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这个语词有嘴有牙有表情，甚至还带着疼痛感

【编者按】

“感知”“理知”“自我认知”是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陈嘉映先生长期思考和研究的主题。秉持一贯的论述特点，在《感知·理知·自我认知》一书中，他从精微的概念辨析入手，去分析哲学中此类论理词背后的理路，进而拆掉概念的围墙，将其贯穿、打通，让我们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与我们生活的联系。本文摘自该书。

贝多芬的形象

特别有意思的，是维特根斯坦说，一个语词有一张脸。他说，“贝多芬创作第九交响乐”，这时你可以有一个画面，“歌德创作第九交响乐”就不行。你可以想象贝多芬指挥第九交响乐，实际上有那张画，他指挥第九交响乐，一转身，满场在鼓掌，他转身之前不知道，因为他已经聋了，他什么都没听到，一转身，满场在鼓掌、欢呼，那个场面非常震撼。你想象歌德一转身，的确有点儿可笑。我们都记得，维特根斯坦一开始是把语句理解成语词在逻辑空间中配置的可能性，说得简单点，就是逻辑上是否能搭配，那么，歌德跟创作第九交响乐在逻辑上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让维特根斯坦不爽的是，这么搭配很尴尬。

贝多芬

然后是这段话，他说：“但若我可能觉得句子像一幅话语的图画而句子里的每个词都像其中的一个形象，那就无怪乎即使孤立地不派用场地说出一个词，它也会似乎带有一种特定的含义。”你要是了解维特根斯坦，你就知道他说出来这话有多难过，肯定有一种东西在纠缠他，有一个他摆脱不掉的东西在，他才会这么说，因为他的主导思想是，唯当一个语词在句子里有个用法，它才有意义。早期他的确把句子和语词比作图画，但他要说明的是另一个思路，这条思路已经被抛弃了，早期他说的是逻辑图画，现在侧重于形象，说的是这个形象本身就有含义。一个语词离开了用法和上下文，它独立地具有意义，因为它有一个形象，这个形象约束了它的用法，能这么用，不能那么用，有点像歌德的形象摆在那儿，我们就知道他能写《浮士德》，不能够指挥第九交响乐。顺便提一句，究竟应该在词的层面上讲形象还是句子的层面上讲形象，这也是个问题，值得探讨，不过，这些都需要细细探讨，我在这儿就不讲了。

语词形象

其实，跳开维特根斯坦，讲语词有个形象，这个讲法十分常见，在语言学里可以说是个常规概念，语词形象（verbal image），也有叫作内部语言的。维果茨基啊、福多（Jerry Fodor）啊、平克（Steven Pinker）啊这些语言学家、语言心理学家都这么讲，就是在语言和索绪尔所讲的那个混沌一片之间，还有一个层面。至于这个层面到底是个什么，各有各的看法。这个层面，语言学里谈得多，语言哲学里谈得少—语言哲学在好大程度上被逻辑学兴趣垄断了。提到贝多芬，你就浮现出贝多芬的形象，这个很自然。贝多芬是个人名嘛，一个人总有个形象。提到堂吉诃德，你心里也会浮现出一个形象，其实，不像巴尔扎克，写到一个人就用半页一页描写他的模样，塞万提斯那一大本书里根本没描述过堂吉诃德长什么样子。但这里说的不是一个人有个形象，而是一个普遍的陈述（statement）：语词都带着形象。

比如像“咬”，它不仅有个定义，还有个形象，有嘴有牙，有一种表情，甚至还带着疼痛感，这些都汇集在了“咬”这个词里。据神经科学家说，“咬”这个词连到了好多感知器官上。你在用“咬”这个词做推论的时候，你在用“咬”这个词描述一个场景的时候，这个形象是起作用的。“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推和敲的语义你早知道，你现在动用形象来推敲一番。你推论出来的东西，可能在逻辑上成立，在感觉上却不能接受，或者不那么妥帖。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你在形象上接受的东西最后会被推论证否。维特根斯坦讲的一段话跟这个意思差不多，我记得好像是说茶壶吧，他说，你要说一个茶壶在笑，我就不知道它怎么笑，因为它没有嘴——哦，茶壶有个壶嘴，但那个嘴它不适合用来笑。要笑，至少得有嘴，最好也有眼睛。动画片里要画茶壶在笑，得硬生生在茶壶面上画两只眼睛一张嘴。

