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用“分众”来指代当下文化消费的主力。“分众”即“受众细分”,本来是一种商家精细地划分消费者、投放特定的商品的市场行为。不过在符号消费+大数据的时代,“分众”不光意味着实体商品的精细化投放,更意味着信息与信息环境的精细化投放:一桩掀起几百万人阅读、讨论的“热门”事件,换一个平台、哪怕只是相同平台上切换账号,也可能“查无此案”。所以,这里的分众不光是欲求特定产品的小众消费者,更是字面意义上“被分割的大众”:人们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信息环境中、不共享认知、事件或常识。在此前提下,文化现象只具有“破圈度”,而不具有“大众性”。
破圈,意味着先有“圈”;没有大众性,意味着没有“圈”以外的力量能聚集众人。这涉及到讨论“众”的基本问题:人们是如何被分类的?为了适应这些分类,社会又需要什么样的个体?
为了进一步讨论这种状况,我们可以绕个远路,先来观察一部网络文学中的世界设定:
这是一个流行着奇怪的传染病的世界:负面心理状态(贪婪、悲伤、绝望等)具有传染性、四处播散。感染者有一定几率变为精神怪物。当感染者数量增多、无法控制,便会爆发疫情。疫情中,感染者们沉浸在集体情绪中,丧失了独立的身体边界,与其他人交融在一起。于是,一个庞大的精神怪物,以成千上万的人类肢体、器官为原料的精神怪物诞生了,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它暴力、无序、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
《从红月开始》
这幅画面出自起点中文网的人气作品《从红月开始》(黑山老鬼,2020— )。小说描述了人类精神问题传染病化、精神传染病又具象化为怪物的恐怖景象。于是,文本中出现了各种类型的“精神污染”、奇怪的感染链、个体心理问题堕入集体无意识的深渊……这些设定带有强烈的“后疫情”色彩,突出当下人类社会——一个病毒肆虐、随时进入“例外状态”,但又被经济的全球化与互联网技术“网”在一起的人类社会——的失据与不安。
我认为,器官融合的精神怪物,正为思考上述的“分众”提供了一个生动的隐喻形象。要解读这个形象,就要关注下述问题:“分众”是如何被“分”出来的呢?它为何是心理性的?又怎样表现为器官融合的、非理性的怪物?
我们来借助一个商业上使用泛滥的词“用户画像”切入这个问题。“用户画像”又叫“用户角色”,是一种勾画目标用户、联系用户诉求与设计方向的工具。这一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编程语言Visual Basic的开发者Alan Cooper。他在《精神病人管理精神病院:为什么高科技产品令我们疯狂以及如何恢复理智》(1999)中首次提出“用户角色(personas)”的概念。这里的“角色”,不是通过市场调研勾勒出的用户形象,而是完完全全出自产品设计师的虚构。如果要设计一款精准定位受众的旅行箱,人们就虚构一位“Francine”,她是一位空乘,在飞机上分发饮料,每天飞3趟,面容精致……然后设计师为这个虚拟角色设计产品。
在市场表现上,虚拟角色可以比调研结果更优秀。因为虚拟角色不受“无意识”的干扰:人在面对调查问卷时可能出现隐藏、误会、答非所问,但虚构角色不会;人们可能说不清自己想要什么,但虚构角色的欲求极其明确。换句话说,设计师在运用小说家般的想象力,寻找着潜在的、尚未被大众市场满足的欲求。
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描绘“用户画像”不再依赖设计师的想象力,因为无意识被大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显化”了。大数据不但可以记录一个人明确的性别、身份、爱好,还可以记录“无意识”的偏好、情绪:在某个页面上停留的时间更长、反复观看某个短视频、不经意间提及的事物……人在互联网上留下的各种痕迹直接成为原始数据。算法统统收下、分门别类、需要时贴上标签。产品经理们则对算法的结论进行某种“解读”,比如重组标签,划分出不同的“颗粒度”等等。
