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乌克兰的诞生

编者按：当地时间2月24日，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俄乌关系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在最近出版的《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中，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院院长谢尔希·浦洛基向历史求答案，厘清两千年以来塑造东欧的复杂力量，希望从中看清当前围绕乌克兰的冲突与动荡。

乌克兰，地处欧亚大草原西缘文明的断层线上，诞生于东方和西方相遇之处，许多个世纪以来都是通往欧洲的门户。当战争和冲突到来，关闭的欧洲之门成为阻挡东来或西来侵略者的屏障，而当欧洲之门开启，乌克兰就成为连接欧洲与亚洲、东方与西方的枢纽。从希罗多德时代开始，乌克兰大地见证了两千年来帝国的起起落落，经历了世界秩序的多次变更。定居和游牧、东正教与天主教……不同的文明在此接触，塑造出乌克兰独特的边境身份。它是欧洲的面包篮，也一度成为杀戮的战场。从罗马帝国到奥斯曼帝国，从哈布斯堡王朝到罗曼诺夫王朝，甚至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每个帝国都索求乌克兰的土地与财富，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直到今日，乌克兰仍是东西方力量冲突的焦点。若不理解两千年以来塑造东欧的复杂力量，就看不清当前牵动世界的动荡。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院院长浦洛基以同情的理解，写下欧洲之门所经历、所见证的两千年，为理解东方与西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补足了拼图上缺失的一块。

着眼2000年的历史，作者浦洛基认为，要理解当今乌克兰局势及其对世界的冲击，就需要对这些问题的根源进行考察，也就是从乌克兰边境身份、民族身份的起源和发展开始考察。虽然一时一地的政治过程很重要，但地理、生态和文化是更持久的因素，长期而言有更大的影响。正是通过从希罗多德时代至今的长时段考察，浦洛基回溯了定居人口与游牧人口的相遇，以及存续至今的欧洲东西部政治文化差异。

一个国家的诞生

1914年6月28日清晨，萨拉热窝城只听到了两声枪响。19岁的学生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用第一枪打伤了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用第二枪击中大公的妻子苏菲女公爵。大公和大公夫人都在午前不治身亡。然而这起事件的附加后果更为严重：普林西普在扣动那把勃朗宁手枪扳机的同时，也扣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扳机。

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是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团体的成员，痛恨哈布斯堡家族，梦想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一个统一而自由的南斯拉夫国家。奥匈帝国政府对此却有不同的想法：它希望维持帝国的存在，决定将大公遇刺事件当作一个向塞尔维亚开战的借口，对这个在帝国境内煽动起斯拉夫民族主义浪潮的国家施以惩罚。俄国站在了塞尔维亚一边，德国人支持奥匈帝国，而英国和法国则支持俄国。到了8月初，几乎整个欧洲都燃起了战火。全世界有多达1800万军人和平民在这场在当时被称为“大战”的战争中丧生，受伤者则超过2200万人。

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对人类历史上这第一场全面战争的起因争论不休。他们通常会将之归结于两个军事阵营对世界的割裂，即英国、法国和俄国组成的三国协约（协约国）和德国、奥匈帝国及意大利（后来为奥斯曼帝国取代）组成的三国同盟（同盟国）。弗拉基米尔·列宁强调大国的对抗是为了争夺对市场和资源的控制。其他因素则包括欧洲大众政治的兴起，以及强调迅速动员和先发制人重要性的军事原则。以上所有因素都对冲突的爆发有所贡献，也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参战各国无法提前结束战争，让这场屠杀延续了四年之久。

在对战争的潜在原因进行考察时，我们不应忽视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开枪以及奥匈帝国决定开战的动机——日趋激进的民族主义与迅速衰落的多民族帝国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这场由一个激进民族主义者引发的战争对各大帝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被战争压垮的不仅有奥匈帝国，还有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前者彻底瓦解，后两者的君主制垮了台，失去了部分领土，以新的形态存活下来。而从战争中得益的则是众多民族解放运动：在从前不可战胜的庞大帝国的废墟上，他们开始建设自己的国家。尽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乌克兰都算不上胜利者，但它仍是那些在这场战争中得到创建自己国家的机会的各民族中的一员。

在最初的几个月甚至一两年中，这场战争没有给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运动带来任何希望，反而掀起了拥护统治王朝和帝国权利的浪潮。俄国政府利用战争的爆发向乌克兰爱国者组织施加了更多限制。

