政、理财等新学，以期从科举精英中培训出略通西学时务的新政人才，同时引导士人学习风气向“实学”、“新学”转变。前一改制脉络旨在直接用所谓的“经世实学”取士，后一改制脉络则对已取之士再课以西学时务，两相配套，皆为解决科举为人诟病的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之弊。前者由督抚主动发起并竭力运作，而受到中枢、礼部的制约；后者因系科举改制在高层的推进，所以是由部分中枢大臣主动发起并积极促成的。
就辛丑科举新章来说，在改制之始，朝臣与督抚、京官与外官以及督抚之间颇有分歧，且一开始就与乡试、会试展期问题纠葛缠绕。1901年春夏，正在酝酿改科举的东南督抚刘坤一和张之洞，鉴于科举新章颇来不及在辛丑乡试中实施，担心再考八股旧科举，不仅会拖延落实作为新政首务的科举改章，甚至也会影响兴学堂等新政次第展开，故奏请辛丑乡试展期一年（乡试展期，会试自然延后）。与此同时，清廷高层希望通过尽快举行乡试以收庚子残局下的人心士心。王文韶、孙家鼐等重臣对刘坤一、张之洞一再奏请乡试展期大不以为然；张百熙甚至代表京官激烈陈奏，“诘责”刘、张。然而，在辛丑之际两宫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下，刘坤一、张之洞举足轻重，中央正深倚重。他们既对中枢重申己见，又向各省串联施压，坚持乡试展期。结果，经过多回合明争暗斗，最终辛丑年乡试或展或行，双方主张均未实现。但这加剧了中枢、礼部与东南督抚在科举议题上的分歧，并投射到了科举新章的制定出台上，直接影响了科举改章的内容和走向。
张之洞
因此，虽然辛丑年（1901）七月清廷部分采纳《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之建议，下诏改科举、兴学堂。但是，科举详细章程的拟定和颁行充满争议。尽管刘坤一、张之洞屡次奏请乡试、会试采用分场去取之法，但中枢、礼部对科举大典的理解显然颇为不同，在稳定士心、三场平衡、可操作性等方面另有考量，终不松口，然又不能完全否决彼时权势煊赫的刘、张，故“两害相权取其轻”，议准其临时提出的废誊录主张，以为“补偿”。千年以来“无害于选才而有益于防弊”的糊名易书制度就此废除，给乡试、会试带来了严重恶果，与科举改制的初衷背道而驰。
进言之，张之洞辛丑年提出的科举新章是由其戊戌新章延续而来。但后者因有与康梁派竞争“学术霸权”的考量，所以不免炫博，以中体西用为标榜，号称熔科举、经济、学堂于一炉，实则求全求难，标置太高，未必适于改章之初的社会实情；虽曾颁行天下，但却是在百日维新的特殊时期，未经广泛讨论就由光绪帝径自允准的。但正因曾经颁行，加以张之洞、刘坤一在辛丑时地位凸显，所以张之洞的科举方案自然占了上风，成为新政伊始科举改章的底本。虽然张之洞也意识到其戊戌新章规定二场考试声光化电太过“荒唐”，辛丑改章时将其删除，但其方案中头、二场论、策题量太多，内容偏难，颇有可议之处，四书五经既置于三场且题量甚少，自然又难免荒经之弊。但是，急于富强，不惜倡导西学皮毛亦可救国的张之洞，在辛丑时已有废科举、专重学堂之心，所以改科举方案只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因而就既未能跳出学堂、科举新旧势不两立的非黑即白式的认识局限，更未能站在更高的层面，深入理解科举对国家、社会与文化的意义，将制度设计斟酌妥当。
因此，1901年沈曾植的变法条议虽然作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底稿，但其中更为稳健的不废八股，科举、学堂分途考试方案，却被刘坤一、张之洞舍弃。值得注意的是，沈曾植的科举、学堂分途考试的思路与其戊戌年为总理衙门拟定的经济常科方案一脉相承，意在保留科举旧法以安顿旧人，保持政局、人心的相对稳定，同时开辟新科举之途，为学堂“新学”学生谋出路。二者分途进行，两不相妨而相安。期望渐进地转移风气，实现新旧人才的稳妥交替，使中国的固有秩序、礼教、文化不致断裂崩溃。当年这一业经颁行的方案被康梁派急进的改科举行动所推翻；迨辛丑之际，又被同样急于效西法的张之洞所舍弃。其实，在未受庚子事变巨大刺激之前，旧学权威但颇为趋新的吴汝纶，就中学、西学，科举、学堂的分合问题，亦有类似的冷静思考。所以，戊戌至辛丑改科举的思路和方案还有更多选项，历史的复杂性和可能性显然超过我们既有认知。这也提示我们去探究影响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策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何以最终形成了如此局面。总之，变法改制既急切进行，决策高层又分歧巨大，群臣不能平心静气地从容探讨，将抡才大典斟酌至善，为国家策万全之安，而是权谋相加，轻变旧制。所以改制决策颇多可议，为此后的考试实践埋下了隐忧。
