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都灵，尼采终于发现没有哪个问题比颓废更吸引他了

【编者按】

在《攀登尼采：回归自我的心灵之旅》一书中，作者以新一代哲学家的身份重走尼采的阿尔卑斯攀登之路，将旅程中自己的感悟、困惑、惊喜、绝望、震撼、释然真实记录下来，眼前的风景、自身的境遇、尼采的人生、哲学的碰撞交织在一起，带给读者奇特的阅读体验。本文摘编自该书《颓废与厌恶》一章。

本能地选择不利于自己的东西……这几乎就是颓废的公式。（弗里德里希·尼采，《偶像的黄昏》，1888）

对于一个尼采这种体质的人来说，精神的欣悦振奋是个可疑的迹象——是狂风暴雨之前的好天气。在经历了1887年与病痛和禁欲理想的搏斗，并得出结论说两者都紧紧抓住他不放之后，他似乎又突然挣脱它们的束缚，重新找回了自己。1887年的春天令他分外难过。他去了尼斯，这是个巨大的错误。这座海滨城市明亮的灯光和人声喧嚷让他烦躁得要发疯，于是他决定下一年离开锡尔斯—马利亚的那段时间去都灵度过。都灵这座城市，终于让他尝到了得到回馈的爱是什么滋味。

都灵恰好能够满足尼采身体健康方面的需求。在这里，从黎明到黄昏，总是有温煦的日光投下长长的影子。清晨时你可以沿着用鹅卵石铺就的狭窄街巷徒步穿越整个城市，也不会遇到其他行人。这些长得似乎没有尽头的石子路连接着一个个宽敞的大广场，每个广场上洒落的阳光和人群的比例似乎都恰到好处。这里没有仓促和忙乱，一切都顺其自然，而无须遵循任何时刻表。抬头就能望见阿尔卑斯山的都灵人按照自然的节律生活和工作，从不逆自然而动。1888年4月，尼采在信中写道：“都灵是个重大发现，我亲爱的朋友……我在这边心情愉悦，一直在不间断地工作。我吃得像半神一样好，也睡得着了……都是空气的功劳，它干爽、让人快乐并充满力量。”他过去一直习惯了，甚至可以说刻意选择了在锡尔斯—马利亚这个毫不起眼的小村子生活，但都灵却是“第一个赋予了我可能性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人们一般会认为“可能性”是一种单独存在的事物，是一个特定的、可能被实现的机会。但正如尼采在都灵所发现的，“可能性”有时意味着远比这更多的东西。

到了5月，尼采的情绪状态变得更加昂扬了：“天气晴好的日子里，一阵迷人而轻盈的微风吹过，会让那些最沉重的思绪也展翅欲飞。”此时已上了年纪的他，在都灵感受到了宏大的、铺张恣意的“可能性”。就连重力都不再像过去那样将他牢牢抓在地面上了，可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开始从他自己时代的音乐中得到乐趣。这不是瓦格纳的音乐——瓦格纳对尼采来说属于过去。在这个时候最吸引他的音乐，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以及最重要的《卡门》。我之前从来都不理解《卡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吸引力。在我刚满20岁的时候，我以为其原因不在于歌剧的情节，而主要在于作曲家本人（和尼采一样，比才的声名也是在他死后多年才确立的）。但现在我快40岁了，开始理解了尼采对它的歌词和音乐的欣赏。

《卡门》的调子是明快的，但它所演绎的却是一个绝对阴郁的主题：注定不幸的爱情的可怕命运。卡门先是引诱唐何塞，继而又对他不屑一顾，最终毁灭了他；而因爱生恨的唐何塞将她刺死了。这可不是展现耶稣受苦、死去，并且即将复活升天的“受难剧”（Passion Play），而是一部充满激情（passionate）、华丽恣肆的剧目，讲述关于普通人如何杀死彼此的故事。《卡门》与《指环》四部曲可能共享某些要素（谋杀和情欲），但比才的风格却与瓦格纳全然不同。《卡门》充满了感官刺激，这迥异于欧洲大部分地区风行的禁欲主义。在比才华美的乐句中没有自我克制，没有事后的揣测和犹疑，也没有超然的伪装，它们只是欢腾地横冲直撞着奔向终点。尼采认为，这部歌剧对社会文化中一种特别的疾患具有疗愈作用，他称这种疾患为“颓废”。

