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不幸英年早逝的北大诗人胡续冬曾出版《去他的巴西》一书，其中的警句包括：“我不是我的瘦身躯，巴西也不在巴蜀西。”本文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对最早报道斯诺登事件的格林沃德（Glenn Greenwald）2021年出版的关于巴西的新书的介绍，以期承接和发扬诗人胡续冬联系巴西和中国的想象力。文章原刊“实验主义治理”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载。
格林沃德（Glenn Greenwald, 1967-）是美国著名左翼记者。2014年，以他为团队负责人的《卫报》因首先报道斯诺登事件而获得普列策奖。斯诺登（Edward Snowden, 1983-）通过联系格林沃德，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大量高度机密文件（特别是美国遍布全球的监听活动），震撼了全世界，也促使中国下决心大力加大自主研发投入。2013年5月20日，斯诺登从夏威夷飞往香港，首次和格林沃德会见。6月21日，美国司法部根据1917年的《反间谍法案》指控斯诺登。两天后，斯诺登从香港飞往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机场的登机区域住了一个月以后，获得俄国的政治庇护。七年后的2020年10月，斯诺登获得俄国永久居住权。2014年10月10日纽约电影节首映了纪录片《第四公民》（CitizenFour），以斯诺登和格林沃德两人为主角（“第四公民”是斯诺登首次秘密发送邮件时的署名）。2015年《第四公民》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斯诺登和格林沃德在香港一家酒店的房间里，2013年6月。
有趣的是，格林沃德并非学新闻专业出身，他1994年从纽约大学（NYU）法学院硕士毕业后，在曼哈顿当了十一年律师，主要出庭处理涉及言论自由的宪法案件。2005年，到了三十七岁的格林沃德决定换一种活法，放弃律师职业而买了一张去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机票。里约的伊帕内玛（Ipanema）海滩非常有名, 格林沃德在海边一个酒吧喝酒时，忽然一个手球把他酒杯打翻了。打翻酒杯的年轻人来道歉，自我介绍叫大卫 ， 两人一见钟情，决定成为终生同性伴侣。格林沃德也因此同性婚姻获得了巴西的永久居住权。
格林沃德、大卫以及他们领养的两个孩子
大卫（David Miranda）于1985年5月10日出生于里约的贫民窟 ，他的妓女出身的母亲在他五岁时去世了。大卫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自学成才，目前是巴西议会的社会主义与自由党国会议员。大卫本来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因为从2005年开始和格林沃德一起生活，也边缘性地参加了2013年斯诺登爆料。当他和《卫报》的团队成员一起从伦敦希思罗机场离开英国时，英国情报部门单独把他一人扣留，这使得他认识到自己黑人身份所受到的歧视。大卫后来起诉英国政府胜诉，令他下决心作为里约贫民窟的代表参选市议会。
2016年，三十一岁的大卫当选里约市议会议员，他是里约市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和同性恋议员。他的来自最底层的成长经历使得他对贫民窟的居民有自然的亲和力。与他同时当选市议员的黑人女性玛丽埃尔·佛朗哥（Marielle Franco）得票更多，但她竞选时没有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2018年3月14日，玛丽埃尔惨遭暗杀 。这部分是因为她长期维护贫民窟居民的权利，反对警察以缉毒为名在贫民窟随意开枪而遭到以退役警察为主体的“民兵”的报复，也可能和她当选后公开了同性恋身份遭到保守人士嫉恨有关。格林沃德和大卫与玛丽埃尔和她的同性伴侣四人是好朋友，玛丽埃尔的遇刺进一步激发大卫要继承她的遗志。
格林沃德和大卫以及他们的孩子，与玛丽埃尔和她的妻子的合影，2018年初。
2019年1月中旬，在2月1日的新任总统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 1955-）就职仪式之前，巴西议会唯一的同性恋议员珍·威利斯（Jean Wyllys）突然宣布辞职，并说明不再居住在巴西，因为他担心极右翼的博索纳罗总统本人及其支持者会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这并非过虑，因为玛丽埃尔之被暗杀对所有既是左翼又是同性恋的政治人物构成了现实危险。更有甚者，里约警察调查发现，有重大嫌疑暗杀玛丽埃尔的“民兵”负责人的妻子和母亲竟然都在博索纳罗儿子（也是议员）的办公室工作。但大卫不顾个人危险，接替了威利斯辞职留下的议席空缺，成为巴西国会议员（大卫在2016年当选里约市议员后，又于2018年参选国会议员，因为巴西议会选举是采用比例代表制，他当时在党内得票排位第五，而社会主义和自由党在国会中只有四个议席，故他2018年没有能进入国会，而是在2019年1月通过补空位议席进入）。
2021年，格林沃德出版了《捍卫民主：我在博索纳罗总统治下的巴西为出版自由和正义而斗争》（Securing Democracy: My Fight for Press Freedom and Justice in Bolsonaro’s Brazil）一书，生动记述了他2019和2020两年和大卫在一起的生活和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巴西反腐败“洗车行动”（Operation Car Wash）走偏的过程，以及他通过和斯诺登类似的爆料使得被误判入狱的前总统卢拉出狱的事件。
格林沃德2021年4月出版的《捍卫民主：我在博索纳罗总统治下的巴西为出版自由和正义而斗争》