政府官员们将乌克兰的活动家们称为“马泽帕党”（这个名字来自18世纪中联合瑞典与俄罗斯为敌的那位哥萨克统领），并将他们视为哈布斯堡家族的潜在代理人。尽管这些人保证忠诚于帝国，政府仍旧封杀他们的组织团体，普罗斯维塔协会也未能幸免。政府还叫停了剩下的乌克兰语出版物，其中包括日报《拉达》——1905年革命所开启的自由主义时期的最后遗留。乌克兰领袖们将战争视为在俄罗斯人国家内部创建一个统一而自治的乌克兰国家的机会，然而政府的所有这些举动令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乌克兰自由派宣布保持中立，拒绝支持战争的任何一方。激进的左派分子则倒向奥地利人，希望以此击败俄罗斯帝国。

俄罗斯帝国军队在战争之初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北方突入了普鲁士境内，在南方则进入了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1914年9月初，俄军夺取了利维夫，又在年底之前控制了喀尔巴阡山脉的山口通道，并进入外喀尔巴阡地区。由于俄罗斯帝国对乌克兰人组织的新禁令，奥匈帝国境内的乌克兰活动家们也遭到打击。俄国对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占领一直持续到1915年5月，时间长得足以表明罗曼诺夫帝国将为哈布斯堡帝国的乌克兰人带来什么样的未来。占领当局升起代表泛俄罗斯民族的重新统一和解放的旗帜，将此前已被边缘化的亲俄派重新带回加利西亚政治舞台的中央。俄国政府还用俄语取代了乌克兰语作为当地学校的教学语言，并将那座被奥地利人和犹太人称为伦贝格（Lemberg）、被波兰人称为勒沃夫（Lwów）、被乌克兰人称为利维夫（Lviv）的城市改名为俄语的利沃夫（Lvov）。

尽管亲俄派受到俄国人支持，奥地利人却在战争甫一爆发就开始迫害他们。

1914年9月4日，第一批被逮捕的亲俄派活动家抵达施蒂里亚州格拉茨附近的塔勒霍夫收容营地。其他数千名被捕的亲俄分子及其家属接踵而至。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社群的领袖人物，如牧师、教师和受教育阶层，但大多数只是单纯的农民。在整个战争期间，塔勒霍夫收容了接近2万人，并获得了欧洲第一个集中营的不光彩名声。近3000名囚徒死于寒冷和疾病。今天，只有格拉茨机场附近的一条道路的名字——拉格尔街（Lagerstrasse，即营地街）——还能让我们回想起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亲俄派的这一段悲惨历史。其他亲俄分子则被送往位于今天捷克共和国境内的要塞特莱西恩施塔特（或称泰雷津）集中营。加夫里洛·普林西普也是这座监狱的囚徒之一。

1918年4月下旬，普林西普在这里死于肺结核，此时距他引发的那场战争结束还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在加拿大，乌克兰人被政府视为“拥有敌国国籍的外国人”，其中近4000人遭到关押，另外8万人则被要求定期向警方报到。由于他们都是最近从奥匈帝国移民到加拿大的，所以国籍都被定为“奥地利人”。

与亲俄派不同，奥匈帝国境内乌克兰民族运动的领袖们宣布忠于帝国君主。这也是他们的农民阶层支持者中大多数人的做法。战争爆发之前的年月里，这些农民最喜欢的歌谣就是关于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之妻伊丽莎白皇后（茜茜）的。这位在1898年遭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刺杀的皇后在歌中被称为“我们的夫人”，弗朗茨·约瑟夫则被称为“我们的父亲”。随着战争的爆发，乌克兰活动家们组建了乌克兰人最高议会，其名参照1848年革命期间成立的那个罗塞尼亚最高议会。这个议会催生了奥地利军队中第一支乌克兰人部队。当局从1万名志愿者中选出2 500人，组成一支被称为“锡奇步枪队”的军团——这个名字无疑指向扎波罗热锡奇和第聂伯哥萨克人的历史，表达出一种“全乌克兰”身份认同和加利西亚志愿者们的人心所向。

