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前后的大唐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开始。安禄山范阳起兵造反，鼓噪之声震地，直至潼关失守，长安这座世界之都在渔阳鼙鼓声中变得脆弱与窘迫无计，大唐盛世也轰然倾圮。变乱何以爆发？盛世何以崩陷？乱离亲历之人的经历足以解释与传达。李隆基君臣从自负颟顸到仓皇辞庙的骤然切换；李林甫和杨国忠这两位首相的逢君之恶；杨玉环在马嵬驿的“明眸皓齿今何在”；太子李亨的隐忍与浮夸表演；安禄山的胡旋舞与曳落河；血色残阳中的张睢阳齿与颜常山舌；是李白、杜甫、王维们的盛世求不得与乱世离散……这群人，这群经历了从盛世穿越乱世的非常之人，在从盛世到乱世的猝不及防中，面临着各自的困境，有着不同的突围与选择。成都寻麓书馆邀请历史作家张明扬就这个话题做分享，以安史之乱中多位关键历史人物，即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颜杲卿、哥舒翰、杨玉环、李亨、张巡等人的“弃长安”经历为线索，聚焦唐朝由盛转衰过程中的重要议题，以此重新刻画安史之乱时期的完整历史图景。

以下便是本期传灯人活动的内容：

作家、历史写作者、资深媒体人张明扬新作《弃长安》

安史之乱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既陌生也熟悉，可以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在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发生这场的叛乱，由安禄山挑起，其间还发生了著名的马嵬驿兵变。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可以解读的维度特别多。

戛然而止的玄宗盛世

安史之乱爆发在玄宗盛世的末期。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很多，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而玄宗盛世跟其他盛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结束的方式。很多盛世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束，有一个缓慢的下行过程，或者说是半衰期，比如康乾盛世，到了乾隆末年，乾隆日益老迈，开始走向昏庸，其继任者嘉庆皇帝又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因此康乾盛世就在长时段中结束了。但玄宗盛世不同，它戛然而止。在安禄山起兵的时候，玄宗盛世某种意义上仍处于巅峰时期，安史之乱就像是一个突发事件，骤然打破了盛世的节奏。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一场猝不及防的乱世，让所有人都没做好准备。而正是这种突发性，使得历史呈现出它强大的张力，各个历史人物的不同面相，就在这盛世与乱世之交，被充分地凸显出来。

最慌乱的人应该是唐玄宗李隆基吧。他显然没有对这场叛乱做任何的心理准备。唐玄宗的自我定位是一个伟大的皇帝，一个盛世君主，所以在玄宗时代的中后期，他最热衷做的一件事就是扩张、开边。唐玄宗因此需要安禄山这种强力角色帮他把盛世军功与大唐荣耀无限放大。他非常信任安禄山，皇帝的充分信任，给安禄山带来很多权力下放和资源倾斜。安禄山一路坐大，最终具备了反叛的资本。

李隆基

激烈的宫廷斗争成为叛乱滋生的温床

唐玄宗万万没有想到安禄山会反，因为从唐朝宫廷的传统来看，皇帝把注意力都放在宫廷政变上，而没有关注宫廷之外的危机。唐朝历史上多次发生宫廷政变，比如世人皆知的玄武门之变，又如武则天时代是通过宫廷政变而结束，甚至唐玄宗上位，也是通过宫廷政变实现的。唐代宫廷的激烈内斗成为乱局滋生的温床，影响历史走向。安史之乱在很大程度上跟宫廷内斗也密切相关。我们现在常说，唐玄宗这么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为什么会先用李林甫、后用杨国忠这样的“奸相”呢？我觉得光用外朝的逻辑解释是不够的，从宫廷内斗的视角看，皇帝这样做是有其用意的。李林甫很擅长治国理政，杨国忠很擅长理财，但唐玄宗用他们的最大原因之一，却并非着眼于国家发展大计，而是让他们帮自己干脏活——提防太子。唐玄宗很熟悉唐朝的历史传统，他自己当年就是把他的父亲唐睿宗李旦逼退位的，所以他担心自己的儿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身”，所以一直在防着这件事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玄宗盛世的后期，有对外、对内两大政治主题：对外的政治主题是开边，即要求安禄山及大唐的西北军开疆拓土；对内的政治主题是唐玄宗和太子的争斗。

