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塞利姆的祖父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刚刚2岁。我们自以为很了解哥伦布的故事，但实际上他的故事比我们普遍认为的要复杂得多。从他第一次环绕地中海的航行开始，到他前往非洲西海岸的航行，再到他最终穿越大西洋的远航，哥伦布终其一生都活跃在欧洲与相较之下更为强大的伊斯兰政权之间的边境上。从多个角度上看，哥伦布的远航都是对奥斯曼帝国和其他伊斯兰政权在旧世界的强势状态的一种回应；毕竟，它们比任何其他政治力量都更深刻地塑造了哥伦布那一代人。
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在文化上有亲缘关系，同时又相互争夺领土。因此，伊斯兰教当时是基督教世界最强大、最致命的敌人。在1500年前后几十年的世界上，在综合国力与创新领域遥遥领先，让他人在身后追赶的既不是威尼斯人，也不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而是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塑造了欧洲军队打仗的方式，影响了欧洲人的饮食和服饰，决定了欧洲人谋求版图扩张的方向，刺激了欧洲天文学、建筑学和贸易的发展进步。或直接，或间接，伊斯兰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欧洲文明。暂时抛开历代的历史学家们传给我们的传统叙事方式，我们就可以意识到，要想真正理解哥伦布的一生，就必须把伊斯兰文明的影响考虑进去。而且，通过把伊斯兰文明与哥伦布联系起来，我们还可以对世界历史上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一年——1492年——产生新的理解。从奥斯曼帝国对哥伦布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帝国在全球的影响范围有多么广阔。
一
在20岁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哥伦布都与父母和四个兄弟姐妹生活在热那亚。在基督教世界，十字军文化一度十分盛行，就连在哥伦布生活的这个小地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战争也是尽人皆知的大事，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哥伦布出生前许多个世纪，早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尚未兴起之时，活跃在热那亚周边地区的势力就曾经与北非人作战，争夺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的控制权。在哥伦布的少年时期，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在热那亚十分活跃，他们提供免费的住宿和医疗服务，吸引了大量的十字军来到热那亚。哥伦布和他的家人很可能认识一些十字军战士，他也肯定是听着这些宗教战士在遥远的土地上与异教徒作战的故事长大的。在他9岁那一年，哥伦布在学习拉丁文、数学、航海和会计课程之余，也会跑到码头上，向那些既兴奋又恐惧、起航前往耶路撒冷参加十字军远征的战士挥手作别。
热那亚
在哥伦布可能参加过弥撒的热那亚圣洛伦佐大教堂中，存放着在之前的十字军东征中缴获的战利品——一只翡翠色的碗，据说那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前洗手用的碗；还有一只镀金的圣骨匣，里面据说装着施洗者约翰的骨灰。在这座教堂典雅的黑白大理石条纹拱顶之下，哥伦布聆听着勇敢的基督教战士的故事，听着他们如何甘冒生命危险，只为把这些宝贵的物品从邪恶的穆斯林异教徒手中“夺回来”。在整个欧洲，从最小的修道院到最大的大教堂，到处供奉着此类来自东方的宝物。它们在提醒基督徒，穆斯林从638年起就控制着耶路撒冷，基督徒肩负着重夺这座城市的天赋使命。因此，无论是在实际层面还是在思想层面，十字军远征都融入了几乎所有欧洲教区的宗教活动之中，从而也就渗透进了大部分欧洲人的生活之中。
