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中国人对熊的印象可谓跌宕起伏。从最早的神熊崇拜，到以熊为氏，再到梦熊的吉兆，乃至后来寓意朝廷政治清明，以及寄托于熊的“不死之身”以求永生，古人对熊都钟爱有加；但与此同时，带有政治失败色彩的死而化熊，以及拆“熊”字为“能火”的凶兆，又让人们“谈熊色变”，近代以来甚至将熊作为西方列强之一的写照。这其中既有充满想象力的浪漫色彩，又有对现实的理性关照，让熊的形象成为中华文化史的独特见证。
图1：“女神庙”遗址出土熊爪泥塑件和第十六地点一号冢M4出土玉凤，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藏，任疆 摄
早在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熊是我们祖先最早的图腾崇拜之一。在公元前3500至前3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的“女神庙”中便出现了泥塑的熊和凤凰（注：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其残件介绍为鹰，似不妥，可对比参照第十六地点一号冢4号墓出土的玉凤，见图1）。先民们对于熊冬眠的朴素认知，将熊视为与涅槃重生的凤凰一样拥有长生不死之身，因而才有了最初的神熊崇拜。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作为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玉器之一的“玉猪龙”更准确来讲应当是“玉熊龙”，是由一只冬眠中的熊的形象抽象而来（图2）。到了炎黄时代，黄帝所领导的部落以“有熊”为名号，据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所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一方面说明当时中原一带有熊出没，另一方面或许是早期神熊崇拜的延续，后来黄帝部落又以国为氏，“黄帝有熊国君，号曰有熊氏”（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
图2：熊冬眠（左）与牛河梁遗址出土玉玦形龙（辽宁省博物馆藏）对比图
图3：熊首玉人，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藏
到了尧舜时代，尧以治水不利为名将鲧处死，鲧的魂魄便化身为黄熊，据《礼记正义·卷十二·王制第五》所载，“昔尧殛（jí，杀死）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鲧的魂魄之所以化身为黄熊，与上古时代的神熊崇拜不无关联。后来禹成功治水，因此当上了部落首领。上海博物馆藏楚国简《容成氏·简20》记载道，“禹然后始为之号旗，以辨其左右，思民母惑。东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禹号令天下四方所使用的旗帜中，代表其部落所处天下之中的旗帜上便是熊的图腾。禹治水后分封功臣，楚国的先祖被封到了熊地，南宋罗泌在《路史·后纪》中记载道，“伯禹（注：禹代鲧为宗伯，故称“伯禹”）定荆州，季芈实局其地。生附叙，始封于熊，故其子为穴熊”，从附叙的儿子开始便以熊为氏，于是后来楚国的国君名字中也多半都带有熊字。
商周时期，历史文献中多有进献熊的记载。周文王早年被商王帝辛羁押在羑里城，散宜生散尽千金购得一只黄熊献给商王，商王大喜之下便免除了周文王的罪责，《淮南子·道应训》中记载了此事：“纣拘文王于羑里。于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黄罴，以献于纣。纣见而说之，乃免其身。”需要注意的是，古人所说的熊、罴并不是现代生物学意义上的不同亚种，而只是雌雄或体型的区分：“熊是其雄，罴则熊之雌者，罴力尤猛而甚害人”（《尔雅翼·卷十九》），“小者为熊，大者罴”（《钦定盛京通志·卷十五》）。周成王在位（前1042-前1021年）时，周边少数民族部落曾向周天子进献熊，据《天中记·卷六十》引《周书》所载：“成王时东胡献黄熊”，“成王时不屠国进青熊”。在周代，梦见熊是一种吉兆，最有名的便是“飞熊入梦”的故事，据宋元话本《武王伐纣平话》所载，“却说西伯侯（即周文王）夜做一梦，梦见从外飞熊一只，飞来至殿下。文王惊而觉……有周公旦善能圆梦。周公曰：‘此要合注（即注定）天下将相大贤出世也’”，周文王夜梦飞熊，后来听从周公指点，“乘驷马车出猎，巡狩寻贤”，最终遇见了大贤姜子牙。《诗经·小雅·斯干》是一首庆贺西周贵族宫室落成时的歌辞，里面也歌颂了梦熊的吉兆：“吉梦维何？维熊维罴……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梦熊预示着生儿子，将来就可以成为君王：“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梦熊生君王的吉兆甚至影响到了一千多年后，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的开国皇帝苻健便是其母梦大熊而生。