李隆基对太子的态度，很值得玩味。一方面，他不想废了太子，因为出于政治理性，他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驾崩，皇位总是要传给太子；另一方面，他不想太子在自己生前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以免发生针对自己的宫廷政变。于是他一路碾压太子，特别是在李林甫时代，在几年之内连续掀起了三次针对太子的大案，史称“天宝三大狱”。李隆基做的这些事，只是出于对太子位置的本能警惕，而不是针对李亨本人——对李亨，李隆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满，他不想换人。

《望贤迎驾图》，南宋佚名绘。此图描绘的是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李亨在陕西咸阳望贤驿，迎接由四川归来的太上皇李隆基的场面

在打压太子的过程中“立功”的两任宰相

李隆基对于太子的矛盾心态，给宰相李林甫带来很多“麻烦”，让他难做人。一方面，如果他不按照李隆基的心意去打压太子，他的宰相就坐不稳；但另一方面，当今的太子就是未来的皇上，将来太子登基后会放过自己吗？显然不可能。即便李林甫自己去世了，新皇帝可能不会放过李林甫家族的子孙。所以，李林甫在打压太子、以获得皇上宠信的同时，还有一个谋求自保的“计划”：通过“添柴加火”，把牵涉太子的各种事件放大，希望除掉太子，以绝后患。有趣的是，这时候，心态矛盾的唐玄宗又会站出来保太子，他不想看到太子被废。这三人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一直持续，中间有几个回合事情闹得特别激烈。

玄宗盛世里另一个重要人物叫杨国忠。杨国忠的理财能力很强，唐玄宗建立军功需要经济支撑，杨国忠因此可以发挥作用；而且，他是杨贵妃的远房大哥，这种裙带关系有助于上位。杨国忠在刚刚崛起的时候，是在李林甫的手下做事。李林甫在帮唐玄宗策划打压太子的“天宝三大狱”时，杨国忠是李林甫的忠实打手，在打击太子的过程中立下了很多功劳，所以，也可以说，这可能也是唐玄宗看中杨国忠的另一个原因。

李林甫去世之后，杨国忠就上位了，当时的唐朝就形成了三大政治势力：一是杨国忠和杨贵妃的外戚集团，二是太子李亨，三是安禄山代表的边将势力。在这三方之上，李隆基希望扮演的是一个超然的角色，通过背后操控，希望实现三方势力的互相制衡。但从安史之乱的爆发来看，李隆基没有能力把三方势力的内斗控制在有限度的范围之内，最终酿成祸患。

盘根错节的对立关系

李隆基没能实现自己设想的内部制衡，而且朝堂政局中的几组对立关系，他都没有搞定。

安禄山VS杨国忠

安禄山和杨国忠一开始还是政治盟友，在李林甫的执政末期，他们二人联手把李林甫干掉了。但是李林甫去世之后，这两人就反目为仇。安禄山这个人虽然狼子野心，但他下决心造反并非是蓄谋已久，而是到天宝十二至十三载左右的事了。造反之前，安禄山的野心是成为唐朝宰相，但是他的拜相之路被杨国忠堵上了。安禄山非常失望，既因为自己的政治愿望落空，也因为他和杨国忠的邀宠之战，以他的失败而告终。在安禄山看来，唐玄宗最信任、最宠幸的人是杨国忠，而非自己。失宠让安禄山感到害怕，他担心自己在东北的位置也可能不保，也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被杨国忠威胁，于是逐步萌发了造反的心思。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安禄山的起兵部分也是“自保”驱动的。

杨国忠和安禄山的斗争，对于安史之乱的爆发，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唐玄宗一直以来重用安禄山建立军功，又为安禄山造反创造了条件。造反的主观意愿与造反的实力都已经具备，爆发叛乱就很自然了。

