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一个地方既凝聚了人类的创造力，又体现了人类的贪婪欲望，那恐怕非华尔街莫属。这条位于纽约市下曼哈顿的狭窄道路，虽然只是从百老汇三一教堂延伸到东河之滨，却集中了美国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华尔街”三个字，早已超越其高楼耸立的物理形象，成为金钱、欲望和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尤其是2007—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全世界的眼中，“这里的贪婪已毫无底线”。华尔街再次变成一堵墙（实际上，这里的前身是荷兰人为防御印第安人而修筑的城墙），守卫着资本吞下的不义之财。也许正是一探其究竟的好奇心，和知识分子对经济和社会的正义感，促使人类学家何柔宛尝试着穿透这堵墙。
《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是一部关于华尔街金融机构的民族志，作者何柔宛来自中国台湾，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年专门请假来到这里的一家银行工作，得以了解其中内情。提起人类学，我们想到的往往是荒乡远土上不为人知的生活与文化，而本书关注的却是世界金融心脏里的神经和血脉，是影响着当代世界、却又难以为局外人所理解的一种权力。关于金融机构的运转，自有法律和习俗来规范，但财富的流转、权力的行使都是人的行为，这些“硬”条件的背后是软性的文化，这恰恰是人类学的价值所在。作者在亲身参与银行工作之余，通过访谈和观察积累了大量感性资料，以亲历者的视角聚焦银行家们的世界观、信条和行为方式。在他们的世界里，让上市公司获利永远是首要任务，但同时也要让自己盆满钵满。他们的冒险行动不时带来灾难，这样的灾难不可能不危及公司收益。本书告诉我们，这正是华尔街独特的文化——巨大的利益驱使着华尔街不惜豪赌犯险，而巨大的权力又让华尔街误以为自己的聪明、勤奋以及与全球金融的关联已经到了足够规避风险的地步。这样的文化使得华尔街构建了一套自我强化机制——金融机构从最顶尖的大学中招募人手，给予他们令人羡慕的工作待遇和高额薪资；这反过来让后者相信自己走上了权力之巅，也让社会相信集聚了如此之多才华人士的华尔街不会犯错。盛大的宴会、精致的办公室、不断见诸头条的能见度和从业者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都成为维系和强化这一文化的仪式。华尔街文化就这样让银行家、员工与社会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共谋”，在自我沉醉中一步步走近危机而不自知。本书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用人类学打开了理解金融世界的新窗口。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的经济学家米切尔·阿布拉菲亚（Mitchell Abolafia）评论道，“这部近距离观察一个贪婪的金融机构的著作，凭借其参与式的观察方式，必定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超越”。尽管金融机构的日常工作令局外人如坠五里云雾，但作者以民族志方法提炼出的华尔街文化却有助于我们理解华尔街金融权力运作背后的逻辑。沿着作者的思路也许可以断言，驱动华尔街这颗资本主义金融心脏的，与其说是卷帙浩繁的财经法规，毋宁说是一种关于财富和贪欲的自我迷醉。
在权力光谱的另一面是暗街小巷里的贫民弱户，他们生活在城市浮华的阴影里，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其身份、地位与文化被权力精英们不断地定义和再定义。中产阶级改革者将他们视作城市问题的渊薮，现代主义规划师将贫民窟看成城市病的征兆。但贫困究竟是什么，贫困对于贫困者又意味着什么，这是奥斯卡·刘易斯在墨西哥城的生活中试图回答的问题。
刘易斯在纽约州北部小镇长大，在纽约市立学院获历史学学士学位。但他不满意于彼时美国史学的研究方法，在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建议下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师从《菊与刀》的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博士论文探讨了与白人社会的接触对于蒙大拿地区黑脚印第安人（Blackfeet Indians）的影响。