沈曾植
科举改制的另一条脉络，是从庚子前后整饬翰林院到壬寅年（1902）十一月诏开进士馆。这一脉络是在最高层调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重要步骤，鲜明地体现了中枢大臣主动变革科举的努力，既与辛丑科举新章相配套，是科举改制的扩大，又蕴涵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因而在科举改制中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研究显示，整饬翰林院主要由孙家鼐发起和主持，而诏开进士馆是瞿鸿禨、荣庆极力推动的结果。此举延续翰林院整改的思路，用速成之法，育科举已成之才，实现了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的重大变革，并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备工作紧密衔接。但在政务处初期讨论中，王文韶、鹿传霖与瞿鸿禨意见参差，既包含理念之争，又牵扯人事安排，反映出翰林院与大学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重重纠葛。由于翰林院不仅接近政治核心，而且与科举关系至密，是士人观瞻所在，故其改革直接反映清廷推行科举改制的决心与力度，极具示范效应。同时，开设进士馆还涉及官员的养成制度，关系新进士的出路和仕途，自然影响甚大。
正因为如此，诏开进士馆不仅在枢臣中颇有论争，在京外官、士子群体及报刊舆论界，更引发了多方面回响。虽然当局此举有意抑科举而扬学堂，但彼时津、沪报界已经倾向废科举，故并不满足此渐进改革。所以，开进士馆不仅未能赢得一年前废八股时那样的好评如潮，反而引来不同程度的差评。趋新的报界舆论并以此为绝好题目，将批评开进士馆演化成了废科举的宣传鼓吹。同时，开进士馆给新进士心理层面与实际出路皆带来不小冲击。不少新进士颇为抵拒也就可以想见，而依恋科举的朝官亦多有訾议。这导致进士馆章程屡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落实和成效。当局扩大科举改制的努力遭遇重重阻力。在这样纷纷扰扰以及学堂、科举势不两立的聒噪下，科举的形象进一步遭受贬损。
从改科举到废科举
当枢臣瞿鸿禨等筹划诏开进士馆之时，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端方等督抚也在串联着推进三科递减渐废科举。其实，从1901年开始，在改、废科举过程中，趋新督抚就形成一个交互激进的模式。1901年袁世凯之所以在新政复奏中提出用实科彻底取代旧科举的主张，就颇因张之洞的助推之力。随后，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三科递减科举方案，也受到陶模、袁世凯的“启发”。刘坤一去世后，袁世凯旧事重提，拟订三科递减奏折，会同张之洞于1903年陈奏，遭到王文韶以下诸多京官的强烈抵制。当年张之洞进京，努力半载，最终实现了三科递减方案。故1903年至1904年的三科递减一事，出头在袁世凯，达成却是张之洞。袁世凯在给徐世昌的私信中就说：“此老（指张之洞）竟将科举办减，近日称赞不去口。”可是，仅仅一年多之后，袁世凯、端方等人又联络奏请立停科举，结果在1905年9月2日，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被清廷宣告立停。在此过程中，袁世凯、端方又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而1905年亦甚特殊。因为有恩科及庚子事变的冲击，科举考试的年份被彻底打乱，其中1901年至1904年，乡试、会试连绵举行。同时，按照此前上谕，1906年、1907年将分别举行乡试和会试。所以，从1901年到1907年，只有1905年没有乡、会试。鉴于乡、会试之年，例不言科举。因此，除了议修京师贡院和王文韶出军机等因素外，对于趋新督抚来说，1905年也是奏停科举的最佳年份。