奥匈帝国乌克兰政治家们的政治蓝图有两重目标：第一，分割加利西亚，争取实现其乌克兰部分的自治；第二，在俄属乌克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人国家。为了达成第二个目标，奥匈帝国乌克兰人不仅加入了帝国军队，还实施了将俄国战俘中的小俄罗斯人转变成乌克兰人的计划。实施这一计划最力的是乌克兰解放同盟。这一组织成立于维也纳，但大部分成员来自第聂伯乌克兰地区的移民，知道如何与自己的同胞对话。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将在未来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运动之父。他来自南乌克兰，有一个俄语姓氏：德米特罗·东佐夫。

1915年春末和夏天，一场德奥联合发动的攻势让奥地利人重新夺回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大部分地区。其结果是亲俄派被完全从这一地区清除出去，与俄军一起向东撤退。“他们由各自的村长率领，拖家带口。和他们一起的，是他们的牛马和所有来得及带走的财富。”报纸《基辅思考》（Kievskaia mysl’）这样描述亲俄派的逃亡。大部分逃难者在罗斯托夫和位于俄罗斯——乌克兰族群边界的顿河下游地区停下了脚步。这是亲俄主义运动作为一支主要政治力量的历史的终结：有幸免于进入塔勒霍夫集中营的亲俄分子如今都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前往俄国。1916年春天和夏天，在才华过人的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将军的指挥下，俄军发起了一场大规模攻势，重夺沃里尼亚、布科维纳，还有加利西亚的部分地区。然而这场攻势最终被证明不过是一个濒临经济和军事崩溃的帝国的回光返照。很快，与在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乌克兰地区一样，“全俄罗斯”理念在罗曼诺夫王朝的领土上也开始遭到攻击。

罗曼诺夫王朝（如果不是帝国本身的话）在1917年3月初走向终点。在此前的一个月中，彼得格勒（Petrograd，战争时期圣彼得堡的名称）2的食品短缺已经引发了工人罢工和军队中的兵变。国家杜马的领袖们说服被长年战争搞得心力交瘁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放弃皇位。

他传位给他的弟弟，但后者拒绝接受——杜马领袖们预测，如果他接受皇位的话，将导致一场新的叛乱。罗曼诺夫王朝就此落幕：来自街头的压力、士兵的叛乱和曾经忠诚的杜马的巧妙操纵在王朝的棺盖上敲下了最后一根钉子。随后杜马领袖们着手创建一个临时政府。这个政府的任务之一是举行选举，以产生一个决定俄罗斯国家未来的宪法会议。

彼得格勒发生的事变史称“二月革命”。这场革命出乎正处于焦头烂额之际的乌克兰人组织领袖们的意料。加利西亚乌克兰民族运动和第聂伯乌克兰1905年革命中的关键人物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听到窗外的喧哗和喊声时，正在莫斯科公共图书馆写作一篇文章。他问图书管理员出了什么事，才知道发生了一场革命：莫斯科人正涌向克里姆林宫，打算夺取这座作为俄国国家象征的建筑。3月初，来自各乌克兰人政治和文化组织的代表们在基辅成立了一个协同机构，名为“中央拉达”。他们选举赫鲁舍夫斯基为主席，并坐等他火速赶到基辅。下车伊始，赫鲁舍夫斯基就对年轻一代的乌克兰民族活动家群体表达了他的支持。这个群体主要由学生和20岁出头的专业人士组成。

赫鲁舍夫斯基在乌克兰民族运动温和派（如今被称为乌克兰进步主义者协会）中的老战友很少有人愿意加入年轻革命者们的阵营。他们经历过1905年革命，了解革命总是被反革命潮流终结，因此宁愿向当局输诚，换取对方在文化空间内的让步。对他们来说，让乌克兰语成为教学语言是第一要务。赫鲁舍夫斯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认为现在已经不是争取教育改革的时代，是时候要求乌克兰在一个改革后的俄罗斯国家里的领土自治权了。对许多老一辈的乌克兰民族活动家来说，考虑到乌克兰与帝国政府打交道的艰辛历史，这个目标就算不是脱离现实，也太过野心勃勃。然而赫鲁舍夫斯基和他那些更年轻、更富有激情的支持者们对此有不同看法。