这个术语直到1888年才第一次在尼采的作品中出现，但在1883年，也就是瓦格纳死去的那年，他曾用过一个与之紧密相关的词“Entartung”，意为“衰退”。尽管“颓废”概念在他的晚期作品中扮演着中心角色，但尼采从未细致地讨论过它本身。颓废一直存在，永远存在，但就像其他许多无处不在的影响一样，它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人们很容易认为尼采是颓废的坚定反对者，但人们也很容易犯错。1888年，随着自己健康状况的好转，尼采开始思考这个困扰着西方现代世界所有人的精神病症——而其中病得最重的就是他自己。当你自身正为之所苦的时候，去估量一种疾病的严重程度是不可能的；只有当你暂时抽身到命运之外时，你才能正确地衡量此种严重病症究竟造成了多大影响。在都灵，尼采终于发现“没有哪个问题比颓废更吸引我的全部注意力了”。这并不只是他在作为一个思想家说话，称自己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哲学都关于某个未曾明言的主题；而更多地是他在作为一个人坦白，承认自己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整个生活都建立在何种精神气质之上。

尼采自己就是一个颓废者，一个由他所在的时代与其中的大资产阶级文化共同塑造的产物。他童年时受到母亲的呵护，刚成年时被妹妹悉心照料，之后则又有众多女保护者来接手照顾他的任务。他从来没有工作过——至少没有做过任何繁重辛苦的工作，而且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靠学术年金和有钱的朋友的接济生活。尽管他待在这里时，尼采之家还只是个兼营杂货铺的小旅社，但也能住得足够舒服了。他是个懂得很多种语言的文人学者，一个可以真正懂得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名言“闲暇是哲学之母”的人。的确，他的生活中有许多艰辛之处，但这些艰辛经常是他自己主动寻求的那种。在写给他的朋友兼照料者玛尔维达·冯·梅森堡的信中，他提到了颓废是如何与自己密不可分的：“在颓废的问题上，我是这个世界的最高权威。”

颓废的饮食、颓废的建筑门面、颓废的家居装饰、颓废的音乐——从表面上看，这些都是巨大财富的标志。但尼采相信，在这些奢华之下掩藏着疾病和衰朽。欲求一顿前前后后需要吃上几个小时的大餐是堕落的症候，这说明此人已经很难吃下正常的食物了。只有当建筑本身的支撑性框架丑陋时，才需要漂亮的门面来掩饰。俗丽夸张的装饰物常常是为了掩盖比例不协调的家具，而且是为过于敏感的背脊而设。浮夸而甜腻的颓废音乐则是为那些听力不济的耳朵写的。颓废源于虚弱，它起初是为了掩盖一种濒临自我毁灭的弱点而存在的，而因为这种掩饰，使得堕落腐朽之物得以潜滋暗长，向外扩散，这反过来又加速了衰退的进程。它是生命最后的一个做得过火的华丽手势，是死亡的先兆。

1888年，尼采曾试图与世纪末（the fin de siècle）的无缘无故的衰退达成和解，同时也试图在更为个人的层面上，与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诸多个体的衰朽达成和解。他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于1864年的《地下室手记》以其叙述者惊人的自我坦白开篇，如果尼采要描述他自己身上的颓废的话，可能也会使用类似的词句：“我是个病人。我是个充满怨恨的人。我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我觉得我的肝脏有病。但是我一点都不了解我的病情，甚至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在折磨着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个人物一样，尼采也熟知衰朽的感觉。对于一个颓废的生命来说，并没有“外在”的视角可言，他无法换到一个视野更清晰的观察者的位置上去诊断自己身上的病症，或见证自己的死亡。但他当然还是可以试一试。在他一生中最后的这个高产时期里，尼采就是在做这样的尝试。住在都灵的最后一年里，他以将死之人的劲头疯狂创作，写出了五部作品：《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敌基督者》《瞧，这个人》和《尼采反瓦格纳》。在某种意义上，这五本书都是自传性的，放在一起，它们共同代表了一位医生—哲学家尝试把握住他自己的努力。它们的本质是时间。

尼采的病症起始于何处？对他来说，直面颓废的问题，就意味着再次面对那个被他认为是头号堕落者的人——他的“父亲”理查德·瓦格纳。这位哲学家成长岁月中的许多年里，都处于瓦格纳的控制之下，瓦格纳扮演了他从未有过的父亲的角色。在他自己的生命走向尽头时，尼采想要清算瓦格纳的影响，这位父亲究竟传给了他的儿子什么——给他留下了遗产，还是让他感染了病症？与瓦格纳决裂十年之后，尼采终于开始尝试解释他们的关系。在1888年回顾这件事时，他写道：“实际上，那时（指1876年）与他分道扬镳再合适不过了；关于这一点我很快就有了证据。理查德·瓦格纳表面上看是最扬扬得意的胜利者，实际上却成了一个衰朽且陷入绝境的颓废者，突然地落进了无助又颠倒错乱的境地……”然而，他已经将颓废的病菌传染给了他的后人。

《攀登尼采：回归自我的心灵之旅》，[美]约翰·卡格（John Kaag）著，刘漪译，理想国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