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菲利普·罗斯为原型，这部小说书写了无处不在的“不对称”

想象一个年轻女人和以菲利普·罗斯为原型的作家处于不对等的关系。在男作家构建的故事里，女人机灵、乖巧、遵循于兼具父亲与导师身份的作家的引导。女人想写一个和自己经历完全无关的故事，但老作家自信地说，你应该从自己的经历入手，否则很可能会失败。

而在女作家的小说中，她虚构出了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关的人。一个年轻的美国白人女性助理编辑，写下一个关于美籍伊拉克裔男性经济学家的故事。

在第一个故事里，权威男作家与年轻女助理，是男性与女性、导师与学生、权力场域的强者与弱者之间的不对称。

在第二个故事里，伊拉克裔男性因出生在国际航班上，拥有美国国籍，他随父母在美国生活，言行举止与一个“新美国人”别无二致，但在伊拉克战争的阴影下，他在英国海关被反复盘问，最终被拒绝入境。这是西方与中东、全球化秩序的中心与边缘、不同肤色和族群人类之间的不对称。

想象这两个故事，被放在一本书里，这本书不仅是作家之书，也是作家对于书写话语权、写作中心本位的微妙质问——这就是莉莎·哈利迪的处女作《不对称》。

《不对称》

2018年，这本书英文版的出版被美国人誉为一场“文学事件”。在第一部分故事里，25岁的白人女助理编辑玛丽·爱丽丝，在街头被70岁的普利策奖得主、男作家埃兹拉·布雷泽搭讪，随后展开一段地下恋情。整个故事以冷静的手法处理，我们对玛丽的心理活动知之甚少，但处处可见埃兹拉的风趣、幽默、好色、自恋、衰老与对衰老的恐惧。这一部分故事，部分取材于哈利迪与罗斯的真实经历，进行了大量艺术加工。《纽约时报》报道，哈利迪20多岁时曾在文学代理社担任助理经纪人，与菲利普·罗斯相逢，并展开浪漫关系。有趣的是，哈利迪还给罗斯看过这本小说，罗斯回复：“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功。”而哈利迪回应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当然，爱丽丝生活的一些细节和我本人的有所重合，不过很多情节是小说虚构。菲利普最清楚，写作就是这样。”

时值Metoo运动，又是老作家与女文青的韵事，而罗斯当时承受着“厌女”的指控，罗斯自己写过一部《垂死的肉身》，就曾以老少忘年恋为引子，阐述自己对于爱情、死亡、衰老、政治、宗教等问题的理解。讨厌罗斯的人斥责其为男作家自恋之书，赞美者则认为罗斯不仅在冷峻地剖析别人，也在解剖自己，他在一步步凝视一具衰老的肉身如何死去，对于性爱的渴望最终归于生命的平静。正如罗斯自己评论马拉默德时的话语：“悲伤地记录人类需求的互相冲突，需求遭到无情抗拒——也可以说是间接地减低——被封锁的生命痛苦挣扎着，渴望所需要的光明、鼓舞和一点希望……”

《垂死的肉身》

《不对称》可谓是对《垂死的肉身》的呼应和颠覆。此书一经出版就引发轩然大波，《纽约时报》将它列为年度十大图书，《华盛顿邮报》称其为“一场坠入兔子洞的未知之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此书列入年度阅读清单。

但这部小说也不乏争议。许多人认为它名不副实，社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豆瓣也有短评认为，这部小说“也就比一般美国畅销小说好一点”。

这本书到底成色如何？为什么同样一本书，会引起截然不同的阅读感受？带着这样的好奇，我细读了这一本《不对称》。而当我读到小说最后一部分时，耳边萦绕着书中这一段对白：

“你在写这个吗？我们的事？”

“没有。”

“那你在写什么？”

“其他的人。”

我们究竟能够跨越出身、性别、族群、政治、国界的藩篱互相理解？这是《不对称》真正想要探讨的问题，为了探讨这一问题，作者设计了一篇匿名纪实小说、一篇思想小说，以及一篇需要结合作者经历和第三部分访谈来共同理解的元小说，三个文本互相串联，构筑了一个结构精巧的解谜游戏。

这部小说分为三部分：愚蠢、疯狂、埃兹拉·布莱泽的《荒岛唱片》访谈。第一部分是老作家和年轻女助理的故事，作家的原型是菲利普·罗斯，女助理是第二部分小说的创作者。第一部分是用全知视角结合女助理爱丽丝的内倾视角讲述的。叙事者不拖泥带水，她在讲述二人关系时主要用动作和对话，具有镜头切换感的场景处理，有些部分会让人想起尤多拉·韦尔蒂、约翰·契弗或者雷蒙德·卡佛的处理手法。

莉莎·哈利迪的小说，最开始吸引我的是语感。知识分子忘年恋，很容易写得油腻。文人那点陈皮烂谷子事，说多了腻味，尤其是男性知识分子写的文人故事，如果变成“全世界女人都爱我”，或者“整个世界都亏欠我”，就容易落入落魄秀才小说的俗套。