人们在3月开始行动起来，工作地点是基辅城里的教育博物馆地下的一个房间。他们创建了一个以杰出现代主义作家弗拉基米尔·维尼琴科为首的总书记处，将之作为乌克兰的自治政府。维尼琴科用乌克兰语和俄语两种语言写作，是尼古拉·果戈理之后第一位在全俄罗斯范围内受到广泛阅读的乌克兰作家。新政府宣称对今天乌克兰的大片地区拥有管辖权，包括基辅、波多里亚、沃里尼亚、切尔尼戈夫和波尔塔瓦的帝国省份。它在7月被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承认为乌克兰地区政府。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乌克兰自治理念自1905年革命后就被边缘化，而俄罗斯自由派、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来自“真俄罗斯”爱国者群体的大俄罗斯国家主义提倡者也都提出了各自的未来蓝图，乌克兰自治理念何以能在与它们的竞争中胜出？事实证明，在当时的革命气氛中，“中央拉达”的年轻领袖们所鼓吹的杂糅自由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是一种极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积极参与政治的民众开始将各乌克兰人党派宣传的领土自治视为摆脱各种淹没这个国家的军事、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作为当时唯一能同时满足“土地”和“和平”这两种民众需求的机构，“中央拉达”脱颖而出。

士兵们希望尽早结束战争，因此大量士兵热情地支持“中央拉达”。当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忙于在东线战场发动一场新攻势，并恳求他们与英法盟军一起战斗到最后时，“中央拉达”却承诺将带来和平，因而成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实现和平的唯一希望。俄军中的“乌克兰化”部队（由从乌克兰诸省征召的新兵组成并在1917年中被派往前线乌克兰段的部队）宣布向“中央拉达”效忠。这样的新兵接近30万人，都是身着军装的农民，已经厌倦了战争。他们不仅一心思归，而且还希望能赶上对贵族土地的重新分配——这是“中央拉达”不顾来自地主阶层的强烈反对而做出的承诺。在政治上主宰着乌克兰农民阶层的乌克兰社会革命党恰好是“中央拉达”中的第一大政党，因此农民也成为“中央拉达”的坚定支持者。

“中央拉达”原本不过是一个持乌克兰爱国主义立场的各政治和文化组织的协调委员会。然而在1917年夏天，由于农民、工人和士兵等群体各自的全乌克兰代表大会纷纷向“中央拉达”派出代表，它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议会。少数族裔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特意呼吁他的支持者们不要允许1905年那种对犹太人的迫害重演，并向犹太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承诺让他们在一个与俄罗斯结成联邦的乌克兰共和国内获得文化自治。作为回报，犹太人的社会主义党派加入了“中央拉达”并支持乌克兰领土自治的立场，其他少数族裔的左翼代表们也同样如此。“中央拉达”的成员数量超过了800人，以致其领袖们不得不创设一个小规模的常务机构——“小拉达”——来协调这个新生革命议会的各项工作。

数十名乌克兰名流从彼得格勒和在1918年3月被布尔什维克们定为俄国新首都的莫斯科返回基辅，参与到新乌克兰的建设中。富有才华、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赫奥尔希·纳尔布特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成了乌克兰美术学院的创建者，也成为乌克兰国徽和这个国家第一批纸币和邮票的主要设计者。国徽包括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图案（借鉴自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时代钱币的三叉戟和一个哥萨克人的头像），这是因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宣称自己所继承的是基辅罗斯和哥萨克国。国徽上的蓝色和黄色则来自数百年来就将这两种颜色用于纹章的加利西亚。色彩的选择象征了世界大战东部战线两侧的乌克兰土地的统一。

在这个新生的乌克兰自治国家中，并非一切都如此美好。“中央拉达”没能建立起一套可以运作的国家机器，也没能利用向这个政府宣誓效忠的数十万官兵创建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发现自己手握议会大权的作家、学者和学生们沉浸在民族革命和砸烂旧国家机器的浪漫梦想中。到了1917年秋天，当“中央拉达”因无法兑现从前许下的承诺而开始失去对现实局势的控制时，一个运转有效的政府和一支忠诚军队的缺失就成了问题。“中央拉达”在各大城市的支持率下降到9到13个百分点（只有基辅除外，“中央拉达”在这里仍拥有25个百分点的支持率），权力逐渐转移到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代表会议）手中。由于“中央拉达”既没有带来土地，也没有带来和平，农村局势也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农民们开始自己发动起来，夺取国有的和贵族们的土地。

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发动的政变后来被称为“十月革命”，对乌克兰局势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作为对政变的直接回应，“中央拉达”宣布成立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自主而仍与俄罗斯保持联邦关系的国家。它还对东部和南部的土地——哈尔基夫省、赫尔松省，以及塔夫里达、库尔斯克和沃罗涅日三省中乌克兰人聚居的部分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这样的行动宣告了“中央拉达”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短暂合作的终结，尽管他们此前还曾在基辅合力击败了忠于临时政府的军队。基辅的乌克兰政府与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之间的对立自此拉开序幕。

