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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与日本的元代法书鉴藏

随着学界对赵孟頫(1254-1322)等元代书家及其作品的高度关注和评价,存世元代书迹也越来越受到热捧,尤其是近几年,其在各种拍卖会上的破天荒落槌价更是令人惊诧。

随着学界对赵孟頫(1254-1322)等元代书家及其作品的高度关注和评价,存世元代书迹也越来越受到热捧,尤其是近几年,其在各种拍卖会上的破天荒落槌价更是令人惊诧。继2017年底赵孟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拍出1.9亿元高价之后,2019年嘉德秋拍会上,其早期两通书札《与郭右之二帖卷》,又以2.67亿元天价成交。不独元代书法标杆赵孟頫书迹拍价一路飙升,就连元末杨维桢(1296-1370)书迹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青睐,去年北京保利春拍会上,杨维桢的纸本墨迹《壶月轩记》,最终以9027.5万元成交。据说作为杨氏故里的浙江省,其省属博物馆也极欲拍得这件书迹,但竞拍价远远超出其预算,忘尘不及。可喜的是,后来拍品得主慷慨表示,愿意无偿提供给该省博物馆展览,并在有生之年实现捐赠,一时传为佳话。

其实,在上述三件上亿或近亿元书迹拍品中,其中两件,即赵孟頫《与郭右之二帖卷》和杨维桢《壶月轩记》,均为相关部门从日本征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日本回流文物。2022年新年伊始,东京国立博物馆联合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推出了“没后700年——赵孟頫及其时代”展,公开展示日本所藏赵氏及其同时代的法书名迹,再次让人领略到日本相关收藏之丰富。

《赵孟頫及其时代》展海报

《赵孟頫及其时代》展海报

实际上,直至明治时代(1868-1912)末期,除赵孟頫之外,日本人对元代书法家及其作品并非十分了解,书法鉴藏界也存在着相当偏颇的现象,即重视并收藏的仍是以禅林墨迹为主的法书。譬如,与日本遣元僧有交往的冯子振、中峰明本等人的手迹,以及部分在中国尚不知名的僧人墨迹备受珍视,只字片纸视如拱璧,有的甚至被认定为国宝(冯子振《与无隐元晦法语》等),而在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著名书法家,诸如杨维桢、康里巎巎、张雨、饶介等,其真迹却鲜有收藏。

国宝书迹:冯子振《与无隐元晦法语》

国宝书迹:冯子振《与无隐元晦法语》

这一局面得以改观则是进入大正时期(1912-1926)以后,客观上受惠于外部环境,即伴随着清王朝的覆亡,皇室及皇亲贵族、高官等处收藏品散出,其中不少陆续流入日本,为新兴的收藏家所获。在此过程中,除东京的文求堂、大阪的博文堂等书店之外,内藤湖南、长尾雨山、泷精一、大村西崖以及罗振玉(1866-1940)等人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集学者与收藏家于一身的罗振玉,对当时日本的中国书画鉴藏界影响颇大。

罗振玉自1911年冬避难京都,直到1919年春返回天津,旅居日本八年之久,其间,不仅在敦煌经卷、甲骨文字、汉晋木简及古籍钞本等领域的研究与著录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且还在金石书画的鉴赏与传播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当然,为生活及研究、出版所迫,罗振玉也曾出售了大量书画等文物。今天看来,不免令人扼腕,但当时也许是出于无奈,反过来讲,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海外传播客观上也不无促进作用。

前述杨维桢《壶月轩记》,其鉴赏传播即与罗振玉有关,甚至有日本学者认为是罗氏带入日本并售出的。《壶月轩记》为裱装成册页的纸本墨迹,共十页,其中杨维桢墨迹五页,乌丝栏格黄笺纸,行草书,计38行,370余字。另五页为元贤题跋的壶月轩诗,包括李毅、赖善、俞参、董佐才、张枢、张奎六人,这些题跋者多为过去书法史所忽视或遮蔽的人物,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册尾有罗振玉两跋,记述盛昱(伯羲)宏富收藏及其死后藏品流失情况,同时对杨维桢书法给予高度评价:“铁史书如出海珊瑚,悬崖霜柏,光莹四照,柯干峭拔。”该墨迹清末时为清宗室盛昱所藏,盛昱死后,辗转流入日本,为东京的收藏家山本悌二郎(1870-1937)所获,其收藏书画录《澄怀堂书画目录》卷二有记载,其中还援引了前述罗振玉题跋中的词句。因当时日本对杨维桢手迹缺乏鉴藏,山本氏特请时居京都的罗振玉题跋。