莉莎·哈利迪

而哈利迪的文人故事不具有陈腐气，她淡化了文人自恋的描述，取而代之的是冷静、手术刀般的叙事口吻，如同清凉的夏夜附着在小说的肌肤上。

我很喜欢第一部分一些很有生活味的场景：

“星期六那天，下着雨。爱丽丝坐在卫生间的马赛克瓷砖上，正努力地用黄油刀旋紧坏掉的马桶座圈，这时电话响了：未知号码。”

“她拿出自己的钱包：一只磨损严重的棕色皮质男式钱包。一张刮刮卡，花一块钱买的，面值也是一块。一支润唇膏。一把梳子一个钥匙环。一个发卡。一支自动铅笔。几枚硬币。最后是三枚卫生棉条，被她攥在手心里，像是三颗子弹。”

写性爱很见一个作家的刀法，看一个作家写性的部分，也是甄别优秀作家和平庸作家（此处村上春树和贾平凹不服）的讨巧办法。性爱可以有很多种写法，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癫痫症、热病发作的眩晕流写法（从男女性事能引申出十页哲学与宗教学思考），也有像普鲁斯特这样细水长流、宛如病中贵族在春梦中回忆旧事的粉色牡蛎流写法，还有像乔伊斯写日记那样的泥石流写法，但最要命的，是用一堆陈词滥调来描写一场自恋的性爱。而《不对称》堪称“事后流”，它写性，但主要写的是“性事以后”或者“性的中场休息”。

又一次，他们该做的都做了，并且没把床弄乱。

隔着毛衣，他把手分别放在了两只乳房上，就像是在按她的静音键。

“这只大一点。”

“哦。”爱丽丝不太开心地低头看了看。

“不不，这并不是什么缺陷。世上不存在完美对称物。”

“就像雪花？”爱丽丝试着举例。

“就像雪花。”他很认同。

一道粉色的伤疤沿着他的胃往上一直延伸到胸骨，像一条拉链。另一道伤疤把他的腿从鼠蹊到脚踝等分成了两截。还有两个伤疤在他的屁股上方摆成了一个淡淡的抑扬符。这些还只是正面的。

老作家和年轻白人女性的故事，很容易写得轻浮、自恋，但《不对称》处理得既不轻浮，也不浅薄，有一种刚刚好的分寸感，这种分寸感的基础，在于作者莉莎·哈利迪严肃地对待笔下的人物，无论是老作家还是女编辑，她都没有美化或丑化，而是给他们匹配了适合的腔调。这部小说，意义是其次的，最迷人的是它的口吻，一种若即若离沉浸其中有一个抽身观看自己的腔调。这一点其实让我想到去年阅读的《海边的房间》。

在第一个故事里，爱丽丝被埃兹拉发现自己在偷偷写作，并敷衍说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只是街上卖热狗的穆斯林小贩时，着急的读者很容易忽略这样的细节，可是记住的读者，只要读到第二部分主人公的身份，就会恍然大悟，作家写的根本不是陈词滥调的老作家与小女生恋爱故事，而是借由嵌套小说的方式，来探讨两个仿佛没有答案，又始终困扰着我们的问题——

1、不对称的人与人是否有可能真正做到互相理解？

2、当我们意识到世界上无处不在的不对称，我们又该如何与不对称共处，如何面对因意志力薄弱而产生的自我谴责倾向？

写作是爱丽丝对埃兹拉的隐秘反抗。第二个故事是打在老作家观念上的一记耳光，也是爱丽丝试图证明——一个人有可能理解另一个人，哪怕是她完全陌生的人的处境。

然而，第二个故事的结尾，又让这种理解走向一种更深的悬置——当形象宛如美国二代公民的伊拉克裔依然因为出身问题、肤色问题而被英国海关扣留，当巨大的不对称，依然隐藏在全球化、普世价值温情脉脉的话语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倡导的包容、理解，又藏匿了多少无法消弭的血色暗痕？

这是一个暗流汹涌的文本。第一个文本有门罗的感觉，不紧不慢，隐藏机锋，看似使女性形象单薄，其实藏了一个个小切口，留给敏感的人观测那汹涌的暗河。第二个故事，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笔触，是可见的好、谋篇布局的精巧，从角色设计到叙事推进，都透露出叙事者的野心。这是一个争夺叙事权的过程，是权威与挑战者的暗中较劲。

埃兹拉与爱丽丝，他们这段关系的张力在于，他们不仅是权力关系、情感关系里的对位者，也是老年与青年的互相对望。在接受采访时，埃兹拉提到，自己和每一任对象相处，都像“养女儿”一样，他的控制欲，隐藏在绅士的情话与甜蜜的教导里。有趣的是，埃兹拉越告诫爱丽丝不要写什么，爱丽丝笔下的故事就越写到。比如，他告诫爱丽丝不要讨论政治，不要写自己不熟悉的人物，但第二个故事恰恰关于政治，恰恰是一个看起来爱丽丝不会感同身受的题材。