象

这里我们要停下来用心体会一下，语词形象并不是要回到维特根斯坦那么警惕的那个心理主义。语词形象肯定不是什么先验的东西，但它也不是特殊的心理经验。笑有一个语词形象，这不是说，你心里浮现出“仰天大笑出门去”，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象，他心里浮现出“笑向檀郎唾”，笑的意思就是那个意象。这个形象断然不是你心里浮现出来的那个画面。那样的话，你就回到罗素了。语词形象说的是，无论你心里浮现的是什么形象，它都是围绕着语词用法得到理解的，就此而言，可以像维特根斯坦那样把它叫作次级的含义。这个说法有点儿僵硬，但不去管它。这么说吧，语词形象是被语词用法稳定住的形象，比如说笑需要嘴，这是你对笑的理解，你理解了笑你就知道得有嘴才能笑，没有嘴的东西它笑不了。在这个方向上，你可以区分钥匙的形与钥匙的象。

这层意思，也许用“象”这个概念来说最合适。讲语言通常采用两分法的框架，语词与含义，言说与被言说的东西，但此外也有采用三分框架的。刚才我们说到，维果茨基他们谈论语言形象、内部语言。中国思想传统上更突出，这个大家都知道，言、象、意，圣人立象，然后再立言，听音而知象，知象而知意，分出三层。汉语思想里有时两分，名实之分，言意之分，有时三分，言、象、意，或者言、形、意。但是就像汉语思想比较常见的情况一样，分就这么分了，基本上没怎么分析。的确，象是被直观到的，当然，这个直观是概念直观，也许可以跟胡塞尔的概念直观联系起来考虑。象是直观到的，不是靠分析得到的，但这不意味着不能对它进行分析。

传统上讲这个意、象、言的时候，好像是三个阶段，从意到象，然后从象到言。但我更同意维特根斯坦，你直接从意到言，象不是一个阶段，象是言的另外一面，索绪尔说概念就是语词的另外一面，现在我要说，这个语词就是两面，一面就是它的逻辑位置，另外一面就是它的象。在逻辑课堂上，你根据逻辑位置做推理，但平常推理，你还受到象的约束，好处是你有感知，坏处是你的推理走不远。

我一直对“象”这个概念很感兴趣，但不一定用“象”这个词儿，现代汉语不用“象”这个词儿了，用“形象”，象是个单音词，用起来不方便，不说象，说语词形象什么的。形和象意思好像差不多，古人有时候说言、象、意，有时候说言、形、意，两个都用。但有时区分形和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大象无形”。分开来说，语词形象更多是从象上说的，不是从形上说的。心里浮现的意象、看到的图像，是形——语词形象，是象——象是图画里面跟语词连在一起的那部分。这么说不好，象指的是图画和语词之间的联系，象把分散的经验跟一个概念联系起来。给你的是一幅具象的图画，你心里浮现的是一幅图画，但现在它是作为语词的示例出现的。对，就像举例子，你听到的是一个具体例子，你明白的是这个例子要说明的道理，明白的是形所体现的道理、理知，所谓“象，道也”。说到三角形的时候，你心里浮现出一个大大的直角三角形，我心里浮现出一个袖珍的等边三角形，无所谓，你浮现出一个歪歪扭扭的三角形也无所谓。因为不是它在决定“三角形”这个词的含义，无论我浮现出什么三角形，它都是“三角形”这个词的一个示例，受到“三角形”这个词的约束。这个三角形的形象是用来服务于“三角形”这个词的。

最要紧的是不要把这个象理解成具体物事的抽象。教科书里会这么说，三角形这个概念是所有具体三角形的抽象，桃子这个概念是这个桃子那个桃子的抽象。第一，是所有桃子的抽象——你没有桃子这个概念，你怎么确定所有桃子的外延？第二，认出两个桃子属于同一种类，不需要语言和概念，猴子就认出那是个桃子。而人们似乎一直认为，概念和语言能力是专属于人的。第三，三角形那么不同，舅舅那么不同，你是怎么抽象出舅舅和三角形的？兔子的脚印跟恐龙的脚印有啥相似之处？这个前面说过了。所谓抽象，实际上是带入了一个特定系统，向语言系统抽象，抽象成一个特定的语词，比如说三角形、脚印。

象不是各个具体图像的共同点，象不是从各个具体图像中概括出来、抽象出来的一个图形。要是从这个路子来想，倒不如说，象不是已成的形象，而是成形的过程，“虽未形，不害象在其中”，在已成的形象中体现出成形的过程，有点儿像莱辛评论拉奥孔时所说的静态中的动势、空间中的时间。时间有象而无形。形与视觉对应，象则对感呈现，形是外观，象是内观。说到这里，“象”这个词的优越性就显出来了，它可以是一个具体形象，但它服务于逻辑的目的。前面讲视觉的时候讲到过，我们有时候讲的是视觉的感性内容，有时候讲的是视觉对象之所是，可以说视觉把感知跟理知联系了起来。这个联系用“象”这个概念来说最合适。

《感知·理知·自我认知》，陈嘉映著，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