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种顶级书法资料在辛亥革命前后集中地传到了日本

【编者按】

世纪之交，八国联军侵华，清廷岌岌可危。内忧外患的乱世中，数不尽的国宝流失海外。究竟有多少国宝，经谁人之手，以何种方式，以多高的价格，流落于何方？

《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从一位日本学者的角度，以义和团事件为焦点，考证了在中国传统王朝崩溃的过程中，中国文物如何外流于世界，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文物外流如何影响了流入国的传统审美意识，又如何参与了传统审美意识的近代化转型。作者用100余篇亲历者的证言、100余幅图片和20多个表格，具体而微地追踪中国文物外流的蛛丝马迹。本文为该书中文版序言。

黄庭坚《王史二氏墓志铭》，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

近代中国文物是如何外流于世界的呢？迄今为止，针对这个问题我探索了其历史经纬和各种情况，思考了它给日本及世界近代文化史带来的影响和意义。换言之，我思索的问题是，在传统王朝崩溃的过程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文物外流如何影响了流入国的传统审美意识，又如何参与了传统审美意识的近代化转型。

首先，近代中国文物外流可以追溯到英法联军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制造的火烧圆明园事件（1860）。特别是后来的义和团事件（1900）时，八国联军长期占领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物掠夺。而且，自辛亥革命（1911）前后起，王朝体制逐渐动摇、瓦解，主要出于经济上的原因，紫禁城藏品等顶级文物开始全面流出。此外，自清朝末年开始相继发现了唐三彩、甲骨文、敦煌文书等，这些出土品也大量流出。除上述文物外，还有殷周青铜器、古玉、官窑瓷器、北宋山水画、宋拓碑帖，等等。这些在当时尚未被充分认知的、原原本本记录着中华文明和艺术历史沿革的正统文物，在以不同渠道外流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全貌，并真正为世界所知。

笔者重点关注的是，日本人、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古董商如何参与了这些文物的外流过程，并通过分析历史留存下来的买卖记录和拍卖目录等，试图厘清文物外流的具体真相。此外，我还想通过俯瞰近代日本接受中国文物的状况，特别是着眼于江户末期至明治时期，风靡一世、充满浓厚的唐物雅趣和文人雅趣的煎茶道在大正前后急速衰落的背景，来研究接受中国文物给日本带来的影响和意义。

本书（《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2004 年日本NHK出版）以义和团事件为焦点，特别是通过探寻被誉为“世界的山中”的古美术商“山中商会”的足迹，以及通过阐明青铜器的流出及其文化涟漪，揭示了近代日本的中国鉴赏美术形成的过程，并考察了其意义。

本书出版后，笔者又进一步研究了中国古书画的流出，重新审视了接受中国正统美术的先驱 ——煎茶道急速衰落的背景。以此浅见作为本书的序言。

从江户末期，经明治维新，直到明治中后期，日本的历史与煎茶道的兴盛密切相连。同时，诗书画一体的唐物雅趣和文人雅趣也风靡一时。例如，在煎茶会上，除了品茶的茶席外，还设有观展席，用于欣赏明清书画、煎茶器具、文房用具等，而且还屡设挥毫泼墨席，举行书画创作与售赠活动。除煎茶会之外，还举办书画会和诗文会，而且盛行出版记录煎茶会状况的茗宴图录以及个人汉诗文集。就这样，人们挥毫泼墨，吟诗作画，在文人画中附上赞和诗，诗书画浑然一体，创作与鉴赏熔于一炉。

另一方面，从江户末期至明治10年代（1868—1877），日本书法一直流行唐风。但是明治十三年（1880），杨守敬（1839—1915）来到日本，带来大量碑拓，为日本书坛注入了新鲜血液。也就是说，到了明治20年代（1878—1887），以日下部鸣鹤为首的书法家将魏碑视为古法（汉隶）之正统，打破了完全倾向于法帖、行草、王羲之的传统书法观，开始接受“碑学”（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在明治30年代（1888—1897），从隶书到篆，再到金文，篆刻盛极一时。到了明治40年代（1898—1907），汉字的始祖甲骨文，以及从5世纪起经隋唐至北宋的大批手写敦煌文书，还有以宋拓为主的历代碑拓法帖、名迹也开始传入日本。换言之，中国书法史上的各种顶级书法资料在辛亥革命前后集中地传到了日本。

在中国，清朝后期至末期，王羲之的书法以及《说文解字》在小学入门领域的权威性开始动摇，碑学和甲骨文、金文学逐渐兴盛。而日本学术界的态度却是：“我们的古代史学从一开始就对甲骨文、金文等新史料持有怀疑，拒绝将其当作史料，始终冷眼旁观中国对新史料的研究成果。”（贝塚茂树：《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序）。

他们对待中国画也持同样态度，认为与所谓“古渡”到日本的传统唐物相比，近代舶来品的画风堪称“异质”。而这些画作正是以乾隆御物为首的清朝内务府秘藏，以及民间积累的名品，这才是中国的正宗主流作品。例如，中国有而日本没有的最典型例子，就是以李成、范宽和郭煕为顶级代表的北宋山水画，以及继承其画派的元代李郭派（赵孟頫）山水画等。此画派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以峻严锋利的笔法描绘出华北广袤无垠的平原和凝重肃穆的崇山峻岭。此外，作为文人画的始祖，在日本也备受敬重的黄公望、王蒙等元朝四大家（属北宋江南画派）的真迹也没有传到日本。而日本有的却是一些中国几乎没有的牧溪、梁楷的作品，以及相传是马远、夏珪的南宋山水画，还有从江户起，尤其是明治以后传到日本的大批水平较低的明清文人画。