埃兹拉越是彰显他的控制力、就越反衬他在年纪上的衰老、身体上的朽败。他们的做爱很忧伤，哪怕是再有情调、再默契的吻合，都流淌着一种若即若离和忧伤的感觉。哪怕是再默契的两个人，都有对方无法观测的沟壑。

埃兹拉与爱丽丝的关系并不只是占有与被占有，实际上，他们都在观看彼此，都在凝视彼此的脆弱性。他们其实都爱自己胜过爱他人，承认自己的自私、敏感、伪装、双重标准，害怕被打扰，又盼望他人能把目光对准自己。他们是镜子，是标本，是导师，也是观测彼此不对称的一个微缩胶囊。

他们都具有自我探索的特点，也都敏感于日常中看似普通又尖锐的细节。

比如爱丽丝：

有天晚上参加了一个派对，某个编辑的退休送别会，结束后她和一个版权部的助理睡了。他们确实用了安全套，但是它在该出来的时候却留在了爱丽丝里面没能出来。……“它去哪儿了？”爱丽丝问，低头看向两人中间的幽暗峡谷。她的声音听起来稚气又天真，仿佛这只是一场魔术，而他随时会从她的耳朵里变出一只新鲜的套子。

然而，完成魔术的人是她自己——独自在卫生间里，一只脚踩在新欢的马桶座圈上，屏住呼吸。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勾起手指在湿滑肿胀的深处摸索。之后，尽管知道这样并不能消除所有可怕的可能性，她还是躺进浴缸里，用她能够忍受的最烫的水灌洗自己。

而令我反复回味的，除了爱丽丝对自我的观测，还有作者借由爱丽丝看的信息，对于女性身体、女性生命历程的观测。那是一种被宏大历史叙事所忽略，却具体存在于每一个女性生命里的——日常的磨损与暴力。

恰如书中提到诺贝尔奖对于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授奖词，说他“坚持书写作为个体的脆弱经验，以对抗历史的野蛮与专横。”

于是，小说特意花了一页半篇幅，事无巨细描绘了女性移除胚胎的过程。而这是男性常会忽略的事情之一，男性与女性日常经验的不对称——对于痛苦感知的不对称、对于宏大与渺小界定的不对称，乃至基于不同身份，所产生的文学书写和历史叙事的不对称，加重了个体认知世界的偏见、撕裂，乃至自说自话的氛围，但对于这种氛围的破除，不是在于建立统一的观念，而恰恰是回到对于“不同”的看见，对于“不对称”的包容。

在其中，文学乃至整个人文领域所强调的“感受”“共情”，乃至“逻辑”“独立思考”“批判和自省的能力”（很多人以为文学是感性，但艺术常常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都是非常重要，但在公共讨论中日渐缺少的品质。

《不对称》处处透露着小机巧，如果我们把封面设计也作为创作的一部分，那么从《不对称》的封面，到目录，再到人物的叙事和角色转换，其实都暗含着机巧的不对称。例如在书的第三部分，埃兹拉接受采访，认为把小说角色硬生生“楔进彼此的生活”太过刻意，不如让他们道路平行，我们经由想象潜入他人的生活，超越“出身、特权、天真”，而在埃兹拉与爱丽丝实际相处时，他并未真正超越特权，也没有真正理解爱丽丝对于书写的渴望，而是渴望控制并塑造一个自己心目中的爱丽丝。

而在第一部分中擅离职守的阿马尔·贾迈利，实际上也和第二部分的叙事者“阿马尔”有着微妙的联系。第二部分的一些自我解剖式的句子，未尝不是指向第一部分的爱丽丝，甚至作者自己：

即便是那些靠想象维生的人也将永远受困于一个终极的限制：她可以把镜子照向任何一个选定的对象，以任意一个她喜欢的角度——她甚至可以把镜子举起来，不让它照到自己，以便更好地去自恋化——但还是绕不开这样一个事实：她总归是举着镜子的那个人。而且你看不到镜中的自己，可不代表别人也看不到你。

所以，这是一部充满了小机巧的小说，作者运用了草蛇灰线的笔法，来描绘了我们周遭无处不在的不对称，但最终，这本书更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可能也不能完全确信的自己。

爱丽丝与埃兹拉的博弈，既是一个在文学上弑父与解放的过程，也是她在压抑境地里，摩擦出创造之火的证明。这种隐秘、禁忌、隐忍的关系不只有压抑，对她而言，其实还有一种暗暗较劲的滋味。所以，这是一本七绕八绕又始终陷于迷雾的小说，它对这一类人有一种击中的诱惑，但是对于不喜欢这种风格，觉得作者的设计过于直白和野心毕露的读者，他们从《不对称》里读到的可能只是厌倦和不适。

到头来，这本书引起的反馈也是不对称的一部分。而我们所能做的，不是要对方接受自己，而是理解但不屈从于这差异而不对称的世界。