由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体的代表创建的苏维埃是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各个政党都竞逐苏维埃的权力。取得对苏维埃的控制之后，布尔什维克掌握了俄国的大权。全俄苏维埃第二次大会于十月革命期间在彼得格勒召开，并由布尔什维克及其盟友主导。会议承认了这场推翻临时政府的革命。布尔什维克打算在乌克兰采取相同的策略，宣布于1917年12月在基辅召开乌克兰苏维埃大会。然而大部分出席大会的代表都是支持“中央拉达”的农民，布尔什维克在基辅策划的革命失败了。

然而这对他们只是暂时的受挫。布尔什维克组织者们离开基辅，前往哈尔基夫。12月下旬，乌克兰东部工业地区的苏维埃大会在哈尔基夫召开。大会于1917年12月24日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国家——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18年1月初，来自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军队进入了乌克兰，以在哈尔基夫成立的那个虚构国家的名义向基辅进发。在俄国军官米哈伊尔·穆拉维耶夫的率领下，这支军队搭乘火车，一路进军，夺取了许多主要的工业中心，并在这些地方得到被布尔什维克动员起来的工人团体的支持。“中央拉达”在事实上失去了对工业城镇的控制——它在这些地区得到自由派知识分子拥护，却没能赢得工人的支持。面对俄国的入侵，“中央拉达”少得可怜的军队也无法为它提供保护。在1917年夏天曾宣布支持乌克兰独立的那些部队已经被派往世界大战前线。此时“中央拉达”的领袖们发现：他们不得不宣布自己的国家从俄国完全独立出来，却又没有军队来保卫它。

1918年1月25日，“中央拉达”发布了其第四份也是最后一份通令（universal）——这是哥萨克时期对法令的称谓——宣布了乌克兰的政治独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就此成为一个属于乌克兰人民的、独立的、自由的主权国家，不臣服于任何人。”通令写道。在将通令草案向“中央拉达”提交时，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强调了通令的两大要务：第一，促成与德国和奥地利的和约签署——只有独立国家才有这样的资格；第二，保护乌克兰不受布尔什维克入侵和赤卫队叛乱的破坏——后者是布尔什维克在主要工业中心组织起来的工人团体。然而这第四份通令的历史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其紧急要务：它是自伊凡·马泽帕时代以来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第一次公开决裂。独立乌克兰国家的理念17年前才在第聂伯乌克兰地区被首次提出，如今已经获得了广泛的政治合法性。独立的精灵已经从帝国的魔瓶中逃离出来。

“我们希望与所有邻国和平友好地共存，包括俄罗斯、波兰、奥地利、罗马尼亚、土耳其，以及其他国家在内，但任何邻国都无权干涉独立的乌克兰共和国的命运。”通令写道。当然，表态很容易，要把这样的愿望变成现实则不同。俄军正从北方和东方两路向基辅会合，布尔什维克也在基辅城内的军械厂掀起了暴动——这座军械厂是基辅最主要的军事工厂，其建筑如今已成为基辅艺术中心和展览馆的场地。

“中央拉达”缺乏可靠的部队，而布尔什维克又做出关于土地、和平和对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革的承诺，吸引许多人投向他们。“中央拉达”发出了总动员的号召。在切尔尼戈夫地区的克鲁季火车站，一支由约400名乌克兰学生和士官生组成的部队与来袭的布尔什维克军发生了交战，后者队伍中有波罗的海舰队水兵，也有一支来自彼得格勒的部队。27名乌克兰战士落入敌手，并遭到枪杀——这是为了报复他们在面对布尔什维克军时长达5个小时不屈不挠的抵抗。在乌克兰人的历史记忆中，这27名战士成为第一批为民族独立事业付出生命的烈士。更多人将步上他们的后尘。

