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梦家的“对照记”

陈梦家（1911.4.19-1966.9.3）

写陈梦家的文章不少。去年出版的子仪著《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更是将公开发表的相关资料网罗殆尽。这位相貌英俊的考古学家和诗人自杀事件的来龙去脉，尤其受人关注，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盲区。

《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21年6月版

谈论者大多以夏鼐——当时考古所所长的叙述为起点。

1966年《夏鼐日记》记载：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下午所中成立红卫兵，3时揪斗“反动权威”苏秉琦示众，集中所中全体牛鬼蛇神，戴纸帽游行，绕所中三匝。我打黑旗，牛兆勋、林泽敏打锣，有：反动权威徐旭生（未到）……右派分子陈梦家……齐光秀等，共计26人。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中午陈梦家被揪斗，戴“流氓诗人”纸帽……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见通告牌上有红卫兵通告，谓我所右派分子陈梦家自杀未遂。听说：昨天中午下班后，他到东厂胡同的一蔡姓寡妇家（其丈夫死于1963年，据云曾于死前托孤于陈），被所中左派群众揪出示众，他自杀以抵抗运动，犯现行反革命的罪，还在遗书中污蔑群众侮辱了他，所以自杀。

九月三日 星期六 闻陈梦家已于昨晚再度自杀身死。

显然，8月24日中午发生的事情，是导致陈梦家自杀的直接原因。读者不禁会问，其中那位关键人物——蔡姓寡妇是谁？她和陈梦家的关系究竟如何？

这个谜题，只有等待收藏家方继孝来破解。多年前，方继孝从潘家园市场购得从陈梦家妻子——赵萝蕤家散出的大宗资料（此事前因后果见方继孝著《笺墨记缘——我的收藏三十年》）。其中除了书籍、照片，更有不少家人、朋友之间的通信。数年来，他一直埋首做着整理、考证的工作。

终于，去年9月，这本《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出版了。方继孝没有令人失望，他揭示出蔡姓寡妇名叫陈方，其夫是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翻译家芳信（蔡方信）。上世纪五十年代，蔡、陈两家因选购明代家具结缘。由于住得近，走动方便，此后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57年赵萝蕤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陈方就常常上门照料病人。而1963年芳信去世后，蔡家经济拮据，也多亏了陈梦家的鼎力帮助。两家人彼此需要，互相扶持。

《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三联书店2021年8月版

让人惊喜的是，2015年，方继孝想方设法找到了已经九十二岁高龄的陈方女士，并几次走访了她（当年年底，老人即去世）。于是，在他们百感交集的会面中，我们得以聆听当事人对历史现场的第一手陈述。

关于8月24日事件，陈方是这么说的：

8月24日中午，我刚吃过饭，陈先生就来了。看样子他很疲惫，我让他坐下，便去沏茶。陈先生刚端起茶杯，院子里来了几个人，大声喊说：陈梦家是不是在屋里？陈先生放下茶杯刚要起身，已有人闯进屋来。他们是考古所的红卫兵。一个红卫兵把陈梦家拽了起来，指着我问：你们是什么关系？我靠着书桌，一言未发。其中一个人说得很难听，陈先生就说，我们没什么关系，找她去我家照顾病人。红卫兵根本不听他解释，嘴里不干不净的，连拖带拽地把陈先生从房间里弄了出去。临出门时，我看到陈先生的眼神里充满了绝望，他叫着我的名字说：“我再也不能让人当猴子耍了。”

作为读者，我得说，我们何其幸运，可以同时看到关于这一场景的另一种描述。它来自当天闯进院子的红卫兵之一——高天麟。高天麟的文章《也说陈梦家先生的最后岁月》（以下简称“高文”）发表于2016年《点滴》杂志第一期。他的版本如下：

24日上午陈先生等与夏鼐等所谓“走资派”、“保皇派”，在所内挂着黑牌参加建房的体力劳动，中午11点半他们结束劳动后，技术室有位同志向红卫兵负责人报告，说陈梦家进到东厂胡同某号院，那家主人是个寡妇……。红卫兵负责人听说后，把陈梦家先生的这一串门造访当成是不规矩行为，即带领三四名红卫兵（当时本人也在其中），赶往东厂胡同东口路南的某号院（现已拆除）。进到院中，见陈先生确在院内东厢房的一位中年妇女家中，红卫兵负责人即声色俱厉地喝令他出来！我们和陈先生从东厂胡同那家人出来以后，他推上那辆从美国带回来的自行车，红卫兵前后押解着走出胡同东口……