在周礼中，熊是勇武善战的象征，据《春秋左传正义·卷五》所引《周礼·考工记》，“熊旗六旒，以象伐”，意思是绘有熊的形象的旗帜有六条飘带，代表了象征战争攻伐的伐星。《周礼·夏官司马·大司马》中记载了当时所实行的九旗制度，即九种不同旗帜代表不同身份：“王载大常，诸侯载旂，军吏载旗，师都载旜，乡遂载物，郊野载旐，百官载旟”，而《周礼·春官·司常》中九种旗帜上的图案进行了描述，即“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东汉刘熙在《释名·释兵》中解释道，“熊虎为旗。军将所建，象其猛如虎，与众期其下也”，军中将帅的旗帜上画有熊、虎图案，他们所率领的军队会合在旗下，熊和虎的形象代表了必胜的信念：“虎、豹、熊、罴，鸷（zhì，凶猛）而无敌，有必胜之理也”（《商君书·画策》）。
除此之外，熊皮还出现在周代礼仪中。在大射礼（关于“大射”礼参见拙作《人豹之间：从君子豹饰到豹猎归隐》）中，诸侯所使用的是熊皮箭靶，据宋代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所载，“王大射，司裘亦共熊侯，此助祭诸侯所射之侯也，亦以熊皮饰侯侧，兼方制其鹄（即靶心）”；在乡射和燕射礼中，天子用的则是熊皮靶，据《三礼图集注》所载，“乡射记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质’……白质者，谓以蜃灰涂之，使白为地，正面画其熊之头状，亦象正鹄”，将蜃壳制成的灰料将箭靶涂成白底，上面还要画上一个熊头作为靶心，“王燕射……天子诸侯特射熊麋之首”。与此同时，用熊皮制成的席子也是周天子出外打猎时所使用的坐席，据《周礼·春官》所载，“甸役（贾公彦疏，‘甸役，谓天子四时田猎’），则设熊席，右漆几”。后来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也可以使用熊皮了，据《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所载，卫灵公有一年冬天要开凿护城河，宛春劝谏道，“天寒起役，恐伤民”，卫灵公就问“天寒乎？”宛春回答道，“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灶，是以不寒”，卫灵公身穿狐裘，坐在熊席上，房间角落里还点着火炉，当然不冷了。另外，或许是受到上古以来神熊崇拜的影响，熊被人们赋予了逐疫驱邪的神力，以方相氏身披熊皮的方式出现在驱疫仪式中，据《周礼·夏官·司马下》所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即藏匿）室驱疫”，郑玄在《周礼注》中解释道，“冒熊皮者，以惊驱疫疠之鬼”。另外，熊皮帽还是周天子出行仪仗先导队伍的装束，据《尔雅翼·卷十九》所载，“熊……以皮为冠，执罼者冠之，谓之‘旄头’，乘舆之出则前旄头而后豹尾”，熊皮帽取熊出行在外不会迷路的寓意：“熊出而不迷，故开道者首熊以出焉”。
春秋时期，熊作为鲧的化身出现在诸侯和卿大夫的梦里，便带有了一种不祥之兆。《左传·昭公七年（前535年）》中记载了晋平公（前557年-前532年在位）卧病三月不起，睡梦中便梦见了黄熊，出访晋国的郑国大夫子产解梦道，“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即祭祀天地），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病症痊愈）”，原来晋平公之所以患病是因为晋国作为诸侯国的盟主，却没有像夏、商、周那样尽到祭祀鲧的义务，于是黄熊托梦提示，后来韩宣子急忙安排在夏郊祭鲧，晋平公这才病体痊愈。晋定公十二年（前500年），晋国执政赵鞅患病不省人事，睡梦中也梦见了熊，据《史记·赵世家》所载，“简子（即赵鞅）寤（睡醒），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sì，匣子），皆有副（首饰）。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赵鞅梦见在天帝居所玩乐，一熊一罴过来找他，天帝便让他射杀了它们，赏赐他两个盒子和他儿子一条翟犬。不久，赵简子路遇一位奇人为他解梦：“帝令主君灭晋二卿，熊，其祖也……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翟，皆子姓也……翟犬者，代之先也”，原来杀熊预示着赵鞅灭掉范氏和中行氏，而翟犬则预示着赵鞅的儿子日后攻灭代国。此外，天帝还告诉他，“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也预示了晋国的国祚。