哥伦布还了解了另外一些曾去过东方伊斯兰世界的欧洲人的故事。热那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拥有一个有屏障庇护的深水港。它主要是一个贸易港口，而不是军港。由于紧邻亚平宁山脉（Apennine Mountains），热那亚不得不像塞利姆的特拉布宗一样沿着狭窄的沿岸地带发展。这里是连接意大利与法国的“沿海干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被一位历史学家形容为“欧洲的海洋奇迹之一”。经过多个世纪的发展，掌管这座城市的各个商业家族把热那亚的触角伸向了远方，热那亚商人建立的殖民据点散布在贝鲁特、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突尼斯、奥兰（Oran）、阿尔及尔、那不勒斯、巴黎、伦敦、布里斯托尔（Bristol）、马拉加（Málaga）、雅法（Jaffa）、爱琴海多个岛屿和黑海沿岸地区。热那亚人甚至建立了一些直接统治当地人口的殖民地。在14世纪或15世纪被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的许多港口和城镇，都是热那亚人拥有根深蒂固利益的地方。早在塞利姆成为特拉布宗的总督之前很久，热那亚的多个商业家族就已经在这座城市中设立了办公室并建起了货栈，以管理他们活跃的东方商品贸易。
生活在这座生机勃勃的商业城市的男孩哥伦布，一定有大量的时间待在热那亚的码头上。他不仅看到过扬帆起航驶向东方的十字军，以及搬运货物、修理船只的工人，肯定也看到过从奥斯曼帝国的港口远道而来的船只、水手和货物。他很可能见过那些穿着奇装异服、操着陌生语言的奥斯曼商人。当时的他肯定听说过奥斯曼帝国的事情，知道热那亚人在锡诺普、特拉布宗等黑海沿岸城市拥有商业利益，也一定感受得到热那亚商人群体对奥斯曼帝国势力日益深入黑海和地中海的担忧。1461年，也就是哥伦布10岁那年，塞利姆的祖父占领了特拉布宗。这一消息震动了热那亚，再次让人们直接感受到了奥斯曼帝国的强盛。
对哥伦布来说，东方知识的另一个来源是马可·波罗的作品。他的作品还没有正式出版，但已经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热那亚流传了。虽然马可·波罗出生在威尼斯，但他与哥伦布的家乡也有着很深的渊源：1298年，马可·波罗在科尔丘拉海战中被热那亚人俘获。正是在被囚禁于热那亚的时候，马可·波罗向一位名叫鲁斯梯谦（Rusticello）的狱友讲述了自己在东方游历的故事。为了打发令人沮丧的囹圄时光，马可·波罗绘声绘色地向鲁斯梯谦讲述了自己从威尼斯出发前往中国的故事；而最后将这些传奇故事记录下来又加以渲染夸大的并不是马可·波罗本人，而是鲁斯梯谦。当马可·波罗在13世纪末行经特拉布宗时，这座城市的热那亚社区尚且欣欣向荣，正是这一点让热那亚人对特拉布宗沦丧于奥斯曼人之手有着切肤之痛。
在马可·波罗的故事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大汗（其原型很可能是蒙古帝国皇帝忽必烈）。大汗富丽堂皇的宫殿和他鲜明的个人形象让哥伦布格外感兴趣。据说，马可·波罗曾到访比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巴格达和阿富汗更遥远的亚洲深处，发现了这座到处镶嵌着珠宝，汇集了财富、知识与权力的殿堂。不过，在马可·波罗关于大汗的所有记叙中，最让哥伦布感兴趣的是，尽管大汗并不是基督徒，但他却想成为一位基督徒。也就是说，这位并未借助基督教的力量就攀到了财富与权力顶峰的大汗，似乎得到了基督教的“真理”，愿意皈依成为一名信徒，进而让他的全部子民都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大汗得到耶稣感召的传言极大地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在基督徒看来，这个崛起于基督教世界之外的文明在唯一真理的光辉面前发现了自己的巨大缺陷，而伊斯兰文明也应该如此。
一位东方大汗倾心于基督教，这并非全然无中生有的幻想。
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东方聂斯脱利派教会（Eastern Nestorian Church）。它是中东的叙利亚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曾经经过中亚传播到中国的部分地区。虽然基督教早在7世纪上半叶就传到了中国，但直到1275年，定都北京的元朝皇帝才任命了北京的第一位聂斯脱利派主教；而马可·波罗在中国遇到的，正是基督教的这个教派。在13世纪80年代末，蒙古人曾向罗马的尼古拉四世（Nicholas Ⅳ）派去了一位聂斯脱利派的特使，告诉他说：
如今，已经有许多蒙古人皈依了基督教，一些王妃和皇室子女都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大汗的营帐中也有教堂。作为天主教的朋友，大汗意欲夺取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他还希望在征服耶路撒冷的过程中得到您的帮助。