该墨迹最早广为人知是在1915年,源于法书会杂志《书苑》分三期所做的影印转载(第5卷第1、3、5号,1915年3、5、7月)。大正末年,“大东美术”主办的元朝书画展览会上也曾公开展览过,后又收录于《书道全集》(全27卷,下中弥三郎编,平凡社1930-1932)。山本悌二郎去世后,其“澄怀堂”丰富的中国书画藏品大多散出,该墨迹便不知去向。1958年《书品》(第90号)推出杨维桢特辑时,《壶月轩记》也是从1915年《书苑》杂志上转录的。没想到去年突然出现在北京保利春拍会,最后为一浙江籍买主所得,可谓百年后重归故里。

杨维桢的另一件真迹《张氏通波阡表》则是经罗振玉之手流出的,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目前正于该馆“没后700年——赵孟頫及其时代”展上展出。该手迹为纸本水墨长卷,纵28.9厘米,横146.1厘米,淡黄蜡纸施以乌丝栏格,行草书体,计51行,500余字。

杨维桢《张氏通波阡表》(局部)

杨维桢《张氏通波阡表》(局部)

可以看出该墨迹为两纸拼接而成,尤其是拼接处界格明显不对称,上下又分别钤有朱文印章。若对照现行《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等文献,可知该墨迹并非完本,中间缺失160余字,这一点已为我国学者所指出。(参见孙小力《杨维祯全集校笺》第八册)当然,该墨迹与杨氏文集所录在文字上亦多有出入,现据墨迹释文如下:

张氏出青阳,历汉魏晋唐,为显官甲族者,代不乏绝。入宋为三叶衣冠者,曰士逊,称橫浦居士者,曰九成,无尽居士曰啇英。啇英渡江拜相,子孙遂居杭之菜市。有八世祖厶游淞,爱干将山之樱桃坞为隐地,因结庐居之。六世祖厶又自樱坞迁山昜之祥泽汇,与其子号千一居士者,开坵凿井,以养其亲。居士自奉至俭,事继母孝谨不一日衰。遇冬雪,扫隙地,撒粟以食冻禽,翔集者以千数。居士往来,慈乌或有翼而随者,尝为里豪邹氏者拓土田若干顷,后以其咈诺为曲直,人负不平,不之邑而之公,乡称张片言。仓丁有给米,曰养廉,吏缘为奸(句)、格(句),公率众走愬南垣,复给如初。众率口钱罗拜公,公力却弗受,众委钱而去。公弗侵豪毛,以之周贫饿,余力创乡之义井义舟,建大石梁者三。寿七十有一终。娶同里孙氏,生三子。长义。次德,出赘陆氏。次瑞,瑞之子曰麒。麒尝从余游,每恨先裔来谱未修,三祖之石未立,惧丧乱之余,弥远弥失。招致余过其家,上其祖冢,曰通波之原,拜而有请为三祖阡表。余以其积善之庆,流及五世,至麒而业益修,门益大,张氏子孙食其报者未艾也。于是属比其事,书之于石,而又系之以辞曰:张氏得姓,出自青阳。勋之显者,曰韩之良。柱下相君,弥寿有苍。八世贵盛,莫过于汤。茂先仕晋,博洽是长。啇英扈驾,子姓在杭。实为鼻祖,由杭徙淞(叶)。五世载德,地汇其祥。仁孝授受,柢固原长。五世既昌,八世莫京(叶)。刻辞阡表,用昭后庆(叶)。至正乙巳春,李黼榜第二甲进士、奉训大夫、前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会乩杨维桢撰并书。

落款后钤有杨维桢四枚印章:“会稽杨维桢印”朱文方印、“李黼榜第二甲进士”朱文方印、“廉夫”白文方印和“抱遗老人”白文方印。该卷引首还有其“九山白云居”朱文长方印。

由以上文字可知,此篇是杨维桢应“尝从余游”的张麒之请,为其建于通波的先祖墓地所书碑文原稿。杨维桢殁于洪武三年(1370),从墨迹落款“至正乙巳春”,即至正二十五年(1365)来看,为其移居松江后70岁时所书。通篇用笔精巧娴熟,开始部分多为行书,中间开始草体越发明显,尤其是杂糅章草笔法的行草诸体,光彩飞动,犹如出无人之境,尽显其奇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了元代书家的好尚。该墨迹与《壶月轩记》一起,堪称杨维桢晚年野逸而绝妙书法之代表。

该墨迹外装封面有罗振玉亲笔题签“元杨廉夫书通波阡表真迹 宸翰楼藏”,卷拖尾钤有“罗振玉印”白文方印,说明曾为罗氏宸翰楼所藏无疑。后来该墨迹长时期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末,书法家青山杉雨(1912-1993)去世后,其家人遵照遗嘱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人们才获悉这件墨宝的最后藏家为青山杉雨。其实,前述《壶月轩记》也被其秘藏起来。据说青山杉雨对杨维桢书法一直都很痴迷,墨迹入手后特将其堂室命名为“获廉斋”,并请台湾篆刻家江兆申刻制此印,(参见东京国立博物馆编《生诞百年纪念:青山杉雨之眼力与书法》,2012年)后一直喜用。现从两件杨维桢墨迹上均可看到“获廉斋”朱文印。