图4：熊形石嵌饰，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藏
到了汉代，西汉废帝（即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白日做梦中看见了熊，也预示着他短命的皇帝气数。据《汉书·五行志》中所载，“昭帝时（前87年-前74年），昌邑王（刘）贺闻人声曰“熊”，视而见大熊。左右莫见，以问郎中令龚遂，遂曰：‘熊，山野之兽，而来入宫室，王独见之，此天戒大王，恐宫室将空，危亡象也。’贺不改寤，后卒失国”。龚遂一语成谶，刘贺只做了27天皇帝就惨遭废黜，成为汉代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后来还被迫离开了自父辈起便一直生活的繁华的昌邑，移居到了豫章（今江西省吉安市以北地区）的一片泽国，这种昔日的天降异象想必在刘贺的心目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在他的墓里便发现了一件熊形石嵌饰的神情举止中便处处透着狡黠和诡异（图4）。
图5：南阳新野出土画像砖上的熊、凤和双龙穿璧，河南博物院藏
图6：南阳新野樊集乡出土画像砖拓片（局部）上的羿射、熊和蟾蜍、伏羲女娲形象，河南博物院藏
远古神熊崇拜中人们在熊身上追求永生的寄托在汉代得以回归，当时社会普遍崇尚死后升仙的思想，于是红山文化中象征不死的熊、凤形象出现在了墓葬的画像砖上（图5）。另外，此处熊与蟾蜍的一同出现也加强了熊原本所带有的不死寓意，据黄晖《论衡校释附编一·论衡佚文》所载：“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羿妻嫦娥窃以奔月……托身于月，是谓蟾蜍”；在熊和蟾蜍的下方还出现了伏羲、女娲交尾的形象（图6），其中也同样蕴含着阴阳交合以生万物，代代不息的“永生”含义。
图7：武士斗熊画像砖，河南许昌博物馆藏
在现实生活中，熊是汉帝国宫苑中畜养的野兽。汉元帝时曾发生了熊从虎圈跑出来惊动圣驾的事故，据《汉书·卷九十七下》所载，“建昭中（前38年-前34年），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熊佚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昭仪等皆惊走，冯婕妤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冯婕妤舍命护驾的事迹被收录于《列女传》而流传后世。除虎圈外，最著名的当属长杨宫射熊馆，该馆最早为秦昭王所建，汉成帝在位时，曾观胡人在此斗兽，据汉代扬雄《长杨赋》所载，“明年（注：《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传下》引汉书成纪云：元延二年（前11年）冬，幸长杨宫，纵胡客大校猎是也），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网罝罘（fú，捕猎用网），捕熊罴豪猪，虎豹狖（yòu，一种黑色长尾猴）玃（jué，一种似猕猴的大猴子），狐兔糜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网为周阹（qū，围猎野兽的圈），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汉成帝向胡人夸耀中国禽兽众多，征发百姓去终南山捉回各种野兽，放到射熊馆中让胡人徒手与之搏斗（图7）。后来，射熊的传统从北魏、唐、辽、金，一直延续到清代。《魏书·太宗纪》中记载了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在神瑞二年（415年）北巡途中射杀了一头白化熊：“（夏四月）辛酉，次于濡源（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筑立蜯台。射白熊于颓牛山，获之”；唐代李商隐在《献侍郎钜鹿公启》中也有“柏台侍宴，熊馆从畋（tián，田猎）”的记载。