在那个宗教战争热情十分高涨的时代，这样的文字让欧洲人相信，结成世界性的基督教联盟去征服耶路撒冷是有可能的。他们幻想，只要大汗皈依了基督教，占据着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就会被基督徒包围，基督教军队就可以像天启预言中那样采取钳形攻势，一劳永逸地消灭穆斯林，摧毁耶路撒冷天际线上最显眼的、闪闪发光的圆顶清真寺，“夺回”圣城。尽管这一幻想从未成为现实，但天主教会与聂斯脱利派教会之间的联系并未中断，即便在明朝于1368年灭亡元朝，统治中国之后也是如此。一直到15世纪，元朝蒙古大汗的后人还曾派遣聂斯脱利派的代表前往意大利。在哥伦布童年阶段，有数位特使曾经抵达过意大利，例如在1460年和1474年。尽管他们远非许多欧洲人想象中那样的基督教盟友，但这些来自中国的聂斯脱利派信徒仍然足以让欧洲的基督徒在15世纪继续这种幻想。
实际上，真正重要的正是幻想，而不是现实，因为只有幻想才能刺激欧洲人尝试去接触那些远在远东地区的基督徒。对于哥伦布和其他虔诚的天主教徒来说，即便东方的可汗们不是或者说尚未成为基督徒，或者是信错了教派的基督徒，他们仍然要好于那些穆斯林和犹太人。虽然生在信仰令人厌恶的异教家庭是可以原谅的过错，但穆斯林和犹太人在见到基督教的光辉之后却依然拒绝皈依，这就是不可饶恕的罪孽了。这个“问题”在西班牙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那里有西欧最多的穆斯林人口，同时也是犹太人的聚居地之一。虽然有些西班牙穆斯林和犹太人实际上皈依了基督教（但很多基督徒怀疑他们不够虔诚），但大多数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拒绝改宗。这就成了他们最严重的渎神行为——“故意拒绝真理”。
在很大程度上，正因为有了马可·波罗，欧洲的基督徒们才相信大汗会比那些冥顽不化的穆斯林和犹太人更有可能拥抱基督教信仰。但是，历史记载却不支持这种看法。大部分证据表明，尽管大汗的一些家族成员的确接受了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他们大多是出于紧迫的政治因素才这样做的——蒙古大汗们自己却从未皈依过基督教。不过，在历时数个世纪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十字军东征之后，尤其是在实力迅速增长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挡住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商路之后，欧洲人正绝望地寻找着对抗伊斯兰教的方法，而几千英里之外一位想象中的君主似乎成了他们唯一的盼头。在接下来的500多年里，激发这种希望的《马可·波罗游记》一直都是全欧洲最广为流传的印刷品之一。
二
在哥伦布的童年时期，还有一个关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冲突的传说深深吸引了他，即“锡沃拉七城”（Seven Cities of Cibola）的传说。据说，在穆斯林于711年从基督徒手中夺取西班牙时，有七位主教带领他们虔诚的追随者逃了出去。趁穆斯林士兵向内陆进发的时候，这七位主教各自偷走了一艘入侵者留在直布罗陀的船只。这支舰队最终抵达了“黑暗之海”中的一座岛屿，所有人都来到了这座岛上。主教们断定西班牙已经沦丧于穆斯林异教徒之手，事实也的确如此。于是为了断绝人们返回西班牙的念头，他们决定烧毁所有船只。随后，他们建造了七座城市，各由一位主教管理，追随他们而来的人民也分别居住在这些城市里。据说，他们在逃难时从西班牙带走了许多黄金，以免它们落入入侵者之手，此时，他们就完全用黄金打造了这些城市。在经过多年的渲染夸大之后，这个传说让欧洲人浮想联翩。对于那些有心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人来说，“锡沃拉七城”就是一座巨大的金库，可以为基督教的神圣军队提供足够的资金，帮助他们从异教徒手中夺回耶路撒冷。当然，他们自己也会借此机会捞上一笔。
不过，要到哪儿去寻找这个岛呢？多个世纪以来，探险家、外交使节和地图绘制家都认为这个岛屿位于大西洋的某处。例如，绘制于1325年的达洛尔托版地图将锡沃拉岛画在了爱尔兰的西边。不过，人们首先想在大西洋东部更靠南方的岛屿中碰碰运气，因为它们距离欧洲大陆更近。人们只是大概知道这些岛屿的存在，很少有人真的去过这些岛屿，这也让它们成了满足人们幻想的理想对象。不过，尽管欧洲人在哥伦布的时代探索了亚速尔群岛（Azores）、加那利群岛（Canaries）和佛得角（Cape Verdes），但他们在这些火山活动形成的岛屿上并没有发现任何黄金城。