这暗示着经济活动可以绕开“人”,直接瞄准(捕获、分类、再生产)欲求。如果大数据有眼睛,那么它看到的一定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而是一大团一大团流动的标签云——这是分众的直接形象。如果说大众社会中为人群分类的方式,如性别、年龄、地域、民族、收入等等,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比如民族、地缘、经济生活等),力图将个体在更大的共同体(比如地域、国家)中加以定位,这个定位为个体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价值感),分众则完全不是这种东西——将人群按照爱好、欲求、感情倾向的划分无关任何更高的共同体,只关乎个体的感受、欲望和心理。但这些东西却难以提炼出固定的标准,正如真实用户说不清自己的欲求。在这个意义上,大数据不是理性的机器,它只是在快速积累人的“样本”,然后“经验”性地为他们分类。这一定会带来流动的、善变的分类。
而分众需要的,正是能适应“划分”的任意性与偶然性的人。但这里的“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原子化的个人,不如说是“人”在网络空间中显现的、屈从于非理性的、情绪化的的大量切片。这些切片被算法捕获,转化为标签。
这是分裂的人。每个切片都是真实的。在社交媒体时代,一个人可以拥有多个虚拟身份(ID),它们像演出服一样,提供不同的身份和角色。“自我”有能力操演复数的角色,存在于复数的空间中。此时,每个个体都要面对“真实的我在哪里”的终极之问。要么“我”统合了不同的化身(avatar),是一个精神分裂者;要么“我” 本来就是多面的,只是在不同情景中表现出不同面向,于是空间分裂了。无论是哪种想象,个体都从“individual”(不可分的),变成了“dividual”(可分的)。
“ID”令人们“意识到”这种可分,但大数据隐藏了这种可分——它让人们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信息茧房中。这里的“自我中心”不导向自恋,因为自恋是在与他人比较的想象中发生的,而是导向绝对的孤独,即一个无他人的、只有自我的世界,这个世界只能通过“点赞”“弹幕”等情绪性的、即时性的表达确证他人的存在。于是,人们更容易形成心理性的联合体,但理性并不是这个联合体的内容。
我们可以借助法国思想家德勒兹与瓜塔里的“器官”概念深入这个问题。根据他们的说法,“器官”与“身体”相对,是被组织化的部件;而“身体”则时刻试图摆脱束缚、仅仅指对抗行为中的强度。这有点难以理解,但设想一下,人们玩手机时常常要用到大拇指滑屏,大拇指不得不如此工作,它变得更习惯滑屏,有时甚至发炎,这就是一个被“资本主义化”的器官。类似地,适应生产而变得过于灵活、肥大、或劳损的肢体,也是器官。而身体则不受这些组织化束缚。正如市场不需要真人、只需要“需求”,资本主义也不需要身体,它只需要特定的、肥大的器官。
从这个角度讲,在大数据时代可分的“dividual”们无法再被确证为主体,只能作为一堆欲望的器官存在。因为性欲、喜好、致瘾因素等都可以纳入生产消费的环节,进入整个系统的运转。此时便不难推测,个体对算法无足轻重,而具有重量的,是不断在欲求、不断进入符号消费的、小于个体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比起个体的聚集,“分众”更是器官的融合。“众”向来被认为是无理智的、肉体性的存在,缺少形状、难以定义,零零散散的“众”是“乌合”、暴力无序的“众”是“利维坦”。在经典的比喻中,人们把大众比作无头的利维坦,意识形态为它安了个头。沿着这个思路,分众不单没有头,而且也没有什么能为它安一个头。它就是小说中描述的肢体胡乱拼凑、肉身鬼鬼森森的融合怪,变化莫测、没有固定的形象——因为它本来就是由感受、欲求等非理性的因素构成的。
可以说,这部网文寓言性地写出了分众的“分”,比喻着当下分类的任意性与无据性。当人们被特定欲望捕获、以“标签”为依据,被无意识地划分在一起,观看同一段短视频、欣赏同一段音乐、被推荐类似的商品……又在手指滑动的一瞬间被打散、被组织进不同的欲望空间时,“众”就失去了边界和限度。“分众”就像大众的分尸:你做胳膊,我做腿,他做指甲,甚至会变成一堆边界模糊的细胞……这些尸块无法重新拼回“大众”,因为不再有头的位置。如果强行拼合,只能彼此融合为可怕的、带来毁灭的怪物。而如何应对这种现状,就是一件考验人类想象力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