不过真正让刘易斯享誉世界的，是他对墨西哥城市中心大型贫民窟——卡萨格兰德——的研究，他把在这里的生活写进了《桑切斯家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Oscar Lewis, The Children of Sanchez: Autobiography of a Mexican Family, New York: Vintage, 2011）。本书主角桑切斯一家在卡萨格兰德居住了超过二十年，他们不是最穷的家庭，父亲赫苏斯·桑切斯的收入足够养活4个孩子，非但不愁吃穿，还能雇人做家务。作者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中人之家作为贫困研究的典型？实际上刘易斯发现，贫困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并不全然是物质匮乏，桑切斯式的家庭在这个大型贫民窟中并不罕见。通过观察和参与桑切斯家的生活，刘易斯再一次强调了“贫困文化”的概念，那就是贫困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可以世代传承的生活方式，从而成为持续可达数代之久的状态。在这个拉丁美洲国家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代里，“贫困文化”却顽强地扎下根来，牢牢抓住了卡萨格兰德的大多数家庭。但贫困不止一副面孔，除了物质生活的困苦和社会地位的低下，也包括在持久的不稳定生活中，人们养成的对自由的坚持、对当下的迷恋和对未来的豁达。本书同样是两副面孔，好评如潮也争议不断。其最大的争议是刘易斯的“多重自传法”，这是他为反驳计量的、追求普遍解释的主流方法而尝试的新路径。在他看来，即便在民族志方法中，个体依然是静态的、失语的，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被人类学家分门别类地纳入各种概念框架之中，从而被看起来公正客观的学术研究所消解。刘易斯选择让桑切斯一家自己发出声音，他就像一个记录者，敲响桑切斯家的大门，成为他们的朋友、融入他们的生活。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城市贫民窟中色彩斑驳的生活图景，这里有为了生存而施展的尔虞我诈甚至街头暴力，但也不乏对善意和温情的强烈诉求，以及对爱与被爱的渴望。如果说现代治理的基本方法就是将被治理者划分为明确的、易于标识的不同类别，那么刘易斯通过桑切斯一家告诉我们，“穷人”不应被当作一种治理的类型，因为他们同样是人。
虽然《桑切斯家的孩子们》研究的是墨西哥城，但在拉丁美洲反响平平，倒是在美国引发持久关注。也许这是因为贫困和贫民窟在美国城市更具显示度也更悠久，以空间—社会隔离的机制，嵌入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隔离的研究不胜枚举，对于打破隔离的努力，相关研究也不鲜见。但美国城市是否发展出调节隔离的非正式机制？伊莱贾·安德森回答了这个问题。安德森的父祖辈都曾是美国南部种植园中的奴隶，他的家庭在二战后迁居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安德森就在一个多族裔混居的工人阶级社区中长大。也许是幼年经历的影响，安德森对种族矛盾和空间隔离保持兴趣，运用人类学和文化理论研究城市中的不平等和排斥始终是他的学术志向。与致力于发展和验证解释性理论的社会学家不同，安德森更热衷于从实实在在的经验中理解在地者的日常生活，理解其意义世界。
《大都会伞：日常生活中的种族和礼貌》（Elijah Anderson, The Cosmopolitan Canopy: Race and Civility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2011）是安德森人类学研究的代表作，关注的是城市不平等这一美国社会的顽疾，虽然出版至今已逾十年，但仍不乏启发意义。在麦肯齐的城市同心圆模型中，过渡地带被认为是社会问题的集中之地。但战后的美国城市面临的不是工业化而是去工业化的扰动，伴随着中产阶级和富裕人群的郊区化，以及少数族裔涌入北方大城市，基于种族的隔离投射在城市社会的方方面面、分散的城市空间的边边角角。不同族裔根据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集聚在不同空间中，理查德·阿尔巴（Richard Alba）和约翰·洛根（John Logan）等人发现，这种分层秩序一旦确立并秩序化将会持续下去，即便隔离制度被取消，在社会层面依然无法杜绝。因此美国城市空间伴随隔离而高度碎片化。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主的少数族裔被困在中心城市的衰败地带，在智识、财富和社会公共服务获取等方面与白人社会差距悬殊。在美国城市中，你住在何处决定了你的社会经济地位，反之亦然。对于不同社会经济层级之间如何维系，通过以费城作为田野调查的对象，安德森发现了隔离之下的交往，那就是城市的公共空间为隔离群体的相遇提供了机会。在这里，城市中鲜明的族裔界线被遮盖起来，社会经济层级也被伪饰成平等。