据称除书画题跋之外,具有一定规模、且有年款的现存杨维桢书迹屈指可数,而传入日本的这两件书迹均为篇幅较长的大型作品,又是其书法臻于完善的最晚期之代表作,堪称至宝。

此类书迹传来以前,日本学界对杨维桢的认知多局限于其诗文、词曲,如《西湖竹枝词》,江户后期(1811年)有翻刻本,反映出其明快隽永的诗词曾为汉学者所接受。至于书法,因缺乏真迹,对杨维桢书法的认识,也基本停留在刻帖或翻刻本《图绘宝鉴》书序这一层面,因为《图绘宝鉴》有“会稽抱遗老人杨维桢在云间草玄阁书”序,该书自17世纪中叶以来,在日本又有多种翻刻本。

在大正时代的日本,受到特别关注的元代书法家还有康里巎巎、张雨、饶介等。这一现象的出现也跟寄寓京都时期的罗振玉有关。

康里巎巎(1295-1345),字子山,号正斋、恕叟,属西域康里部人,一曰色目人,一生为官,曾历任礼部尚书、奎章阁大学士、翰林院学士承旨等。《元史·本传》记载其“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啻金玉”。擅长悬腕作书,用笔娴熟迅急,书风雄奇逸迈,极具个性。其书法与赵孟頫、鲜于枢等齐名,时有“北巎南赵”之称。对于如此重要的元代书法家,直到明治末期,日本却不曾有其书法真迹流传。直到1915年初,法书会杂志《书苑》(第4卷9号)转载其《草书诗书卷》,人们才得知日本终于有了这位异民族书法大家的真迹。这一书迹曾为与罗振玉有交往的清末收藏家朱九丹(1859-1914?)所藏,后流入日本,归山本悌二郎所有。山本氏入手后,又特请罗振玉题跋。现该卷外装有出自罗振玉之手的题签:“元康里文献公书翰卷 上虞罗振玉审定题字”,卷拖尾有其三行跋语。山本悌二郎收藏散出后,该卷为实业家高岛菊次郎所得,并由其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该墨迹后来分别收录于《书道全集》(17)、《东洋美术》(便利堂)、《书道艺术》(别卷)、《中国书法名迹》(每日新闻社)、《书品》(46)、《书迹名品丛刊》(122)等著名书法丛书或杂志中,同时还出展于“书道名品展”(1953年)、“宋元美术展”(1961年)、“东洋美术展”(1968年)、“中国书迹名品展”(1978年)等展览会,近二十年来,各种相关法书展览会上,更是屡见不鲜,在日本可谓知名度较高的元代法书墨迹。

康里巎巎《草书诗书卷》

康里巎巎《草书诗书卷》

《草书诗书卷》为康里巎巎不同时期所书三件作品之合装,均为纸本墨书,大小尺寸不一。

第一件是《李白古风诗卷》(纵35厘米,横63.8厘米),即用章草笔法书录李白《古风五十九首》诗中的一首,无落款年月,仅有“闲书太白一诗 子山识”之款识。后有张雨(1283-1350)十行题跋,尽管个别字迹已脱落,但仍可领略其率真自然的独特书风。张雨真迹极为罕见,此前日本人更是鲜有亲眼目睹者,故此题跋与康里氏诗文可谓双壁。此件作品前后均附有文徵明的小隶书跋语,由此不仅可以欣赏其难得一见的精巧小隶书,而且其中文字对鉴赏元代书法,尤其是康里氏书迹也大有裨益。

第二件为自作诗,即《自作秋夜感怀七言古诗》(纵28.9厘米,横82.2厘米),行书,间有草体。释文如下:

元统三年乙亥岁,孟秋十七辰丁酉。初夜才闻蟋蟀声,秋蝉单啼亦良久。次夜蝉啼声更多,中宵酷热如之何?三更欲尽蝉声止,蛬声切切鸣相和。辄愿蓐收肃金气,为运凉飚示秋义。一扫沉阴秋月明,郁蒸既尽清风至。余作此诗,今十年矣,适欲书,偶记而录之,子山识。时至正四年岁甲申八月十一日,在杭州河南王之西楼。

