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日本首次举办的东京奥运会曾标志了日本经济的全面起飞，日本各界人士亦不自觉地从根源上去重新理解奥运与日本经济沉浮之间的关系。早在2016年，社会派推理作家奥田英朗的《罪辙》便开始连载，它取材于一起发生于1963年的儿童绑架案，因为案情复杂、社会关注度广，再加之发生在奥运会前夕，被认为是日本史上最著名的诱拐案件之一。
小说充满了历史感和怀旧气息，作者甚至在文末补充：“本作中包含若干今天看来不甚适宜的词句和表达方式，谨为呈现故事所发生时代的背景而特意使用。”然而对读者而言，重新去考古式挖掘60年前的一个案件，对于反思东京奥运与日本当代社会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可能要从奥田英朗的其他作品说起。
奥田英朗，日本小说家，代表作《精神科的故事：空中秋千》于2004年获直木奖
世相拼贴画
以推理小说出道的奥田英朗，最初广为人知的作品却是他的《精神科的故事》三部曲。作者通过短小幽默的故事，勾勒出一个个饱受“精神问题”困扰的现代人。一如三部曲之一的书名《空中秋千》，中产阶级主人公们看似个个行在高处，光鲜亮丽，却时刻被踏错一步就万劫不复的恐惧所笼罩。奥田英朗为这些焦虑症、强迫症、自恋狂、妄想症、性格怯懦者们创造了一个行为怪诞的精神科医生，以无厘头的混乱和无视外物的勇气去对冲世界无处不在的压力。
《精神科的故事》直击现代人脆弱的神经，在日本也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系列第二部《空中秋千》更是获直木奖。随后动画、电影也接踵而至。但是，干一碗毒鸡汤便能化解生存焦虑，重新生出勇气面对生活，可能不过是另一种都市神话。毕竟让“精神科”拥挤不堪的，还是无处不在又无从化解的社会问题。奥田英朗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创作了诸如《精神科的故事》、《家日和》等一系列轻松的都市小品之后，转而选择描绘更为宏大的社会问题——经济退行下的日本社会众生相。
《精神科的故事：空中秋千》书封
2005年，日本作家三浦展曾抛出了一个刺痛全日本的概念：“下流社会”正在到来。日本向来以超高中产率而自豪，而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正在分崩离析，越来越多的人从中产阶级向下流动。而那些松松垮垮地生活着、不爱与人交往的、甘于温饱的、缺乏向上动力的“向下流动”的群体，终于在经济的持续低迷下扭结成更多不可解的社会问题。
奥田英朗在2009年出版的《无理时代》中创造了一个叫做“梦野城”的小城市，这里成为衰败的日本经济的缩影：经济低迷、工作机会锐减，社会老龄化、少子化，女性贫困，社会福利压力山大，每个人都过得艰辛而无助。公务员按部就班严查低保资质，最终却让贫困者冻毙在家；诈骗者为了实现职业梦想而竭尽全力倒买倒卖；被现实侮辱损害的人投身宗教，却被再一次剥削；怀揣梦想的勤奋少女莫名其妙被御宅族无情绑架，但绑架者和被绑者所坚信的世界都无比脆弱。各人各有其被逼上绝路的理由；看起来荒诞的角色，却构成了“社会”这块布景上最真实不过的拼贴。
《无理时代》中的人物不止一次感慨时代的炎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费尽力气也无法体面地生活。作家似乎通过他的人物在一遍遍追问，当时代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个人的奋斗还有多少价值？是否在生存面前，人们的道德感也会变得模糊而稀薄？小说的最后，作家寓言式的让每个人物都乘坐着自己的车，就着人生的下坡路，在梦野城的路口相撞，所有的荒诞、梦想、挣扎、愤怒都付予一片硝烟。然而衰败时代里的衰败人生，依然只是无解的惆怅。
《无理时代》书封
重回前奥运时代
大时代下小人物莫不可测的人生轨迹是奥田英朗善于表达的母题，而中产阶级的分化、社会从富裕安定向动荡变化的转场更是展现戏剧冲突绝佳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届奥运会的举办，都见证了日本社会的剧烈变化，同时也承载了广泛的社会期望。
奥田英朗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作为背景，展开社会派推理的宏大幕布。2009年《奥林匹克的赎金》出版，故事讲述了1964年东京奥运会举办在即，举国欢腾之下，却收到爆炸恐吓信，狂徒以东京奥运为人质，要求国家交出八千万日元的赎金。
奥田英朗作品的一大特色，便是对犯罪者的身份从不遮遮掩掩。他在小说开始不久，即告知了读者爆炸客的真正身份——一个本该在既定路线上顺风顺水的大学生菁英，却因为一场意外，进入了社会的底层，他所看到的和经历的社会的暗面，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用爆炸向社会的不公提出挑战，尖锐地质问这个世界，是否如它所宣扬的那样光鲜美丽。