同时，督抚请废科举，经历了一个从分奏到联衔的过程，体现了中枢与督抚权力格局的变化。在辛丑议复新政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本欲联衔会奏，但中枢示意分奏，所以最终刘、张二位参预政务大臣联衔会奏，其他督抚则单衔复奏。迨1903年奏请三科递减，袁世凯、张之洞本欲多拉几位督抚以壮声势，周馥、端方、岑春煊亦愿意会衔。但之所以最终仅袁、张会奏，盖有“京友”提醒“不宜多会衔，恐嫌为疆臣要在必行”，说明中枢高层仍不愿督抚联衔奏事。然而，1905年立停科举之奏，则由袁世凯、端方、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等多位督抚联衔，再不见中枢高层示意反对，既折射出中枢与督抚权力格局的变化，也很可能是迎合上意的结果。无论如何，这为1910年多位督抚奏请开国会、设责任内阁的联衔行动开了先河，而清廷再也管束不住督抚的串联活动。
国史上最后的两科会试
借闱河南开封贡院的癸卯、甲辰二科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会试，亦是清季科举改制的重要实践。因为英国公使萨道义在《辛丑条约》谈判中固执己见，坚持北京五年内不可举行乡试、会试，结果有清一代会试不在京师举行，这还是头一遭。所以，遭庚子兵燹焚毁的京师贡院也就没有了迅速修复的紧迫感。迨1905年再议修复时，科举三科减额方案已经颁行，最终定议缓修。但北京不能会试，并不意味着定要借闱河南。事实上，南京曾是礼部和议和全权大臣奏请借闱的首选地，但由于两江总督刘坤一态度消极，政务处最终退而求其次改选河南。借闱河南令广大东南士子颇感不便，导致考生人数较往常减少许多。各省士子人数的多寡起伏，又直接影响到会试考中的机会。同时，借闱河南也影响了科举的声价。
刘坤一
考官基本按照辛丑科举奏定新章主持了会试大典。从三场考试题目来看，注重观照现实，连史论题和经义题都有影射现实的意思在。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题意在鼓励士子究心经世实学，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题意在引导士子关注新学时务。史论题效果稍好，但考题以辅佐富强为上，且首道题不出周秦范围，考生既不难预拟题目，考官出题亦易撞题，似较八股时代更甚。策题指向性强，答卷雷同度高，尚难称其为“学”，效果实属有限。四书五经义题置于三场，且题量太少，荒经之弊不可避免。从阅卷取中的实际过程来观察，重头场主要是荐卷、阅卷程序导致的。但二、三场既有补荐机会，且两科会试，尤其是甲辰恩科头场区分度明显下降，以致头场荐卷率大幅提升，故二、三场的作用亦不可轻忽。头场未荐而二场新学出彩、三场经义湛深，通过补荐而中式的考生，大约占会试中额的十五分之一。从阅卷取中的因素和内幕来看，改章之后，史学功底、古文素养的作用更为凸显，答卷则须新警动人，废誊录突出了楷法的重要性，而认字取中的弊端亦所不免。从贡士举人科分构成来分析，由于壬寅、癸卯两科“策论”举人已通过科举改制下乡试的“洗礼”和选拔，在知识结构、答题技巧、楷法等方面更为擅长，所以在癸、甲会试中表现格外出色。这同时也说明，科举改制后的乡试、会试确实变动不小，拔取的人才也与此前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构性和一体性。但由于科举新章之不善，科举改制的成效尚难言乐观。
浮沉进退与流风遗韵：最后的进士群体的命运
1904年进士馆正式开馆，近百名新进士入馆肄习法政、理财等新学。在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转型时代，进士的选择和趋向业已多元，分化已经开始并正在加速。因此，如钱振锽、温肃等抵拒入馆的进士固然所在多有，但像甘鹏云、汤化龙等希望入馆学习，更新知识结构、改善地位、实现抱负的与时俱进之士，亦不乏人。随后，有多批进士出洋游学，绝大多数赴日，但也不乏负笈欧美者；留日进士以法政大学速成科为主，但亦有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法政大学肄业三年以上，获得选科甚至本科文凭者；专业虽以法政为主，亦有学习工商，甚至军事者。进士馆和留学的背景，使得癸、甲进士中许多人成为特殊的一代：科举知名士、学堂肄业生。无疑，对于大多数进士的新学造诣，我们不宜过高估价。但在清末民初的转型时代，这样的双重身份和背景，却迅速拉高了他们的地位和身价。
在预备立宪时代，策论出身且拥有法政、理财等新学背景的部分癸、甲进士，恰好适应了新政需要。加以部院扩张，缺分增多。因此，癸、甲二科主事、中书的补缺及升迁速度，竟远超其进士前辈。进士分部学习主事通常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的既往认知，已与清季最后几年的实情不符。在辛亥鼎革中，癸、甲两科部属群体因其衙门多有承继，既不像翰林群体因翰林院被裁而集体失业，亦非如知县群体守土有责，在革命洪流冲击下纷纷丢官去职。因此，虽然不乏像陈毅、陈曾寿、王季烈、苏舆等实缺司官挂冠而去，甘做遗老，不仕民国，但绝大多数癸、甲部属仍官新朝，尤以度支部到财政部、邮传部到交通部、法部到司法部的延续性明显。不过，因民初教育部由蔡元培、范源廉和董鸿祎等极新人物掌控，原在学部兼差的近二十位癸、甲翰林几乎全部退出。