两个版本看似相近，实际上是强度完全不同的两种叙述。在高天麟的版本里，他们这四五个红卫兵只是在院子里喝令陈梦家出来，没有“闯进屋来”“拽了起来”“指着我问”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动作，也没有提及“说得很难听”“不干不净的话”，而是巧妙地用了个意味深长的省略号一笔带过，“那家主人是个寡妇……”在这一段里的“略”，丝毫不影响紧接着的“详”。他特意提到出了院子后，陈梦家还可以推着他那辆美国带回来的自行车。仿佛在当时的情形之下，陈先生受到了某种尊重，在行动上还有着一定的自由。

我们继续往下看。陈方接着说：

陈先生被押走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总觉得陈先生找我有事还没说。更不放心的是，红卫兵会把陈先生怎么样，于是我就到考古所找我的老乡齐光秀询问。齐光秀走出考古所，到一个没人处悄悄告诉我，陈先生被红卫兵押到考古所技术室门口，强行给他戴上“流氓诗人”的纸帽子，站在凳子上示众。当时正值中午，在烈日的暴晒下，陈先生汗流满面，有人路过，红卫兵便散布陈先生与某寡妇如何如何。

高天麟则是这样写的：

把他带到考古所西北隅技术室门口北侧的空地，令他头戴写有“流氓诗人”的纸帽子站在凳子上，对他进行批斗。此时正是中午下班开饭时间，因为当时院子那边有考古所和科学院图书馆两个食堂，所以有不少人过往，但围观人数不是很多，主要有扈俊明、冯普仁（后二人均调离考古所，冯已故）发言“批判”、责问。这样，在中午的烈日之下，陈梦家先生的确汗流满面，一副屈辱和不堪承受的神态，因为大家要去食堂吃午饭，对陈先生的批斗持续时间不长，前后不到半小时。最后由红卫兵把他押回考古所的“牛棚”（“走资派”和“右派分子”等集中学习的屋子），开门把他推进屋子。整个批斗过程我都在场，并未发生往陈梦家先生身上吐唾沫、扔脏东西，更没有从凳子上摔下来和瘫倒在地的情形。

从文中措辞“围观人数不是很多”“持续时间不长，前后不到半小时”“并未发生……更没有……”，“高文”的用意，我们心知肚明。

我无意在此继续铺陈此种“对照记”，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就此打住。但仍要提一下高天麟文章的结尾。最后一句他这样写道：

据报导，社会上有些名流、学者在“反右”和“文革”中所受的迫害可能较陈先生更烈，然而那些先生能够忍辱负重与转弯，因为当时政流弊得到纠正以后，不乏有人出山担任要职，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焕发青春，为人民的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似乎有责备陈梦家过于软弱，没能像其他名流一样“转弯”，从而焕发第二春之意。

统观“高文”，通篇意在为己方开脱、辩护。比如他把陈先生第一次自杀未遂后，所里派人去钱粮胡同陈家值班，称为“保护”“看护”。我不知道陈先生在天之灵是否能够认同考古所红卫兵住进自己家里是一种“保护”。高先生当然有权利为自己辩护，然而面对逝者，除了他长文中蜻蜓点水般的一句“本人曾错误地参与8月24日的揪斗活动，回想起来，深感内疚”，是不是更应该郑重地道个歉，比如：“陈先生，我伤害了您。我错了，对不起。”

回到方继孝的新书。我总是忘不了陈方女士对方继孝说过数次的那句话，“一闭上眼，就会出现陈梦家最后一次离开我家时的那充满屈辱和绝望的眼神”。这是陈方女士和陈梦家在五十年天人相隔后再次发生的眼神碰撞。

除此之外，陈梦家写给她的那封绝命书我必须在此全文照录：

陈方：

十年以来，家中之事多承关怀照料，十分感谢，今后仍希如旧。虽有闲言，请不要介意。我是心胸坦荡，毫无挂牵。好好扶养汀、沛。别矣。

陈梦家

 一九六六年八月廿四日晚

新自行车送芳沛。

方继孝的新书使得陈方女士在生命终结之前得以接过话筒向公众诉说，也使得“高文”这样的文字没能成为亲历者最后的总结陈词。这就是在我眼中，它最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