他将这样的公共空间称作“大都会伞”，这是一个介于隔都、郊区和城市中等收入社区之间、近乎理想化的地带。但“大都会伞”终究只能将不同族裔的人笼罩在尊敬和友好的假面之下，让一座黑白分明的城市看起来真的cosmopolitan（该词意指一个地方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口，是国际化的、世界性的）。尽管对那些不得不在形形色色的隔离中闪转腾挪的少数族裔居民而言，这样的认可和尊重可谓弥足珍贵，但“大都会伞”却让不平等更加隐蔽而不易被觉察。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充当“大都会伞”的公共空间也日渐私人化，被一些学者批评为损害了正当使用者的权益。
无处不在的隔离不但将城市分割为彼此难以互动的族裔—物理空间，更是在社会和心理上人为地将城市社区撕开一道道伤口。空间容易弥合，但伤口很难治愈，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城市中白人警察频频暴力对待黑人“嫌犯”的重要原因——在前者看来，少数族裔天然就是罪犯，至少是潜在的罪犯；在后者后来，警察总是不问是非缘由就对自己拳脚相向，轻微罪行也被施以严刑峻法。这样的困局，当然不仅仅是心理因素的结果。事实上，近年来不少学者讨论美国“大规模监禁国家”（Mass Incarceration）的崛起，包括伊丽莎白·辛顿（Elizabeth Hinton）对林登·约翰逊政府 “监禁转向”的研究、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提出的“新吉姆·克劳”（New Jim Crow），或是理查德·罗斯坦《法律的颜色》（Richard Rothstein, The Color of Law: A Forgotten History of How Our Government Segregated America, Liveright, 2018）。随着面向城市少数族裔的救助从福利政策转向严厉刑罚，我们不禁要疑惑刑事司法系统如何介入美国城市中的贫困少数族裔社区，揪心于那些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否还有路可逃。爱丽斯·高夫曼的《亡命路上：一座美国城市里的逃亡生活》（Alice Goffman, On the Run: 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York: Picador, 2015）则弥补了这一缺憾。本书探讨了随着司法系统日渐深刻地介入城市少数族裔的日常，后者如何在随时可能触碰司法红线的阴影中生活。为此，高夫曼在费城第六街的一个黑人社区生活了6年，记录了身边发生的暴力案件、警察出警和抓捕嫌犯的活动，与社区中走上犯罪道路的年轻人做朋友，甚至他的舍友麦克就不时在街头兜售可卡因。本书记录了这里的居民不但要应付令他们头疼的柴米油盐，还要巧妙地周旋在不时前来盘查的警察之间。作者发现，“警察和社区为这里的年轻人建立起工作、友谊和家庭生活的机制，但这样的机制却像陷阱一般将他们包围在监禁的可能之中”。随着美国服刑人员数量的膨胀，尤其是其中黑人比例的持续攀升，高夫曼的研究可谓恰逢其时。她告诉读者，同一个社会里有人读大学、有人进监狱，不完全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对于很多人，真正可怕的是无路可选。不过比本书主题更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在调查时的态度和写作中的方法。她的调查对象不乏重刑犯，但作者却与他们一道躲避警察追捕。人们不仅要问，面对就在眼前的不法行为，研究者是否只要忠实报道？本书记录了太多犯罪青年逃亡的细节，文字生动优美、内容富于张力而不乏戏剧性，这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了真实？细节的丰富难免有偏离主题之嫌，甚至《亡命路上》粗读之下似乎是两本书：一本是美国司法体系分析，另一本近乎犯罪逃亡指南。这部分是因为本书面临着与《桑切斯家的孩子们》类似的学术伦理难题，即如何在让边缘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和保持学术客观准确之间维系平衡？
城市涉及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城市研究是一个高度跨学科的交叉领域。即便传记式研究在近年来又再度抬头的趋势，但城市历史研究因为时空的距离而常有冰冷之感。相比之下，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依靠作者长时段地沉浸式观察，在应对突发情况之际、在纠结伦理两难之时，用鲜活的人类经验，为某些似有定论的问题和聚讼不已的领域，注入新的活力。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