不过，这些失败非但没有打消人们的幻想，反而越发吊起了人们的胃口。欧洲人的探索路线越来越深入大西洋，最终在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深入了美洲；与此同时，一直找寻不到的幻想中的黄金岛也始终让欧洲人充满了兴趣。人们推断的岛屿位置越来越靠西。这个岛屿就像一件未知的魔物，像塞壬海妖一样呼唤着欧洲人继续向前探索。在16世纪中叶，在美洲寻找锡沃拉七城的最著名的探险家是弗朗西斯科·巴斯克斯·德·科罗纳多（Francisco Vázquezde Coronado）。他一直探索到了今天美国的西南部，最终依然空手而归。从此之后，人们开始推测锡沃拉岛其实是在太平洋上。不过，在科罗纳多进行他的冒险之旅前几十年，哥伦布曾坚定地认为锡沃拉七城就在大西洋某处，并认为它们将为基督教世界提供足够多的黄金，帮助他们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耶路撒冷。
三
在成长过程中耳濡目染于种种传说和十字军传奇故事的哥伦布，在十三四岁的时候进一步增加了自己与伊斯兰世界的接触。当时，他成了一名见习水手，开始在地中海上航行。作为一位商人的助手，哥伦布在甲板上搬运货物，记录货物的重量和损耗，在港口为船长和船员寻找住所，还负责航海和生意上的各种杂务。在获得了可靠、高效的名声之后，哥伦布开始作为应征水手参加各种商业或军事远航，曾经为欧洲多个从事海上贸易的小邦和大国服务过，几乎忙个不停。有些时候，他会跟着船队航行到靠近奥斯曼帝国或地中海区域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地方。
1472年，21岁的哥伦布第一次亲身体验了伊斯兰世界。当时，安茹的勒内正在为了争夺那不勒斯而战，哥伦布在他麾下担任一艘船的船长。勒内的一艘三桅战舰“费尔南蒂娜号”（Fernandina）被私掠船（即受雇于某个国家、获得官方许可的海盗船）劫走，哥伦布奉命前往北非的突尼斯夺回这艘船。此时的突尼斯是统治北非沿岸大片地区的哈夫斯王朝（Hafsid Empire）手中的一座要塞，主要靠海盗生意和陆上贸易获取财富。如同地中海沿岸其他的商业城邦那样，突尼斯也成了一个财富、艺术与文化中心。
哥伦布与他手下的船员从那不勒斯出发，西行抵达撒丁岛进行补给，准备随后再向南航行。他们在撒丁岛得到情报说，三艘哈夫斯王朝的船只在突尼斯港看守着勒内的军舰。水手们担心此次任务会非常危险，因而请求哥伦布在得到增援后再继续前进。哥伦布倾向于继续前进，但他无法说服手下的水手，担心强令他们就范很可能会导致哗变。于是，哥伦布决定对他们说谎。他们在夜里从撒丁岛起航。哥伦布告诉水手们说，他们现在要前往马赛寻求海军支援，再带上更多的人手和武器。但是，到了破晓时分，船员们却看到了北非海岸的古代迦太基废墟。此次冒险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确知哥伦布活了下来。关于这次突尼斯冒险的大部分信息来自哥伦布在20多年后的1495年从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发出的一封信。从他在前往北非的途中对船员耍诈的经历，我们不难理解他日后一些纵容恶行的做法。在他的航海生涯中，哥伦布经常编造谎言，而不珍视诚实的品质；他自私自利，更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不在意船员的意见和利益，甚至轻视理性。
无论这件事的历史记录有多大的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哥伦布的突尼斯之旅给了他直接面对那个他从小只在教堂里和十字军故事中听到过的敌对文明的机会。他在与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次直接接触中感受到了不祥与危险的气息，但他依然对那个世界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
几年之后的1474年或1475年，哥伦布获得了更密切接触伊斯兰世界的机会。热那亚地位显赫的商业家族斯皮诺拉家族（Spinola）的一支交给哥伦布一个任务，让他到灌木丛生、山峦起伏的希俄斯岛（Chios）去。这座位于爱琴海中的岛屿，距离安纳托利亚海岸非常之近。1475年，热那亚人丢掉了他们在黑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卡法，这样一来，希俄斯岛就变成了这个意大利城邦最东方的领土，对热那亚在奥斯曼帝国及更东方地区的商业利益有着非凡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希俄斯岛还是地球上唯一出产天然乳香的地方。在希俄斯岛上，有一种树干扭曲、树冠茂密的树，看上去就像巨型的盆景树。这种树的树脂结晶可用于烹饪，也可入药，还可以用来做香水和清漆，是一种惹人觊觎的奢侈品。因此，希俄斯岛的所有者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在15世纪70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在希俄斯岛乳香生意上的投资，确保可以把这种树脂安全运抵热那亚和更遥远的市场，斯皮诺拉家族只会派遣他们最信任的人，比如哥伦布，去代表他们打理乳香生意。