1918年2月9日，“中央拉达”放弃了基辅，向西撤退。同一天夜里，在今天波兰-白俄罗斯边界上的布列斯特镇，“中央拉达”的代表与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及其盟友）签订了和约。“中央拉达”在1917年夏天和秋天拒绝成立一支常备军，因此如今别无选择，只能向乌克兰国境之外寻求保护。乌克兰代表们向德国和奥地利请求军事援助，并很快得到对方同意：在漫长的战争消耗之下，同盟国的军队和经济都急需农业产品的支撑，而乌克兰早有“欧洲面包篮”的美誉。和约规定双方“相互交换各自盈余的……重要农业和工业产品”。为交换乌克兰的谷物，同盟国方将付出他们装备精良又训练有素的战争机器。和约签署之后不到10天，同盟国军就进入了乌克兰。到了3月2日，同盟国军已将布尔什维克逐出了基辅，“中央拉达”再次回到了教育博物馆大楼。在克鲁季战死的学生们以军葬礼的仪式被安葬在阿斯科尔德小丘（Askold’s Mound），也就是传说中基辅第一位维京统治者的安息之地。

布尔什维克们一路后撤。他们无法在军事上阻挡人数约为4.5万人的德奥联军的进攻，于是转而尝试外交和法律手段。他们开始在乌克兰东南部地区创立各种只存在于纸面上的人民共和国，并宣告它们独立。于是，敖德萨、克里维伊里赫、塔夫里达等“共和国”纷纷在2月和3月间宣布独立。然而同盟国对此毫无顾忌。在乌克兰军的协助下，他们甚至夺取了“中央拉达”从未主张过的克里米亚地区，不过并未将其并入以基辅为首都的那个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没过多久，布尔什维克就被完全逐出了乌克兰，并被迫承认乌克兰独立，以与同盟国达成他们自己的和约。

如今，新生的乌克兰国家不仅在法理上，也在事实上独立于俄国。然而其相对于同盟国（“中央拉达”曾承诺向同盟国提供100万吨谷物）的独立地位并非顺理成章。这一点在1918年4月下旬变得十分明显：德国军事当局不相信社会主义者占主流的乌克兰政府能兑现其“输送谷物”的计划，于是在“中央拉达”同意向盟军交付上述100万吨谷物和大量其他农产品不过数天之后，就将其解散。德国人主导的政变让帕夫洛·斯科罗帕德斯基将军的政府得以上台。斯科罗帕德斯基是

18世纪一名哥萨克统领的后裔，立场极为保守，代表着乌克兰地主阶层的利益。他宣布自己为这个新生国家的统领，以此来迎合民众的历史记忆。仿照从前的统领们的传统，他实施了独裁统治，其权力仅受外国势力——德奥军事指挥部——的约束。

在1917年的革命中，临时政府委任斯科罗帕德斯基指挥其新组建的乌克兰军团，这是一次为让战争继续下去而取悦于少数族群的绝望尝试。于是有俄国文化背景的斯科罗帕德斯基迅速地乌克兰化。他先是拥护乌克兰自治的理念，后来又转向支持乌克兰独立，并为之（也为其德国靠山）奉献终生，直至1945年4月在柏林死于盟军的轰炸。斯科罗帕德斯基的统治被证明是对乌克兰国家和体制建设的一次巨大促进。乌克兰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银行和可以运转的财政系统。这位统领招募帝国时期的官僚们来管理各个部门，建立地方政府机构，并让帝国军官组建部队。在教育领域，乌克兰拥有了自己的科学院，有了第一座国家图书馆，也有了一座国家档案馆。此外，这个国家又出现了两所新大学，一所在卡特琳诺斯拉夫，另一所在卡缅涅茨—波迪尔斯基。尽管斯科罗帕德斯基本人从未完全掌握乌克兰语，他仍推动完成了“中央拉达”启动的计划，将乌克兰语引入学校系统，实现了乌克兰爱国知识分子们多年的梦想。

无论斯科罗帕德斯基在体制空间内有什么成就，其统治仍受到“中央拉达”的社会主义领袖们厌弃。这些人拒绝与新政府合作，将之视为被布尔什维克革命赶出俄国的俄罗斯保守派为自己创造的避难所，而他们的这种看法往往也有充分的理由。许多社会主义领袖转入地下，策划他们的政治回归。一场反对统领的暴动似乎就在眼前。斯科罗帕德斯基的政府在劳工阶层中最不受欢迎——他们的工作时间被延长到12个小时。农民同样不满，因为当局会没收他们收获的粮食。