杨国忠与安禄山，选自清刊本《隋唐演义》

安禄山VS太子李亨

安禄山和太子李亨这组关系也挺有意思。有一种说法是安禄山打算等李隆基驾崩之后再造反，可能安禄山对唐玄宗还是有几分主仆之情，不愿轻易造次。而对于太子李亨，安禄山就比较轻视。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段子：安禄山入朝觐见唐玄宗，唐玄宗向他引见太子李亨，安禄山竟然当着众人说：“臣胡人，不习朝仪，不知太子者何官？”当唐玄宗解释太子就是储君后，他又说：“臣愚，向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这种当众贬损太子的行为，在旁人看来可能是杀头之罪，唐玄宗心里却很高兴：既感到安禄山的忠心不二，又在打压太子方面得到了心理满足。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出，安禄山并非一介莽夫，而是深藏心机。

安禄山、杨国忠以及李林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迎合唐玄宗对于太子李亨的防范之心。

杨国忠VS太子李亨

杨国忠和太子李亨的关系就更恶劣了。杨国忠本来就是通过打压太子而上位的，所以他跟太子的关系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杨国忠知道，只要李亨将来上位，自己肯定就完蛋了，所以杨国忠急于废掉太子。安禄山和杨国忠的权力之争，部分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但是安史之乱的初期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杨国忠和太子李亨的斗争塑造的。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的心情可能有点崩溃，对平息叛乱也信心不足，于是他想把很多权力就此转移给太子李亨，让太子监国并摆平乱局。杨国忠知道后大惊失色，于是动员杨家各路势力去劝说李隆基放弃这个想法。唐朝内部的很多投机分子也看到了机会，他们觉得风向开始往太子那边刮了，所以很多人有意无意地投奔太子阵营，这也加剧了杨国忠的危机感。

哥舒翰VS杨国忠

唐玄宗逃离长安的直接原因是潼关失守。面对叛军的攻势，镇守潼关的大将哥舒翰不肯出关迎敌，他觉得自己的部队守城有余、进攻不足，而潼关易守难攻，所以打算坚守不出。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杨国忠的激烈反对。迫于唐玄宗和杨国忠的再三催促，哥舒翰最后被迫带兵出关，中了叛军埋伏而遭遇惨败。杨国忠为什么要怂动哥舒翰出兵呢？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哥舒翰跟杨国忠之间激烈的斗争。那时候，哥舒翰算是太子在军中的代理人，而杨国忠因为害怕太子，担心哥舒翰掌握了兵权，会把自己给干掉。所以，对杨国忠来说，安禄山固然是一个敌人，但是，更现实、更直接的威胁反而是哥舒翰，所以杨国忠逼迫哥舒翰出兵，既想迅速解决叛军，也想借机收回兵权。杨国忠没想到的是，他这样的一个自私行为，既害死了哥舒翰，也直接导致了潼关失守，迫使李隆基和一群大臣弃长安而逃。杨国忠也害了自己，死在了马嵬驿兵变之中。

至于马嵬驿兵变之中，为什么杨国忠要死，一方面是因为军队对于杨国忠这样的祸国之人有本能的仇恨，还有很大的原因就是马嵬驿兵变背后有李亨势力存在，李亨对杨国忠乃至整个杨氏家族都有仇恨，所以要除掉杨国忠。

盛世与乱世之交的大唐诗人

安史之乱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不仅是那些朝堂宫廷内外的政治人物，还有帝国的文化精英们。李白、杜甫、王维、高适、王昌龄、岑参等在这个盛世和乱世之交的遭遇，也都留下了时代的印记。

李白

作为一名伟大的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李白还是一个特别想当官的人，但是，李白自己不知道，他在政治上的才华相当有限。李白进宫做了李隆基的文学侍臣，感觉很得意，但李隆基知道李白的特长是在作诗，并没有什么理政能力，因此李白没有得到重用。李白又因此感觉很失意，黯然离开了长安。但是李白想当官的念头一直没有破灭，所以才有了安史之乱之后犯下的一个昏招——投奔永王，这个昏招直接让李白陷入困境。太子李亨自行继位称帝之后，李隆基给另一个儿子永王下了一个诏书，让他起兵，欲利用永王来制衡李亨。很多明眼人都知道，永王起兵是皇室的内斗，这个事儿不能碰，碰起来是很危险的，而且永王起兵实属名不正言不顺，虽然得到了李隆基的授权，但这时候的皇上已经是李亨了，而李亨对永王也是欲除之而后快。所以，李白投奔永王，就是陷入了一个政治漩涡。永王很快就败了，李白就成了李亨朝廷的一个叛臣，于是一路逃窜。因为李白诗名在外，有不少人帮他求情，李白并没有被严惩，但是后来也还是被发配了。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就是李白在得知自己被赦免之后高兴之余写下的。