2014年的“洗车行动”是从巴西一个一百七十万人口的城市库里蒂巴（Curitiba）开始的，其命名来自最先在加油站洗车时发现的非法洗钱。负责此反腐败行动的是该城法官塞尔吉奥·莫罗（Sergio Moro） 和检察官德尔坦·达拉格诺（Deltan Dallagnol）。他们的行动最初得到了巴西民众和媒体的广泛支持，特别是当他们给巴西最大的建筑公司奥迪布里切特（Odebrecht）的总裁马塞洛·奥迪布里切特（Marcelo Odebrecht）判了十九年监禁之后。在民众眼中，马塞洛财大气粗，无人敢碰，却被“洗车行动”拿下，并牵扯出巴西一半的州的州长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可见莫罗法官和达拉格诺检察官以及执行调查和抓捕的警察是英雄。2018年上映的巴西电视连续剧 《黑金高墙》（O Mecanismo）就反映了这种观点。
奥迪布里切特建筑公司同时是巴西最大的国有石油公司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的主要供货商之一。“洗车行动”进一步查出了巴西石油公司董事保罗·科斯塔（Paulo Costa）的腐败行为，再通过向他提供认罪减刑（plea bargain），让他供出更多的受贿人员，大批政治家的严重腐败从而被发现。例如，国会议长爱德华多·库尼亚（Eduardo Cunha）受贿四千万美元，被判处十五年监禁。巴西石油公司在供货商选择上的腐败机制极为精致，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经典案例，涉及到不完全信息博弈论和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的交易成本理论。
但是，在取得初步成功后，“洗车行动”却开始走偏了。这与莫罗法官和达拉格诺检察官的反腐败理论有密切关系。根据巴西圣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费尔南多·利蒙吉（Fernando Limongi）的研究（“From Birth to Agony: The Political Life of Operation Car Wash,”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 Volume 71, Issue Supplement 1, 2021, pp. 151-173）, 莫罗法官早在2004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希望巴西学习意大利1990年代的反腐败“洗手行动”（Mani pulite），因为在他看来意大利反腐败的关键是广泛采用了预防性羁押（preventive detention）。预防性羁押本来在刑法中是特例，只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能使用 （例如，如果个别嫌疑人确实有伤害证人的现实危险的话，那么在审判定罪之前对其预防性羁押就是合理的）。但如果过于宽泛地使用，对几乎所有嫌疑人都不经审判而预防性羁押，就会损害嫌疑人的正当合法权利。如果再加上对被预防性羁押的嫌疑人提供认罪减刑，就提供了嫌疑人为了自己减刑而乱咬其他人的不良动机。实际上，意大利1990年代的“洗手行动”已经暴露了滥用预防性羁押的弊端，也没有正真使得意大利的腐败问题有所改观。
巴西的“洗车行动”比意大利的“洗手行动”走的更远，因为达拉格诺检查官在预防性羁押之后又实际上加了嫌疑人自证清白一条。当然，正如利蒙吉教授所指出，达拉格诺检察官没有敢说得这么直白，因为这实际是推翻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清白，直到被证明有罪”（innocent, until proved guilty）, 而不需要嫌疑人自证清白。达拉格诺检察官论证是，因为腐败案件侦破难度大，可以通过许可更多的间接证据 （如嫌疑人提不出别的合理解释）来定罪。为此，莫罗法官和达拉格诺检察官共同推动“反腐败十条”作为新的立法 ，但始终没有获得足够的民众和议员的支持。例如，他们提出的“反腐败十条”中的第九条是要求扩大预防性羁押的采用范围，其理由是嫌疑人的赃款可能被消耗掉或转移走，但其实完全可以有其他金融技术方法来解决，无需因此广泛采用预防性羁押。
莫罗法官和达拉格诺检察官的反腐败理论的弊病在前总统卢拉2018年被判九年入狱的案例中凸显出来，这也是“洗车行动”的最高潮。巴西另一个大建筑企业OAS的董事利奥·皮涅罗（Leo Pinheiro）在2014年因洗钱被判监禁十六年，他为了给自己减刑，乱说卢拉有一个海边楼房的单元间，并说自己的公司负责装修。莫罗法官和达拉格诺检察官竟然仓促据此给卢拉定罪，并使得卢拉在2018年4月7日到库里蒂巴的监狱服刑。在此巴西历史的关键时期，格林沃德于2019年6月9日发表了类似斯诺登的爆料：有人匿名发给他的莫罗法官和达拉格诺检察官五年之间的“电报”（Telegram——俄国两兄弟发明的交谈软件）谈话记录，其中明显看出莫罗法官违背了公平和中立原则，长期“指导”达拉格诺检察官办案。
格林沃德对“洗车行动”的爆料，大大扭转了公众对莫罗法官的原本良好的印象，加之莫罗自己加入2019年新上任的极右翼的博索纳罗总统的政府任司法部长，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怀疑他2018年判卢拉入狱的公正性。因为卢拉2018年4月入狱就失去了第三次参选总统的资格，给博索纳罗的当选扫清了最大障碍。貌似公正的莫罗法官实际上干预了民主选举过程。
2019年11月8日，巴西最高法院决定释放卢拉，至此他已经坐了五百八十天的监狱。在出狱的前一天，卢拉写信给格林沃德，感谢他的爆料对自己释放的关键作用。格林沃德在“捍卫民主”新书的第十三页，给出了卢拉来信的手迹：
卢拉手迹：My dear comrade Glenn, I was so proud watching you confront that nauseating figure of the rotted Brazilian media. You are providing an extraordinary service to Brazilian democracy, speaking truths that the rotten part of the press won't say. Congratulations for your existence, you have my solidarity. Hugs, with admiration from a friend Lula: not afraid to be happy.