康里巎巎自作诗书迹

康里巎巎自作诗书迹

由此可知,该诗本是元统三年(1335)所赋,十年后的至正四年(1344),于杭州河南王之西楼重新挥毫而成。据其生平,康里巎巎翌年5月逝去,此作当是其最晚期的书迹。通篇文字雄放流畅,劲健清新,富有洒脱超逸之神韵。书迹之后,又有文徵明小隶书跋语,记述康里氏此作前后经历等,最后记曰:“子山尝自语人,日书数万字不倦。宜其书多传于世,而世独少。此三帖为相城藏,借观数月,各附数语于后。维时好古博雅,必能谅其寡昧也。”文徵明之所以留下三跋,盖因其曾将此卷从相城沈家借来观赏数月。现存文徵明书迹多为行楷,此卷题跋中的小隶书极为罕见,也同样值得珍视。

第三件是《唐人绝句六首》(纵30厘米,横101.6厘米),即以草体书录元稹、杜牧、李白、刘禹锡等唐六家绝句各一首。款识曰:“偶然欲作草书,因写唐人六绝句。元统二年三月廿三日子山识。”元统二年,即1334年,为其40岁之作。

康里巎巎的草书既导源于钟繇、王羲之和怀素,又兼收其他诸家笔法,尤其是将章草和今草融为一体,形成超然独异的自我风格。罗振玉在卷之拖尾题跋曰:

有元一代书家,多不能出赵魏公范围,惟康里子山、杨廉夫、饶醉樵三家及宋仲温,能超然独异,导源锺傅,私淑素师。卷中书三纸,前者似元常,后者当与书蕉老僧争席矣。丙辰八月,上虞罗振玉观于海东寓居之雪堂,并题记以志幸。

罗氏此跋书于1916年(丙辰),是该书卷题跋者中唯一的一位近代学者。其简短数语点名了元代书法的总体特征,认为元代书家大多跳不出赵孟頫的书风藩篱,只有康里巎巎、杨维桢、饶介和宋克四家能超然独立,大放异彩。同时评康里巎巎《草书诗书卷》,前者几与钟繇(字元常)书相类,后者堪与怀素(世间戏称“书蕉老僧”)书分庭抗礼。其后,罗振玉的这一题跋常被日本学者引用,几乎成为评介康里氏书法的指南。同时,罗振玉对上述康里、杨、饶、宋四家的推举,也无形中影响到日本书法鉴藏界,促进了人们对元代书法的关注。其后,一些珍贵的元代法书不断从中国流入日本,落入日本藏家之手。如高岛菊次郎收藏品中,赵孟頫《独孤本定武兰亭序并兰亭十三跋》(火烧本)与《楷书玄妙观重修三门记》、饶介《草书杜甫登岳阳楼诗》,以及包括邓文原、康里巎巎、吕敏、钱惟善、钱良佑等书家诗文、尺牍在内的《宋元名家墨迹册》等,即其中之代表。

罗振玉在日期间,还先后自行刊印了两本元代法书。一是《赵文敏公虞文靖公法书》,其中赵孟頫法书收录其撰书碑两种:冯子振撰《衍庆院记》和范仲淹撰《唐狄梁公碑》;虞集法书收录其所书汉枚乘《七发》,并附张雨题跋。二是《元八家法书》,收录冯子振、龚璛、泰不华、顾善夫、李孝光、沈右和杨维桢、饶介八位元代书法家的传世书迹。从封面“戊午九月罗振玉署”之题签可知,出版于1918年。其中,杨维桢书迹即前述《张氏通波阡表》,饶介书为《蕉池积雪诗》,当时已转让给了收藏家山本悌二郎,其《澄怀堂书画目录》卷二有详细记载。其他,如冯子振题跋、龚璛书简、泰不华《赠坚上人重往江西谒虞阁老》七言律诗(现存台湾中央研究院)、顾善夫小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现存故宫博物院)、沈右《感双鹤辞》等也都是极为罕见的书迹名品。陈垣先生曾见过该书,并对其中少数民族书法家泰不华的行书尤为关注。他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记述:“近年海上有珂罗版印《元八家法书》,中有泰不华行书《赠坚上人重往江西谒虞阁老》七言律一首,为《元诗选》《顾北集》所未载。”(陈新会撰《元西域人华化考》,杨家骆主编《中外交通史名著》第一集,台北:世界书局1970年)认为可以补以往史料之阙如。

罗振玉刊印《元八家法书》

罗振玉刊印《元八家法书》

总之,东渡日本的罗振玉不仅携来并转让了杨维桢、饶介等人书法名迹,自费刊印元代诸家书迹名品,而且还亲自为真迹题跋,指点鉴赏门径,从而开启了近代日本收藏与鉴赏元代法书的大门。另外,在日期间,罗振玉还藏有杨维桢真迹《如心堂记》,但具体情况及下落不明,有待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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