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老家所在的峡河人口不足两千,但面积却不容小看。从峡河最顶头陕豫分界的西界岭头沿溪往下走,到最末尾的汪坪河口组,如果选择步行,需要差不多一天时间。它曲曲折折坑坑洼洼的长度有三十五公里,而宽度,处处不等,窄的地方,南山到北山,随便喊一嗓子,对方能听出你是谁。如果用一只百足虫来形容峡河的形貌格局,那就最直观恰当不过了,那腿足的部分是沟沟壑壑的岔子,深浅宽窄不同,都一律归附主脊部分的峡河统领。峡河虽然越来越干涸了,冬季时,有时仅剩遍地乱石芦苇的河床,成为一个让人联想的名词,但到了雨季,还有着不小的气派,洪水浩浩荡荡,入武关,归丹江,最后泯然于长江的千里沉沙与波涛。
火柴盒子似的村居就散散落落分布在岔子口,有十户一片的, 有三五户的,更多的是独户而居。不是他们嫌吵,图清静,实在是可做宅基的地方有限,更因为可供耕种的土地太少,总不能扛着家什跑十里八里路去种庄稼吧。
《一地霜白》插图,陈年喜/摄
现在的峡河村委会设在不上不下的大坪组,这是一片河流冲击留下的相对开阔些的小三角洲,所谓的经济文化和信息人口中心。如果开个什么会,那些住在两头的媳妇老人们要走小半天。 虽然一条公路跑贯始终,但没有公交车。摩托车虽然普及率很高,他们多数不会骑,只有到了每年的春节时间,读书的孩子和打工的男人回来才把车子发动一阵子。好在近几年会也少了,有个什么事,领导在群里发一条通知,大家都知道了,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该怎么规避就怎么规避。
我在外面打工稀稀疏疏有二十年时间了,按老家人的看法,算是外面的人了,但每年总要回来几次,住一阵子。一些时间是因为外面活路不景气,挣不到钱,干不下去;一些时间是因为身体病了,或顶不住压力了。最主要的还是,在外面的世界,并无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容身地。所以对于家乡纷纷扰扰的物与事、生死离合,依然如亲历,了如指掌。有时候晚上睡在床上,闭上窗外的喧嚣,禁不住把这片世界,把这片土地上的人事风尘,电影一样从记忆里翻播一遍又一遍。
老家最触动人神经的是村居,就是那些泥墙乌瓦的一栋栋房子。它们散兵游丁一样杵在峡河两岸,杵在我记忆与感官的每一个晨昏,它们见证着一方岁月生活的丰歉,也见证着一个人的忧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峡河大变革的黄金时期,我现在居住的三间大瓦房就修建于一九九四年。那个时段,南下打工潮虽然已波及乡村世界的山山野野,但对地处两省三县夹角地带的峡河冲击并不大。山上林木资源丰富,而粗放式产出的木耳、香菇市场价钱出奇好,湖北、河南的商贩开着车上门收购,土地生产之余的劳动收获远比出门打工丰饶得多。也是那时候,一座座大瓦房在峡河两岸竖起来,它们粉墙明窗,宽畅舒展,而镇街上,还是一排低矮的石头屋脚。
世界仿佛一只魔方,二十多年过去,领跑本地一方经济的峡河早已风光不再,而象征着滋润生活的大瓦房们,已被四邻八乡的一栋栋高楼挤压得无力喘息。奇异的是,二十多年了,它们几乎从无改变,仿佛一棵老树,生苔了,停长了。每次从外面回来,夹路相迎的是它们,破落垂败,让人的目光避无可避。
是这儿的人们不再勤劳?是人们的生活日益不堪吗?是风起云涌的时代变化停步在山门之外吗?不是的。像当下我们目力所见的所有兴盛或败亡的事物一样,这是宏观的、微观的,内部的、外部的,看见与看不见的,数不清的因素作用的结果。村居的式微,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它是复杂因果的映射。
二
智忠是我矿山打工岁月里近二十年的伙伴,我们同行去内蒙古,上新疆,下广东,山南水北,漠野关塞,很少分开过。三四年不见,春节时见到他,差点没认出来。他告诉我,他得了风湿病。他把双手伸给我看,十指肿胀弯曲,关节严重变形,由于涂了什么药水,有一股冲鼻的气味。
农民工扎堆街头等工作
因为孩子那天要回来,我是来向他借摩托车去镇上接孩子的。摩托车在他家的偏房里放着,上面盖着拆开的纸箱子,纸箱上厚厚一层灰土,上面的商品图案已经有些模糊。他说他不能骑车了,车子一年多没有动过了。上一回,还是他儿子小冬骑的,油箱的油还满着。
我说,小冬二十多了吧?智忠说,过了年,就整三十了。
他帮我推着车子出来,小门有些窄,车子双把手偏躲门框好几次才推出来。下台阶时,房檐上突然掉下一片瓦,砸在摩托车的钢制后货架上,碎成了多片,吓人一跳。
时间还早,他搬来了两只木凳,我俩就坐在院子里说闲话。他的女人,在厨房里做午饭,案板上咚咚乱响,在擀面。他们要我吃了中午饭再上街去。