乳香
在驶往希俄斯岛的途中，哥伦布第一次见识了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实力。虽然希俄斯岛是热那亚的殖民地，但它已经深处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帝国控制了该岛周围海域以及海峡对岸的所有港口。在此前的20年里，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印布洛斯岛、利姆诺斯岛（Limnos）、萨莫色雷斯岛（Samothrace）、莱斯沃斯岛（Lesbos）和爱琴海上其他一些主要岛屿。与这些岛屿一样，希俄斯岛上的主要居民是希腊人，但当地的土耳其人口也在增长。沐浴在希俄斯岛温暖的阳光下，哥伦布认真但也满怀恐惧地听着奥斯曼帝国在短短几个月之前征服卡法以及它在20多年前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可怕故事。对于希俄斯岛上的居民来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让他们印象尤为深刻，因为曾有来自希俄斯岛的热那亚人前去增援君士坦丁堡的守军。这些热那亚人在战斗中损失惨重，这件事带来的震撼直至20多年后仍然在希俄斯岛上的家家户户中回荡。
少年时的哥伦布曾经听说过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如今，他在希俄斯岛上听到了那些曾经失去过亲人朋友的人讲述的可怕故事，他少年时留下的抽象印象被具体化了。在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境，他见识了奥斯曼帝国压倒性的控制力：它牢牢地控制着仅在名义上或许还保持着独立的小小的希俄斯岛，夺取了黑海沿岸原本由意大利人控制的港口，还随时有可能向西进攻欧洲。曾经与奥斯曼人作战的希俄斯岛老兵的忧虑眼神让哥伦布相信，为了避免天崩地裂的灾难，基督教世界必须向伊斯兰世界发动大胆的进攻。在突尼斯和希俄斯岛领略过穆斯林的强大实力之后，哥伦布意识到，欧洲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与穆斯林匹敌，尤其无法与奥斯曼人较量。
奥斯曼人的希俄斯岛地图
四
由于奥斯曼帝国扼住了东方贸易的咽喉，哥伦布不得不像数不清的欧洲商人一样，远离利润丰厚的东地中海，去探索遥远的国度和海域，以找到新的市场。他们主要的探索目标是东大西洋。1476年，25岁的哥伦布第一次到地中海之外的地方冒险。他的船队从希俄斯岛运了一批乳香，驶往英格兰的一些次要港口。正是在这次航行中，他十分意外地了解到了关于新世界的一些事情。
正当哥伦布和他的五艘船驶过直布罗陀海峡，开始沿着伊比利亚半岛西南海岸向北航行的时候，他发现有四艘法国独桅纵帆船正在这片陌生的水域向他们驶来。这些法国私掠船更快、更灵活，在追赶上意大利船队之后便向他们发起了攻击。法国人先是朝意大利人船只的甲板上投掷爆炸物，接着又登船展开白刃战，意欲夺取战利品和俘虏。就在这些海盗即将把斯皮诺拉家族的乳香和其他货物据为己有的时候，哥伦布的船突然着起了大火。所有人只好弃船，拼命游向七八英里之外的海岸。惊魂未定的哥伦布抱着一支桨，被太阳晒得虚弱不堪，最终漂到了葡萄牙港口拉古什（Lagos）附近的海滩上。在吐出了几口海水之后，他满怀感恩地把脸埋进了湿湿的沙子。这是哥伦布自己对儿子费迪南德讲述的版本。关于哥伦布到底是如何抵达拉古什的，这是我们目前仅有的一份记述，但一位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故事“纯属编造”。不管他是怎样抵达葡萄牙的，此时的哥伦布的确失去了他的船只和货物，在拉古什一待就是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边试图从遭劫的经历中恢复过来，一边与斯皮诺拉家族联络，制订下一步的计划。斯皮诺拉家族指示他在拉古什等候，跟他们的下一支船队一同前往英格兰。他依命行事，顺便提高了自己的葡萄牙语水平，随后于1476年下半年抵达了伦敦的码头。
当时的伦敦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从一座典型的中世纪欧洲城市逐渐转变为那座孕育了马洛和莎士比亚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大都市。1485年是最重要的转折点。那一年，亨利七世（Henry Ⅶ）夺取王位，终结了玫瑰战争，开始了都铎王朝的统治。直到此时，伦敦一直保留着自古罗马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特征。在哥伦布抵达伦敦时，这座城市的街道依然保留了罗马时期的一些布局形态，罗马人留下来的城墙虽然有些残破，但依然屹立不倒。人们可以看到城垛、大门和瓦顶，偶尔还可看见教堂尖塔，这座沿着泰晤士河北岸铺开的城市依然处于瘟疫过后的复苏期。当黑死病于1348年袭击伦敦时，这座城市有8万人口，而它的人口数量直到1500年开始暴增之前都没有能够恢复到这个数字。