狩猎得到的熊皮有一部分被做成了蔽泥（马鞍下的垫子，用于遮蔽尘土泥沙），据《西京杂记·卷二》中所载，“后得贰师天马，帝……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后稍以熊罴皮为之”，当贰师将军李广利从大宛国带回了汗血宝马，汉武帝就命人将熊皮做成了蔽泥，“（熊皮）皆长二尺者，直百金”，当时的蜀郡富商卓文孙拥有熊皮蔽泥多达百余双，于是汉武帝“诏使献二十枚”；还有一部分被做成了熊席，在继天子、诸侯所用之物后，又为达官显贵人家的女子所钟爱，据《西京杂记·卷一》所载：“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中设绿熊席，席毛长二尺余，人眠而拥毛自蔽，望之不能见，坐则没膝，其中杂熏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皇后赵飞燕的妹妹、汉成帝的宠妃赵合德喜欢卧于熊席之上，再后来，古乐府中所记载的歌女莫愁嫁到豪富卢家后，亦是“膝坐绿熊席，身披青凤裘”（唐代寒山《诗三百·三首》）。
图8：鎏金熊形青铜镇，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汉代，赤熊还是朝廷政治清明的象征，据《太平御览·兽部·卷二十》转引汉代佚名《孝经援神契》所载，“赤熊见则奸佞自远”；《金石索·石索四·武氏石室祥瑞图二》所收录的修建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的武梁祠画像题铭中也有“赤罴，仁奸明则至”的记载。或许正因如此，后来的汉代席镇中也出现了熊的形象，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土于安徽省合肥市的青铜熊镇，此时的熊早已摆脱了汉废帝刘贺墓里的熊的那种诡异，而是一种憨态可掬的蠢萌形象（图8）。除此之外，这样的形象也出现在器物足上（图9）。
图9：鎏金熊形器物足，合肥市文物管理处藏
赤熊的政治寓意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当南朝梁武帝改革宫廷乐制的时候，作为宫廷雅乐的“十二案鼓吹”中，熊罴便成为了乐案上唯一的装饰形象。据《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九》中所载，“梁武帝始设十二案鼓吹，在乐悬（周礼中宫廷正乐有关钟、磬乐器设置数量和方位的乐制）之外以施，殿庭晏飨用之，图熊罴以为饰”。到了隋朝，“隋炀帝更于案下为熊、罴、?、豹腾倚之状，象百兽之舞，又施宝幰于上，用金彩饰之。奏《万宇清》、《月重轮》等三曲，亦谓之‘十二案乐’”，隋炀帝在熊罴之外增加了?、豹的形象，以与《尚书·舜典》中“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相附和。后来到了唐代，“十二案鼓吹”的乐案装饰重新回归了熊罴形象，据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熊罴部》中所载“其熊罴者有十二，皆有木雕之，悉高丈余，其上安版床，复施宝幰，皆金彩装之。于其上奏雅乐，含元殿方奏此乐也，奏《唐十二时》《万宇清》《月重轮》三曲，亦谓之‘十二案’。”后来五代时期，据《宋史·志第七十九·乐志》所载，由于当时的分裂政权都是“三、五之兴”，所以导致了“礼乐不相沿袭……礼乐之器沦陷”，于是乾德四年（966年）春，宋太祖赵匡胤“始令有司复二舞、十二案之制……其制：“设毡床十二，为熊罴腾倚之状，以承其下；每案设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即舞乐开头部分）之制。”
从宋代一直到清代，熊因为拆字为“能火”而被视为火灾的凶兆。中国历史上发现熊有“能火之应”的第一人是宋高宗时担任开府仪同三司（注：一品文散官）的高世则。据《陶朱新录》所载，“绍兴（南宋高宗年号，1131年-1162年）己酉，永嘉（今温州市永嘉县）火灾，前数日有熊自楠溪之江浒跃入小舟，渡至城下。初不惧人，命猎士杀之。时高开府世则寓城中，谓其倅（同“卒”）赵允蹈曰：‘熊于字为能火，郡中宜慎火。’赵笑不以为然，果延烧官民舍十七八，独州治存焉”。明代弘治年间，一位地方官根据高世则的历史经验成功预测了火灾。据《明史·五行志三》所载，“（弘治）十一年（1498年）六月，有熊自西直门入城，郎中（注：正五品官员）何孟春曰：‘当备盗，亦宜慎火’……是年，城内多火灾”，当时的官员就是。后来万历年间，《定州志》中也记载了“万历十三年（1576年）秋八月，有熊入州境，熊自西山来，至于位村（位于今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一带），获之，是后多火灾，人以为熊‘能火之应’”。