废科举切断了榜下即用知县的来源，地方进士出身的知县日少，物以稀为贵，各省即用知县反而逐渐吃香。近2/3（至少136人）的癸、甲即用知县在中进士后的七八年内已补实缺，远快于此前通常十余年得缺的速度。因此，奇诡的是，废科举对癸、甲进士中的即用知县竟似“利好”。但是，“得官偏遇国亡时”，辛亥鼎革对实缺知县冲击甚大。虽亦有少数癸、甲进士继续在原省任州县官，且有像吕调元那样骤升至封疆者，但大多数则经历了被迫丢官或主动去职的过程。此后或不再出仕，或在仕幕之间，虽亦不乏数十人“光复旧物”，但已颇受波折。
伴随着改、废科举的新政过程，往日清贵显要的翰林群体迅速式微。虽亦有个别癸、甲翰林遽补司道实缺，但整体来看，后科举时代翰林受到的冲击最大，地位降低得最快。作为最后的两科，癸、甲二科翰林在光宣之交是翰林院内最大的群体。故宣统年间翰苑的生死存亡危机，他们感受最切，因而也更努力地奔走保存翰林院。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保住衙门，但又迅速在辛亥鼎革的洪流中失去了家园。民国肇建后，癸、甲翰林中不乏遗老，甚至像胡嗣瑗、章梫、温肃、商衍瀛、朱汝珍、黎湛枝等人皆是复辟干将，但自状元王寿彭、刘春霖以下，奔走于民国官场、效力于大员门庭者实繁有徒。所以，癸、甲翰林在民初的“遗民”和“贰臣”互见，势力相当。
此外，汤化龙、谭延闿、蒲殿俊、张国溶、陈黻宸、沈钧儒、梁善济、杨毓泗、萧湘、杜严、方贞等癸、甲进士，借清季立宪之东风而崛起，领导各省谘议局，发起国会请愿，成为预备立宪精英。辛亥鼎革前后，此辈多乘时而起，与革命合流，致身通显，随后又通过组织政党而扩充实力，在政坛占据一席之地。
总之，最后的进士群体在科举废除后既未明显地边缘化，也未笼统地出路更宽。在新旧剧变的转型时代，部分人与时俱进，仕途顺遂，火速升迁，部分人衙门被裁，地位骤降，无所适从。同年之间的分化更为严重。鼎革之际，癸、甲进士的出处浮沉至为不一。将停废科举与辛亥鼎革通盘考虑，从较长时段着眼，可以更好地观察最后的进士精英的政治生命。
科举时代，政学相依，仕学并途。翰林、进士群体作为全国精英，既占据大多数官场高位，又是学问与知识的化身，代表着士大夫的文化时尚。癸、甲进士孕育于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变局之中，不少人因应时趋，入馆纳新知，出国求新学，在后科举时代，承继在籍翰林、进士出掌书院山长之流风遗韵，广泛参与了清季的兴学大潮，人数近百，无省无之。
民国以降，陈黻宸、李景濂、左霈、袁嘉谷、商衍鎏、王天木（汝榆）、郭家声、易顺豫、狄楼海、孙智敏、赖际熙、区大典、章钰、郭则沄、尚秉和、甘鹏云、李景铭等一大批癸、甲进士在大学、书院内外，守先待后，传授旧学，培养后辈。当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不少癸、甲进士痛感斯文将丧，强烈抵拒白话诗文，坚持经史诗文的独立地位。以关赓麟、郭则沄、顾承曾、何震彝、何启椿、林步随、靳志、陈宗蕃、温肃、朱汝珍、李景濂、王揖唐、吴璆、饶孟任、刘敦谨、郭宗熙、胡嗣瑗、陈曾寿、章钰为代表的一大批癸、甲进士，尤其是关赓麟和郭则沄，先后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主持寒山、稊园、蛰园、冰社（津）、须社（津）、清溪（宁）、瓶花簃、咫社等诗词社，吟咏酬唱，维持风雅，自民初至五十年代，历半个世纪之久。但在后科举时代的学校教育体制下，吴汝纶称之为吾国之瑰宝的诗赋，终难以扭转逐渐沦亡的命运。当诸人年事渐高，一旦去世，曾经盛极一时的诗词结社便难以维持。要之，在后科举时代，癸、甲进士对本国人文传统的种种护持、坚守和传承，皆构成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进士的流风遗韵。
（本文摘自《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韩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5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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