在15世纪，最能改变伦敦物质景观的莫过于贸易活动和宗教因素了。低地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和德意志的商人纷至沓来，来自更遥远的地中海地区的商人也络绎不绝。哥伦布本人就是代表着一个意大利商业家族的利益来到了伦敦。贸易活动在这座城市的地图上留下了诸多印记——木街（Wood Street）、奶街（Milk Street）、五金巷（Ironmonger Lane）、买卖街（Cheapside），等等。教堂和大大小小的修道院遍布伦敦各处，有着类似白衣修士街（White Friars Street）和迦密会大街（Carmelite Street）之类名字的大道也随处可见。盛行于欧洲的十字军精神在伦敦也十分流行。1100年，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在伦敦设立了一座修道院，其他十字军组织在伦敦也设有机构。哪怕在远离奥斯曼帝国的伦敦也能见到骑士团成员，这无疑让哥伦布更加确信，完成以穆斯林为敌的十字军运动对基督教世界来说是十分迫切的任务。
就在1477年，也就是马可·波罗的游记首次印刷出版（以德文出版）的那一年，仍然留在英格兰的哥伦布加入了一支船队，沿着布里斯托尔与冰岛之间的成熟商路开始航行。这次尝试对他后来的冒险有着重大的意义。在那一年夏末，返航途中的哥伦布在爱尔兰西海岸的戈尔韦（Galway）停靠，他在那里写下了这样一段令人费解的文字：
我们看到的种种迹象表明，契丹人（Cathay）来自西方。特别是在爱尔兰的戈尔韦，我们看到有外表异于常人的一男一女躺在两根树干上被冲上了岸。
哥伦布在戈尔韦看到的这两个人很可能是美洲的原住民，比如乘坐着独木舟或木框皮艇的因纽特人（Inuit）或尤皮克人（Yupik）。远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之前，已经有数不清的美洲原住民乘着大西洋洋流向东驶抵欧洲和非洲。每年7月，强大的洋流会裹挟着冰山、圆木和任何刚好遇到这股洋流的东西，从加拿大与格陵兰之间的戴维斯海峡涌向北大西洋，那里强大的洋流又会带着所有的东西涌向东方。哥伦布在戈尔韦时正是8月，这个时间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两具尸体还没有严重腐烂，至少还可以被“认出”是“来自契丹的人”——“契丹”是当时的人们对中国乃至亚洲部分地区的称呼。
这是一个多么特别而且又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啊：一个从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内的希腊岛屿出发运输乳香的意大利人，在爱尔兰见到了两个乘着木筏向东漂流、被误以为是中国人的北美原住民。
“来自契丹的人”出现在戈尔韦，这一事实让哥伦布相信，从欧洲出发、穿越大西洋到亚洲的路程并不像有些人推断的那么遥远。既然那两具尸体可以穿越大洋，哥伦布相信自己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五
1477年在戈尔韦目击北美原住民的经历在哥伦布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让他相信取道大西洋前往亚洲是可能的。这一经历似乎验证了他长久以来的一些推测。他经过一番思索得出的结论是，要想为基督教世界夺取耶路撒冷，进而在全球范围内摧毁伊斯兰教，欧洲人不应该向东进发，而应该彻底绕过奥斯曼帝国向西进发。在跨过大西洋之后，欧洲人可以先取得锡沃拉七城的黄金，再到中国拜会对基督徒抱有同情态度的大汗，接着趁敌不备，从东方夺取耶路撒冷。
对于身处21世纪的我们来说，这一想法听起来近乎天方夜谭；但是，对哥伦布来说，这个计划却十分合理。基督教欧洲和皈依了基督教的大汗将联起手来发动一场史诗般的战役，消灭奥斯曼人和所有其他穆斯林，拯救世界的灵魂。从他在突尼斯与穆斯林第一次不愉快的遭遇，到他在戈尔韦目睹的那惊人的一幕，哥伦布在把自己的活动范围转向西方的同时，也酝酿出了一个在余生中像北极星一样始终指引着他的计划。而这个计划终将带来世界历史上影响最深远（但也饱受人们误读）的那次横渡大洋的远行。
（本文摘自阿兰·米哈伊尔著《奥斯曼之影：塞利姆的土耳其帝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栾力夫译，新思·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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