或许北宋北方派系的山水画对日本人来说太过于凝重峻严，而南宋画院派花鸟画（包括山水画和宫廷御用画师所作画），以其温润的余白构图和感性的情感表达，正好迎合了日本人的嗜好与情趣。这种基于日本人的审美意识进行的选择与淘汰，使日本积累下来的中国画都打上了引号，而这些画与按照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流传下来的正统“中国画”性质截然不同。例如，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的（传）阎立本画作《历代帝王图》，曾三次被带到日本却没有买家。此外，苏东坡的《寒食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潇湘卧游图》（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国宝）等，当初都被视为“赝品”，敬而远之，无人问津（原田悟朗氏闻书：《大正至昭和初期中国画收藏的形成》）。

东京国立博物馆

就这样，受日本传统审美意识和感受性，以及深深浸透的以“茶道具”为本位的审美价值观等层层壁垒阻挡，近代中国正统书画很难进入日本。

那么，近代中国正统美术品流入日本并被收藏后，对日本近代史或日本思想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江户后期至幕府末年，形成了讲究煎茶用具和茶道礼仪的煎茶道，在不断娱乐化的过程中扩大了群众基础。因此，煎茶道才得以跨越明治维新的巨浪，且明治以后也并未衰败，反而昌盛至极。特别是在大型茶会（茗宴）上，各种煎茶用具齐备的茶席，有时多达数十席，而且还专设观展席，展出原本用作装点茶席和壁龛的装饰物供人观赏。起初展出的是书画类，后来逐渐发展到青铜器、陶瓷和盆景等。就这样，煎茶逐渐倾向于茶道具和古玩欣赏，失去了原本文人雅趣的内涵，但另一方面却加强了鉴赏的倾向。虽然煎茶核心的偏好依然保持在明清书画和文房用具，以及民窑的各种煎茶用具上，但是，义和团事件后，殷周青铜器和部分清朝单色官窑瓷器流入日本，并作为煎茶用具摆上茶席。

然而，在这种煎茶与文人雅趣盛极一时的背后，致其死命的动向也正逐渐显露出来。它就是在建立近代日本国家制度的过程中推行的政府美术行政和汉学改组。

例如，汉诗在江户末期至明治中后期非常流行，各地成立了吟诗社和诗文会。当时嘉庆至道光等清朝后期的诗集备受欢迎，仿其诗风创作的汉诗也很盛行。报社的汉诗投稿栏办得如火如荼，而且此起彼伏地发行诗文杂志、出版诗文集。然而，从明治后期至末期以后，汉诗的流行逐渐走向衰弱，经大正至昭和初期急速衰亡，其背后原因便是汉学的改组。江户后期，由于幕府发布的宽政异学之禁 ，朱子学（义理）被当作唯一正统的学问，汉诗文（文艺）用于提高士人和文人修养一直备受重视，考证学（训诂）也开始兴盛。在明治国家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儒家思想被纳入学校素质教育和道德教育中（明治二十三年，教育敕语；汉诗文升格为大学的专业研究领域，细分为史学、文学和哲学等。就这样，曾经在藩校和私塾培育的汉学素养，在明治维新后作为文人雅趣开了花。然而，随着教育制度的逐步完善，汉诗主要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被客体化，汉诗创作的传统终将从日本社会和文化中消失殆尽。

关于书画，明治十五年（1882），费诺罗萨（Fenollosa，1853—1908）在《美术真说》中主张书画分离，批判并否定了文人画中加入非绘画元素（诗文、书法）的做法。后来，明治政府于明治二十年（1887）设立东京美术学校（现东京艺术大学）时，绘画被定位为“美术”，但文人画和书法却从日本绘画系中排除了。而且，随着绘画团体的组织化发展，政府建立了一套近代化体系，将展览会作为美术发表和评价的场所，自明治四十年（1907）起，文部省美术展览会（简称文展）成为其权威中心。就这样，明治政府最终将“日本画”、“西洋画”和“雕刻”视作纯粹的绘画，将其认定为正统美术，除此之外的文人画、书法和工艺则统统被排除在外。就这样，因为在画上作诗题赞这种诗书画一体的形式本身遭到否定，煎茶会、书画会以及挥毫席上，作为文人雅趣所作的文人画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场所和意义。

依照法令，从明治初期起书法就作为“习字”课编入了小学教育。但是，如上所述，美术学校并不开设“书法”专业，而且始于明治四十年（1907）的文展也不允许书法参加。直到战后昭和二十三年（1948），书法才作为日展第五科首次被认定为艺术的一个领域。

虽然历经曲折，明治40年代（1898—1907）仍然有书法团体成立（日本，书道会·明治四十年，谈书会·明治四十年）。它们不依附于之前的活动场所即煎茶会和书画会，而是完全超越了这些流派。它们将展览会作为创造和发表的据点，通过发行书法机关报、出版书法杂志等方式，逐渐与文人画和汉诗创作分离开来。尽管之后又耗费了数十年，但是这也印证了书法作为书法艺术朝着自立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就这样，在明治国家体制建立的过程中，汉学和书画都因制度上的问题，或被改组或被砍掉，支撑着文人雅趣的汉学素养逐渐被弱化，原本追求浑然一体之理想境界的诗书画开始解体。而且，作为自我创作的源泉，原本熔于一炉的创作和收集鉴赏也分崩离析。明治后期以后，尤其是大正至昭和初期，伴随煎茶道的急速衰落，文人画和汉诗创作走向终结，书法和鉴赏分别开始独立。

《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日]富田升著，徐二红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2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