显然，社会派推理小说的重点并非是揭晓罪犯，相反，作者让读者浸润在主角的生活中，经历着犯罪者同等的悲欢。同时奥田英朗还设计了另一个主角落合昌夫——一个兼具了正义、勇敢、智识与同理心的第一代大学生警察。读者在漫长的酝酿中，等待着一场伦理的博弈，看犯罪者的一腔孤勇和偏执，与实现正义的险峻与艰难，是如何激烈碰撞，胶着缠斗。
2019年，奥田英朗又再次以1964年的奥运会为背景，出版了《罪辙》一书。如果说《奥林匹克的赎金》好像一柄利刃刺破东京奥运会风光无限的华丽幕布。与《无理时代》一样，作者将同情、关注给予被抛弃、被漠视的底层。而《罪辙》则与东京奥运会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以更广泛的群像刻画了奥运前夕整个日本社会从生活状态到国民心态的巨变，敏感地捕捉着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下，社会的某种无意识心态变迁。
《罪辙》，【日】奥田英朗/著 谭媛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2022年1月版
《罪辙》的故事发生在奥运会的一年前，主角宇野宽治是个头脑不太好使的北海道青年，平时只能靠打杂和小偷小摸为生。即便地处偏远闭塞，宽治也知道了一年后奥运会即将在东京举行，想去东京寻找机会。
“机会”与“希望”在1960年代复兴期的日本并不稀缺，而这种兴奋与狂喜又因奥运会而被进一步放大。当时的日本政府将筹办1964年的奥运会当成了一项综合性的国家事业，将其纳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经济高速增长计划”。的确，以奥运会为契机，东京正在改头换面。首先是“道路整备五年计划”，东海道新干线的落成、一系列的高速公路的扩建、城市地铁如蛛网密布，一切都引爆了全新的速度与激情；同时城市生活也在发生巨变，老旧城区拆迁改造，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奥运场馆、现代化的高楼、新式公寓住宅和豪华酒店；奥运会还加速了普通日本家庭的消费升级。为了能在家看奥运会，日本掀起了购买彩电的热潮，黑白电视普及率也从1955年的1%飙升至1965年的90%，而到了1975年，彩电又替代黑白电视，普及率高达90%。
奥田英朗特别擅长通过大量的信息去建构一个可信的前奥运时代。小说的开始，昌夫（与《奥运会的赎金》一样，主角依然是落合昌夫）的收入刚刚因为“收入倍增计划”而得到了显著提升，正在盘算着购买东京郊区扩建的新型公寓。小门小户也开始盘算着各种消费升级，装电话、买电视机、更替家用电器，连家用汽车都开始陆续进入到东京上班族视野。人人与时代同行，俨然是这个时代的主人公与受益者。但与此同时，随着作者的笔触，我们还看到了另一个日本，一个被时代波浪翻出的淤泥沉渣：充满了垃圾和酒鬼的东京棚户区；行走在法律边缘的黑帮社团；北海道日复一日破败下去的小渔村和被遗忘的底层青年。但即便在那里，国民意识也同样在滋长，包含了对财富的渴望、对城市化的向往、对出人头地的期待。
就是这样一个国民意识激增的时代，奥田英朗却创造了一个身处底层，道德感缺失的主人公。宇野宽治因从小被虐待而导致大脑受损，“傻子”宽治并没有常人的价值观，他的一切行为似乎都是出于生存本能而不问对错——缺钱了就去偷，饿了就去拿。他一面对都市生活的繁华、优越充满向往，另一面则是在大都市中越演越烈的偷窃陋习。当这种为了生存偶尔为之的小偷小摸，最终在复杂的城市关系网中演化成可怕的犯罪时，宇野宽治的大脑中似乎也被一团迷雾所包围，对犯罪过程失去了记忆。
正是这样一个道德感缺失的特殊人物，他懵懂无意识的犯罪构成了一种普遍性的隐喻和控诉。在时代上升的机遇与诱惑中，或许人人内心的隐秘角落中，都有一种与无意识的恶擦肩而过的焦虑。无论是做走私武器生意的黑帮，还是出于政治意图对真相有所保留的左翼人士，即便警察也为了获得功劳而彼此隐瞒互不合作。这是当社会还未完成阶层固化、一切规则尚未明晰前的动荡，因为一切皆有可能。人人都被机遇的焦灼所虏获，无从分辨哪个是时代的捷径，哪个是时代的陷阱。如果我们并不认为懵懂的“傻子”宽治是一个罪大恶极之人，他是否会是遍布于社会的某种力量的牺牲品？
更精彩的是，奥田英朗借由大众传媒的力量，进一步将特定人物的经历转化为一种全民性的无意识的焦虑。《罪辙》中的核心案件，取材于日本史上最著名的诱拐案件之一“小吉展绑架案”。因奥运治安而急于破案的警方，竟通过大众媒体播放绑匪录音，以向公众征求线索。出乎意料的是，超载的信息、失控的传播、纷至沓来的恐吓电话、质问信息迅速地将社会与警方卷入一片混乱。那个迎接奥运的稳定的、安全的、现代性的东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政府的混乱、街区的混乱和国民心态的混乱。于此同时，绑匪宽治则安然地在当时最热门的度假胜地享受突如其来的富裕生活。一个懵懂的杀人犯无所知觉地将世界推向混乱，讽刺、疯狂与不安才是奥田英朗这部《罪辙》真正带来的前奥运时代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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