后来到了崇祯末年，“见熊有火”又再度发生。时任上犹县（今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知县的周婴后悔没能根据历史经验加以预防，导致大火从正月初一一直烧到了三月，后来周婴在《巵林·卷五》中详细记载了此事：“崇祯壬午（1642年）岁杪（即岁末），上犹南乡民于大林中搏得一熊，舁（yú，多人共举）致堂下，邑民聚观……致予答言：‘此熊耳，亟当慎火。’半月许，为癸未元日朝贺毕，次诣学宫，忽见城东火光烛天，出视之，已延烧百余家，几及县门而止，随而处处火起，廨中亦灾，禜禳（yǒng ráng，祭祀禳灾）于百神，三月乃息。余亦偶忆‘能火’之言，不知其又验也。”到了清代，孔剑秋在《心向往斋谜话》中转引《扬州营志》载，“新城缎子街一带铺户，每于晚间发见黑人在屋上跳跃往来，或疑是窃贼，执梃捕之，旋复不见。有人曰：此‘熊’也，‘熊’为‘能火’，祝融氏将税驾（tuōjià，解下驾车的马）而来耶？未几，其地果成焦土。”
正因熊有“能火之应”，所以在宋明两代并不见皇室有猎熊的记载，反而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颇好射熊。北宋年间，辽国的契丹皇室，不仅皇帝喜好猎熊，甚至皇太后也能射熊。据《辽史·兴宗本纪》所载，“重熙五年（1036年）九月癸巳，猎黄花山，获熊三十六，赏猎人有差”；《辽史·卷二十二·道宗本纪》载，“（清宁）八年（1062年）……秋七月甲子，射熊于外室剌”，“咸雍元年（1056年）……秋七月丙子，以皇太后射获熊，赏赉百官有差”；《钦定续文献通考》载，“（大康）九年（1083年）……九月射熊于白石山”。金国的皇室也同样喜好狩猎，据《辽史·天祚皇帝本纪》所载，“（天庆二年，1112年）二月丁酉……（完颜阿骨打）其弟吴乞买、粘罕、胡舍等尝从猎，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辄加官爵。”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弟弟们曾陪同辽国末代皇帝耶律延禧一同狩猎，他们刺虎搏熊的本领让天祚帝大喜过望，也因此受到了加官晋爵的赏赐。
图10：郎世宁等绘《乾隆皇帝殪熊图》轴，故宫博物院藏
在清代前中期，狩猎作为帝国对外彰显武力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不论是最初的盛京行围还是后来的木兰秋弥，皇室成员能猎得熊是一种无上的荣耀（图10）。据《钦定盛京通志·卷十五》所载，皇太极“甲戌（即天聪八年，1634年）行围，并曽殪之，罴重千余斤，熊亦及半”，皇太极后来把两张最大的“罴皮”挂在宫殿里，民间据此杜撰出了“镇殿侯”的传说。满清入关后，每年定期举行木兰秋弥，正如康熙帝所训示的那样：“围猎必讲武事，必不可废，亦不可无时。（《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卷一百二》）”。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八月己未，康熙帝与御前侍卫回顾自己一生行猎所得：“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卷二百八十六》）后来雍正帝即位，终日忙于朝政，并且厌恶杀生，所以其在位的十三年间中断了木兰秋弥，但他仍勉励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毋忘家法”（《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之一千一百六十四》）。乾隆帝小时候曾跟随康熙帝参加木兰秋弥，一次射熊的经历成为了他一生最深刻的记忆，《钦定热河志·卷四十六》对此有翔实的记载，在乾隆帝晚年还曾感念此事，“家国诘戎矢弗谖（国家整备军事莫不敢忘），五十三年事重忆射熊，于此始承恩”。然而，道光帝即位后，于道光四年（1824年）正月上谕内阁“再今岁秋狝木兰，允宜遵循成宪，肄武绥藩，然不可不审度时事，量为展缓（《清实录·道光朝实录·卷之六十四》）”，国力的衰微让道光帝不得不暂停了木兰秋狝，直至清末也再没有恢复。当熊的形象在清晚期再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它不再是祖先的图腾，亦不是帝国的赫赫武功，而是成为了《东亚时局全图》中外国势力（即俄国）的象征（图11）。
图11：谢缵泰绘《东亚时局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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