李白

杜甫

杜甫的境遇跟李白差不多。他在安史之乱前做了一个很小的官儿，窘迫到连家都养不起，儿子都饿死了。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当时的诗名并没有那么大，没法跟李白相比，更别说王维了。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没有破圈，连叛军安禄山都不知道杜甫。这也可以说是杜甫的“幸运”，因为不知名，他就没有成为俘虏。后来，杜甫逃亡的方向很准确，逃到了凤翔，投奔了李亨。李亨这个时候正在招兵买马，看到有人来投奔，他很高兴，于是给杜甫授予了一个不错的官职，叫左拾遗。所以杜甫在历史上被称作杜拾遗。这个官职是杜甫一辈子当过的最大的官儿。但好景不长，杜甫进入了李亨朝廷没多久，宰相房琯因为身上有太上皇旧臣的强烈色彩，被李亨猜忌而被贬官。此时，杜甫站出来仗义执言，被李亨当成同党而贬官，从此人生颠沛流离，成为了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杜甫。像李白一样，杜甫陷入了皇室内斗的漩涡之中。贬官之后的杜甫，写下了很多关于安史之乱的诗篇。造化虽然弄人，却也给了杜甫进行文学创作的灵感与素材。

杜甫

王维

王维的际遇很奇特。他当时才是帝国最有名的诗人——而不是李白，更不是杜甫。在长安失陷之后，王维就成了安禄山的俘虏。由于王维诗名很盛，安禄山并不想杀他，只是逼他投降，并且封他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儿。王维从了，从此成为叛军朝中的一个政治花瓶。王维这个政治花瓶没做多久，命运又跟他开了玩笑。叛军占领长安一年多，李亨就收复了长安，王维却没有被叛军带走，又成了李亨的俘虏。李亨君臣准备重罚王维，但是王维实在是太有名，有很多人帮他，而且，王维在安禄山那里确实也没做什么坏事儿，另外王维的弟弟也是名官员，愿意以弃官为哥哥赎罪，所以王维最终也没受太大的影响。

朝廷和文坛原谅了王维，但是王维自己一辈子没走出这个内疚的情绪。王维晚年一直在反思，自己当年怎么就没有舍生取义，怎么就做了俘虏。这种反思折磨着王维，使他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

在这场大变乱之中，在盛世的骤然结束中，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以及那些我们不熟悉的人物，他们在这场变乱之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然后每个人为这些选择而付出了代价。

王维

Q&A

Q：您对陈凯歌《妖猫传》里对“安史之乱”的处理方式怎么看？

A：我觉得《妖猫传》拍得挺好看的，是陈凯歌近些年比较好的一部作品。作为一部电影，我们不能在历史还原度上对其要求过高，如果一定要指出电影中可以改进的地方，我觉得电影或许可以稍稍跳出对于李隆基和杨贵妃情史的爱情叙事，在其他方面作更多补充，比如太子李亨，其实是可以拿进来说的，这就涉及所谓的杀死杨贵妃的幕后凶手。电影里基本没有体现出李亨在杀死杨贵妃中的作用。

Q：您认为安禄山的幕僚史思明在安史之乱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

A：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史思明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初期，并非一个重要的人物，甚至可以说，他都没有进入核心层。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安禄山召集了一帮人来密谋，但史思明不在其中。所以，史思明的作用主要是在安史之乱的中后期，安禄山让他去河北稳定大后方，此时，史思明逐步积累自己的势力，日渐崛起。如果安禄山不死的话，史思明对安禄山还是忠诚和畏惧的。安禄山被自己的儿子干掉，史思明的下场与安禄山很像，也是被自己儿子干掉了。总的来说，史思明至少在安史之乱爆发前，他的地位、作用并没有那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