2021年9月14日，最初陷害卢拉的皮涅罗声明没有卢拉受贿一事。卢拉将于今年10月2日第三次竞选总统，目前他的民调遥遥领先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和也参选总统的莫罗法官。
格林沃德2019年的巴西爆料，可能和2013年的斯诺登爆料，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它不仅使卢拉重返政治舞台，而且提出了深刻的民主理论问题。莫罗法官和达拉格诺检查官的反腐败理论，实际上预设了司法部门的人员比立法部门的人员更具有合法性，这是没有民主理论根据的。来自巴西的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昂格尔（Roberto Unger）教授曾担任卢拉政府的战略事务部长，他的哈佛批判法学同事马克·图什奈特（Mark Tushnet）教授2021年的新书深入探讨了巴西“洗车行动”的正反经验和教训，可供关心反腐败和民主理论的朋友进一步阅读。
马克·图什奈特的著作
昂格尔和卢拉
附：巴西最大建筑工程公司腐败的具体机制
目前，尼古拉斯·坎波斯（Nicolas Campos）等四位智利经济学家对巴西“洗车行动”中查出的奥迪布里切特公司腐败的具体机制的研究最为深入。在十个拉美国家和两个非洲国家的政府基础设施工程的初始招标过程中，奥迪布里切特公司主要通过操纵主观竞标准则 （subjective bid criteria）来排除竞争者。例如，在里约圣杜蒙特（Santos Dumont）机场的建设招标中，奥迪布里切特公司向机场管理机构——巴西机场管理局（Infraero）总经理和三名董事行贿三百八十万美元，以换取标书中加入有排除六个竞标者的效果的条款，而剩下的六家竞标公司实际上是奥迪布里切特公司自己秘密组织的卡特尔。在招标成功以后，奥迪布里切特又通过腐败来“再谈判”（renegotiations）初始报价，虚增工程的建设成本。坎波斯等对奥迪布里切特公司的八十八个建设项目进行研究，发现进行过行贿的六十二个项目，“再谈判”后的最终造价比初始报价高出百分之七十点八；而没有进行过行贿的二十六个项目，“再谈判”后的最终造价比初始报价高出百分之五点六。
但这种在竞标过程中和招标成功后“再谈判”中的腐败手法，奥迪布里切特公司并没有什么创新，而是很多公司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常用的。它的真正创新是2006年在公司内建立了结构化行动部（Department of Structured Operation，简称DSO）， 实际就是专门负责行贿的部门。这方面的学问很大，因为行贿要考虑到受贿人的方便，如果提着大麻袋现金去行贿，往往不会成功。剑桥大学政治学沙曼（Sharman）教授对不同的洗钱方式的不同的“腐败效率”，有细致研究。
沙曼的著作
坎波斯等学者的研究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发现，即奥迪布里切特公司的行贿额度和从行贿中得到的利润，相对于建设项目的总投资成本而言，并不高，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奥迪布里切特公司的行贿额度还不到总成本的百分之一，而它从行贿中得到的利润大约是总成本的百分之二。自从2006年奥迪布里切特公司建立专业化的行贿部（DSO）后，其市场占有份额迅速增加，从2003年的世界第三十一大建筑公司，变为2016年的世界第六大建筑公司。但它的利润占总成本的比重一直在百分之二左右。坎波斯等学者用伯川德竞争模型（Bertrand competition）来解释, 即一开始很小的成本优势可以导致市场占有率的扩张，但并不带来利润的相应大幅增长。这里，“一开始很小的成本优势”就是奥迪布里切特公司建立的专业化的行贿部，它先以低报价来大量中标，然后通过“再谈判”提高初始报价。
奥迪布里切特公司在十个拉美国家和两个非洲国家行贿，但有些洗钱通过了纽约的银行，故2016年在巴西“洗车行动”给奥迪布里切特的处罚之外，美国司法部又根据1977年通过的《反海外腐败法》(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 Act of 1977）给予奥迪布里切特二十六亿美元的罚款，这是美国司法部过去四十年来根据《反海外腐败法》处理的最大案件。而坎波斯等学者的研究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即德国西门子公司比较笨，它是美国美国司法部根据《反海外腐败法》处理的第二大案件，但它十年中从腐败中所获利润小于它的行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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