智忠就一个孩子,初中读完,就出去打工了,打了两年,因为没有技术,工作难找,就又上了技校,上了三年,又开始打工。小冬读技校那几年,是他家最紧张的时期,在矿山,智忠总是加班,过节也不休息,把抽了十几年的烟都戒了。
我抬头看看刚才落瓦的檐口,大豁小口的,参差不齐,显然不是第一次落瓦了。檐口上的木头,已经被长期的雨水沤烂了,起黏合作用的黄泥露了出来。而旁边另外两家的檐口情况也差不多。
我说,房子该翻盖了。智忠叹口气,说,怎么翻盖?小冬的事始终定不下来,万一将来孩子在外面入了别人的门,或者对象要求在外边买房,翻盖就白白花钱耗力了。家里就这点钱,顾了东顾不了西,先将就住着吧。
仔细想想,也是,在农村,许多家庭面对的都是这种情况。孩子或打工,或读大学,或参军,外不成,里不就,家里的老宅子, 翻修也不是,不修也不是,就这样耗着,等着,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有运气不好的,一场病,一场事,积攒多年的钱一下花掉了,房子照旧,希望成灰。而在外打拼的儿女们,更加进退维艰。这样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好在因为烂房或危房成为贫困户,政府可纳入扶贫对象。
说着话,饭熟了,面端上桌,是浆水面。酸菜的浆水上一层碧绿的葱花,色香诱人。
《一地霜白》插图,朋友拍摄的陈年喜
三
这些年,在偏僻的农村世界,要说最大的事,就是移民搬迁的事,政府为此倾注了最大的心力。
先是从最穷的、条件最艰苦的地方搬,从不通电、不通路、不通自来水的三不通地界搬,这种叫生态搬迁。这些地方搬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把公路沿线那些居住条件危险的贫困户纳入对象。以目下的趋势看,随着山区生活生产条件的恶化和扶贫规模的提高,搬迁的力度越来越大。
搬迁时间和扶贫节点不同,搬迁补偿的政策也不同。前些年,物价不高,政策是只要你愿意搬迁,迁入地方不限,按人口每人补助八千到一万元,有眼光的搬到了县城、西安,有的搬到了外省。那时候外边的房价不高,县城一千多一平方米,省城三四千一平方米,每人八千元补助,已算很大的支持力度了。
这几年,县城和镇上建立了移民搬迁安置点,统一的房型结构,统一的帮扶政策,搬迁者只需要象征性缴一点购买费用。我想,这里面也有保护本地人口的考量。
但被纳入搬迁对象,毕竟是需要条件的。虽然搬迁力度在年年加大,条件在放宽,但什么时候搬迁的机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也是没准的事。大家都在观望着,老房子也就慢慢荒芜着。
也有不愿搬迁的,其中的原因更为复杂难言。
二○一九年二月九日,即农历正月初五,下了几天的小雪终于停了下来,峡河上下一片银白,阳光照着,分外刺目。落光了叶子的青冈树顶着一头琼枝玉条,仿佛城市里人工造的玉树琼花景观。让人不敢相信眼前的真实。
农村的习惯,只有过了正月初五人才会出门办事,破五破五,仿佛只有过了初五,一些事情才会迎刃破解。往日早六点发往县城的城乡小巴车中午十二点才迟迟到来。由于公路背阴的地方积雪很厚,山道多弯,车不敢大胆开,车轮上挂着铁链,显得更加颠簸。
大表哥和我讲了一路,他是去县城装修新房子的。是政府扶贫的搬迁房,镇里催了又催,已经躲避不过去了。
他老家的房子位置有些偏,从房后翻过去,就是河南省卢氏县官坡镇。现在两地也通简易水泥路了,而在十五六年前,我们从灵宝金矿打工回家,常常背着一包脏透的工装和被褥,翻爬茅草丛生的小路。
他说他一直处在矛盾苦恼里,城里有了房子,虽然只有五六十平方米,也是高兴的事,但按照搬迁政策,家里的老宅是要被拆掉还林的。因为当初是按照生态搬迁政策被纳入的,签了义务协议的。
我懂得他的忧虑,虽说有些另类,这也是一部分被搬迁户的忧疑:家里的房子被拆了,就意味着再无回归的可能,而接下来必须直面一系列生存生活问题。毕竟在柴方水便的熟而又熟的世界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突然置身陌生环境,柴米油盐生死病痛的压力用什么来承担面对?
县城到了。满大街的高楼宽巷挡不住四来的寒风。他一再邀请我去看看他的新房子,看怎么装修又好看又省钱,但我没有时间。在商贸街口的小饭馆里,我请他吃了刀削面。
挥挥手,我去办事,他向安置搬迁房方向走去。那地方距离县城还有三公里,他舍不得打车。表哥已近六十了,秃了顶,一口浓重的小地方俚语,要他融入县城生活和人群,显然是有难度的。也唯愿政策执行得能缓慢一些,使他在那山林之中把这一生过完,但,那又是与发展相悖的。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本文摘自陈年喜新书《一地霜白》,原题为《村居现状忧思录》。
《一地霜白》,陈年喜/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