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战争之后的经济选择——1921年美国修改移民法

当人类开始了定居的生活之后，重重灾难席卷而来。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令无数的城市生灵涂炭。14世纪的鼠疫，16世纪的沙门氏菌及天花夺走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战争与传染病无疑都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灾难，不少学者经过研究分析得出结论：传染病与战争相比给人类历史造成的影响更为深远。有一批学者以越南战争为例对战争与轰炸给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研究了战争期间美军在不同地区的投弹量，并对40年后，也就是21世纪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他们得出的结果是极其惊人的。那就是该地区遭受轰炸的规模与其后的经济发展状况毫无关联。那这是否只是个例呢？并不是。另一批学者对日本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后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且国家财产损失了近1/4。即便在这样的状况下，日本后续的经济仍然呈现蓬勃的发展态势。遭遇原子弹袭击而深陷火海之中的广岛和长崎与其他城市相比在后续发展中也并不存在任何差异。 战争的确造成了种种悲惨的景象，然而战争带来的经济影响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严重。但是对传染病的余波进行追踪的研究者们得出的结论则恰恰相反。

以西班牙流感为例，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夺走了超过5000万人的生命，被认为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之一。研究者们发现，西班牙流感给全社会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巨大伤痕。经过1918年10月到1919年1月的流行期后，西班牙流感的蔓延情况虽然逐步有所好转，但当时大约有1/3的产妇也感染了该疾病。这种疾病传染性极强，在1919年6月前后出生的婴儿中极有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在胎儿时期就已经通过母体感染了病毒。专家们带着这种假设对1960—1980年的人口统计结果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这样的事实：1919 年上半年出生的人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 患有各类疾病的人比例较高，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也较低。这着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传染病不仅会影响到每个个体的生活，也会颠覆整个社会的文化。很多社会学家都提出饥饿与传染病的长期存续会造成厌恶敏感度（disgust sensitivity）的升高。类似于人体中与疾病直接抗争的免疫系统，厌恶敏感度同样在保护人体免遭感染的威胁，因此被称为“行动性免疫系统”。该系统通过排斥那些看起来既陌生又危险的东西来避免实际感染，然而其副作用却不容小觑。因为在此过程中，排斥外群体、亲近内群体的“内群体偏向”以及只关注熟悉的、渴望的东西的“确认偏误”都会被不断强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每当欧洲鼠疫流行时就会反复出现犹太人和女巫遭到迫害的情形。统治者为了转移民众对政府的无能所产生的愤怒，将责任抛给了那些社会中最弱势的阶层。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仅在美国境内就造成了约67万人丧生，这之后人们对“外群体”的排斥开始逐渐加剧，其最先造成的后果就是1921年移民法案的制定。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最初本没有阻挡海外人口流入的想法。正如同前面我们谈到过的爱尔兰裔移民的大批流入。但当从欧洲来到美洲大陆的移民数量呈爆发式增长之时，人们开始逐渐排斥“外群体”。特别是当移民数量的暴增所造成的实际工资上涨受限、地价抬高的情况一一出现，限制移民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此外，36万名年轻人参加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遭遇死伤，这也成了人们对于“孤立”主义呼声高涨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终，1921年，美国通过了《紧急配额法案》（Emergency Quota Act of 1921）。该法案的核心在于规定各国每年赴美移民人数不能超过191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该国移民人口的3%。1924年政府对该法案做了进一步修正，各国赴美移民人数调整为不能超过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该国人口的2%。实际上相当于关闭了移民通路。《紧急配额法案》的出台在社会各方面引发了巨大的变化。法案出台前，仅1913年就有119.7万人获得了美国永久居留权，1922年则缩减为30.9万，而1931年又进一步减少到了9.7万。年均接受100万名以上移民的国家突然之间减少人口流入会发生什么事情？尤其是在西班牙流感及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大批人员伤亡之后又会怎样呢？移民数量的缩减必然会在经济方面造成巨大的影响，首先会出现的就是经济增长率降低。1900年美国整体人口的14.7%，即1350万人都是来自海外的移民。这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移民，美国的劳动力供给会出现巨大缺口。尤其是移民当中大部分是20—30岁的年轻人，在他们安家立业、生育子女的过程中对消费会起到巨大的刺激作用，然而移民数量的减少意味着这方面的经济效益将明显减弱。移民数量的减少对经济造成的第二个影响是实际工资上涨及企业收益减少。1870—1940年平均每小时实际工资的上涨幅度是2.48%，而同一时期的劳动生产率仅改善了1.51%。劳动生产率是指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或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比如，原本每小时能够生产1辆汽车的企业在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热情或改进技术手段后变成每小时能够生产2辆汽车，那么将劳动者的工资提高为原先的2倍是不成问题的。但在生产效率几乎不变的情况下只是提高工资，那么从企业的立场来看将很难继续维持雇佣规模。仅从1910—1940年这段时期来看，年均实际工资增长率是3.08%，相较于1870—1910年期间的2.08%有了大幅度提高。正因为如此，在围绕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展开探讨时不少人才会将关注点放在“生产过剩”和“股市泡沫”上。能够证实这一观点的还有美国制造业企业的破产数量。1920年有2635家企业申请破产，而到了1928年申请破产的企业却飞速增长至5924家。《紧急配额法案》带来的第三个影响是缓解了经济不平等。新的劳动力无法流入的同时平均工资水平在提升，特别是曾因为移民的增加受损失最严重的低学历、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也得到了快速提升。这就是特朗普总统在提出反移民政策时，低收入白人男性的赞成呼声最高的原因所在。亚裔或西班牙裔移民的流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对需要与他们直接竞争工作岗位的低学历白人来说必将面临经济方面的困境。就“缓解不平等”是否源自移民数量的减少这一点在美国学界也引起了诸多争论。其中持反对意见者所强调的便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任后实施的“新政”所产生的效果。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刚上任就制定了《全国产业复兴法》，规定每周劳动时间为35—40小时，每小时最低工资为40美分。这些措施的确缓解了就业的不平等现象，而且还提高了劳动者加入工会的比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受经济危机影响的企业在效益降低的情况下却要维持工资的上涨，这反而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在破产企业不断增多的同时，另一些企业减少雇用新员工的现象不断出现。所以，移民数量的减少反而让隶属于大企业工会的劳动者和工会以外的劳动者遭遇更多的不公平待遇。这种说法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本文选摘自《金钱何以改变世界：传染病 、气候变化与金融危机》，[韩]洪椿旭/著 郑丹丹/译，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