1918年夏末时，已有数千工人处于罢工之中，近4万名加入了武装自卫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乌克兰最不缺的就是受过训练的军事人员。德军派出部队对暴民进行惩罚，却只让情况变得更糟。到了秋初，当局已经陷入了垂死挣扎。它打算举起联邦的大旗，与一个非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结合。此举意在讨好协约国（因为协约国支持俄国统一的立场），却事与愿违。“中央拉达”那些社会主义领袖正在积极筹划推翻统领，而当局这种在形式上放弃乌克兰独立的做法让他们更加愤怒。不过，让斯科罗帕德斯基政府走向末路的最主要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1918年11月11日，在巴黎以北的贡比涅森林，德国统帅部代表与其法国和英国对手签署了停战协定。敌对状态的终结意味着德军和奥军将撤离乌克兰。三天后，也就是11月14日，以前“中央拉达”政府首脑弗拉基米尔·维尼琴科为主席的革命委员会“指挥部”（这个名字来自18世纪的法国革命政府）开始公开反对统领斯科罗帕德斯基。德奥军队在指挥部的允许下离开，随后，指挥部那支主要由叛乱农民和抛弃了统领的部队组成的军队在12月19日进入基辅。统领政府宣告落幕。这个作为战争产物且以交战国一方为靠山的政府最终被证明无法独立生存下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又回来了，并顺手接管了其前任创建的各种机构，然而共和国政府对基辅的控制完全谈不上牢固。同年早些时候在德奥军队进攻下被迫退却的布尔什维克们此时正在准备重新夺取乌克兰。

在战线另一侧的加利西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催生了另一个乌克兰国家，它很快将被称为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创建始于1918年10月，紧随新帝卡尔一世关于将奥匈帝国联邦化的公告。乌克兰领袖们主张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为乌克兰人的民族地区。此时奥匈帝国正在走向末日，其最后的举动就是在11月3日与协约国签署停战协定——此时美国也加入了协约国一方。身处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统治下的各个民族都急切地想要脱离帝国的牢笼。然而，帝国的二元君主制崩溃了，没能熬过11月，于是各民族领土主张之间的竞争变得不可遏抑。为争夺对加利西亚的控制权，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尽管维也纳当局有过种种承诺，它仍未能将这个省份分为东西两半，其结果就是波兰人对整个加利西亚提出了要求。

1918年11月1日，乌克兰人首先发起了进攻，夺取了利维夫。这座城市被乌克兰人占主体的乡村包围，但市内人口的族群构成则以波兰人和犹太人为主。攻下利维夫的乌克兰人在同一天宣布了这个全新乌克兰国家的独立，然而波兰人做出了反击，在20天后重夺利维夫。以杰出律师和民间领袖叶乌亨·彼得鲁舍维奇为首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领导者们不得不将其机关东迁，先是来到捷尔诺波尔，后来又迁往斯坦尼斯拉维夫（今伊万诺-弗兰基夫斯克）。这成为乌克兰人与波兰人之间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的开端。1918年12月1日，东西两个乌克兰共和国的代表决定合作，组建一个统一的国家。双方都极度需要他们所能达成的最大程度的统一。两个共和国的未来都布满阴云。被许多人认为将终结一切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其落幕那一刻就点燃了新的战火。

奥地利试图维持自己对境内斯拉夫民族的控制，而俄国自居巴尔干人的泛斯拉夫民族保护者，并打算将其泛俄罗斯身份认同渗入奥匈帝国，从而引发了世界大战。两个帝国政府都成为输家。战争先是削弱，然后摧毁了中欧和东欧的帝国，同时社会革命又粉碎了旧的秩序。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乌克兰从战争的废墟中出现时已经面目全非：其国土满布弹痕，经济崩溃，人口锐减，各种族群身份认同都处于躁动之中，相互敌对的意识形态变得比从前任何时代都多。然而帝国的崩溃赋予了乌克兰人一个新的身份，催生了一个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的乌克兰国家，并让乌克兰出现在欧洲政治版图上。

战争造成的新政局让从前帝国边界两侧的乌克兰人有了一个清晰的政治目标——独立。在战争爆发之前，独立不过是一个幻想，然而它演变成为一种理念的一部分。这是一种为“中央拉达”的社会主义领袖们、斯科罗帕德斯基的保守派支持者们以及加利西亚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战士们所共享的理念。然而，独立的目标在将乌克兰人动员起来的同时，往往会激起其他少数族群的反抗，也会带来与邻国的分歧。宣布独立是一回事，将它变成现实则是另一回事。为了独立，乌克兰人将不得不在不止一条战线上进行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